闫恩虎:“客商”与近现代中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0 次 更新时间:2017-03-21 20:4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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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恩虎  

  

   一、“客商”的内涵、演变及其特征

  

   “客商”的说法源于明清时期中国传统商帮中的“客家商帮”。“客家商帮”是明清时期广东四大商帮(潮商帮、广府商帮、客家商帮、海南商帮)之一。客家人在粤闽赣交界山区发布比较集中,在明清以至民国时期这些客居地方都出现过许多杰出的商界巨子、实业家,但由于传统商帮的地域性很强,一般江西的客籍商人归属“江右帮”,福建的客籍商人归属“福建帮”。比如大名鼎鼎的商界巨子胡文虎,虽是客籍商人,但是福建人,在商帮文化视野中仍归属“福建帮”。目前中国商业史研究中的“客商”亦特指粤系“客商”,即广东“客家商帮”,简称“客商”。经过近现代社会的剧烈变革,传统商帮大都消失,但由于“客家商帮”强大的社团组织作用,在剧烈变革中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在存在中壮大。“客商”是在现当代仍然活跃的传统商帮,也是目前仅存的两大传统商帮之一(潮商、客商)。由于客家社团超地域甚至超国界的文化社会联络作用,目前“客商”已经不再是传统商帮的内涵,而是指全世界的客籍商人、实业家,是目前华商网络的重要成员和积极组织者。

  

   “客商”的形成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早期“客商”,以清中后期“过番”到南洋的广东客家人为主体,活动时间在“洋务运动”以前,以南洋垦殖开发和建设为主要活动特征。早期“客商”是当时南洋各地的开埠先锋,为南太平洋各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作出杰出的贡献,至今当地人民还对他们塑像或立碑纪念。代表人物有罗芳伯﹝1738-1795,广东梅县人,曾任东万律(今印尼加里曼丹)“大唐总长”﹞、叶德来﹝1837-1885,广东惠阳人,吉隆坡开埠功臣,曾任吉隆坡的甲必丹(相当于今天的市长)﹞。二是近代“客商”,以洋务运动后回国兴办实业的广东客籍实业家为主体,以高举实业救国旗帜和弘扬儒商文化为主要特征,代表人物有近代民族工业的先驱者张弼士(1841—1916年,广东大埔人,中国葡萄酒制造业、农业机械制造业和玻璃制造业的创始人,中国近代海运业、铁路业和金融业的奠基人之一,近代海外华文教育的开创者和奠基人、海外

  

   “华商”组织的创始人和早期领导者)、张榕轩张耀轩兄弟(1851-1911、1861-1921,广东梅县人,曾任印尼的“甲必丹”和“雷珍兰”,近代中国铁路业发展的奠基者和推动者之一)、姚德胜(1859—1915,广东平远人,马来西亚怡保的开埠功臣,当地中华商会的创始人,著名爱国侨领,粤东山区近代工业的先导者)。三是现当代“客商”,属于华商网络的重要成员,没有籍贯和国界限制,以客籍为标志,以海内外的产业大王为领袖,以客家社团为纽带,以爱国爱乡连

  

   结海外侨商积极支持国家建设尤其是文教事业为主要特征,代表人物有曾宪梓(1934-,广东梅县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原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领带大王”、香港金利来企业集团董事局主席)、田家炳(1919-,广东大埔人,著名慈善家、“人造革大王”、 香港田氏化工厂有限公司董事长、田家炳基金会董事会主席)。

  

   从“客商”的形成演变和发展看,“客商”具有明显的四大特征。第一,“客商”多为外拓商。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早期“客商”和近代“客商”多从事海外垦殖和贸易,主要是东南亚诸国和港澳地区,洋务运动以后才回国兴办实业,但海外尤其南洋仍是“客商”重要集聚地和大本营。二是“客商”包括当代“客商”的资本形成主要是以侨资为主,经营市场也多面向海外,“四海为商”是“客商”的美誉。经济往来历来是世界沟通交流的主要方式。近代以降,经济贸易成为国与国之间友好往来和交流的核心内容。因此,可以说,两百多年 “客商” 的发展之路,不简单是经商谋生之路,而是开拓和平之路。第二,“客商”多是创业商。因为客家人独特的传统情怀:“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在客家传统意识里,读书致仕才是正途,作生意是迫不得已。因此,“客商”们成功以后,大多或从政或作乡绅,子女多读书治学或从政,较少形成专业的商业家族。第三,政、商结合的事业观。客家教育中的致仕情结很重,祖屋的堂号堂联显示着先祖的致仕功业,堂前专门设有功名柱,堂屋中陈列的大多是功名匾誉。这种教育导向形成“客商”浓烈的致仕意识,积极参政议政。早期“客商”多为南洋各地的地方官员,近代“客商”多为“红顶商人”,张弼士曾担任清政府首任驻马来西亚槟榔屿副领事、新加坡总领事、中国通商银行总董、太仆寺正卿、商部考察外埠商务大臣兼槟榔屿管学大臣、戴头品顶戴,后又任北洋政府总统府顾问、工商部高等顾问及南洋宣慰使、约法会议员、参议院参政、华侨联合会名誉会长等;姚德胜得清廷诰授资政大夫候选道职衔、赏戴二品顶戴;张榕轩曾任清驻槟榔屿副领事、花翎二品顶戴候补四品京堂,张耀轩花翎三品卿衔江西补用知府。现当代“客商”在参政议政方面也显示了他们卓越的才能。第四,“客商”是以文化认知为纽带的团体。客家概念是历史移民的产物,客家话是客家人认知的最直接形式。“语言是思维的外壳”,(列宁语) 也是文化的基本符号。客家人、客家话的基础是客家文化。中国传统商帮基本是以地域或行业结帮,而“客商”则以文化集聚。[1] (P6)

  

   由于资料限制,本文论述以广东“客商”为主体,同时采用大历史概念,本文的“现代”也包括当代,即泛指现当代。

  

   二、“客商”与近现代中国

  

   (一)“客商”是近现代“实业救国”和“实业兴国”的重要力量。近现代化,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工业化。兴办实业,发展民族工业,和西方列强竞争,是近现代爱国兴国的根本,是爱国实业家的历史使命。“客商”是近现代高举“实业救国”的爱国商帮。仅张弼士一人,就是中国葡萄酒制造业、农业机械制造业和玻璃制造业的创始人,也是中国近代海运业、铁路业、金融业和海外华文教育的奠基人之一。张榕轩张耀轩兄弟是近代铁路业发展的积极推动者。姚德胜回国定居后,锐志建设家乡,投资创办印刷厂、纺织厂,开客家地区农村发展现代工业之先河。据统计,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在香港及海外被称为行业大王的“客商”,仅“客都”广东梅州市就有10人左右。[2]

  

   近现代史也是中国走出“天朝大国”迷梦,融入国际竞争的历史。经济实力的角逐,是国际竞争的核心和基础。发展实业,提升民族工业的竞争力,不仅是实业家的职责,更重要的是需要政府的保护和支持。晚清和北洋政府的腐败,使爱国实业家“实业救国”的理想屡屡受挫。呼吁社会引导政府重视支持民族实业的发展,是当时先进实业家的伟大举措。张弼士在清末首倡设立商部,保护华商利益。他在担任清商部考察外埠商务大臣、太仆寺正卿以及北洋政府的总统府顾问、工商部高等顾问和南洋宣慰使期间,多次倡议政府兴办实业,振兴民族工业,积极鼓动政府保护民族工业利益。1910年,江南开劝业会,张榕轩张耀轩兄弟带头捐资20万光洋,用于倡导“实业救国”。1911年的“保路运动”,广东的带头人就是张弼士,他强烈要求清政府收回出卖的路权,呼吁保路权在于“夺外蔑视之奸胆,申张正义以绝阻谋”。中国第一个具有比较系统的改良主义思想的实业家、一代“儒商”郑观应对张弼士尊崇备至,誉其为“商务中伟人”,并亲自撰写《张弼士君生平事略》,书中有感言:“所最难者,拥厚资不自暇,晚年已垂老,不惮焦劳,无非欲提倡实业,遂其救国救民之志”。[3]

  

   改革开放后,当代海外“客商”不仅携巨资回国兴办实业,振兴民族工业,而且“客商”领袖还利用参政议政的机会,为政府出谋划策,改善引资环境,支持实业发展,同时还利用海外中华商会的组织功能,团结海内外华商,积极开拓民族品牌,为“实业兴国”作出杰出贡献。著名的除曾宪梓、田家炳外,还有熊德龙(1947-,美国中华工商团体联合会会长、美国熊氏集团主席)、余国春(1951年-,广东梅县人,全国政协常委、香港广东社团总会主席、“国货大王”、“裕华国货”董事会主席)、刘宇新(1940年-,广东兴宁人,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外商投资公会副会长、香港宝德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何侨生(1945年-,广东丰顺人,南洋客属总会副会长、“东南亚钢材大王”、新加坡隆英私人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等。国内“客商”也在改革中迅速崛起,继承先贤的优良传统,在“实业兴国”方面成绩显著。著名的有洗涤业巨子梁亮胜(广东梅县人,全国政协委员、丝宝集团董事长兼行政总裁、2003年福布斯富豪榜第33名)、地产巨子朱梦依(广东丰顺人,合生创展董事局主席、2006年胡润《中国百富榜》第3名)、印刷业巨子林光如(广东梅县人,全国政协委员、香港星光集团董事局主席)等,梅县雁洋镇在上个世纪末崛起一个客籍实业家群体,名震广东,极大地壮大了国内“客商”的声势,其中有著名的现代农业典范模式――“雁南飞模式”的创造者、宝丽华企业集团董事长叶华能等。

  

   (二)“客商”为中国传统“儒商”文化的现代转型作出杰出贡献,是现代“儒商”文化的积极践行者。在中国传统商帮体系中,“客商”和“徽商”是传统儒商文化的积极代表。徽州是朱子故里,有其他地方不可比的儒学传统。徽人广建书院,崇儒重道,形成了“儒风独茂”的地方风情。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形成徽商“贾而好儒”的特征。[4](P96-102) 徽商的“精神领袖”之一、明代汪道昆的两句话是对徽商这种特征的最好解释:“贾为厚利,儒为名高,夫人毕事儒不效,则弛儒而张贾;既侧身响其利矣,及为子孙计,宁弛贾而张儒。一弛一张,迭相为用。不万钟则千驷,犹之能转毂相巡,岂其单厚计然乎哉。”(《太函集》卷五二《海阳处士仲翁配戴氏合葬墓志铭》。)“余唯乡俗不儒则贾,卑议率左贾而右儒,与其为贾儒,宁为儒贾。”(《太函集》卷五十四) 客家人是衣冠南渡的中原诗礼缙绅后裔,历来“崇文重教”。在这种社会文化环境下,形成“客商”文化深厚的“言商向儒”本质。“客商”追求或儒商合一或先贾后儒。前者如谢逸桥谢良牧兄弟、谢枢泗(1886-1972年,广东梅县人,泰国“宜发父子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合艾市的开埠者)等,他们本身就是学者;后者如张榕轩张耀轩兄弟等。张氏兄弟在商事之余,不忘读书修身,于1901、1911年先后出资辑录刊成嘉应五属的《梅水诗传》初集续集共13卷,并鼎力捐资支持翰林院检讨温仲和总纂编成的《光绪嘉应州志》。张榕轩著有《海国公馀辑录》6册和《海国公馀杂著》3卷留世。从近代“客商”开始,“客商”领袖大都有博士或荣誉博士衔,或受聘于大学客座教授、荣誉教授。张弼士初到南洋时,曾发过这样的感慨:“大丈夫不能以文学致身通显扬名显亲,亦当破万里浪,建树遐方,创兴实业,为外国华侨生色,为祖国人种增辉”。[5](p70-75) 这是对“客商”儒商本质的概括。

  

   由于社会的剧烈变革,时代背景已经不同,现代儒商文化的内涵不同于传统的儒商文化。传统的“儒商”概念比较抽象,仁义为本、知书达礼,就是“儒商”,本质是个人修养的内涵。现代意义上的“儒商”, 不再是知书达理舞文弄墨而已,而是一个社会意义的具体范畴,是在诚实守信的传统儒商精神基础上,具有爱国济世的人文情怀。爱国,在近现代具体对商人而言,就是振兴民族工业,支持发展教育事业,弘扬民族文化;济世,就是热爱人民,热心公益事业、造福人类。在这几个方面,“客商”都走在时代的前列。

  

在弘扬诚实守信的传统“儒商”精神方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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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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