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嘉健:爱欲背后的复杂心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10 次 更新时间:2017-03-18 2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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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嘉健 (进入专栏)  


    

     就个人的情况看,一切心理动力机制都是复杂的。

     

                —— 安东尼‧吉登斯(1)





对“情欲”或“爱欲”的理解从来是一个巨大的难题。它既是生理行为,也是精神行为,还是这二者交融的复杂表现,而且是极具个人性的、最自由的人性的本色东西。它既是生命力勃发的结果,又是审美心理的强烈反应。它具有复杂的二重性,因此它是二律背反的东西:精神之爱与肉欲之爱都是合乎人性的正命题,除了在很少场合里它们是一对孪生兄弟之外,它们经常互相矛盾水火不容。当它们互相不合作、变脸的时候,爱与恨经常顷刻转化,痴情深情眨眼间变成冷若冰霜的无情。即使浪漫之爱在外表看来很高雅,一旦进入私域房闱,刀枪挺出,还是赤裸裸的庸俗行为;无论是精神之爱还是肉欲之爱,都与人类道德格格不入,因为这二者都强调自己贪新厌旧的正当性。



一. 由色生情:爱欲的逻辑


后现代社会是一个感官主义者的天堂,感官印象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力。


安东尼‧吉登斯的性社会学著作《亲密关系的变革》的副标题是:“—— 现代社会中的性、爱和爱欲”。“爱欲”,英文是Eroticism,翻译过来是爱欲,性欲亢奋之意,Erotic则是引起性欲的,色情的和性爱的之意。吉登斯用Eroticism(爱欲)这个概念透彻地表现了现代人强烈地依赖由色生情路径的情欲方式。


“人的美感”在后现代的今天,它与“娱乐至死”直接挂钩,已经不是古典美学中偏于精神层次的审美现象,更多的只是表面美丽所带来的性诱惑快感,被对方的美貌吸引而产生欲望想占有TA,从美感到爱欲之间的距离,顷刻可破。


“爱情”更准确的概念是“爱欲”。在爱欲的亲密关系中,美感是最直接的影响力。虽非深度美感,却与当事人的复杂心性息息相关。美感除了妩媚迷人的效应,还包括神秘的心性感应唤醒:这是命中注定的类型匹配美感效应。故“美感-爱欲”这个概念有复杂的内容值得分析。


试以安娜·卡列尼娜与渥伦斯基的爱欲关系来看。马修·安诺德指出:《安娜·卡列尼娜》最重要的成功始终在于安娜的魅力,那双长着长睫毛的灰色的眼睛,端庄的体态,鲜艳的嘴唇上的温柔抚爱的微笑,强自约制而又跳踉欲出的活泼情趣,旺盛的生命力,柔与刚的结合,和谐,风采,无限的委婉和柔媚的优雅,乌黑的头发,散在后颈和鬓边的一些小小的发卷,犹如象牙雕成的肩膀,丰实的咽喉和圆润如玉石般的胳膊,她穿一件素雅的黑天鹅绒长袍,配一串珍珠项链,长袍前是一串紫罗兰,发间也簪着一个紫罗兰花环。这就是安娜·卡列尼娜。在她的那段有失败、有错误、有苦楚的经历中,她的开朗、清新、丰富、宽厚、令人喜爱的天性所造成的印象始终不曾离开我们,赚得我们的同情和尊敬。(2)


安娜的优势却是她的致命之处:在两人陷入强烈迷恋的开始,他们是感官主义者的美感-爱欲,为对方的神秘迷人而癫狂;如愿以偿以后,安娜渐渐希望将爱欲发展成为浪漫主义的爱情,将情人的关系精神化,藉此超越婚姻和性,可惜从错误开始便只有以误解和怨恨相对,以轻浮结盟便只有以狠辣收场。


安娜的案例非常复杂,绝不仅止于婚姻出轨的问题:托尔斯泰把身体外貌和精神道德的双重完美赋予了安娜,就意味着置她于自我冲突的二律背反之中,这样的“尤物设计”本身就是违反人性的,使她作为人的存在先验地预设了危机。贝克尔说:“性代表着对自身的否定。反之,对性的抗拒就是对命运的抗拒。”“身体给人以罪感,因为身体是一种束缚,它阻碍了我们的自由。”(3)


安娜·卡列尼娜的美貌、身体的完美和性欲的旺盛必然会对她自身的高尚人格完美的精神修养产生强烈的抗拒,假如安娜没有那种与生俱来的高贵优雅,没有那种从骨子里来的端庄,那么她的出轨并不会给自身制造摧毁性的精神危机,彻底的庸俗没有精神动荡。如果她并不那么美,她的内在防御机制、压抑和否认机制足以使内在的爱欲得到控制。她的命运是与古希腊的海伦相同的,不同的是海伦没有忏悔。人间有一种文化潜规则:尤物出轨情有可原,极美之人,TA的道德防御就会降低,而对TA的诱惑机会也特别多。


安娜的悲剧包含了爱欲危机和精神危机之双重性。没有爱欲使她的生命饱受煎熬;释放了爱欲魔鬼,她违反了性禁忌,身体的快感给她以无可抑止的罪恶感,她的性欲的疯狂是对作为优雅精神标杆的“安娜风范”的背叛,是对贵族文化的否定,这恰恰是她不可以接受的。她得到了肉体的狂欢,丧失了个人独特的禀赋;她满足了情欲,失去了精神人格的尊严。当一个人没有了自尊之后,他就会陷入精神病状态。阿德勒说:“低自尊是精神病的中心问题。”(4) 奥托·兰克说:“从根本上说,人格被性所摧毁,而且是在性的过程中被摧毁。”(5)


很多人不能接受安娜的疯狂、神经质和最后自杀的结局,那是不美的,不但渥伦斯基不能接受,所有读者都会觉得难受。甚至马修·安诺德也不能理解以安娜这样高尚的人品和高雅的修养,竟然也不能克制和逃脱这种爱情致命的力量。其实托尔斯泰就是强烈地体验到作为精神贵族的自己和安娜,无法面对自己从美到不美的人格解构。我们只有从美感-爱欲的关系重新认识情欲的危机,而不要对爱情抱有过度高尚的道德想象力。


厄内斯特·贝克尔精辟地指出:“兰克看到,对于情侣双方而言,现代爱情关系的精神重负是如此巨大而不可承受,以至他们可能做出完全非精神化和非个体化的反应;由此便产生了《花花公子》的神话,也就是把身体作为纯粹的官能对象加以过分的强调。如果我不可能有一种理想来实现我的生命,那么我至少可以过一种摆脱了罪感的性生活。”(6)


由色生情会导致由色悟空的结果。所有美物,都是朝花夕坠的可惜生命,建立在审美基础上的,都不免使人生起虚无主义的感慨,日本哀感文化就是建立在珍惜樱花飘墜之时的伤怀之美。这是情欲的悲感。审美情欲和珍惜少女的心理,必然导致虚无绝望的精神。假如不能自已,只好在不断的贪新忘旧的心理上追逐新鲜人,以便缓解和填补自我失落的惋惜爱美之心。有“贪新厌旧”,也有“贪新忘旧”,还有“贪新惜旧”。


爱欲的逻辑导致所有的爱情必然是短命的,只有另一种转型可以消解爱欲虚无主义的伤怀之美:爱情淡出,亲情上场,这是合情合理的逻辑演绎。



二. 爱欲对浪漫主义爱情的瓦解


爱欲永远具有美与丑、合适与不合适、心心相印与相反相成、直觉任性与理智赏识、倾慕与怜悯、尊严和虚荣、刻骨铭心与水性杨花、性满足与性阻碍(7)、奉献性的牺牲与霸道剥削毫无义务等等等等的两面性。


在上述因素之背后,都隐藏着美色魔鬼的影子,只是“色欲”或“美感”因人而异罢了。欣赏某人,给予某人尊严,都是合适的美感迷醉之结果;水性杨花的人可能会深情地眷恋一个情种,那个念念不忘的人正是TA的女神或者上帝。


这些都与审美心理和道德心理有关,也与当事人具体的处境和情境欲望有关。安娜的情欲缺失心理是其出轨最重要的动力,她天性就是情欲极端丰富、强盛的女子,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渥伦斯基的英俊高雅与其非常迷人的追求,恰恰填补了安娜缺失心理的空档。


社会心理学认为:“一个对于‘爱’的恰当定义必须涵盖许多内容:浪漫式爱情所有的激情和眩晕,以及长相厮守的伴侣、朋友和血亲之间深厚、长期的互相付出。在定义爱时,通常会区分伴侣之爱和激情之爱。”(8)


“爱”这个词很复杂,包括喜欢到很陶醉、很珍惜、全心全意地迷恋、缠绵之。激情之爱使人体验到生理唤醒、急促的呼吸和剧烈的心跳,怀着强烈的渴望,当获得亲密关系且非常和谐时,感到极大的满足和狂喜,当对方冷淡甚至了无情意时,感受到强烈的痛苦和绝望。而伴侣之爱只是一种亲密的深情,并不包含激情和生理唤醒。


从精神心理而言,价值观互相认同、情趣相互共鸣,深感双方有高度默契的心性,与共同的生活情境、身处的状况和事业结合成密切的共同体,这些则是另一种美感-爱欲:精神美感体验。加上外貌动人的美感欣赏,爱情的事就成了。


假如上述任何条件和处境发生变化,尤其是一方或双方随着心性、美感和情境的改变,而失去认同、共鸣、欣赏、默契和珍惜,无法再构成为一个共同体时,爱情就会逐渐消失。曾经的爱人会成为最熟悉的陌生人。


在后现代社会,上述所描述的内容都被现实功利主义、享乐主义、自私性的个人主义和高度竞争性环境全部解构了。所以今天的人只相信“爱欲”是眼前的事情,更着眼于美感-爱欲的表面性内容,这是激情之爱解构了伴侣之爱的物欲化社会。今天的爱欲是拼贴的、混搭的、信息性的、短命的新物质,不关精神之爱的事。


当精神之爱和伴侣之爱被消解之后,在爱欲人生中,由外在美感所带来的愉悦迷醉和舒适狂欢成了不断追逐爱欲激情的唯一诱因,后现代人已经丧失了深度信任,迅疾变化的社会使人们不再有稳定的情感模式。美感-爱欲的快餐式更新适应着信息模式的生活方式。后现代人史无前例地“美丽”了,它是人造性的文明美丽,融合着信息叠加的格式化:将理想化的美感通过信息处理方式加以制造表达出来。人们既迷恋这种美感-爱欲,又不满于与不相信这种伪造的美感,所以后现代的爱欲更加任性和将随时随地消解,一切都是为了“游戏”。没有遗憾。得到容易,失去更快。信息太多,选择困难,也更盲目。在后现代的亲密关系中,人们不再相信“珍惜”两字。


这就是被非道德化中毒的审美错觉误导的错误人生。单面-浅层-快餐式-变化-信息化-拼贴-游戏性-技术化-物化渗透到美感-爱欲中,感官欲望以史无前例的影响力控制了灵魂,由此带来了瓦解浪漫主义爱情的异化生命:陌生感,失去享受精神美感的能力,对他者人格性格的幼稚理解和不能接受,对真实生活缺乏现实感,过度自私而没有限制,逃避,孤独,恐惧,夸张式的自恋,铺张面子以掩饰自我的空虚,以扩张的物欲、爱欲来填充精神的空洞,躁郁,不歇地表达,这些都成了静好地享受古典情欲的致命障碍。


后现代人各自以拒绝互动的自私和空虚的孤独心性进入所谓的爱情,由此失去了爱的能力。传统的爱情是“以对方希望的方式爱对方”,爱是付出,为了使对方幸福;现在的爱欲只是“以自己喜欢的方式爱对方”,为了满足我的爱欲感觉,去寻找一个可以满足的对象。结果总是找不到匹配的对食者。这就是后现代人注定成为孤狼的原因。


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爱对方而必须获得双方珍惜而互相尊敬的心态,只要一旦有了不能交换的爱欲关系,则很快就会出现颠覆局面。知己才会亲密,珍惜是因为对方由内及外的美好,而尊敬就是一种交换。有了知己、珍惜和尊敬,才能从激情浪漫之爱渐渐进化到深度伴侣之爱。这并非全是磨合的问题,爱欲的根本是心性的修养。


情欲与审美息息相关,审美归根结底是内外兼修的,断绝了精神之恋的爱欲,关系越亲密,离异越快。越美貌越有危机。美貌本身就是毒药。反而是中庸的美人,很少自己做了自己的掘墓人,可以在静好的珍惜中绵延温柔的亲密关系。王尔德的话发人深省:“人生因为有了美,所以最后一定是悲剧。”他的结论有很多逻辑的省略,也有“红颜命薄”之意。



三. 爱欲伴生的复杂心性


爱欲与心性息息相关,不仅仅是由色生情之生理唤醒的性欲,还包括在亲密接触中需要满足种种潜意识之心性欲望,美感-爱欲的心性尤其容不得虚伪和勉强。美感可以是表面性的妩媚漂亮,也可以是由内在心性获得精神满足的丰富的审美感觉。珍惜产生于心性的尊重:知己的期待,性格谐调的甜蜜感,纯洁、诚实、善良和宽容的道德修养,都是人性在亲密关系里甚于美感-爱欲的心性愿景。当然,小人之美感爱欲,掺杂的负面心性同样值得理解。一直以来在“情爱论”里,有一个先验的政治正确观,认为爱情总是美好的,人们幼稚到忘记了由色生情的爱欲,总是伴生着复杂的功利心性,其中包括负面心性。


亲密关系是情欲最重要的目的。人的惯例心理是这样的:从心理美感而生喜爱之情、亲近之性欲,由缠绵而养成亲密关系。然而过度熟悉和频密的重复行为,会导致审美疲劳,就会失去心理美感,一旦产生了腻味感,过度饱满的填充便形成心理逆反。疲劳与逆反需要距离调节,如果得不到独立与自由的权利,被强迫填充和重复,再顶级的美感在过度审美之下,也会变成毒药。没有了心理美感,自然就失去了性欲驱动力。新鲜感之奥秘,不是道德主义可以战胜得了的影响力。这就是情欲之二律背反。世界上太多最后不得不分手的美丽情欲,都是被主角过度宠幸而挥霍掉的。越是美艳无方,越是沉醉不知归路,越是自己亲手埋葬了羡煞旁人的美满。


当人们说“我爱你”的时候,很少人会认真想清楚,你爱上的是什么?人们爱上的常常是一种形象和一种气质,妖娆婉转、英俊洒脱令人心旌摇摇特别地打动你,挥之不去,心心念念,扰乱神思。某种动人的妩媚具有契合灵魂的迷人性,但可能与被爱者的精神性情无多大关系。要深入了解一个人,除非和TA朝夕相处,甚至没有遇上考验性的事件,人的真面目犹未可知,有很多人在一起一辈子,也没有从精神深处了解对方。对某人有性趣,就是爱上他的俊朗或者俏妙而已,情欲之无理智来源于美感。


要洞察爱欲审美本质的困惑难题,不妨以《红楼梦》作为案例来分析,它可以作为一本“情欲心理美学”的范例样板。以下分析若干问题:


美感情欲是一种非理性的类型认同情缘和曾经沧海难为水的偏见心态。《红楼梦》表现了一种迷恋性情缘美感的爱欲。情缘是毫无理性的缘分,对方就是你的缘分类型,这是来自于生命深处共鸣的期待类型,人们天生就储存了一个心仪的情缘范式,一见面就无可逃遁地倾心于TA,宝玉和黛玉就是这样的心理审美。喜欢没有理由,自己觉得满意就是美,情人眼里出西施。林黛玉外形绝美,但性格是变态的。变态的性格可以在人物的处境心理上得到合理解释,但它很不美。她放大了自我的悲剧,而任性地无顾忌地尖刻地损害几乎任何人,将自己的悲情转化为他人的无辜。自私之至。只是宝玉作为一个“甘愿接受美少女虐待癖”和“意淫者”他觉得美就是了。另一个因缘是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情感认同,从当初没有任何干扰的心理空白状态中建构起来的美感印象,终生留下了不可泯灭的记忆。当“(直觉系统)生成了印象、感受和倾向,当理智支持这些行为时,它们就会成为信仰、态度和意图。”(1)他们从小青梅竹马地成长起来,像宝玉这样具备讨好心性的,也是天下无双的极品。到最后,即使宝玉娶了真正大家闺范、端润高雅的宝钗,他对宝钗还是不能上心,念念不忘刻薄的黛玉,这也是情缘作祟的缘故,为此出家,很合理。


“意淫”是美感-爱欲的常态方式,也是正常隐秘人性之一种,无论男女,意淫心性相通。宝玉的情欲心理是典型的“唯美、唯少之好色审美意淫的爱欲”。他爱而且只爱美少女,拒绝丑人和厌恶成熟。看到老妇人就索然无味,他拒绝自己和少女们长大,感觉女孩子一长大,一嫁人,性情和美感便荡然无存,纯情纯质就玷污了。这是天下男人们好色心理的极致典型。多数人并没有宝玉那种与美少女天天耳濡目染的福气,但是在现代社会,有无数的机会和媒介可以使人获得意淫的满足。由色生情,有人对一切触目所见的美人意淫,有人就找机会对可下手的对象“肉淫”。美人无数,千姿百态,不能尽情占有,意淫就是意念中的博爱欣赏,陶醉于人的美感的心理享受,有机会和很多美人在一起共处是一种大福气,只要恋恋不舍地赏心悦目,并没有肉欲的亲近。所有的情欲都是基于审美的,只是各人审美异趣,美感层次有高下之别。娶丑妇嫁陋汉是常人无可奈何的命运,只为了人有我有的欲望释放。


怜香惜玉导致生成美人权力感。宝玉怜香惜玉之审美情欲可谓史无前例,在他的珍爱下,黛玉和晴雯因此有美女狐假虎威的傲慢,过度地张扬自己的优势和得意,结果都以悲剧结尾。而宝钗、袭人恰可为黛玉、晴雯的对比,懂得在被人心疼尊敬的情况下谦逊低调。在中国文化里,怜香惜玉与美人权力是一对生成关系,男子珍惜妩媚娇嫩的美人,常常导致美人反过来以主人姿态控制、指使男人,这实属中国文化一大奇观,也是导致怜香惜玉之短命的根本原因。对美少女呵护体贴备至,是情欲心性中爱护珍品的心理表现。无人有宝玉那样在美少女面前低首顺眉之好心性,说到”体贴“二字,无人可出其右。达到情欲痴迷、沉醉不知归路、忘记一切价值的地步。但男人怜香惜玉而纵容大度,会产生美人恃宠生娇的任性病。黛玉放肆的“作”,在外人面前,有仗着宝玉对她最珍惜的待遇而建立自己未来第一夫人权威的潜意识;在宝玉面前,有死死抓住丝毫不宽容其滥施博爱的刻薄。宝玉是贾府第一“受宠者”,那么宝玉最珍惜的爱人,就不自觉地形成了居高临下的霸女心理。在大男子主义文化惯例里,被宠的美人滋生的就是“美色权力感”,她觉得,如果不趁着年轻貌美时候尽情挥霍的话,将来失去了新鲜感,则同时会失去这种短暂的“美色权力”。中国文化的确有这种心理人格:美人得势犹如小人得志。


爱欲背后的知己认同往往有复杂的因缘因果,不可冠以高尚荣誉。“爱情通常只不过是两个人之间的一种交换,在人格市场上权衡自己的价值之后,得到他们期望中最好的东西。”(埃里希·弗洛姆,《理性社会》)


宝玉和黛玉在情窦未开和爱欲纯粹空白时忽然童蒙相遇,有天眼骤开、醍醐灌顶的震撼感,这个第一印象以及后来长时间的亲密关系形成了一种“熟悉感”。这两个人在价值观方面有异质同构的“相似性”:黛玉在这个世界有一种“被遗弃感”,父母早逝,离乡投靠外祖母,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何况是作为孤儿的外孙女寄居外祖母的家,故有寄人篱下之凄凉心态。黛玉存在着对所有人都不信任的孤独感,从缺乏安全感产生不自觉的针对无辜者的敌意,急切希望寻求终身依赖的归宿,这始终没有结论的等待和猜想造成了她深深的焦虑感。


宝玉是一个世俗社会的多余人、局外人,人人都爱护他却并没有人尊重他,他是一个没有价值的废人,钱锺书《围城》里的方鸿渐与他有些相似:“你不讨厌,可是全无用处。”(《围城》,P193)宝玉完全放弃了自己的志向、责任、努力和男人的气魄精神,沉醉在无所事事、温馨闲逸的女儿国里,甘愿以体贴、讨好、欣赏的好心性来善待年轻的美少女们,以获得人生唯一的价值。这是他生命的全部意义。宝玉也有深刻的危机感,面对传统士大夫成就的价值观和严父高压形势,他采取逃避、依赖、拖延、耍赖的方式,内心越来越空洞化,越来越无聊,越来越感到自己是一个弱者,年龄渐长,越来越感到没有出路。


宝、黛两人都存在着最大的“空洞精神”。在此基础上,宝、黛互相认同且交换了他们内在的价值观和被遗弃感、焦虑感,成为了精神上的知己,冀望将来可以获得确认且成为眷属。宝玉是黛玉唯一的亲密关系,黛玉也是宝玉惺惺相惜的知己情人,宝玉唯一从黛玉对他的依赖寄托上感到了自我的重要价值。


宝、黛心心相印的知己感,是一对无能者、失败者和逃避者之间的移情交换。互相依赖,互相同情,互相体贴。正因为黛玉处于失败的哀情中,所以她丧失了积极进取的价值观,也就不会要求宝玉具有功成名就的精神性格,一个进取的宝玉只会放弃自己这个被遗弃的孤女。她对宝玉没有压力,宝玉自然感到十分惬意,两人的移情就有了自然共生的美感基础。同是天下沦落人,相逢自然有共识。


由此可以看到:情人之间的知己和认同的价值观,只是一种权宜情境和命运制约下与性格倾向结合的观点选择,并非由成熟深刻的思想产生的东西。假如黛玉具有稳定的社会基础和温暖的家世依托,她势必不会赞成宝玉这等荒废人生的价值观。后来太多智力低下的评论,竟然高度赞美宝黛二人有否定封建科考与仕途出处价值观的叛逆精神,这是从根本上否定了人类积极进取精神,以今人的意识形态来为文化智障的古人背书,甚为可笑。爱欲之间的价值观交换和知己心性之重要,是毋庸置疑的,作为当事人当知道自己和对方是一种怎么样的知己,互相之间又交换了什么样的价值观,如果时过境迁,大家还能继续成为知己么?“爱还是不爱”这一简单表态并不能解决互相之间复杂的精神心性之问题。


人的动机是一个复杂的动力组合结构,例如在政治斗争中的积极意志,除了意识形态信仰、政治正确价值观和在其位谋其政执行策略计划的使命等等因素之外,功业追求的高峰体验,个人的恩怨情仇个性情趣,终究才是最实质的动力。文革中底层的斗争热情恐怕多半出于个人意气用事和性格对立等等非理性动机。在几乎所有情境下发生的故事,主要动机都是出于自私自利的计算和不可屈折的个性心理。美感-爱欲同一道理。从来赞美爱情的文人都被激情冲昏了头脑,只看到了情欲,而忽略了爱欲伴生着的复杂心性。每一个人都可以从爱欲所伴生的心性里看清自我与对方的完整人性,包括类型认同、知己了解、理想愿景、邂逅缘分、意淫寄托、权宜命运和色欲的权力等等,这种组合的动力结构以动态的方式建构-解构着,让我们经验着特定的戏剧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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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英】安东尼‧吉登斯《亲密关系的变革》,P170


(2)【英】马修·安诺德:《列夫·托尔斯泰伯爵》(1887),见《欧美作家论列夫·托尔斯泰》,P134-13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8


(3)【美】厄内斯特·贝克尔:《死亡否认》,P153,林和生译,人民出版社,2015-8


(4)(5)(6)同(3)P195;P154;P157


(7)【奥】弗洛伊德:“当性欲畅行无阻地得到满足时(比如说,当一个古老文明建立起的禁制被废弃时),爱情便开始变得无价值,人生也变得空虚起来;渐渐地,人们便不得不重新发展出一种反向作用,以便挽救爱情的情感价值。正是根据这个道理,基督教文明中的禁欲倾向才大大提高了爱情的精神价值,这是古代的异教徒所不能得到的一种最高贵的爱情,它扎根于苦行僧式的生活中,通过终生与原欲之诱惑做斗争而获得了自己的价值。”(《性学与爱情心理学》,P174,罗生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1)


(8)【美】埃略特·阿伦森、提摩太D.威尔逊、罗宾M.埃克特:《社会心理学》,第8版,P249,侯玉波 朱颖等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8


(9)【美】丹尼尔·卡尼曼:《思考,快与慢》,P88,胡晓姣 李爱民 何梦莹译,中信出版社,2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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