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嘉健:爱欲背后的复杂心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56 次 更新时间:2017-03-18 21:4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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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嘉健 (进入专栏)  

  

    

        就个人的情况看,一切心理动力机制都是复杂的。

        

                   —— 安东尼‧吉登斯(1)

  

  

  

  

   对“情欲”或“爱欲”的理解从来是一个巨大的难题。它既是生理行为,也是精神行为,还是这二者交融的复杂表现,而且是极具个人性的、最自由的人性的本色东西。它既是生命力勃发的结果,又是审美心理的强烈反应。它具有复杂的二重性,因此它是二律背反的东西:精神之爱与肉欲之爱都是合乎人性的正命题,除了在很少场合里它们是一对孪生兄弟之外,它们经常互相矛盾水火不容。当它们互相不合作、变脸的时候,爱与恨经常顷刻转化,痴情深情眨眼间变成冷若冰霜的无情。即使浪漫之爱在外表看来很高雅,一旦进入私域房闱,刀枪挺出,还是赤裸裸的庸俗行为;无论是精神之爱还是肉欲之爱,都与人类道德格格不入,因为这二者都强调自己贪新厌旧的正当性。

  

  

   一. 由色生情:爱欲的逻辑

  

   后现代社会是一个感官主义者的天堂,感官印象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力。

  

   安东尼‧吉登斯的性社会学著作《亲密关系的变革》的副标题是:“—— 现代社会中的性、爱和爱欲”。“爱欲”,英文是Eroticism,翻译过来是爱欲,性欲亢奋之意,Erotic则是引起性欲的,色情的和性爱的之意。吉登斯用Eroticism(爱欲)这个概念透彻地表现了现代人强烈地依赖由色生情路径的情欲方式。

  

   “人的美感”在后现代的今天,它与“娱乐至死”直接挂钩,已经不是古典美学中偏于精神层次的审美现象,更多的只是表面美丽所带来的性诱惑快感,被对方的美貌吸引而产生欲望想占有TA,从美感到爱欲之间的距离,顷刻可破。

  

   “爱情”更准确的概念是“爱欲”。在爱欲的亲密关系中,美感是最直接的影响力。虽非深度美感,却与当事人的复杂心性息息相关。美感除了妩媚迷人的效应,还包括神秘的心性感应唤醒:这是命中注定的类型匹配美感效应。故“美感-爱欲”这个概念有复杂的内容值得分析。

  

   试以安娜·卡列尼娜与渥伦斯基的爱欲关系来看。马修·安诺德指出:《安娜·卡列尼娜》最重要的成功始终在于安娜的魅力,那双长着长睫毛的灰色的眼睛,端庄的体态,鲜艳的嘴唇上的温柔抚爱的微笑,强自约制而又跳踉欲出的活泼情趣,旺盛的生命力,柔与刚的结合,和谐,风采,无限的委婉和柔媚的优雅,乌黑的头发,散在后颈和鬓边的一些小小的发卷,犹如象牙雕成的肩膀,丰实的咽喉和圆润如玉石般的胳膊,她穿一件素雅的黑天鹅绒长袍,配一串珍珠项链,长袍前是一串紫罗兰,发间也簪着一个紫罗兰花环。这就是安娜·卡列尼娜。在她的那段有失败、有错误、有苦楚的经历中,她的开朗、清新、丰富、宽厚、令人喜爱的天性所造成的印象始终不曾离开我们,赚得我们的同情和尊敬。(2)

  

   安娜的优势却是她的致命之处:在两人陷入强烈迷恋的开始,他们是感官主义者的美感-爱欲,为对方的神秘迷人而癫狂;如愿以偿以后,安娜渐渐希望将爱欲发展成为浪漫主义的爱情,将情人的关系精神化,藉此超越婚姻和性,可惜从错误开始便只有以误解和怨恨相对,以轻浮结盟便只有以狠辣收场。

  

   安娜的案例非常复杂,绝不仅止于婚姻出轨的问题:托尔斯泰把身体外貌和精神道德的双重完美赋予了安娜,就意味着置她于自我冲突的二律背反之中,这样的“尤物设计”本身就是违反人性的,使她作为人的存在先验地预设了危机。贝克尔说:“性代表着对自身的否定。反之,对性的抗拒就是对命运的抗拒。”“身体给人以罪感,因为身体是一种束缚,它阻碍了我们的自由。”(3)

  

   安娜·卡列尼娜的美貌、身体的完美和性欲的旺盛必然会对她自身的高尚人格完美的精神修养产生强烈的抗拒,假如安娜没有那种与生俱来的高贵优雅,没有那种从骨子里来的端庄,那么她的出轨并不会给自身制造摧毁性的精神危机,彻底的庸俗没有精神动荡。如果她并不那么美,她的内在防御机制、压抑和否认机制足以使内在的爱欲得到控制。她的命运是与古希腊的海伦相同的,不同的是海伦没有忏悔。人间有一种文化潜规则:尤物出轨情有可原,极美之人,TA的道德防御就会降低,而对TA的诱惑机会也特别多。

  

   安娜的悲剧包含了爱欲危机和精神危机之双重性。没有爱欲使她的生命饱受煎熬;释放了爱欲魔鬼,她违反了性禁忌,身体的快感给她以无可抑止的罪恶感,她的性欲的疯狂是对作为优雅精神标杆的“安娜风范”的背叛,是对贵族文化的否定,这恰恰是她不可以接受的。她得到了肉体的狂欢,丧失了个人独特的禀赋;她满足了情欲,失去了精神人格的尊严。当一个人没有了自尊之后,他就会陷入精神病状态。阿德勒说:“低自尊是精神病的中心问题。”(4) 奥托·兰克说:“从根本上说,人格被性所摧毁,而且是在性的过程中被摧毁。”(5)

  

   很多人不能接受安娜的疯狂、神经质和最后自杀的结局,那是不美的,不但渥伦斯基不能接受,所有读者都会觉得难受。甚至马修·安诺德也不能理解以安娜这样高尚的人品和高雅的修养,竟然也不能克制和逃脱这种爱情致命的力量。其实托尔斯泰就是强烈地体验到作为精神贵族的自己和安娜,无法面对自己从美到不美的人格解构。我们只有从美感-爱欲的关系重新认识情欲的危机,而不要对爱情抱有过度高尚的道德想象力。

  

   厄内斯特·贝克尔精辟地指出:“兰克看到,对于情侣双方而言,现代爱情关系的精神重负是如此巨大而不可承受,以至他们可能做出完全非精神化和非个体化的反应;由此便产生了《花花公子》的神话,也就是把身体作为纯粹的官能对象加以过分的强调。如果我不可能有一种理想来实现我的生命,那么我至少可以过一种摆脱了罪感的性生活。”(6)

  

   由色生情会导致由色悟空的结果。所有美物,都是朝花夕坠的可惜生命,建立在审美基础上的,都不免使人生起虚无主义的感慨,日本哀感文化就是建立在珍惜樱花飘墜之时的伤怀之美。这是情欲的悲感。审美情欲和珍惜少女的心理,必然导致虚无绝望的精神。假如不能自已,只好在不断的贪新忘旧的心理上追逐新鲜人,以便缓解和填补自我失落的惋惜爱美之心。有“贪新厌旧”,也有“贪新忘旧”,还有“贪新惜旧”。

  

   爱欲的逻辑导致所有的爱情必然是短命的,只有另一种转型可以消解爱欲虚无主义的伤怀之美:爱情淡出,亲情上场,这是合情合理的逻辑演绎。

  

  

   二. 爱欲对浪漫主义爱情的瓦解

  

   爱欲永远具有美与丑、合适与不合适、心心相印与相反相成、直觉任性与理智赏识、倾慕与怜悯、尊严和虚荣、刻骨铭心与水性杨花、性满足与性阻碍(7)、奉献性的牺牲与霸道剥削毫无义务等等等等的两面性。

  

   在上述因素之背后,都隐藏着美色魔鬼的影子,只是“色欲”或“美感”因人而异罢了。欣赏某人,给予某人尊严,都是合适的美感迷醉之结果;水性杨花的人可能会深情地眷恋一个情种,那个念念不忘的人正是TA的女神或者上帝。

  

这些都与审美心理和道德心理有关,也与当事人具体的处境和情境欲望有关。安娜的情欲缺失心理是其出轨最重要的动力,她天性就是情欲极端丰富、强盛的女子,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渥伦斯基的英俊高雅与其非常迷人的追求,恰恰填补了安娜缺失心理的空档。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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