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在经济增长趋势方面，由于供给和需求因素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有的因素还会影响长远，经济运行依然处在缓中求稳、继续探底的过程之中。

从供给侧看，所谓“刘易斯拐点”到来，人口红利开始递减，劳工成本迅速上升，城镇新增劳动力以高校毕业生为主，传统产业发展受限，适应劳动力供给变化的就业岗位提供、技术路径选择还需要一个过程；城乡要素平等交换理念的形成及政策措施的部分落地，廉价土地供应机会不再；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居民储蓄率下降，资本积累及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减弱；长期粗放增长所造成的生态环境成本加快凸显并亟须内部化；低成本优势成为过往与市场供过于求、价格低迷及杠杆高企同步出现。

从需求因素看，以房地产供求关系变化为标志的所谓“长周期拐点”开始显现，除一、二线城市较多地依赖杠杆膨胀、投资需求支撑外，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业几成过剩产能。产业链中的下游产业市场需求变化，制约了上游产业尤其是能源原材料和基础设施的投资空间。收入与需求结构的变化致使传统制造业总量过剩与结构性短缺并存。金融危机后的国际市场低迷不振，对外向度较高的中国经济形成巨大压力。

第二，在体制改革方面，当前甚至较长一个时期，其最主要的特点是在经济下行压力下或景气追求过程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首先应该清楚，曾经创造我国“经济奇迹”的体制遗产潜力基本释放完毕。包括当初数量巨大、相对廉价的产业工人或产业后备军；通过土地征用制度廉价地获得基础设施建设、工商业发展及其他城市建设用地，以及土地用途改变而溢价巨大的财政收入或建设资本；政府对矿藏资源、金融资源、环境资源等几乎所有供给侧生产要素的集中控制以及价格或成本抑制；加上普遍低收入水平及短缺经济状态所蕴含的巨大市场需求和经济增长空间，以及打破长期封闭状态后的经济开放、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迅速增加的外部需求和日益拓展的市场边界所产生的巨大开放红利。在其他转轨制国家及新兴市场经济体中，或由于追求“政治正确”、迅速而彻底地扫荡公有制、重新回到生产要素细小私有制的市场经济原始起点上，或本来就长期受到生产资料私有制对社会化大生产及产业结构变动的束缚，使得这些国家生产要素市场配置成本居高不下，利益格局洗牌艰难，经济增长表现平平。曾经的制度遗产潜力充分释放之后，今后的中国，几乎要在同等的市场条件下，一方面与生产成本相对低廉的发展中国家竞争，一方面与科技优势更为明显的发达国家竞争。传统的低成本因素不再，结构性矛盾长期积累，今后竞争成功与否，关键取决于能否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释放出新的制度红利、形成新的市场竞争能力。

另外，兼顾经济景气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无论对政府还是对社会来说，都是一个容易顾此失彼的高难度选项。对于市场成熟型国家的供给主义政策而言，或许主要集中在包括所谓“拉菲曲线”即边际税率逻辑在内的税负减轻政策、或以“里根经济学”为代表；包括国有企业私有化在内的管制放松政策、可以以“撒切尔主义”为代表；以及西方国家每逢经济周期、经常予以使用的以增加就业和收入弹性为标志的福利约束政策等。对我国的适用性，至少包括调整税费结构与综合税负水平，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开放垄断领域与公共服务领域，以及增加国有企业的就业、收入与福利弹性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体制转轨型国家来说，可能是任重道远的从微观机制到宏观体制的结构性重构和市场体制完善。并且还会受到政府需求管理政策的扰动。如经济景气追求可能延缓、拒斥结构性调整，甚至加深资源错配和结构性矛盾；短期需求目标扭曲长期制度安排乃至阻碍必要的制度供给等。外部市场的冲击与挑战如近期出现的“特朗普新政”，也可能会在某种层面或一定时期内影响国内改革和发展政策等。

第三，在宏观政策方面，总体上达到了预期目的，对稳增长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开始触及需求管理政策的风险边界。

从“宏观政策要稳”的角度，审视2016年、进而影响2017年的宏观政策，其风险因素的具体表现是：财政政策方面，政府债务水平或赤字率已经达到甚至超过国际警戒线；货币政策受到“资金荒”、“资产荒”的交互掣肘，流动性陷阱及杠杆率潜在上限露出端倪；投资政策以高倍杠杆刺激建设周期长、资金需求量大、经济效益相对较低的基础设施建设或公共事业投资，可能会诱发新的产能过剩、抑制未来需求以及产生政府投资挤出效应；转型期的结构性问题开始影响到需求管理政策的有效程度，如流动性上的脱实向虚问题；长期积累的收入分配、城乡地区差距等体制性矛盾明显地扭曲需求管理政策的市场表达，消费需求颓势显露与结构性短缺并存，新型城镇化过程迟缓、部分地区发展失速；开放经济条件下国际金融市场开始以资本加速外流、汇率加剧波动等方式，强制性地暴露出我国长期存在的内外部经济结构失衡、资产错配、资本收益轧差以及市场疑虑等背后的深层次体制性矛盾。

第四，在渐趋复杂的外部挑战中推进兼顾经济景气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加快锻造战略性洞察、制度性前瞻、利益性取舍、结构性重建、政策面灵敏、操作上娴熟等方面的应对能力。

从国内政策看，2017年乃至今后一个时期，除继续推进“三去一降一补”政策外，在宏观政策上还需要一些兼顾近期和长远的前瞻性考虑。一是明确界定政府债务率上限的积极有效的财政政策，并对正在推进中的以及拟将出台的财税改革政策的城乡、地区效应和逆向调节风险做出预判和应对；二是实施币值稳定优先、兼顾增长需求的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综合考虑逆周期调节需要、综合杠杆率水平、海外资产收益、金融资本国际竞争力、国际收支状况和金融监管能力等，相机地实施货币供应政策和渐进推行资本账户开放政策；三是实施杠杆去化而不是推高杠杆的投资政策，以资产证券化尤其是实体经济资产证券化、PPP模式，以及垄断环节改革、服务业市场开放，对冲企业和各级政府长期高企的杠杆率；四是推进科研效率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新旧动能转换的新型科技与产业政策，以体制创新缓解科技研发领域投入产出不对称、技术供给稀缺与科研成果闲置浪费并存等问题；五是强化促进平衡发展、释放增长潜能的城乡、地区政策，缓解城乡间、地区间重大结构失衡甚至马太效应。

在国际政策方面，针对西方国家将经济自由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实用主义地交替使用，2017年登上台面的“特朗普新政”可能拾起的保守主义大棒，我国首先是做好自己的事情自不待言，但也可以批判性地利用西方政要及政府叫嚷多年的所谓“竞争中立”原则，对内加快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改善劳工就业条件、保护自然生态环境，对外提出“政府规制中立”要求，或者将“竞争中立”与“规制中立”结合起来，明确提出“市场中立”原则，占据国际经贸关系的道义制高点，进而高高举起贸易自由化、经济全球化的大旗，通过双边、多边谈判，大力推进投资贸易便利化和自贸区建设，尽可能地拓展我国贸易和投资的外部市场空间。

其次，把“一带一路”战略提高到培育中国新海权、新陆权的战略布局层面，抓住重点着力推进。具有海权觉醒意义的“海上丝绸之路”，与海权意识及传统深厚、霸权实力雄厚的美国特朗普政府，不免发生利益交叉甚至冲突，要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既小忍不乱大谋，又坚定地维护核心利益，加快海洋战略布局。“丝绸之路经济带”，要以“高铁革命”为物质基础，复兴陆权意识，开辟新的陆上商路，打通关键战略通道。除继续优化中欧铁路交通关系外，要重点加强与我既有共同利益、又有共同对手的“巴铁”战略合作，充分考虑巴方利益诉求和民族宗教特点，加快中巴铁路、公路网络建设，打造中巴经济走廊，以中巴铁路和瓜德尔港为支点，建立我国西部陆路通道和出海口，成为“一带一路”的战略交汇点。境内则是将西部开发与向西开放结合起来，加快与西部陆路通道和出海口相关联的路网、管网、线网以及水利渠网建设。

此外，针对某些大国的政策偏好，我国除加强战略武备的研发外，也可以考虑利用基础较好的制造业体系及充裕甚至过剩的产能，适当加强常规大器生产、进而拉动内需增长，从另一个侧面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适当扩大社会总需求的双重任务，实现与经济景气兼容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