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谁是由体育老师启蒙的史学大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65 次 更新时间:2016-12-30 10:5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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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 (进入专栏)  

   1990年夏末的一个午夜,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的余英时教授刚刚入睡,被台北打来的越洋电话惊醒:“您知道吗?钱穆先生逝世了。”余英时是钱穆在香港新亚书院的头牌大弟子,几十年来师生之间形同父子,感情极深。余英时内心哀痛,无法自已,含着夺眶而出的泪水急就《尤记风吹水上麟:敬悼钱宾四师》。他追忆第一次在新亚面试时见到老师的情形:“钱先生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个子虽小,但神定气足,尤其是双目炯炯,好像把你的心都照亮了”。文中有这么一段话:

   我跟钱先生熟了之后,真可以说是不拘形迹,无话不谈,甚至偶尔彼此幽默一下也是有的。但是他的尊严永远是在那里的,使你不可能有一分钟忘记。但这绝不是老师的架子,绝不是知识学问的傲慢,更不是世俗的矜持。他一切都是自自然然的。但这是经过人文教养浸润以后的那种自然。我想这也许便是中国传统语言所说的“道尊”,或现代西方人所说的“人格尊严”。

   钱穆的尊严,未必体现在权力面前,更多地表现为一位读书人的清高与自重。他的身上,有典型的士大夫气质,无论是优点还是缺点。比一般人比较,中国是否最突出的是有家国天下情怀,无论富贵还是贫贱,皆不以一己之利益或趣味为满足,操的是治国平天下之心。

   启蒙钱穆家国天下关怀的,是一位体育老师。他7岁入私塾,10岁进了家乡无锡荡口镇的新式学校。教体育的是同一个家族的钱伯圭先生,他曾经游学于上海,是一个秘密的革命党人。有一天,伯圭师牵着钱穆的手,问:“你读过《三国演义》吗?”钱穆点点头,伯圭师正色曰:“此等书以后不必再读!一开卷即云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一治一乱,此乃中国历史之错乱,今日欧洲英法诸国,合了便不再分,治理了便不再乱,我们以后要学他们!”一个10岁的孩子,听了老师的这番话,竟然“巨雷轰顶,全心震撼”,钱穆晚年回忆说:从此74年来,我的用心,全在这一问题上,“余之毕生从事学问,实皆伯圭师此一番话有以启之”。

   余英时说:“钱先生自独立思考以来,便为一个最大的问题所困扰,即中国究竟会不会亡国?他在新亚书院多次向我们同学讲演,都提到梁启超的‘中国不亡论’曾在他少年的心灵上及其巨大的震动……他深深为梁启超的历史论证所吸引,希望更深入地在中国史上寻找中国不会亡的根据。钱先生以下八十年的历史研究也可以说全是为此一念所驱使”。

   作为20世纪中国最著名的史学大师之一,钱穆完全是自学成才,连中学也没有读完,曾经想考北京大学也不得其门而入。他以一己之努力,先后撰写了《先秦诸子系年》与《刘向歆父子年谱》,以严密的考证和细致的梳理,推翻了流行于世的前人旧说,而震撼学界。20世纪的中国史学,依然以乾嘉的考据学为正宗,钱穆以实证研究闻名,有天生的考据功夫,按照如此的路径依赖,大可在史学界一帆风顺。偏偏钱穆为少年时代播下的家国天下关怀所刺激,不满足于当一个纯粹的学者,而有更大的抱负与雄心:成为中国文化的托命之人。他以考证见称于世,却不讳言自己的考证只是服务于一个更高的目的,那就是从历史上寻找中国文化的精神所在。一个民族的灵魂是无法用实证的方法找到的,它只能在知识分子的精神探索中去体会和阐释。在欧风美雨冲击之下,近代以后的中国不仅失身,而且还丢失了自己的灵魂,这是让钱穆最痛心的。余英时说老师“一生为故国招魂”,真是画龙点睛之论。

   钱穆平时与得意门生讲得最多的,是关怀要大,目光要远:“我们读书人,立志总要远大,要成为领导社会、移风易俗的大师,这才是第一流学者!专守一隅,做得再好,也只是第二流。”对于他的前辈梁任公,钱穆未必敬佩他的学问,却倾心赞同他的的关怀与问题路径:“任公讲学路径极正确,是第一流路线,虽然未做成功,著作无永久价值,但他对于社会、国家的影响已不可磨灭”。钱穆还将王国维与梁启超作了一个比较,王国维比起任公,虽然路径二流,但考证的着眼点很大,不走零碎琐屑一途,也能算一流学者。钱穆在这里说的“路径”,是一种问题意识和背后的关怀,而考证,则属于工具层面的功夫论,顶尖的学问,必定有一流的“路径”和一流的考证。“路径”二流,也不要紧,只要像王国维那样,不陷于鸡零狗碎的繁琐之途,致力于大问题的考证,也同样可以是一流的学问。

   钱穆出生于1895年,按照他的年龄,属于五四一代知识分子。比较起他的前辈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晚清一代知识分子,虽然都继承了家国天下的士大夫情怀,但关切点已经转移。晚清士大夫有强烈的政治意识和参政欲望,康梁一生都有急迫的用世之心,只是不得志而已,章太炎流亡日本时为鲁迅、钱玄同一帮学生讲学,谈到学问常常昏昏欲睡,一论政治立刻神采飞扬、眉飞色舞。但钱穆、胡适这一代知识分子就不一样了,胡适说自己对政治是“不感兴趣的兴趣”,钱穆有救世的关怀,但救世最终要落实到救心,为中国的未来招回民族的新魂。

   早在1926年国民大革命风起云涌之际,有朋友听说劝钱穆很敬佩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力劝他加入国民党,钱穆回答说:“苟入党,则成为一党人,尊党魁,述党义,国人认为余为一党服务,效力有限。余不入党,则为中国人尊一中国文化大贤,弘扬中国民族精神,一公一私,感动自别。”

   抗战胜利之后,钱穆为《大公报》写时评,集了一部《政学私言》的小册子出版。一日梁漱溟来访,极为称赞钱穆的立场,引为同调,说可以作为政治协商会议的进言。钱穆不以为然:“书生论政,仅负言责。若迷于政治,不是舍弃自家农田为他人耕耘吗?”梁漱溟又提出,政治协商会议有了结果,政治清明之后,我们合办一个文化研究所如何?钱穆回答:“俟河之清,人寿几何?文化研究,倡导后学,兹事体大,重于政协。国共对峙,强扭的瓜不甜,国事无望,办学何不从今日开始?”梁漱溟颇为不悦,起身就走:“知其不可而为之,今日大任所在,我亦何辞!”梁漱溟与钱穆,虽然在复兴中国文化上为同路人,但在人生志向上,却有微妙差别,梁漱溟有救世抱负,先政治而后学问,而钱穆则冷眼看穿政治不可为,与其救世,不如救心。

   救心之士,首先要的就是自由、独立的身份。1949年江山易主,钱穆出走香港,他的少年时期恩师吕思勉留在上海,写信给他,劝他回来看看,沪港两地经常走动。钱穆回信说;“老师劝我沪港两地自由来往,这是我做不到的。回来虽无刀镬之刑,但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这是学生万万做不到的。学生对中国文化薄有所窥,但不愿违背自己的主张,我愿效法明末朱舜水寓日本传播中国文化。”

   钱穆中学辍学,17岁即入小学当老师,在出名之前,在苏州和无锡的中小学有20年的任教经历,国文、史地、英语、数学、体育、音乐,都开过课,可谓是“全课教师”,这使得钱穆的知识视野比一般学者要辽阔许多,也不以狭隘的某一专题或领域为满足。他在苏州中学担任国文课主任教席的时候,撰写了他的成名作《先秦诸子系年》,顾颉刚读了甚为惊讶和佩服,专程到苏州拜访,两人一见如故,顾颉刚对钱穆说:“兄才华横溢,不宜在中学教国文,可以到大学去教历史。”民国时期的大学,不拘一格降人才,不问学历出身,只看有否真才实学。梁漱溟考北大没有被录取,只因一篇发表在《东方杂志》上研究印度哲学的《究元决疑论》,为蔡元培看重,直接聘到北大当教授。陈寅恪周游列国,不屑一张文凭,也没有著述发表,梁启超推荐他到清华国学院担任导师,校长有点为难,梁任公生气地说:“我梁某人著作等身,还不及陈寅恪一篇文章!”而这篇文章,不过是发表在《学衡杂志》上寥寥数百字的《与妹书》。在梁任公的声誉担保之下,陈寅恪进了最高学府清华,开始了“教授中的教授”生涯。钱穆也有这样的幸运,他在顾颉刚的力荐之下,先是到燕京大学任教,随后发表了更有学术分量的《刘向歆父子年谱》,转而入北大历史系。他的命运有点像梁漱溟,少年时期欲考北大而不得,成年后以一篇文章直接进北大担任教授。

   让钱穆誉满京城的这篇《刘向歆父子年谱》,以细密的考证,指出了康有为那篇轰动一时的《新学伪经考》有28个不通之处,洗清了被康有为诬陷的刘歆伪造古经的不白之冤,长期以来,国学界治经的人不懂史,治史的人不问经,经史两分。而钱穆,以史治经,引经入史,一举结束了被康有为挑起的长达30年的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之争。据说,之前各大学的经学史课程讲的都是康有为的观点,钱穆文章一出,各校的经学史课程纷纷停开,不得不按照钱说重新备课,调整讲法。

   以钱穆一流的考证能力,要在北大站稳脚跟,本来可以开设考据学的专业课程,继续走考证之路,偏偏钱穆有着更大的雄心。他在北大历史系开设的课程,有上古史、秦汉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政治制度史。但他最大的愿望,是独自开一门中国通史。虽然国民政府教育部要求各大学将中国通史列为必修课,但历史系的教授们还是习惯传统的断代史研究,没有一个人能够融合贯通,将中国历史从上古一口气讲到明清。于是所谓的中国通史,便成为各自讲一段的断代史拼凑,缺乏一条红线通贯而下,让学生听了一年课,依然感到头绪纷繁,不到要领。北大历史系本来考虑让钱穆讲上古秦汉前半部分,让陈寅恪讲隋唐之后的后半部分。钱穆却说:不必两人分担,我可独任全部通史。同事们听了半信半疑,之前北大历史系还没有哪位教授有如此能力。但有着丰富的中学任教经历的钱穆,愿意吃第一只螃蟹。

   他将中学的经验带入大学课堂,花了整一年的时间用于备课,每天下午到公寓附近的太庙,找一处参天古柏的绿荫,放一张茶几,一把藤椅,砌一壶好茶,反复衡量,拟定通史讲授大纲。钱穆的中国通史课轰动京城,学生们奔走相告,要提前半个小时去教室霸位,除了本校的学生,还有其他学校的学生纷纷赶来蹭课。钱穆上课的二院大礼堂,是普通教室的三倍大。挤得满满当当。钱穆讲课,从不请假,也没有迟到、早退。上课铃响,他就开讲,没有一句题外的废话。台阶式的梯形教室,满坑满谷的学生,更显得钱穆身影的瘦小,但这个小个儿,却拥有强大的气场,感染了全场几百个学生,支配了他们的大脑和心志。他的学生严耕望说:中国通史教授最成功的,当以钱宾四先生为最。他学历、才气兼备,擅长演讲,又赋予民族感情,没有一个人能像他那样兼备这四项条件,也不具有他那样的卓越表现。有一位姓张的学生,从高中三年级起,每年来听钱穆的通史课,从北大到西南联大,连续六年。钱穆很奇怪,问:“我每年的课内容有变化,但大的宗旨历年不变啊,你为什么每年都来听?” 学生回答说:“老师,我就想在您每年讲的变化的内容里,寻找不变的宗旨,所以每次都有心得,屡听不厌!”

   钱穆在北大有一个好朋友陈梦家,非常欣赏钱穆的通史课,几次劝说钱穆为中国通史写一部教科书。时正值抗战期间,北大与清华、南开组成的西南联大流亡于昆明。钱穆有点犹豫:“通史涉及材料太多,所知有限,等到抗战胜利之后返回北平再考虑。”陈梦家说:“不然,待先生返平,兴趣广,门路多,不知又有多少题材涌上心来,哪里还有时间来写一部教科书。不如现在流亡期间,书籍不富有,先生只要就平日课堂所讲,随笔书之,岂不驾轻就熟,而让读者受益!”钱穆觉得言之有理,终于接受了陈梦家的建议。

他搬到昆明东南的小城宜良,在城西伏狮山下寺庙边租了一个幽静的别墅,周四乘火车去昆明到学校上课,周日回来,周一到周三闭门写作。汤用彤和陈寅恪都来过,感叹说:“这里太安静了,若我一个人住,非得神经病不可”。然而,钱穆耐得住寂寞,经过一年的时间,他写出了中国通史中经典中的经典《国史大纲》。《国史大纲》不是一本普通的教科书,它凝聚了钱穆几十年对中国历史的独特思考。五四以后,史学界的主流是疑古思潮,在一元论的历史演化论的支配之下,将中国古代视为落后的封建社会,政治上是野蛮的东方式君主专制主义。钱穆在《国史大纲》扉页中,以醒目字体写道“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要对“本国以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至少不会对其本国以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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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许纪霖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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