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旧体制束缚下的社会比作一个被捆绑的人体，改革就是对这个人体的松绑。松绑是从脚趾尖开始的，逐步向上，经过膝盖，到大腿，再到肚脐眼，这段松绑之旅花费了我们20多年的时间。从当代人的生存时间看，不短；从历史变迁的历程看，不长。如果用颜色来描绘中国改革的不同阶段，这种肚脐眼以下的松绑可以被称为“淡黄色时期”，这并非仅仅暗指性开放，也指市场开放。读读世界史就知道，任何民族的人性解放都是从性禁锢的破除开始的。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西方现代文明起源于《十日谈》。

但不能止步，松绑如果只到肚脐眼为止，人性的堕落不可避免。幸好中国加入WTO后，中国的体制性松绑进入了“粉红色时期”，松绑的部位缓慢到达了发音器官——声带。声带有两种基本用途，一是说，二是唱。据某些人类学家说，在猴变人的过程中，声带起了很大作用，声带的启用不是从说，而是从唱开始的，最早的歌唱据称是劳动号子：“吭呦，吭呦……”湖南卫视的后台专家想必是个人类学家，懂得声带松绑的渐进性，在“想说就说”之前，先来了个“想唱就唱”，于是有了“超级女声”。或许，不仅唱优先于说，女声也优先于男声，要不，“母系”为什么早于“父系”呢？人类社会之所以出现母系，主要是因为很难确定谁是孩子的父亲。结果，我们在湖南卫视上，看到了一片粉红色。

去年的“超女”我瞄了几眼，虽然动静很大，可我印象不深。今年超女的长沙赛区“五进三”我完整地看了，觉得有趣，值得一说。首先安全的是厉娜，因为不在现场的观众爱她，她得到的短信票数最多。接下来要看专家评委爱谁了，经过演唱，两“飞”（许飞与张亚飞）受到青睐，张美娜和胡灵被交给了现场的31位票选观众，由他们决定谁将第一个被淘汰。结果，被淘汰的是胡灵，而她也是五位选手中短信得票最少的一位，现场票选观众与场外发短信的观众做出了同样的选择。

然后是厉娜与张亚飞、许飞与张美娜捉对儿厮杀。这四个人各有自己的致命武器，但似乎都与声带与歌唱无关：厉娜的武器是全国化，她的短信得票在长沙赛区排名第一；张亚飞的武器是本土化，她是湖南人，必定会得到现场票选观众的偏爱甚至偏袒；许飞的武器是权威，她来自解放军艺术学院声乐系，该系主任、当今中国声乐界的泰斗级人物李双江公开为她站台；张美娜的武器是率真，像西部沙漠那样的率真，她谁也不阿谀，而且坚持用微笑代替哭泣。

最在意厉娜的，应当是超女主办者，因为短信就是收益；最在意张亚飞的，应当是现场的票选观众，因为他们就是从当地市民中挑选出来的；无论是主办者，还是专家评委，都会在意许飞，因为获得李双江的好感和继续支持既能增加该节目的权威性，还有利于专家们声望的提升；大概只有率真的人才在意率真的张美娜，最后统计短信票数时，本来排名第四的她居然超过许飞居第二位，不知道是权威带来的副作用减少了人们对许飞的好感，还是率真带来的正效应增加了观众对张美娜的同情。

结果大家都知道：最能体会主办者意志的专家评委让厉娜和许飞脱离轮回，把张亚飞和张美娜打入PK的苦海。不过他们知道，票选观众们早就等候在“苦海”边，张亚飞肯定会被安全捞回来。湖南的超女比赛里如果没有了湘妹子，那不等于在拆自己的台？

“超女”栏目模仿的是美国近些年来十分火爆的“美国偶像”节目，这个大家都知道；但“美国偶像”的评审制度模仿的是什么则未必有多少人知道。依我之见，它模仿的是渗透于美国所有生活方式中的宪政制度。宪政制度并不是追求真理的制度，而是平衡与协调利益的制度。超女节目有如下利益相关者：关心经济收益的主办者，追求娱乐享受的全国观众，要实现梦想的超女们，希望进一步提升社会知名度的评委们，以及既是一般观众也是特殊观众的本地票选观众。

为了不让任何一方的利益压倒其他方面的利益，就不能让任何一方的利益代表拥有不受制约的权力。于是，模仿“美国偶像”节目的超女节目也模仿了美国的权力分立制度：专家评委相当于政治制度中的上议院，代表贵族与权威；票选观众相当于下议院，代表乡土；发短信的全国观众相当于投票的公民，投票相当于普选。普选虽然拥有最大的权威性，但其结果也要受制约，这就是为什么厉娜也要接受张亚飞的挑战，并要接受专家评委评判的缘故。

这或许就是超女节目的最大魅力之所在：它的形式是粉红色的：美丽少女的性感歌唱；它的实质却是制度性的，不仅想唱就唱，而且在自由的表达中公正有序地歌唱。

2006-6-8于北京

原载《市民》杂志2006年6月号，原名为“粉红色的松绑——看超女长沙赛区五进三”，作者授权天益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