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亮:高校学位授予要件之区分审查论

——对指导性案例39号的质疑与反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1 次 更新时间:2016-11-29 09:40:02

进入专题: 高校自主   学位授予权   学术自治    

张亮  

   摘要:  我国《宪法》第47条与《高等教育法》第10条中的学术自由条款为高校自主建构了制度性保障;另一方面,我国司法实践不断扩大高校教育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两者相交涉的区域不可避免会产生司法审查对高校自主的审查强度问题。最高人民法院第39号指导性案例指出,高校在学术自治范围内制定的授予学位的学术水平标准,法院应予以支持。但是,并非学位授予要件皆属于学术水平标准,高校学位授予要件在我国的规范体系中具有丰富内涵。针对此类案件,司法实践中的裁判逻辑并不清晰。为避免指导性案例的裁判规则被不当参照或宽泛适用,从而导致司法功能懈怠、学生权利与学术自由的实质性保障在“学术自治”的掩盖下被忽视,应当结合高校自主、学位授予权、学术自治的内涵与定位,将高校学位授予的法定要件分为品行要件、毕业要件、学术要件。司法审查对高校学术自治予以适度的尊重,其实属于司法自制的问题,并不存在形式上的司法审查界限。法院可以在合法性审查的框架下,积极探寻各法定要件下的高校自治要件所对应的不同审查强度。

   关键词:  高校自主 学位授予权 学术自治 合法性审查 比例原则

  

   自“田永案”[1]叩开教育行政诉讼的大门,通过将高校的特定行为解释为“法律、法规授权行为”,以连接行政诉讼制度的行政行为要件,作为被授权组织的高校可以成为行政诉讼被告已经毋庸置疑。近年来,退学处分、学籍管理、学位授予等纠纷相继进入行政诉讼的救济管道。这种司法上的推进,不仅从制度上解开了高校学生救济的紧箍,使得拘束学生的特别权力关系成为历史,而且也在高校自主与司法审查之间逐渐划出一条的判断界限。高校有权基于本校实际作出具体的校规,由此产生了所谓“校规与上位法规定是否抵触”的司法审查问题。以高校学位授予要件为例,不同时期的案例呈现出司法审查标准发展变化的轨迹。[2]在判断是否抵触时,法院和不少学者引入所谓的“学术自治”概念,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最高院”)于2014年12月发布的指导性案例39号“何小强诉华中科技大学拒绝授予学位案”(以下简称“何小强案”[3])即是典型。

  

 一、“何小强案”的意义与问题的提出

    (一)“何小强案”的梳理

   1.事实概要

   何小强是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的本科学生,华中科技大学(以下简称“华中科大”)负责向其授予学士学位,《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授予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实施细则》、《关于武昌分校、文华学院申请学士学位的规定》规定通过全国大学外语四级考试是非外国语专业学生申请学士学位的必备条件之一。毕业时,何小强获得武昌分校颁发的毕业证书,但由于其未通过全国英语四级考试,被华中科大拒绝授予学士学位。

   2.裁判思路

   对本案争议的学位授予要件及其适用问题,法院认为:

   (1)高校的自治要件没有违反上位法的原则性规定。[4]

   (2)对自治要件的司法审查应以合法性审查为原则。[5]

   通过“何小强案”,最高院不仅表示了司法节制的态度,将高校学术自治领域内的细化标准视为“判断余地”,给予必要尊重,而且在判决理由部分主动解释了“各高等学校根据各自的办学理念、教学实际情况和对学术水平的理想追求自行确定较高的学士学位授予学术标准或适当放宽学士学位授予学术标准”这种“学术自治”的内涵。由此,通过司法途径对高校学术自治形成了一种制度性保障,使《宪法》、《高等教育法》中“科学研究自由”的规范目的得以落实。考察相关案例可以发现,2008年审结的“何小强案”是最早在判决文书中使用“学术自治”表达的案例,非常具有创新意义。在此之后,随着最高院将其选为公报案例(2012年)、指导性案例(2014年),一步步扩大该案的影响力,“学术自治”一词在司法实践中被逐渐接受。[6]

   3.观点与评析

   针对“何小强案”的发展,伏创宇博士指出,该案确定的合法性审查原则强调国家立法的框架性功能,校规的内容不必具备明确法律依据。并提醒诸位,指导性案例39号中示范的“不能干涉和影响高等学校的学术自治原则”只适用于“学位授予类案件”这个逻辑起点。由此,他对校规审查提出了“目的-规范-原则”的三阶层模式,即“基于校规优先与法律保留,首先对校规是否涉及学术目的进行审查;若与学术目的无关,则按照法律保留的原则进行合法性审查,若涉及学术目的,则需要考察,效果是否违背了国家立法的规定。最后,即使校规与国家立法不相冲突,校规的合法性仍需受到学术自治的内在的限制,即是否遵循了‘法定的基本原则’。”[7]而青年学者黄琳认为指导性案例39号的审查路径蕴含最高院对该类案件的司法政策意图,据此提炼出“授权-标准”的二分路径;“当触及高校学位授予行为时,司法可循着两条路径进行审查,对于高校授予学位、制定授予细则的这两类职权,宜通过‘是否具有法定授权’的标准进行审查;而对于高校自治的学位授予标准的审查,一方面可借‘判断余地理论’确认高校自主权、尊重高校自主判断,另一方面可利用合法性原则划定司法审查限度。”[8]

   上述观点无疑都具有积极意义,但我们仍忽视了一些问题: “学术自治”在规范上属于何种意义的“自治”?高校学位授予要件皆属于学术内容吗?换言之,是否高校学位授予类案件都可以适用指导性案例39号的裁判规则?让我们来看另一则案例。

    (二)“杨永智案”的启示

   1.事实概要

   济南大学本科学生杨永智在校期间与他人打架,被学校给予留校察看处分,后经申请,济南大学批准撤销该处分。杨永智于2010年毕业并获得毕业证书,但济南大学以受过记过以上处分为由拒绝授予其学士学位。[9]

   2.判决思路

   一审法院认为,法律、法规未对何种情况下不予授予学位作出详细规定,但高校可依授权制定细则。《山东省学士学位授予管理办法》第8条和《济南大学普通全日制学生学籍管理暂行条例》第69条都规定“受记过(含记过)以上处分者”不得授予学士学位。《济大学籍条例》系根据《办法》授权制定的有关本校学士学位管理方面的细则,并不违反上位法的相关规定。可以看出,一审法院的裁判思路是以合法性审查原则为限,并没有介入学位授予要件的实质内容审查。

   但是,二审法院却做出了截然不同的判断:

   (1)明确上位法中的法定要件是高校学位授予的充分条件。即“申请学士学位者除具备政治上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外,只要符合《条例》第4条、《办法》第3条规定的条件,就应当授予学士学位。”

   (2)法院对学位授予自治要件进行了合目的性审查。二审法院指出,该案中的高校自治要件将非学术目的的事实作了不当涵摄。[10]

   (3)否定高校自治要件可以涵盖至法定要件的内涵。济南大学在诉讼中提出,杨永智因与人打架受到学校处分,说明其相关品德教育方面的课程成绩不够优良,故不符合授予学士学位的条件。法院则认为,学生思想品德课的成绩应按照《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中规定的考核形式予以考核,[11]考核成绩记入成绩册,并归入本人档案。而济南大学未提交这类成绩册,不能证明杨永智的思想品德课程未达到“成绩优良”的条件。可见,若无法定形式的成绩册,二审法院不认同自治要件中的“纪律处分不得授予学位”可以随意解释为法定要件中的“未达成绩优良”。

   (4)对学位授予要件做出区分。首先,明确“学位授予单位具有制定本单位授予学位的工作细则的职权,但其制定的工作细则是对《条例》和《办法》规定的授予学位条件的细化和具体化,而不能超越《条例》和《办法》的原则规定,增加与学业成绩及学术水平无关的限制条件,给高等学校本科毕业生获得学士学位增加额外的义务。”接着指出“本案中济南大学提供的《济大学籍条例》系根据《规定》的精神制定的本校有关学生学籍管理的规范性文件,而不是根据《办法》的授权制定的本单位授予学位的工作细则。且《济大学籍条例》第69条笼统而不加甄别地将“受到行政纪律处分”作为不授予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的条件,与《条例》和《办法》规定的精神不符。”因此,法院可以根据制定依据来判断学术与非学术内容,非学术要件若增加限制条件或额外义务,与上位法的精神是不符的。

   3.评析与问题

   “杨永智案”中一审法院与二审法院的观点差异给了我们某些启示:一方面,高校学位授予要件并非都是学术内容,不同要件必须对应不同的司法审查强度,错位适用会对判决结果产生巨大差异。此中如果没有体系化、规范化的理论支撑,那法律解释技术很可能沦为价值判断的修饰工具。另一方面,由于专注于“高校自治”的提倡与证成,以往的理论研究都着眼于对高校自治的‘保障’而非‘限制’,多数讨论往往预设:保障大学自治,就能维系学术自由。[12]但事实上,大学自治的不当行使,不但与促进学术自由的目的相悖,居于强势地位的高校也极易侵害学生的教育权利。因此有学者提醒,“从实务看,我国大陆法院在面对此类案件时并没有从法律和规则的结构出发展开对高校行政案件的审查,往往就事论事,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导致司法监督无法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并往往惮于侵害高校办学自主权的嫌疑而不敢有司法审查的担当。”[13]

   行文至此,笔者先行假设,学位授予类案件中司法对不同类型学位授予要件的尊重是有区别的。下文将分为三个部分对该问题进行深入阐释。首先,梳理高校自主、学位授予权、学术自治的规范脉络,厘清我国语境下的概念内涵。其次,尝试回归《学位授予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以及《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的规范文本,区分高校学位授予的各类要件。最后,结合相关案例与学理来分析具体的高校自治要件的司法审查问题。

  

 二、理论前提:厘清高校自主、学位授予权、学术自治之关系

   学校虽然是以教育权为核心构建的组织,但是教育活动仍有不同导向:“学校行政必须以促进中小学生人格自由开展为目的,而大学行政则应该以促进学术自由为目的”。[14]“学术自由”(Wissenschaftsfreiheit)是源自德国法的一个基本权利概念,包含“研究”(Forschung)与“讲学”(Lehre)。[15]德国、日本等国宪法中均有“学术自由”或“学问自由”条款,而我国一般将《宪法》第47条的“科学研究的自由”作为学术自由的宪法基础。[16]《高等教育法》第10条则将作为基本权利的“学术自由”明确为“高校学术自由”的制度性保障,国家法律保障高校在依法之下的学术自由,是贯通高校自主、学位授予权以及学术自治的基础概念。

    (一)高校自主

   从实定法考察,我国公法中的“自治”主要有以下几种:

1.特别行政区自治;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与《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相关规定,香港和澳门享有“全国人大授权的高度自治”,包括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17]但其自治立法不得与《基本法》相抵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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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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