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炜光:人民公敌小麻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78 次 更新时间:2006-07-11 02:1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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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炜光 (进入专栏)  

  

  “社员同志们,消灭麻雀是毛主席、党中央交给咱的政治任务,咱大队要家家户户齐动员,男女老少都上阵,做到人人手里有弹弓,不会使弹弓的就敲铜锣,没有铜锣的就敲脸盆,没有脸盆的你就扯脖子喊,喊,人人都会,是不?干啥啊?你说干啥?就为了吓唬麻雀那狗东西!大家要记住一条,不让麻雀落地,落树枝上、房檐上也不行,累死那些个糟蹋粮食的小兔崽子!”(《旧事》第7期)

  这是一位生产队长在1958年“打麻雀”运动中对他的村民们发表的训话。不是“过来人”很难想像,那个年代荒诞不羁到了什么地步。

  麻雀,一种玲珑可爱的小生灵,跟我们人类一样依赖着大自然的给赐而生存,弱小、令人怜悯。这世界上也许没有谁会在意它们,甚至没有谁去注意它们,但也没有谁会认为它们有能力给其他物种造成威胁而加害于它们,没有谁会跟一只小小的麻雀过不去,用一句俗话说就是:“麻雀惹谁了?”然而,麻雀们在1958年的中国竟遭到了一场亘古未有的大劫难,一场真正的灭顶之灾。它们被紧紧地包围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毁灭在“人民的铁拳”之下。

  “打麻雀”运动是在党中央和各级政府的统一领导部署下进行的,全国范围内的机关、部队、学校、厂矿、城市、乡村,实行全民总动员,男女老幼齐上阵,立下消灭麻雀的“雄心壮志”,“不达目的不罢休”,于是,就有了上面那位生产队长声嘶力竭的“动员报告”。

  在首都北京,全市300万人民总动员,1958年4月19日那天,锣鼓喧天,彩旗飘扬,鞭炮齐鸣,像是在庆祝什么重大节日。5时整,北京市围剿麻雀总指挥王昆仑副市长一声号令,全市军民——“不论白发老人或几岁小孩,不论是工人、农民、干部、学生、战士,”人人手持“武器”,立即奔赴各自的战斗岗位,大街小巷的每个角落都有“重兵把守”,“千千万万双眼睛监视着天空”。在全市范围内,有830多个投药区撒上了毒饵,200多个射击区埋伏了大批神枪手,解放军的神枪手驰赴八宝山等处支援歼灭麻雀,小脚老太太们登高爬梯的屡见不鲜,假人、草人随风摇摆,也来“站脚助威”,一派“大战来临”的气氛。

  为了摸清“敌情”,“围剿麻雀总指挥部”派出30辆摩托车四处“侦察”。市、区指挥、副指挥等乘车分别指挥作战。在天坛“战区”,30多个神射手埋伏在歼灭区里,一天之中歼灭麻雀966只,其中累死的占40%。在南苑东铁匠营乡承寿寺生产站的毒饵诱扑区,在两个小时内就毒死麻雀400只。宣武区陶然亭一带共出动了2000居民围剿麻雀,他们把麻雀哄赶到陶然亭公园的歼灭区和陶然亭游泳池的毒饵区里,消灭麻雀512只。在海淀区玉渊潭四周5公里的范围内,3000多人从水、旱两路夹攻,把麻雀赶到湖心树上,神枪手驾着小船瞄准射击,被打死和疲惫不堪的麻雀纷纷坠落水中。整个北京城,成了一个令“老家贼”们胆战心惊的天罗地网,别说麻雀,就是一只臭虫,也别想活着“跳”出去。一群被追赶得狼狈不堪的小麻雀惊魂未定地刚找到一座古城楼落脚,就被消防战士发现,只见云梯高架,年轻的战士奋不顾身,冲上去与小麻雀展开“贴身肉搏”,战绩不俗。

  当晚,首都举行了展示“战斗”成果的“胜利大游行”,一队队汽车满载着已“灭杀”的麻雀和一批“麻雀俘虏”在长安街上浩浩荡荡地经过,全市人民无不拍手称快,场面巍为壮观。经过一天的“战斗”,战果“极为辉煌”,据不完全统计,全市共累死、毒死、打死麻雀83249只。据报道,忙活了一天感到疲惫不堪的首都军民“正在养精蓄锐,好迎接新的一天的战斗”(见1958年4月20日《人民日报》)。

  首都形势一派大好,中国第一大城市上海自是不甘落后。12月13日凌晨,“战役”开始,全市10万面彩旗迎风飘扬,楼房顶、弄堂内、马路中、空地上,还有郊县的田野上,到处是人民群众“警惕的眼睛”,呐喊声此起彼伏(没想到温文尔雅的上海人打麻雀还是把好手)。市区的公园、墓地、苗圃等处,设有150处“火枪区”。一些市民还接受了使用火枪的专门训练,数百名“火枪手”严阵以待。市郊各县为打麻雀抽调了一半的劳动力组织起“灭雀”大军,披挂上阵。经过一天的“人雀大战”,到晚8时,全市共消灭麻雀194432只(见1958年12月14日《解放日报》)。其统计数字精确到个位,足可气死40余年后的统计局,因为他们直到现在也难以达到这样高的计算水平。其他大城市的情况也差不多。广州共围剿消灭麻雀31万只(包括雀蛋2.58万个),捣毁雀巢3.9万个,围剿麻雀的战役大获全胜。人民子弟兵广州驻军也参加了这次“战役”。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有人回忆,打麻雀那天,如果你恰巧站在黄河故道边上,你就往北看吧,哈,一望无际的大平原上,人山人海,吆喝声、欢呼声惊天动地,为的是逼迫麻雀不停歇地飞,不让它们落地休息,累死它们!如果谁发现落地的麻雀就用弹弓射,用石头打;麻雀钻进树洞之类的地方就防火熏烧,不把那个可怜又可恨的小家伙弄死决不罢休。一时间,朗朗乾坤,青山绿水,被搅得乌烟瘴气、天昏地暗!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遭殃的不只是麻雀,其他鸟儿,喜鹊、画眉、黄鹂、金丝鸟等等,也都不知道如今这地上的人们犯了什么病,惊恐地高高飞翔,不敢落地,边飞边发出一阵阵痛苦的哀鸣。据不完全统计,从3月到11月上旬,8个月的时间,全国共捕杀麻雀19.6亿只,随着12月新的一轮“战役”的进行,全国的麻雀基本绝迹,其他鸟儿死亡无数,充分显示了“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

  1774年,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也曾下过一道几乎一摸一样的命令:消灭麻雀,而且杀死麻雀者有奖。于是,百姓争相捕雀,也是闹得鸡犬不宁。没用多长时间,麻雀真的“一扫而光”,但大麻烦也就接踵而来:各地果园布满了害虫,树叶枯萎,草木不生。国王见状急忙收回成命,“亡羊补牢”,紧急从外地运来雀种,加以繁殖保护,才算渡过难关。同样的历史,184年后在中国又非常认真地重演了一遍。人们好像“不过了”似的砍伐大量树木作为燃料大炼钢铁,使得大片树林被荡为平地,泉水干枯,土地沙化,而愚蠢至极的打麻雀运动又使得大量以食虫为生的鸟类死亡,导致虫害蔓延,形成有史以来对自然生态破坏最为严重的一次人间浩劫。

  由此想到现在一意孤行的以破坏自然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造成极其严重的生态灾难。许多地方,人们简直可以说是生活在垃圾堆之中,污水四溢、森林枯萎、空气窒息,土地沙化,遗祸后世无穷,观之令人怵目惊心。现在,麻雀虽然被列为国家保护动物名录,但中国人爱打麻雀爱吃麻雀的习惯不是轻易能改掉的。不久前,南京地区下了一夜暴雨,还刮起了狂风。第二天天亮后,不少市民发现屋外满地的麻雀,原来,一夜的狂风暴雨把这些麻雀的巢打落了,淋得透湿的麻雀再也无法起飞,躺在地上奄奄一息。很多人拿来脸盆,拣了满满一盆盆的麻雀,回家烤吃,大享野味,早就把国家的法律法规丢到了九霄云外。当年“围剿麻雀”的“人民战争”是极其荒唐的,已经成了一个历史笑柄,但是,时间刚刚过去几十年,同一块土地上的人们就把惨痛的历史教训忘得一干二净,其荒唐愚昧的程度,跟当年打麻雀有什么两样?

  “打麻雀运动”是政府设计并通过国家权力强力贯彻实施的,尽管表面上是各个地方政府放卫星,但实际的动力来自于高层;这个运动也反映了人类的无知与狂妄,相信人可以主宰一切,包括大自然。在这个万众动员的过程中,包括打麻雀在内的“除四害”运动实际上成为大跃进的起点,国家意志透过强有力的政治动员和组织措施得以全力贯彻,以党的权力为主导的党和政府的权力急剧地扩张,并快速向社会各个方面渗透,全国已变成一座不折不扣的大兵营。由于国家力量笼罩一切,政治体制逐渐走向极权化,社会则消失得无影无踪,一个小小的麻雀焉能置之度外?

  必须看到,尽管面临着强大无比的政治压力,一些有良知的科学家仍仍无所畏惧,坚持麻雀不是害虫,不应被消灭的观点。中科院实验生物研究所的朱洗教授以历史为例,说明消灭麻雀的危害。生物学家郑作新、张孟闻、辛树帜、丁汉波、冯德培、张作人、张香桐等都以自己的研究为依据,反对消灭麻雀。但在极权体制之下,这些对人类生存颇有价值的意见毫无作用。1959年春,上海等一些大城市树木发生严重虫灾,有些地方人行道树的树叶几乎全被害虫吃光。在这种情况下,生物学家们更加强烈地要求为麻雀“平反”。经过艰苦的努力,科学终于暂时占据上峰。毛泽东1960年3月18日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中提出:“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子’。”

  打麻雀的闹剧总算演完了,但紧跟而来的就是一场又一场的人的大劫难。中国人与大自然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大自然也没客气,用同样的态度狠狠地“回报”中国人。从1959年开始,持续三年的粮食饥荒使得数千万人的生命像小麻雀一样灰飞烟尽,农业经济遭到严重损失。大自然的报复来得如此之快,令人促不及防。此后消停了没几年,又急急忙忙地开展了不折腾死自己不罢休的文化大革命。当年那些反对打麻雀的科学家纷纷被扣上利用麻雀做文章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大跃进”,反对最高指示等种种罪名,受到残酷迫害。朱洗先生在1962年已经病逝,但此时仍被扣上把伟大领袖毛主席同普鲁士腓烈特大帝相提并论、公开反对毛主席的罪状,竟令人发指地受到砸碑掘坟、曝其尸骨的“严惩”。

  从麻雀的劫难到人的悲剧,其中值得反省之处很多——为什么会作出这种明显违反科学的决策,为什么当有人作出这种非理性的决策时没有任何力量予以质疑和纠正?为什么为麻雀“平反”这种纯属自然科学的问题在实践中如此艰难曲折?为什么坚持正义的科学家在“文革”中会受到残酷迫害?为什么文革中的“普通人”能做出对死者鞭尸扬灰这种令人发指的罪行?为什么事隔几十年中国人又在犯性质几乎完全相同的错误?这些问题,足够中国人在一两个世纪中慢慢体会和思考了。

  一位朋友曾写文章回顾那段亲身经历的的“战斗历程”。当时他被派往一片松树林“警戒”,手里捧着一本萧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看入了迷,忘记了他的职责。唿地一声炸喝震响在耳边,吓得他一哆嗦:“干什么那你,咋不轰麻雀?”抬头看时,那人把手里用来赶麻雀的棍子戳在地上,笑嘻嘻地又说道:“我日他娘,打跑了麻雀,共产主义就实现了?”(《旧事》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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