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恩远:苏联改革与中国改革缘何结果迥异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66 次 更新时间:2016-10-19 09: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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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恩远  

   摘要: 苏联解体的根本和关键原因在执政党的变质。决定命运的关键因素在于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在领导这个党,执行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党的变质引起改革路线的变化——改革路线的变化引起社会根本制度的变化——社会根本制度的变化和骚乱导致国家的衰亡,这就是苏联解体的逻辑顺序。

   【关键词】苏共 中共 改革

  

   20世纪下半叶,发生了两件举世震惊的大事: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覆灭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崛起。苏东剧变不仅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共产党数量由180多个减少到130多个,党员人数除中共外由4400多万减少到1000多万人,这些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也遭受极大损失。作为对比,中国由于30多年来经济一直保持高位数增长,GDP已占世界比重15.5%,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世界的影响日盛。这使得曾经预言苏东剧变是“社会主义时代的终结”的著名学者福山不得不承认自己论断的错误。中国和苏联东欧国家都在尝试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体制的改革,苏东国家起步甚至比中国更早,为什么结果迥异?

  

   改革是承继优势、克服弊端,不是全盘否定历史

   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维护国家独立方面曾经取得很大成就。但到20世纪80年代,苏联模式发展越来越出现明显的消极现象:经济增长速度降低,生产结构单一;政治上保守、干部队伍老化、官僚机构膨胀;思想上僵化、封闭和教条主义盛行,等等。特别是在世界科技革命浪潮滚滚涌来之际,苏联传统的、陈旧的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显得应对乏力,严重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不改革旧体制没有出路。

   改革当然是对旧体制的一场革命,但这种变革是“扬弃”:保持过去的优势,克服劣势,不是对历史的全盘否定。苏联体制的实际情况是,一方面存在需要革除的“否定”因素,但还存在“肯定”的一面:按照国际公认的评价社会发展状况指标,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经济总量排名在世界前三位;人均教育程度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人均预期寿命处于比较先进的国家行列。这个评价是否准确?我们看看今天俄罗斯学者的看法。2007年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出版了著名经济学家阿巴尔金主编的《苏联经济史》,这是评价苏联社会经济发展最新、最为权威的著作。该书没有回避苏联旧体制弊端,也反对刻意拔高苏联社会发展成就的做法,但坚决不同意把苏联体制说成是“失败的”“需要彻底否定的”。该书写道:“毫无争议,苏联在自己的存在时期在经济发展速度上没有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苏联在经济和军事政治范畴成为世界第二强国,在航天、核能方面成为第一大国。它发展了自己的能源经济潜能,建立了结构最发达的统一的能源体制。”

   但戈尔巴乔夫等人却认为,“这个体制已经腐烂,必须彻底砸烂”。他提出要彻底改变过去的制度和宪政,“打碎这一强大的行政命令体制”。因此他奉行以“新自由主义”为核心的经济改革,砸碎了原有运行的经济体制;实行所谓“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改革,改变了苏联的国体和政体,全盘否定了苏共和苏联人民几十年艰苦卓绝奋斗的历史……其结果是:国家治理陷入混乱,社会经济崩溃;政治体制改革走向了他们没有预料到的相反方向:整个国家体制被摧毁。

   中国共产党人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就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由此奠定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对于党的历史、党的主要领袖人物评价的思想基础。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针对当前的思想状况,明确提出:“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中国的改革既是对旧体制弊端的“革命”,又坚持了中国国体和政体的基本原则,从而稳定和统一了国内的思想认识,保证了改革不犯“颠覆性”错误,始终沿着正确轨道运行。

  

   改革必须立足本国实际,不能盲目照搬西方体制

   中国有一句古话: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原因何在?水土异也。即便别国的模式再好,照抄照搬也会不适应本国实际。

   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核心内容是“全人类利益高于阶级利益”,从而否认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他进一步提出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革总路线,决定了其政治改革是奉行以西方“多党制”“三权分立”为圭臬的模式。所以,戈尔巴乔夫主动要求西方帮助苏联进行政治体制改革。1991年他的安全顾问普里马科夫致信西方七国首脑,要求西方在苏联政治改革中给予全面援助,因为苏联正在“建立一个享有全人类共同价值观的庞大民主国家”。他经济改革的主要内容,正如其主要经济顾问亚夫林斯基所说,也是以西方经济学“新自由主义——货币主义学说”为基础,甚至不惜要求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帮助制定指导苏联经济改革方案,实行经济管理体制的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

   这种脱离本国实际,盲目照搬西方实行的政治经济改革的结果是灾难性的。正如2007年出版的俄罗斯历史教师参考书写道:“戈尔巴乔夫没有连续性的、不够深思熟虑的经济政策,不但没有实现社会经济的加速发展,反而导致生产下降、国民生活水平降低、以及群众对党的领导人的不满”。到了20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超市货架上原因不明地几乎什么都没有了:从肉到火柴。为了调节局势,对某些生活必需品(如香皂)实施配给制,商店前排起了长队。从市场的商贩那里可以买到商品,但是价格要高好几倍,大部分居民买不起。结果,一些日用品的国家定价多年以来首次迅速攀升,人们的生活水平开始急剧下降,导致国家衰亡。

   而中国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探索中,始终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一方面,在改革中借鉴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成果,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我们曾经深刻关注在前苏联和波兰、匈牙利、南斯拉夫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的经济改革。苏联“利别尔曼建议”、1965年改革实行的“新经济体制”;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的经济运行模式理论;匈牙利科尔奈的短缺经济与软预算约束理论……曾经很大程度上引起了中国学界的关注和借鉴。同时也密切注意向资本主义世界学习,特别注意研究西方国家、日本、亚洲“四小龙”的经验。另一方面,决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习近平总书记对此明确强调:“问题的实质是改什么,不改什么,有些不改的,不能改的,再过多长时间也是不改,这不能说不改革。”因此始终坚持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俄罗斯学者曾经对比苏联和中国的改革特点,总结评价道:“必须全面和不带偏见地思考自己国家的特点,清醒估计到其社会经济发展的强点和弱点,最大限度保持和继承自己国家历史上最珍贵和最丰富的财富——在这方面俄罗斯是需要向中国学习的。”

  

   必须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

   我们所说的“改革”,主要是针对苏联模式的弊端,即对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单一的生产结构,僵化、教条的理论体系等进行变革。其实“改革”一词最早是苏联提出的,社会主义各国改革行动最早也几乎是从苏联开始的。斯大林逝世后,马林柯夫就提出要“与重工业同样的速度发展农业和轻工业”。1956年赫鲁晓夫宣布实行工业建筑业的改革,目标是缩小高度集中的中央管理权限,把一部分下放到地方。1965年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建立“新经济体制”,大规模开展了以扩大企业自主权、减少中央计划指标为中心的经济改革。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戈尔巴乔夫提出“加速发展”战略的改革。可见苏联也一直认识到对旧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中共曾经也对苏共改革给予了关注。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一文,指出:“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提出在处理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上,要更多地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同志更是态度鲜明地指出:“我是主张改革的,不改革就没有出路”。

   可见中共和苏共对于改革必要性的理解没有分歧,但对于如何处理与“发展”的关系则有很大区别。中共深刻地认识到“发展是硬道理”,改革的目的不是仅仅为了追求建立某种体制的“形式”,更主要是为了“提高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因此,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保持了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但在戈尔巴乔夫实行的改革中,“加速战略”的经济改革浅尝辄止,转而把建立所谓“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作为改革目的,政治改革居于经济改革优先地位。但其政治改革却加剧了国内形势的严峻。表现在:经济秩序混乱。1989年和1990年1—4月因族际冲突和罢工造成的工时损失分别达到700万和950万人次;生产急剧下降。1989年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许多指标没有完成,1990年经济出现负增长;商品短缺。1990年苏联能够提供的各种日用品、食品等商品仅仅能够满足居民需求的12.9%;通货膨胀更是达到天文数字的增长,老百姓多年积攒的存款一夜之间变成一堆废纸……时任苏联总理的雷日科夫悲怆地写道:“令我终生难忘的是1989年……我不论是作为一名普通公民,还是作为国家总理的一切希望都已经破灭。”

   那么,为什么出现这种区别?没有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中共领导人对此有十分清醒地认识。邓小平同志1987年6月指出:“没有安定的政治环境,什么事情都干不成。”1989年2月他又说道:“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他反复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如何保持稳定?对中国来说,保持中国共产党对社会发展的领导地位是最为重要的。

   苏联改革的混乱恰恰始于取消了苏共在社会生活中的领导地位。首先,废除了关于作为国家政体核心的苏共的领导作用的《宪法》第六条,这不仅意味着削弱了苏共的领导,同时削弱了国家政权。因为“苏共本身也是苏联国家管理机构的基础”。于是各级领导机构自行其是,造成管理的混乱;其次,党的领导的削弱导致民族主义的泛滥。著名历史学家罗伊•麦德维杰夫写道:“联盟中央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政治意志的衰退以及权力的瘫痪助长了民族主义和分立主义。”苏共民主集中制同样是联系各加盟共和国与中央的组织原则。一旦中央权力削弱,地方分裂势力势必座大;再次,造成了社会的无序和混乱。戈尔巴乔夫拆除了党的机构,没有了党有效地参与解决经济的无序状态、以及没有能够替代党的机构的市场机构,苏联经济和社会发展陷入了泥潭,在民众中引发了非常激烈的骚动。雷日科夫对此指出:经济改革、特别是涉及范围这么大、程序这么复杂的改革,首先必须保持政权的巩固。“如果政权被削弱,便没法开始改革”。

   苏联解体的根本和关键原因在执政党的变质。决定命运的关键因素在于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在领导这个党,执行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党的变质引起改革路线的变化——改革路线的变化引起社会根本制度的变化——社会根本制度的变化和骚乱导致国家的衰亡,这就是苏联解体的逻辑顺序。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博导)

   【参考文献】

   ①《苏共中央二月全会文件选编》,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

   ②[俄罗斯]亚•维•菲利波夫著,吴恩远等译:《俄罗斯现代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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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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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民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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