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兆武:战火芬芳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84 次 更新时间:2016-06-05 1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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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兆武 (进入专栏)  

1937-38这两年,全国确实有一种新气象,《毛泽东选集》里面也提到:自从抗战以来,全国有了一片欣欣向荣的气概,过去的愁眉苦脸都一扫而空(见《新民主主义论》)。可是到了1939年以后,局面有了变动,类似抗战最开始那样的大仗不多了。第一,日本人的重点有所转移。那时候欧战已经开始,美国在物力方面大量支援盟国,所以日本要想称霸东亚的话,对手除了中国、苏联,还加了个英美。英美在亚洲的势力很大,不会坐视日本完全独霸中国,世界矛盾很尖锐,所以日本得留着力量北边对付苏联,南边对付对英美,不可能把所有的兵力都放在中国战场上。第二,中国地方太大了。日本从东北伪满洲国一直占领到华北、华东、华中、华南,每占一个地方总得分一部分军力来把守。比如占领北京,少说也得留个七八千人,如果只留三五百人,一旦有事,招架不过来的。一个北京就得留几千人,那么,以中国之大地,从黑龙江到海南岛,得留多少人?恐怕没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人是控制不了的,所以日本一边前线打仗,一边还要占领那么多地方,它应付不过来的。

二战时,德国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德国在欧洲征服了十四个国家,对付挪威、丹麦、比利时这些小国如风扫残云,却惟独没有攻占瑞士,为什么?其实瑞士就在它旁边,又是个小国,要硬打的话无疑也能打得下来,可瑞士当时是400万人口,精兵20万,它的科技水平非常高,军备非常强,而且训练有素。瑞士虽然是中立国家,可是如果敌国入侵,瑞士一定会全力以付,这一点它表示得非常鲜明,所以希特勒也得考虑。德国当时有8000万人,如果按十分之一的比例来说,它的最大兵力是800万人。瑞士有精兵20万,那么德国大概就得出兵40万。希特勒这边打英国、打法国,那边还得打苏联,如果费那么大代价打一个瑞士,他得考虑到底值不值得。当年日本大概也是这么考虑的,它得衡量全局,所以总想对中国用政治手段来结束。比如它在东北成立伪满洲国,北京成立华北临时政府,南京是汪精卫的汉奸国民政府,有了这些傀儡政府日本就不必付出太大的代价。这是暴力政策的失败。中国自古就懂得,政治主要是靠人民的拥护,否则不能持久。日本侵略中国是几亿中国人都反对的,怎么能成功?

1938-39年以后,形势逐渐成为一种相持的状态,虽然也打,但时战时停,不像开始那一两年大打特打。国民党在抗战一开头也是真打,牺牲也大,及至进入相持状态后就开始腐化了,军队腐败,政治腐败,经济腐败,而且速度非常之快,这一点蒋介石后来也不得不承认。抗战以前,左派、右派界限鲜明,抗战爆发便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可是自从1939年以后,国内矛盾又逐渐上升了。那年我刚入大学,学校里有很多壁报,写的文章大都带有政治性,左右两派又开始争起来,而且争得很厉害。那时候我们绝大部分人都是同情左派,虽然不甚了解,但总以为左派是真正要求民主的,至于突出无产阶级专政,则是解放后历次运动的事了。解放前倒是右派非常敏感,认为凡是主张自由民主的,就是反国民党,就是跟着共产党跑。比如罗隆基、闻一多搞民主运动,国民党特务给他们起外号叫“罗隆斯基”、“闻一多夫”,写大字报动不动就“罗隆斯基如何如何”,可我们大多数人并不这么看。为什么人家提出自己的意见,就给人家扣一顶红帽?记得张奚若先生在课堂上不只一次地说:“当局一听‘自由’两个字,无明火立刻就有三丈高。”真是入木三分。

1940年在欧洲战场是个大转折,法国被德国占领了,那是法西斯气焰最高涨的时候。中国当时所有对外的出海口都被日本人占领,只能靠从越南的海防进广西或云南。日本一看法国战败,立即出兵越南,结果越南这条路也断了,只剩下昆明通缅甸那一条路。可那时候英国自顾不暇,无力保护缅甸、印度等属地,日本随即封锁了滇缅路。

1939年我刚入学时,日本飞机只偶尔来一两次,因为昆明是主要的中转站,所以从1940年夏天到1941年秋天,在这一年零一个季度的时间里,日本几乎天天来飞机轰炸,而且很准时,早晨九、十点钟肯定拉警报。据说重庆一拉警报大家就躲进山洞里,可是昆明没有山洞,幸亏联大就在城边,一拉警报我们就往郊外跑,十来分钟就能翻两个山头,跑到山沟里就安全了。不过因为日本飞机到处丢炸弹,山沟里也有不安全的时候。有一次,华罗庚先生和教我们西洋史的皮名举先生躲在一起,不知怎么日本人在那山沟里(记得叫黄土坡)撂下两颗炸弹,石头土块把他们埋了起来。皮先生爬出来,晕头转向地往外走,没走几步忽然想起华罗庚还在里边,赶紧又找人回去,又把华先生拉了出来。在艰难危险的时刻,人的反应是不一样的,有时会让你感到人性中更深层的心态。比如有个叫杨南生的同学,后来是火箭专家了,他就从来都不跑。有一次人家生把他拉走躲起来,弹片正好落在他身旁,把一个茶碗给砸了,有人问他:“这回你该跑(警报)了吧?”他说:“这回就是跑坏了,不跑留在屋里还炸不到。”过去我们总是习惯用政治觉悟衡量人,可是在这种场合,有的人是真不怕,但不能说这个人政治觉悟高,有的人政治觉悟非常高,可每次警报一响跑得比谁都快。

日本飞机来轰炸都是排成“品”字形,三架排一个小“品”字,九架排一个中“品”,有时候是27架排一个大“品”,有时候是36架,前面一个大“品”,后边九架再组成一个中“品”,看得非常清楚。飞机来得挺有规律,每天差不多都是十点钟准时来,炸到十二点、一点钟又走了,所以后来我们上课的时间都改了,早上七点到十点钟上课,下午三点钟再上,中间那段就是等它来轰炸的。昆明天气非常好,阳光灿烂,飞机飞过去的时候炸弹极其耀眼,就像一群水银球掉下来,亮得晃人眼,就听见“嗞嗞嗞嗞”的一阵响,然后是“嘣——”的一声,如果离得近,就会感到地动山摇。据报纸上说,日本当时有两派争持,一派主张从东北北进打苏联,一派主张南进,进攻南洋,打英美,两派争执得很厉害。1941年日本飞机天天轰炸的时候,有一次我在报纸上看见一篇文章,大概作者懂点军事,据他的观察日本是要南进,因为他们炸昆明的时候有一部分所用的战术是练习俯冲轰炸,那是轰炸海军军舰的战术,所以他预言日本是要南进,后来果然日本发动了太平洋战争。

我们当时毕竟年轻,跑上十几分钟躲起来就没事了,可我也看见一些悲惨的景象。有一次飞机大肆轰炸之后,我看见一堆乱坟后边有位老人,他有气无力地慢慢站起来,满脸灰色的尘土,然后非常缓慢地长叹一口气,我看了以后心里非常难过。联大被炸过两次,1940年秋开学不久,那一次炸得很凶,宿舍、图书馆都被炸了。我还记得那天回来以后校园里到处都是灰尘,就看见蒋梦麟校长——平时他很少露面的——坐在图书馆门前的地上,一副无奈的样子。不过总的来说,并没有士气不振,也没有任何失败主义的气氛,加上年轻,每天都觉得好玩儿一样。记得街上有一家牛肉面馆,被炸之后换了个招牌“不怕炸”,大家都觉得有趣。教师们为了躲避轰炸,很多都搬到乡下去了,没有别的交通工具,所以住得近的、远的都得走着来,只有周培源特殊,周培源买了一匹马,他就骑着马来。

1941年秋天,美国空军志愿队来了,不算正式参战,所以是“志愿”的,也叫“飞虎队”。那天下午空气依然清新如常,我想也许是高原上空气稀薄的缘故,看得清楚极了,就见一些飞机在天上来回盘旋,速度非常之快,声音也非常好听。我们虽是外行,可是一看就知道那是一种新型的飞机,非常先进。第二天又有警报,日本飞机又来了,可是那天很有意思,大概它们也知道美国的志愿队来了,所以不像以前那样排着大队伍,只是试探性地来了十架,而且也没能到达昆明上空。第二天我们看报纸才知道,那十架飞机全军覆没,都给打下来了。自从那天起,以后就再没警报了。后来征调联大学生给美军做翻译,我听他们回来讲,那种飞机叫P40,是战斗机,头上还画一个鲨鱼。P40的每个翅膀上都有三架重机枪,子弹交叉打过去,火力非常猛。经过一年多天天挨炸之后,我们终于又恢复了正常的生活。

1941年年底,世界形势大变,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正式参战,“飞虎队”也不叫“志愿队”了,改称“美国空军第14航空队”,属于正式编制。1942年春天,美国空军少将Doolittle(杜立德)率领B24中型轰炸机第一次轰炸东京,倒不是为了取得多少物质的效果,主要还是心理上的,就是说美国飞机现在也能打过来,日本本土也不安全了。当时日本陆军跟海军也闹矛盾,陆军推委海军防御不力——因为当时的飞机还没那么先进,不能从美国本土直接飞到日本,所以有一种判断认为飞机是从航空母舰上飞来的,这就意味着日本海军未能把美国航母阻止在外。可是日本海军则说美机是从陆地起飞的,一定是陆军有哪一个岛没守住,被美国占领了,建了飞机场飞过来。两方面争论不休,不久有一部电影叫《东京上空三十秒》,专门讲这段故事。

“飞虎队”来了以后日本不来轰炸,昆明就相对安全了。当时美军的若干总部设在昆明,很快我们就发现满街都是美国兵,不过美国兵胡作非为的很少,关系处得还不错。政府先后调了很多联大的学生给美军做翻译官,挂上少尉的牌子就算是参军了,如果是四年级的同学,去了就算毕业,低年级的学生,学校还允许他们可以回来复学,梅贻琦校长的公子梅祖彦大概就是二年级的时候参军去的。美国给军人的待遇远较中国为好,包括他们军队的服装、吃、用等等供给都是美国运来的。比如到美军做翻译官,去了以后先发一身美军的衣服、美军的皮靴,而且每人发一块手表,那时候我们谁有手表?如果所在部队就在昆明附近的话,这些同学还时常回学校看一看,腰上挎一支手枪,顶神气的,而且可以很快学会开车,没事就弄辆吉普车,顺便带我们出去玩儿。我在历史系有个熟同学董振球做了翻译官,周末我常去看他,第一,可以在他那里吃一顿,有面包,还可以抹黄油,那就非常了不起,感觉好极了。第二,可以在那里洗个热水澡,而联大是没有洗澡设备的。到了晚上我就在招待所里睡一觉,睡前翻翻他拿来的Time、Life之类的杂志,第二天还可以托他买两件美军的衣服。当时美军的军服大量涌入市场,当然是没有徽章的,质量又好还便宜,所以昆明城里有好多人都穿美军的衣服。

我没有上过前线,所以真正怎么作战我不知道,听一些做翻译官的同学回来讲,美国兵作战的时候也挺勇敢的,不像以前我们以为的那样不能吃苦耐劳。云南西部的高丽贡山、野人山,那些地方根本没有人,穿越的时候都是风栖露宿,晚上没有地方睡,他们就窝在吉普车里过夜。同学谭申禄中学和我就是同学,运动员,身体很好,而且是机械系的,到美军做了copilot(副驾驶)。空军死亡率非常之高,不过做飞行员也顶神气的,能飞到天上去那是最高的荣誉了。谭申禄专飞印度的加尔各答,后来大概也发点财——相对于我们来说。当时缅甸被日本人占领了,所以不能直接从缅甸上空飞,都得绕西藏沿着所谓驼峰那条路,挺危险的,据说1500多架飞机中约有半数失事,现在还有人在找遗骸。谭申禄给我讲过一个小故事,挺有意思。有一次他们坐的是运输机,毫无作战能力的,飞行途中,忽然发现前面有日本飞机,指挥官下令让他们立刻准备。按照规定,第一信号给出的时候应该把降落伞都穿好,第二个信号一出就得跳伞。后来果然给了第一个信号,大家马上穿降落伞,结果有一个人非常害怕,当时就晕倒了。幸好没有给第二个信号,不然他们真的就要跳下去了。

当时中国主要对外的运输就靠从昆明飞加尔各答这一条路,没有别的选择,而且那时候中国非常落后,没有汽车,没有汽油,没有飞机,也没有各种武器,所有物资都得靠外援,所以必须再有一条对外的交通线来支持,这也是美国参谋长史迪威拼命要打通缅甸的主要原因。美国海船一直开到仰光,把物资卸下来,然后通过滇缅公路不断地运送到内地。1944-45年,我们在昆明依然可以看到公路上运输车队不断地往来,非常繁忙。有一个人叫梁敬錞,做过台湾近代史所的所长,写了一本《史迪威事件》。蒋介石在昆明成立了中国远征司令部,把中国的一些军队逐步换上美式的装备,可是史迪威把这些当时中国最精锐的部队都放在了中缅战场。史蒋之间在战略上有很大的矛盾,终于闹翻了,蒋要求罗斯福一定要换人,否则的话,中国宁可回到抗日战争以前的状态,不打了,所以后来罗斯福就把史迪威调回美国。

二战的转折点是1942年秋天。1942年以前,日本在中国占据优势,德国把法国打败了,英国岌岌可危,苏联一直被打到莫斯科城下,所以1941年是法西斯国家最盛的时期,整个太平洋东部都成了日本的内海。到了1942年的秋天,盟军方面连打了三个大胜仗,战局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欧洲战场上,斯大林格勒打得最激烈,红军打败了德军,自此转入反攻;北非战场上,英国陆军第八军团司令蒙哥马利打败了隆美尔的非洲军团,在地中海转入攻势;东方战场形势的转变是太平洋的中途岛海战。中途岛正在太平洋的中间,所以叫Midway,本来那一战日本的军力比美国还强一些,美国只有三艘航空母舰,日本有八艘,可是它的情报密码被美国破获了,总司令山本五十六坐的飞机被美国打了下来,从此,太平洋的局势扭转过来,日本节节败退。山本五十六是太平洋战争的日本海军司令,偷袭珍珠港就是他指挥的,其实他不赞成打美国,可是日本当局决定要打,他得服从命令,所以这个人也很悲剧性。这就是1942年的转局,之后,盟军进入反攻阶段,日本德国从此一蹶不能复振而终于垮台了。

1945年8月日本投降。记得那天傍晚王浩来找我,尚未进屋就在外面大喊我的名字,我还挺奇怪的,仔细一听才知道,他喊:“Thewarisover!(战争结束了)”当晚,我们几个人凑钱买了食物和酒一起庆祝,意想不到的是,当场就有两个犯了神经病,大哭大笑、又吵又闹。大概是多年战争引发的苦难和流亡生活的压抑突然之间爆发出来了,不禁使我想起莫泊桑的一句结论:“Mais,C’estsifragile,uneviehumaine!(人生是那么脆弱!)”

抗战胜利了,大家当然都很高兴,不过也伴随很大的忧郁:外敌不存在了,内部的矛盾更加上升。抗战末期(1944-45年),民主运动已经再次高涨起来,主要目的就是争民主、反内战,尤其在昆明,跟国民党政府闹得非常厉害。1945年底到46年初,重庆召开了一个政治协商会议,本来是请各方面的代表,包括国民党的、共产党的、其他党派的、无党无派的各方代表来协商,会议也做出了一些决议。文革期间还揭发刘少奇当时提出要准备迎接和平民主的新阶段,共产党准备把总部搬到淮阴,准备在中国也实行政党政治,也搞竞选。可是最后也没有实行,还是打了。那时候我们都认为是国民党一党专政,挑起了内战,后来一直到文革,才爆出一点新情况。文革时打倒刘少奇,做了副统帅的林彪号称早在旧政协时就说刘少奇:“什么和平民主新阶段,就一个字:打!”以前国民党骂共产党,共产党也骂国民党,都说对方是假和谈,可是我们一直认为是国民党没有诚意,是国民党想打内战,结果让林彪这么一说岂不泄了底?我的导师侯外庐先生是老马克思主义者,又是史学大家,他说那时候共产党确是有诚意的,希望能够与国民党和谈成功,不要打内战,“如果现在要那么提的话(指林彪的话),反而不合适”。我觉得他说的有一定道理,当时共产党是有诚意的,只不过没有谈成功。不过有些事情是说不清的,国民党内也有不同的意见,包括张治中、邵力子这些重量级人物并不赞成继续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共产党一贯的主张,究竟哪些人愿意打,哪些人是真正希望和平的,恐怕永远也说不清了。

打倒孔祥熙

民主运动在中国有着悠久而深刻的基础,可以从五四运动算起,五四针对的是北洋军阀,后来国民党来了,主张“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告诫民众:“错综复杂之思想必须纠正。”所谓“错综复杂之思想”就包括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他们要“纠正”这些思想,把人们都纳入到一个主义,即三民主义之中。国民党对学生进行党化教育,学生就继承五四传统,争取民主,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当然,民主阵营里边也有左右之分,包括胡适,他应该算是自由主义的右派,也不完全和国民党合作无间,即使后来在台湾,胡适都一直给蒋介石提意见,请他下台,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抗战以前,学生运动的中心既不在国都南京,也不在最大的城市上海,而在北京,为什么?我的理解,一个是北京有传统,像五四运动,甚至于再早的公车上书、维新运动,这些新的思潮都从北京发起。第二,北京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日本人压下来,国民党不可能气焰太高,后来国民党撤退了,变为地方势力的控制,而地方势力并不忠实地执行国民党的意图,何况保护反蒋的势力对他们还有利。到了抗战的时候,首都从南京搬到重庆,可是学生运动的中心在昆明而不在重庆,也是这两个原因:一个是传统,几个北方的大学都到了昆明,有搞运动的传统;另外一个也是因为地方的特殊势力,国民党的直接统治不那么有力,所以昆明变成了学生运动的中心,而且后来的学生运动规模变得非常之大,成为席卷全国的运动。

民主运动始终没有停止过。国民党只有在1937-38年,就是抗战的前一两年有点振作的样子,比如在上海打,一直到台儿庄、徐州、武汉,确实都是大规模的战役,可是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战事不那么紧迫了,国民党由于战时统治有利于其专制,也就更加速了腐化,而且腐化的速度像癌细胞的扩散一样,简直没有办法。尤其是在战争的困难期间,物资极度缺乏,贪污腐化更容易,只要你有那个本事,倒腾一点就能发财,于是有的人就开始大发国难财,而且往往是那些有官方背景的,结果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所以从1939年开始,民主运动又从低潮转向高潮,校园里的一些民主教授,如张奚若、闻一多,本来多少还是拥护国民党政权的,态度开始大幅度转变。

1941年底的倒孔运动是由孔二小姐的洋狗引起的,那只不过是个导火线,是个诱因,真正的原因是对国民党政府的激烈不满。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接着就打下了新加坡、香港、菲律宾、印尼,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横扫东太平洋,真是大出人们意料。国民党一点准备都没有,赶紧派飞机到香港,把一些重要的人物运回来。那天飞机飞回重庆,孔二小姐带着她的洋狗走下来,被报纸爆了光。因为那时候很多在香港的中国人都没有出来,包括陈寅恪这样国宝级的大师,消息一传出去,大家都义愤填膺,再加上平日积累的不满,结果一哄而起。

记得那天上午就贴出了大字报,中午,我和同学正在宿舍屋里聊天,忽然听见有人在校园里喊:“上街去打倒孔祥熙!”我们就都出来看,呵,果然聚积了很多人。大家马上拿纸写字,然后找个棍子绑上,举着就上街了。后来云南大学的人也出来了,昆明的中学生也出来了,浩浩荡荡,游行规模很大,一路上喊:“打倒孔祥熙!”“打倒孔祥熙!”其实就是针对蒋政权的,因为孔是蒋的人,当时是行政院院长,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总理。游行回来后,大家都挺累的,我还记得一个同学说:“啊呀,今天真痛快!今天真痛快!”好像出了一口怨气一样。社会不公正,国难期间民不聊生、非常痛苦,可同时还有人借机发财?这是压在大家心里的一口多年来的怨气。

一个人的政治底线

过去的学生运动,凡游行我都参加,因为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主张我们当然拥护,但除此以外,别的活动我都不参加,从中学到大学都是如此。第一,自己不是那材料,既不会唱,不会讲演,也不会写文章做宣传,第二,从小我就有一个印象,政治是非常之黑暗、复杂、肮脏的东西,一定要远离政治,父亲也是这样告诫我。所以实际上我就给自己划了底线:爱国是大家的义务,反对侵略者是国民的天职,游行我参加,回来也是挺兴奋的,宣言里也签名表态,但实际的政治活动我不参加。

我的大姐何兆男(后改名何恺青)在北大读经济系,那时国民党还控制着北京,宪兵第13团团长蒋孝先是蒋介石的侄子,时常到学校里抓人,我大姐就被抓起来关了一年,所以她本来应该1936年毕业,结果1938年才毕业。二姐何兆仪读北大化学系,她是地下党,“一二?九”的积极分子,那时候蒋的所谓中央势力撤退了,宪兵13团也走了,情况好一些。1937年抬棺游行她被宋哲元的29军抓起关了十多天,蒋梦麟校长把他们保出来。可文革的时候又说我二姐是美帝特务、苏修特务,弄得她得了神经病,不久就去世了。我曾想,假如当初她只念她的化学,解放后也一直搞专业,虽则不见得能有什么成绩,但无论如何最多只是个走白专道路的帽子,不会有那么沉重的精神负担。我的妹妹柯炳生(去解放区后改的名字,这在当时是普遍的)1942年入学,联大中文系,也是“一二?一”的积极分子,她和她的爱人萧前1946年底去了解放区,算是投向革命阵营的,不过她们的下场也都不佳。解放以后我的妹妹曾是人民大学语文教研室的党支部书记,拔白旗的时候她受命组织批两位老先生。1959年毛退居二线,刘到了第一线,定了许多新的办法,加之自然灾害三年饥馑,政治上缓和了很多。白旗不拔了,于是让她向遭批判的老先生道歉,她想不通,自杀了。或许这样也好,不然,你连这么一点小事都承受不了,文革时候早晚也逃不过去的。

姐姐们熟识的那些同学如果继续革命,好多都是名人了,但也有许多人是坎坷一生的。关士聪先生和我姐姐很熟,地质系的,后来是中科院院士,西南联大五十周年的时候我在昆明见到他。谈到我姐姐时,我说:“一个人贵有自知之明,不是搞政治的材料就别去搞,结果把自己弄成那个样子,有什么好?”他不同意,说:“不能那么说,当时都是爱国。”这一点我也承认,当时都是爱国,可你应该适可而止,自己是不是干政治的材料,得有个判断。你要把政治作为职业的话,就得有长远的眼光,不能仅凭当时的一股热情,毕竟爱国之后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都是想不到的。

42级物理系里有个同学叫李振穆,也是我的中学同学,比我高两班,上大学的时候比我高一班。李振穆学习很不错,而且我知道他是非常进步的,后来才知道他是地下党。1941年皖南事变的时候传闻要抓共产党,学校里有一批进步的学生就都跑了,他也跑了,只念到三年级。我几十年没见过他,他大概也不认得我了。文革开始时有一次在党校开斗争大会,我们单位的人都去参加,我也去了,看见台上揪了六个人,这边三个是“三家村”,吴晗、邓拓、廖沫沙,那边三个不大认得,可最后一个李振穆我一眼就认出来了,几十年没见,还是老样子。我不知道他是哪一路的英雄,就问旁边的人,他告我说:“这个人是北京市委高教局局长,叫李晨。”这时候我才知道他改了名字。文革一开始,凡教育界、文艺界岗位的负责人几乎都被说是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没有不挨斗的,所以那时候我倒没有觉得意外。可是后来又过了几年,美籍华人纷纷回国,包括一些大名人,我才觉得李振穆有点儿冤。当年李振穆一直是进步的,学习也好,怎么就成了黑帮?而有的美籍华人学者当年参加过特务头子康泽主持的三青团夏令营,那个组织的性质总是国民党官方的。再者,当年强调的思想改造运动,首先是要明确为谁服务的问题,美国的科学当然掌握在资本家手里,无论如何他们是为美帝服务的,而且入了美国籍,结果回来却成了座上客。人间似乎有点太不公平了。所以一个人的一生有幸有不幸,看你选择哪条道路。如果李振穆当年不参加革命,只学他的物理、走白专道路,念完了书也出国,我想他也会是知名的科学家了,又假如是美籍学者,也会被待如上宾,大概不致于被关进牛棚,沦为阶下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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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何兆武口述,文靖撰写,《上学记》,三联书店,2006.,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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