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二元:现在是“新轴心时代”吗?

——与汤一介先生商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72 次 更新时间:2016-06-04 10:2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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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二元  

   汤一介先生是我一直敬佩的一位学术前辈,这不但因为他在哲学研究上的骄人成就,尤其是他不属于那种为学术而学术的学者,比起更老一代的学术前辈(比如他的父亲汤用彤先生),他更多了一些社会关怀,由此使自己的研究从哲学进入文化研究、甚至国际政治研究领域。学术界天天争论人文精神,我觉得汤一介先生的学术取向才真正体现出一种知行合一的人文精神。①

   但是,进入原本自己不是很熟悉的研究领域,就意味着要冒一定的风险。文化研究不可能脱离国际国内的具体文化背景,甚至还会受到高层文化政策的制约,这一切,都可能使研究发生一些偏向。在汤先生近年来的一些文章中,有一个出现频率非常高的词:“新轴心时代”。这显然是试图为他的文化研究提供一个更加宏观的历史背景,但是这个背景能否成立,还有必要仔细商榷。

   轴心时代理论,是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1949年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来的,因其突破了长期来的西方中心论,引起东西方不少学者的关注,在上世纪70和80年代还引起过热烈讨论。“新的轴心期”、“第二个轴心期”之类的说法,也是书中固有之意,只是一直没有受到人们的重视,一直到新世纪到来,才突然引起世人注意。按照汤一介先生的介绍,这个“新轴心时代”问题的提出,大概是在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国家几乎同时提出来的,大概是1998年到1999年这个时间段里提出“新轴心时代”的观念。在美国,比方说哈佛大学的杜维明教授就在1999年做了一次关于“新轴心时代”的演讲。在欧洲,也有学者提出了“新轴心时代”的观念。在香港有一个《二十一世纪》杂志,一共有3期发表了关于“新轴心时代”问题的讨论。各个国家包括中国的学者都讨论这个问题。而汤先生自己也是在1999年费孝通教授主持的一次会议上,提出这个“新轴心时代”的观念来的。②

   据我考察,汤先生关于“新轴心时代”的具体提法,经过了一个从谨慎推敲到大胆确定的过程。在2000年和2001年里,汤先生通常的说法是“我们也许可以说,将有一个新的轴心时代出现”③;到了2002年变成“从种种迹象看也许可以说,人类文化正在或即将进入一个新的轴心时代”④;从2004年开始,汤先生多次说:“当前很可能是一个新的轴心时代”,“我觉得现在是一个新的轴心时代”⑤——已经没有任何怀疑的态度了。

   汤先生对于现在已是“新轴心时代”的判断虽然越来越确定,但是用以支持判定的材料却始终就那么几条,这似乎是宣传多于研究,而且几年里也没有人与之争鸣,显得有点寂寞。我对轴心时代的问题本来没有什么研究,但为了打破这种僵局,也就不揣浅陋,对“新轴心时代”的命题提出一些质疑,就教于先生。

  

   “新轴心时代”的话题是接着雅斯贝斯的轴心时代理论讲的,汤先生关于现在已是“新轴心时代”的判断概括起来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包括从2000年到2002年的一系列文章⑥,其大致的论述如下:

   新的轴心时代与公元前五百年那个轴心时代有鲜明的不同,概括起来至少有三点:

   1、在这个新的“轴心时代”,由于经济全球化、科技一体化、信息网络化的发展,世界联成一片,因而形成文化多元共存的局面。新的“轴心时代”的各种文化必将在全球意识观照下得到发展。这就和两千多年前那个“轴心时代”的文化有着鲜明的不同。

   2、跨文化和跨学科的文化研究将会成为21世纪文化发展的动力。21世纪的新“轴心时代”将是一个多元对话的世纪,是一个学科之间互相渗透的世纪,这大大不同于公元前五世纪左右的那个“轴心时代”了。

   3、新的“轴心时代”的文化将不可能像公元前五百年前后那样由少数几个伟大思想家来主导,而将是由众多的思想群体来导演未来文化的发展。无论中外大概都不可能再出现像柏拉图、孔子、释迦牟尼等等那样的伟大思想家。那种企图把自己打扮成救世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我觉得汤先生说的这三条假如仅仅是向我们描述21世纪的局面,那么应该没有多大问题的,但是假如要纳入雅斯贝斯的轴心时代理论,就有进一步推敲的必要。第一条,经济全球化等等固然是第一个轴心时代所没有的,当时的中国、印度和西方是三个没有地理上联系互不知晓的地区,但是这并不等于不会产生全球意识,雅斯贝斯说:“这个时代的新特点是,世界上所有三个地区的人类全部都开始意识到整体的存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第8页。以下引用此书皆只标明页码。)“无论在何种意义上,人类都已迈出了走向普遍性的步伐。”(第9页)“轴心期虽然在一定的空间限度里开始,但它在历史上却逐渐包罗万象。”(第14页,粗体字为原书所加,下同)“从三个地区相逢之际起,它们之间就可能存在一种深刻的互相理解。在初次相逢时,他们便认识到,他们关切同样的问题。尽管相隔遥远,但他们立即相互融合在一起。”(第15页)

   为什么雅氏和汤先生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呢?我认为可能是两人的历史观有所不同,雅氏用来描述历史结构的标准是“精神”和“人性”,所以他眼中的全球意识首先是精神上的默契,而不在乎地理上是否勾连。而汤先生的历史观念显然与之不同,他更注重世界文化的实际交流,他的全球化概念首先是一种“经济全球化”,后面虽然还提到“科技一体化”、“信息网络化”,但核心是经济,他在2000年末和2001年初的两篇论文内容相同,标题却分别为“在经济全球化形势下的中华文化定位”和“新轴心时代下的中华文化定位”,也许就泄露了这种同构关系。所以他更重视从生产关系看轴心时代,他多次这样描述历史上的轴心时代:“公元前500年前后那个轴心时代,正是上述各轴心国进入铁器时代的时候,生产有了大发展,从而产生了一批重要的思想家。”⑦ 这样就很难再和雅氏说到一起,因为在雅氏眼里,精神运动才是构成历史的根本要素,工具绝不会成为历史的起点,成为“奠定我们新人性基础的精神革命”。(第55页)人假如丢掉了精神,那么不要说铁器,即使“我们的武器会是飞机而不是石斧,但其它一切都跟石器时代一样”,“我们会带着赤条条的原始躯体而退回去。”(第37页)

   这显然是两种不同的历史观念,汤先生运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而雅氏倒不无唯心史观之嫌。然而,汤先生的“新轴心时代”既然是接着雅氏的轴心理论说,而且又并无批判雅氏理论的意思,那么最好还是要迁就一下雅氏的意思,况且在今天这个技术至上物欲横流的时代,雅氏的观点也未必没有矫正时弊的功效,否则我们又何必附和这位资产阶级哲学家的轴心时代理论,径直谈论“共产主义”岂不是更好?(后面还将谈到,“新轴心时代”和共产主义最终恐怕是同一个概念。)

   其实,雅氏的轴心理论也并非一味玄虚,他只是认为历史统一的第一步是精神性的,假如真的进入新的轴心时代,他认为就应该以实体的统一为标志。他在书中也一度说:

   我们可能已面临新的轴心期,它一定会建立统一的世界范围的实体,一定是超出我们的想象力的。以幻想期待它也意味着要去创造它。没有人知道它会带来什么。(第113页)

   这个“新的轴心期”的可能,雅氏接下去立刻就否定掉了,这里不论,且说所谓“统一的世界范围的实体”,雅氏的意思绝不是汤先生认为的那个“经济全球化、科技一体化、信息网络化”,雅氏的观点恐怕更彻底,彻底到我们东方人难以接受,他说:“问题就是在世界帝国之路和世界秩序之路之间进行选择”:

   世界帝国。这是通过单一权力达到的世界和平,这权力从地球上的某一点对所有的人实行强制。它运用暴力保护自己。……

   世界秩序。这种统一除了由协商产生的共同决定提供的力量外,别无其它联合的力量。……(第224页)

   世界帝国,恐怕正是美国等一些世界大国所梦寐以求的,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正是这种帝国梦的反映。世界秩序——可能比较符合汤先生所寻求的世界文明对话,然而这方案似乎也非常遥远,而且风险重重。雅氏说:

   在形成可靠的世界秩序之前,存在着一个充满危险的过渡时期。(第232页)

   绝对毁灭的危险。在通往世界国家的秩序之路上,在目标达到之前发生的事件,可能会把这种毁灭横加于人类,以至于我们几乎不能想象历史的延续。一个悲惨的世界的残存可能会在地表上零散地生存着,然后象几千年前一样,全部从头开始。(第235页)

   所以,“新轴心时代”的到来,绝不会象汤先生描绘的那样,仅仅是“经济全球化、科技一体化、信息网络化”这么简单,它要求“建立统一的世界范围的实体”;也不会象汤先生想象的那样乐观,在建立这种“实体”的过程中,还存在着“世界帝国”和“绝对毁灭”的危险,现在就欢呼进入“新的轴心时代”,会使人类忘记这样的危险,因而是有害的。

   汤先生的第二条描述,是跨文化和跨学科的文化研究将会成为21世纪文化发展的动力,科学打破了原先的分科状况,发展出许多新兴学科、边缘学科。原来的学科划分越来越模糊了:本来物理学就是物理学,化学就是化学,现在既有物理化学,又有化学物理学;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界限也正在被打破,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不少学者运用了“耗散结构”理论,⑧这大大不同于公元前五世纪左右的那个“轴心时代”了。

   跨文化跨学科研究,对于学术界来说,确实是一个大题目,然而“新轴心时代”命题涉及时代性质的判断,实在是一个超越一切具体学科的更大课题,区区“物理化学”、“化学物理学”和“耗散结构理论”等等具体学科的研究突破,又怎么足以证明今天已是“新轴心时代”?

   如果说前两条材料只是在“新轴心时代”的理论框架中才显出不妥,那么第三条的问题便严重得多了。我们知道,柏拉图、孔子等伟大思想家的出现,在雅斯贝斯轴心期理论中是有绝对重要的意义的,读过《历史的起源与目标》这本书的人都不会忘记,雅氏这样开始对轴心期的描述:

   最不平常的事件集中在这一时期。在中国,孔子和老子非常活跃,中国所有的哲学流派,包括墨子、庄子、列子和诸子百家,都出现了。象中国一样,印度出现了《奥义书》和佛陀,探究了一直到怀疑主义、唯物主义、诡辩派和虚无主义的全部范围的哲学可能性。伊朗的琐罗亚斯德传授一种挑战性的观点,认为人世生活就是一场善与恶的斗争。在巴勒斯坦,从以利亚(Elijah)经由以赛亚(Isaiah)和耶利米(Jeremiah)到以赛亚第二(Deutero-Isaiah),先知们纷纷涌现。希腊贤哲如云,其中有荷马,哲学家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图,许多悲剧作者,以及修昔底德和阿基米德。在这数世纪内,这些名字所包含的一切,几乎同时在中国、印度和西方这三个互不知晓的地区发展起来。(第8页)

   所以,后来的研究者无不把知识阶层的崛起,精英文化阶层的崛起,视为轴心时代的一个最重要标志。而轴心期的局限也正表现在这里:

   个人获得的成就决没有传授给大众。人性潜力(Potentia-lity)的顶峰和芸芸众生之间的鸿沟变得异常之大。然而,个人的变化间接地改变了大众。人性整体进行了一次飞跃。(第10页)

……它并没有达到最终的尽善尽美。个别贤哲实现的最高思想潜力及其实际表达,没有成为共同的财富,因为大多数人跟不上他们的步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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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0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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