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瑞·索尔·莫森 著 吴万伟 译
本文探讨理论对《罪与罚》产生的恶劣影响。
150年前，当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版《罪与罚》时，俄国正处于改革、理想主义和仇恨的洪流中。4年前，“沙皇解放者”亚历山大二世（1855-1881年在位）最终废除了农奴制，那是一种束缚，把90%的人口变成可出售的财产。新宪章给予大学相当的自主权，媒体审查放松了许多。著名的斯拉夫民族主义者说，令人毛骨悚然和令皮肤僵硬的法院系统根据西方路线重新改造。还有包括经济现代化开端在内的更多改革即将到来。按照传统的说法，俄罗斯历史在绝对僵化---一个反动派作家说“俄国应该被冻起来这样才不至于腐烂”和革命变革之间轮回。在彼得大帝（1725年去世）和1917年革命之间的阶段，没有任何东西能与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相提并论。但是，被革命的恐怖分子暗杀的恰恰是沙皇解放者而非顽固不化的前任或后任。他登上王位的几十年见证了“知识分子群体”（intelligentsia）的崛起，该词来自俄语，意思是没有受到良好教育的人，但共同拥有一套激进观念的群体，包括无神论、唯物主义、革命和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群体（的成员）不是作为一种职业或社会阶层的成员而是依靠相互辨认出来。他们表现出对日常生活美德的蔑视，其信仰完全建立在这个或那个理论之上。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都是典型的知识分子，杀害沙皇的恐怖分子就是他们的先驱。
知识分子群体为其观点感到自豪，贬低所有传统道德。功利主义暗示人们做或应该做将快乐最大化之事，此外什么都不做。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像风暴一样席卷俄罗斯，它似乎把人们贬低为生物物种。1862年，俄罗斯神经学家伊凡·谢切诺夫（Ivan Sechenov）在《大脑反思》中认定所谓的自由选择不过是“这个词严格意义上的反思运动”。人们常常引用生理学家雅各·摩莱萧特（Jacob Moleschott）的观点，心智分泌思想就像肝脏分泌胆汁一样。所有这些观点似乎都在革命暴力中被融合起来。
知识分子群体为其观点感到自豪，贬低所有传统道德。
《罪与罚》中的主人公罗蒂昂·拉斯柯尔尼科夫（Rodion Raskolnikov）讨论了骚乱和进步，包括激进分子的革命主张及其发动的一系列纵火案。从本质上看，他并非嗜血杀手。相反，是个心肠非常软的人，看到人类遭受的苦难而倍感折磨，他承受不了，也不愿意习以为常。他喃喃自语到“人们习惯于一切，真是一群恶棍。”但是，接着他拥抱了相反的立场：“如果错了怎么办？如果人类不是真的恶棍怎么办？那么所有其他都是偏见，仅仅是人为制造出来的恐惧，根本没有障碍，它本来就应该是原来的样子。”（所有引语都选自康丝坦斯·加尼特（Constance Garnett）的《现代文学翻译》译本）他的意思是人类不可能是“恶棍”，因为那是道德范畴，道德不过是通过宗教和“偏见”制造的“人为制造出来的恐怖”。只有自然和自然有理由，不存在道德目的。因此，一切都是原样，因为如果道德概念是虚幻的，那么事物就只是本来的样子。
小说开始时，拉斯柯尔尼科夫陷入摇摆之中，一边是对罪恶的恐惧，一边是确认罪恶并不存在。当他遭遇一个被灌醉和强奸的女孩，后面还跟着另外一个捕猎者时，他叫来了警察，并拿出身上仅有的戈比交给女孩儿，让她回家。我们知道拉斯柯尔尼科夫穷得付不起房租，只是在房东的仆人自己花钱给他带来些吃的，但他仍然用仅有的钱来帮助同胞。但片刻之后，拉斯柯尔尼科夫变成了完全不讲道德的彻底的达尔文主义者，“让他们活生生自相残杀吧。”
我们觉得奇怪拉斯柯尔尼科夫怎么拥有如此矛盾的立场。正如他猜测的那样，他或许只是摆脱不了童年时期宗教灌输的“本能的死亡重量”，或许他对痛苦极度敏感，在没有力量减缓痛苦时，否认罪恶存在的主张就变得很有吸引力了。从极端道德主义到绝对虚无主义往往只有一步之遥。
拉斯柯尔尼科夫问：是否真的存在罪恶这种东西？他头脑中想的是类似于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和其他“理性选择”理论家的观点。贝克尔在一篇经典文章“罪与罚：经济学途径”中谈到他曾经在去参加会议时不知不觉落入的场景。他在纳闷是否要非法停车。他用被贴罚单的可能性乘以可能的罚款，计算出惩罚的“预期价值”，得出的结论是它少于及时赶到的潜在利益。因此他推论说：假如没有犯罪，会如何呢？
果真如此，非法停车与谋杀之间就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是惩罚程度不同而已。多少违章停车罚单等同于一次谋杀？贝克尔和拉斯柯尔尼科夫认定：在“科学的”立场上，根本不存在道德犯罪这回事，只有法律意义上的犯罪，无论坚守宗教和修道的无知者可能多么惊恐不安。
甚至在承认谋杀之后，拉斯柯尔尼科夫并没有认为自己做了错事：他问自己“我的行为为什么在他人看来如此令人恐怖？是因为它是罪恶吗？罪恶的意思是什么？我的良心没有感到不安。当然，那是司法意义上的犯罪，法律的字面意思遭到破坏，有人流了血。那么，就按法律的字面意思惩罚我好了，仅此而已。”
拉斯柯尔尼科夫疯狂渴望理性。除了极端的不讲道德之外，他还求助于另外一种理性主义即当时的功利主义为其计划的谋杀辩护。他的受害者是上年纪的贪婪和残酷的老太太，这个当铺老板不仅盘剥可怜的穷人而且虐待她友好和单纯的妹妹丽扎韦塔（Lizaveta）。他认定，逻辑本身也确定她应该死掉。
按照功利主义，道德与否的根本标准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如果这隐含了谋杀，该当如何？坐在小客栈里，拉斯柯尔尼科夫听见两个学生提出了这个问题：一个学生解释说“一方面，我们看到一个愚蠢无情的、令人讨厌和可怕的老太太，年老体衰，不仅无用而且实际上做坏事，根本不知道她活着为了什么，而且一两天之后就可能死掉。另一方面，成千上万鲜活的年轻生命却因为缺乏帮助而被抛弃。”
按照功利主义，道德与否的根本标准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如果这隐含了谋杀，该当如何？
结论是如数学般确定无疑：“杀了她，拿走她的财产，在其帮助下投身于服务人类和为所有人利益的行动中。一个人的死亡换来数千条生命，这是简单的算术题。”你不能用算术题来论证。在这件事上，当铺老板的生命不仅没有价值而且是负面价值，她造成了积极的伤害，即使没有使用这笔金钱达到善良的目的，杀掉她也是道德的。事实上，不杀她是不道德的行为，因为她的死会增加社会的整体利益。
学生正好在讨论他思考的问题，拉斯柯尔尼科夫对此巧合印象深刻，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要点是这些观点一直在传播中。似乎不是人们在思考观点，而是观点使用民众变成了思想。正如拉斯柯尔尼科夫意识到的那样，他生活的城市本身最初是按计划建造起来的，是抽象推理的体现。沙皇彼得大帝下令在一片沼泽地建起了这座城市，这座不健康的俄国首都由法国乌托邦建筑师设计，在有毒的空气中形成了理性主义精神。这就是为什么在前去杀人的路上，拉斯柯尔尼科夫却不知不觉地在思考“完全无关的”东西，即城市规划如何改善邻里关系。
拉斯柯尔尼科夫说服自己他设想的谋杀不涉及犯罪，因为它根本就不是罪恶。15年后，暗杀沙皇的革命者要求大赦，因为他们的罪恶“不是罪恶，而是社会义务的实现。”如果有不同意见，那纯粹是“偏见”。
但是，在谋杀案之后，拉斯柯尔尼科夫承受了可怕的良心谴责，他有一种无法遏制的忏悔愿望。毕竟，他噩梦连连。
除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人创造出如此令人恐怖的梦想。在其中一场梦中，拉斯柯尔尼科夫不知不觉来到当铺老板的公寓，看见她背朝着他坐着，他挥舞斧头向她的头上砍去，再次杀了她，但她没有死。他一次又一次地砍个不停，最后瞥见了她的脸，发现她在忍不住窃笑。显然，她是在引诱他犯罪，以便毁掉他。他转过脸来看见人们对他指指点点，分明是在嘲笑他。羞愧之下，他惊醒了。
小说的侦探，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伟大创造之一使用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狂热情感诱捕他。波尔菲里·彼得罗维奇（Porfiry Petrovich）显然是笨手笨脚者和娴熟的心理学家---美国电影演员彼得·福克（Peter Falk）在《神探可伦坡》中扮演的笨拙侦探可伦坡（Columbo）就是模仿他的---阅读过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文章“论罪恶”。波尔菲里·彼得罗维奇将指向“书呆子”谋杀的证据与拉斯柯尔尼科夫显示他不是在忏悔的狂热欲望结合起来，猜想到凶手到底是谁。就像其创造者一样是敏锐的心理学家，他设计了一个花招，驱使拉斯柯尔尼科夫在神经过分紧张的情况下忏悔。因为凶手的焦虑感越来越强烈，似乎作者和侦探联合起来反对他，各自都在设置陷阱和激发恐怖。
波尔菲里·彼得罗维奇如此深入了解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原因之一是他曾经像此人一样。所以他能进入此人的心灵深处。有时候他实际上是对拉斯柯尔尼科夫悄悄低语他的想法，简直就像从内心发出的一样。这个假定的理性主义者完全被情感占据。奇怪的是，波尔菲里·彼得罗维奇可以说是世界文学中最具同情心的人物。
神经失常在威胁着拉斯柯尔尼科夫，但是，还有一个怪异的访客几乎超自然地常常来到他的房间。阿尔卡季·伊凡诺维奇·斯维德里加依洛夫（Arkady Ivanovich Svidrigailov）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完全独创的另外一个人物，既令人恐怖又滑稽可笑，既残酷又慷慨，既疯狂又理性。事实上，他之所以疯狂是因为他太理性了。拉斯柯尔尼科夫已经了解到他是试图诱惑其可怜的妹妹的富人。为了进一步探索，斯维德里加依洛夫精明地利用碰巧得到的信息证明拉斯柯尔尼科夫是凶手。但是，凶恶是其性格中最无趣的部分。
斯维德里加依洛夫全盘接受拉斯柯尔尼科夫阐明的完全不受道德约束的观点。若从今天的眼光看，他是完美的解构主义者，对其教义的充分隐含意义一清二楚。因为觉得什么都没有价值，他陷入形而上学的无聊中，因此只有令其找到越来越强烈的感官刺激的事才能让他激动起来。虐待狂、赌博、纵欲、引诱幼童、打死奴仆等所有这些他都尝试了个遍。现在他常常做噩梦。
就像但丁在地狱中为人的罪恶制订了相应的惩罚一样，陀思妥耶夫斯基让他的狂人体验到与其哲学相当的地狱惩罚。前来拜访斯维德里加依洛夫的鬼魂衣着得体却乏味无聊，根本没有超凡脱俗的气质。在琐碎的交谈中，他们承诺即将到来的世界比当今世界更没有意义。斯维德里加依洛夫注意到，“我们总是想象永恒是某种超越我们感知的东西，某种非常宏大的庞然大物。但为什么必须是庞然大物呢？若非那样，而是像乡下厕所那样的小屋，每个角落里都有黑糊糊的、令人恶心的虫子，这样的永恒如何？”
当拉斯柯尔尼科夫因为可怕的罪行而让自己蒙羞时，斯维德里加依洛夫指出道德主义者凶手的怪异性，但他也准备好了开脱的借口。正如进步人士可能提出的论证，如果人完全是自身环境的产物，如果自由意志根本就是幻觉，如果罪恶主要源于糟糕的社会环境，他问，我个人怎么能承担责任呢？而且，他继续说“问题是，我是魔鬼还是自身的受害者？”即使我肆意侮辱了他人，“但总体上人类喜欢遭到侮辱”，因为接受侮辱让人感觉到在道德上高人一等。为什么？人们甚至寻找感遭受侮辱的方式。知道斯维德里加依洛夫心中想的东西，我的学生欣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相关性。
为什么拉斯柯尔尼科夫要杀死老太太？曾经写过一篇论述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的文章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喜欢探讨神秘案件引人入胜的情节，同时往里面添加哲学和心理学的思考。他将问题“谁干的”变成了“为什么这么干？”。他这样探索是因为想让我们不是问“谁犯了罪”而是问“罪是什么？”
拉斯柯尔尼科夫本人在回顾谋杀时也纳闷他为什么犯下这个罪行。就好像预料到一个世纪的批评家，他考虑了一系列的可能性。我们很容易拒绝他在自首时给出的动机，说是为了金钱，因为他马上将窃取的财物埋藏在石头下，却忘记了。显然，他的理论与此有关，但问题是两者相互矛盾。否认善恶的理论有与功利主义理论存在实质上的冲突，虽然功利主义给予它们坚定或许令人厌恶的基础。在论述罪恶的文章中，拉斯柯尔尼科夫提出了另外一种理论，斯维德里加依洛夫嘲笑了其中的隐含意义。
拉斯柯尔尼科夫将人分为两个群体，“平凡的人”和“不平凡的人”。为此，他将知识分子群体的假设推向极端，他们作为开明者应该管理社会，实现社会利益。无论知识分子的其他观念如何转变，这个假设一直存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预测了该观念如何导致我们后来所说的独裁专制，它也存在于进步人士中，虽然往往以更柔软的形式。毕竟，置身于理应拥有所有权力，并主持正义的精英人群还是令人感到欣慰。每当你听到真正的民主是要依靠特权机构的寡头统治来实现等宏论时，你就遭遇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最担心的那种思维方式。
在拉斯柯尔尼科夫看来，平凡的人工作、生育、维持社会运行。要实现这个角色，他们必须服从法律，同时被哄骗相信法律神圣不可侵犯。这种人“在气质上是保守派和循规蹈矩者，其义务就是遭受控制。”
任何重要之事都依靠少数不平凡的人，像莱克尔加斯（Lycurgus公元前九世纪的斯巴达政治家，是斯巴达立法者）、梭伦（古雅典政治家和立法家）（Solon）、穆罕默德（Mahomet伊斯兰教创始人）、凯撒（Caesar）以及拿破仑等伟大人物。他们有可能甚至有义务说出“新词汇”以便推动人类进步。他们不可避免地成为罪犯，因为基于一个事实，即“他们制订的新法律肯定是对旧法律的扭曲。”为此，“如果开普勒和牛顿的新发现需要在牺牲了一个、一打或一百多人的性命后才能被人知晓，那么牛顿应该有权，事实上有义务消灭这一打或一百人。”平凡的人不过是不平凡者的“材料”而已。
每个知识分子都多多少少有权把平凡的人当作材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进步派读者可能会感到局促不安。
如果在拿破仑们看来，“血流成河”是被允许的，那么那些稍微“有些不平凡的人，即能够给出新词汇的人”同样具有了某种合理性。每个知识分子都多多少少有权把平凡的人当作材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进步派读者可能会感到局促不安。
斯维德里加依洛夫嘲笑说，“原谅讲究实际的循规蹈矩公民天生的焦虑吧，这些平凡的人难道不是‘穿上了特殊的制服’？”如果平凡的人在其迟钝的头脑中意识到自己是不平凡的人，正如你高兴地表达的那样“开始清除障碍”，怎么办？他继续说，为了让我感到心安，“会有很多人有权杀死他人吗？”拉斯柯尔尼科夫回答说，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但肯定有“某些明确的法律”具体规定了具体的比例，因为“它不可能是偶然的。”带着这种对算术般精确的法律信仰，拉斯柯尔尼科夫已经变成了社会科学家。
现在只剩下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妹妹来表达平凡的人对这种邪恶理论的道德回应了：“令我感到恐惧的是，这里真正具有独创性之处是你以良心的名义带着某种狂热批准流血，请原谅我这么说。”她继续说，在道德上为谋杀辩护是最糟糕不过之事。
很显然，拿破仑理论与非道德理论相矛盾，因为它让流血变成“以良心的名义”实施的一种道德义务。它也与功利主义原则相矛盾，因为功利主义认为每个人的幸福都是平等的。不久，拉斯柯尔尼科夫提出了第四个可能性：他杀人并不是因为他认为自己是拿破仑而是要发现自己是否能成为拿破仑。他推理说，如果是，他就没有通过考试，因为拿破仑不会感到片刻的内疚，拉斯柯尔尼科夫告诉自己，这意味着他像“所有其他人一样是卑鄙的家伙”。
那么，哪种解释是正确的？哪种理论导致了拉斯柯尔尼科夫做出杀死老太太的选择呢？答案是都不是，因为他并没有做出“选择”，即该词通常的意义。我们通常假定要行动就必须首先选择行动，但那是心理学上的幼稚想法。拉斯柯尔尼科夫生活在一种思想状态，其中任何东西都不是真实的，一切都是假设而已。完全从其周围环境中抽象出来，他长期以来一直“沉溺于自己的生活”以至于陷入极端的邋遢懒散之中。他花费时间空想种种理论，思考基于这些理论实施某种犯罪会是什么样子。严格来讲，令他感到痴迷的并非犯罪而是犯罪的可能性。对他来说，可能性才是最真实的。
作为理性主义者，拉斯柯尔尼科夫相信，他能计划根本无法侦破的完美犯罪行为，但他从来没有真正计划，只是计划着要进行这种计划。甚至在凶杀案当天，他是依靠偶然性获得了杀人凶器。在小说开始时，他试图为这次谋杀罪预演，但迷失在梦中以至于他很快反思“甚至他后来的预演不过是预演的尝试罢了。”
从来没有选择实施或不实施这次谋杀行动，他生活在可能实施谋杀行为的临界区域。这种可能性时间是人们经历临时性的特殊方式。陀思妥耶夫斯基诊断出这是一种疾病，梦想家和理论家特别容易患上这种病。叙述者解释说“我们或许不经意地注意到，他在这件事上采取的最终解决办法有一种特殊性。”
它们有一个奇怪的特征。越是具有终极意义，在他眼中就变得越发可怕和荒谬。虽然有痛苦的内心挣扎，但他从来没有片刻相信真能实施他的计划。
事实上，如果考虑到最细小的每件事并最终解决，不留下任何种类的不确定性，他似乎仍然要放弃它，仍然会认为它荒谬、邪恶和不可能。整体的未解决问题和不确定性仍然存在。
拉斯柯尔尼科夫留下细节悬而未为的就是维持不确定性。在原则上，他能够永远生活在这种临界状态，若非他碰巧了解到丽扎韦塔在下午7点出门，所以老太太一人在家。因为他从来没有希望再次获得这种信息，他必须要么实施梦中的行动要么彻底放弃。但是，他的行动也推迟了。临近下午7点，行动和放弃的界限压缩到几乎到了一个点，他还忘记了时间，睡着了。过了一会儿醒来，他才开始了杀人的约定。
甚至就在他站在老太太面前，从他外套内的秘密挂环中取出斧头并举过她的头顶时，他仍然没有决定是否要辟下来。正如叙述者的解释，在整个场景中，他的表现“几乎是机械性的，如果有人带着不可抗拒的、盲目的、非自然的力量抓住他的手把他拉开，根本不会遭遇抵抗。就好像一块儿布条挂在机器的齿轮中，他被卷了进去。”结果，甚至在梦中他曾模糊地感到可能会如此，难怪他选择斧头，若与匕首相比，这是一种不要求准确性或思考的武器。甚至在梦中，他想象的行动也是飘忽不定。
她站在那里，背对着他，但他一再推迟行动直到她准备转身，他的机会即将失去之时才动手。当他“只剩不到一分钟的时候”，他“抽出斧头，双手握斧砍下去，几乎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几乎没有努力，几乎是机械性的，他用斧头的钝边砸在她头上。这么做时他似乎没有用力气。”
此处，陀思妥耶夫斯基处于其权力的高峰。英雄实施了邪恶的暴力行为，但事实上并没有决定这么做。法律思维和社会科学中的人类心理学画面似乎类过于简单化了。拉斯柯尔尼科夫并不会因为他是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杀人就理解他为什么选择犯下这个罪过。俄罗斯的另外一位伟大心理学家列夫·托尔斯泰（Leo Tolstoy）是第一个明白陀思妥耶夫斯基此处所做之事。托尔斯泰问到：拉斯柯尔尼科夫什么时候生活在真实生活中？什么时候决定要杀死老太太？不是在他手拿斧头站在她面前时决定的，托尔斯泰解释说，因为那时他不过是“释放一直在填满的弹药”。也不是他在外套里安装挂斧头的套环时或思考直接与谋杀直接相关的任何思想时决定的。不，当他躺在沙发上什么也不做，让思想随心飞扬时，他就生活在导致谋杀的真实生活中。在那种思想状态，意识发生了“微小转变”：“极其微小的转变---但是最严重和可怕的后果就建立在它们上面，房子、财富、人的尸体都可能消失，但没有什么东西比隐藏在人们意识中的东西更重要了。”所发生之事的边界是由意识确定下来的。犯罪不是源自具体的决定而是源自一种思想状态，这种思想状态来自他忽略种种义务和善良，来自他珍视的“书呆子梦想”。因为他听任自己沉浸在谋杀作为一种可能性的梦中，即使没有选择谋杀，他仍然应该在道德上为此负责。每当他处于形成理论的思想状态，其中抽象考虑脱离共同行为准则的约束时，犯罪的可能性就会增大。当他躺在沙发上什么也不做，让思想随心飞扬时，他就生活在导致谋杀的真实生活中。当一个人梦想杀人，无论是杀害个别人还是以“革命”的名义实施大屠杀，他都创造了一个很可能出现杀戮的可能性领域，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注意到著名的问题“听见空中声音的权威狂人，他的观点是从几年前的学术蹩脚文人的狂热中蒸馏而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可能要添加：这个沉溺于血腥抽象剧本中的蹩脚文人本人可能连一只苍蝇都打不死。与波尔布特（Pol Pot）和红色高棉的同志一起学习的巴黎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杀了人吗？可这些蹩脚文人为其理论的后果承担责任了吗？
像大部分批评家一样，我提到一次谋杀，但是这样说错过了一个关键的道德要点。不是一个谋杀案例而是很多谋杀，因为丽扎韦塔突然闯进来看见了犯罪行为，拉斯柯尔尼科夫也顺便把她杀掉了。这个杀人事实上比第一次谋杀更有机械性，陀思妥耶夫斯基把能动性不是赋予凶手而是赋予凶器，就好像是凶器主动实施了犯罪一样。“袭击直接降落在脑壳上，利刃对准了脑袋，前额上半部被瞬间一劈两半。她倒下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要点是，罪行无论在理论上多么有合理性或者精心准备，意料之外的后果往往包括完全无辜的受害者。后来，拉斯柯尔尼科夫宣称“我杀了一个寄生虫而不是一个老太太，”甚至到了这时，他忘记了其他受害者，仍然在重复造成她死亡的思考。革命往往说，如果独裁君主或者资本主义者仍然掌握大权，所有无辜的受害者都将承受痛苦，并以此原谅革命者的罪行。事实上，拉斯柯尔尼科夫偷听到的学生交谈恰恰表达了这种判断。所以真实的生命被等同于虚幻的生命，人们为了从来不可能发生的改善而去献出生命。旁观者很容易被忘记。革命家在谈及将杀掉资本家的时候，你会有几次听见他们谈及同时杀害了数以千计的旁观者呢？
所有批评家迟早必须面对小说的标志性弱点，本书的结尾部分。背景被设在西伯利亚，拉斯柯尔尼科夫在此服刑。圣女一样的索尼娅（Sonya）是著名的妓女，却拥有金子般的心灵。她恳求他忏悔，跟随着他。结尾应该是设定在重大事件之后的时间，他们能够回顾已经描述的事件后果，但这个尾声拥有真正的情节。我回想起古老的漫画，画中显示闷闷不乐的作家听到出版家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先生，我喜欢你的小说《罪与罚及悔》，但我们认为你应该删减三分之一的篇幅。”我们阅读的书就好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编辑和修改后的版本，把“悔”缩减成尾声。
让情况变得更糟糕的是，重大事件的描述不是现实主义文笔，倒像书中其他部分的神话传说方式，其背景就像“亚伯拉罕”时代的是牧羊人照看羊群。改过自新的体验出现在梦中，那在神话意义上而非心理学意义上发挥作用。拉斯柯尔尼科夫梦想一场可怕的思想瘟疫以其幻觉感染了每个人，只有他本人拥有绝对真理。大军团作战最后演变成单打独斗。这个梦想具有明显的寓言性，说明当知识分子群体精神占上风时将会发生什么事。
批评家们用滔滔河水一样的宏文论证结尾部分的合理性，但其努力本身就显示出了这个部分存在的必要性。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什么想到这样的结尾？我认为，答案在于他没有解决的哲学冲突。
如果意识形态是瘟疫，治疗方法是什么？本小说提供了两种独特的替代选择。我认为第一个选择是托尔斯泰式的，因为那是在其著作中尤其是《战争与和平》能找到的思想路线，这本小说当时在同一时期文学期刊上连载。斯维德里加依洛夫事实上提到其中一个场景。读者花的钱有了很多收获。
在托尔斯泰看来，让人生变得有意义的不是戏剧性的英雄而是体面的平凡之人（如乔治·艾略特在小说《米德尔马契》（Middlemarch）中的总结）“忠实地过一种默默无闻的生活，长眠在无人拜访的坟墓中”。在《罪与罚》和《战争与和平》中，拿破仑都代表了戏剧性的生活观。在《罪与罚》中，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朋友拉祖米欣（Razumikhin）代表了平凡者的替代选择，其字面意思是“有道理的”。这里“有道理的”对应“理性的”，正如常识对应抽象演绎一样。
在谋杀之前，每当拉斯柯尔尼科夫被吸引要放弃计划时，他就发现自己走向拉祖米欣的道路。他问自己他能否实际上在他讲究实际的朋友的范围内想象一个解决办法。的确有这种办法，不过不是在拉祖米欣的温和政治观点中而是在他的随机应变和辛苦工作中。当拉斯柯尔尼科夫躺在沙发上空想时，他告诉给他端来汤的仆人说不屑于做小事，他把零碎解决办法看作小事，热衷的是一下子摧毁所有罪恶的壮举。相反，拉祖米欣总是设想微小的工作来维持生活，就在小说结束时，他开办了一家出版社。他或许是俄罗斯文学中对俄罗斯商人的唯一正面描述。生活在当下的现实生活，依靠常识，满足于点点滴滴的小事，在任何可能的时刻做善事：这就是与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宏大理论相反的平凡者选择。
但小说也提供了一种宗教答案。索尼娅（Sonya）这名字的意思是“智慧”，她虔诚地向拉斯柯尔尼科夫大声朗读福音，如此免受陀思妥耶夫斯基心理学的影响以至于看起来像个超人。陀思妥耶夫斯基故意让她显得超越现实，似乎要暗示真理并不属于这个世界。在结尾部分之前，作者呈现了拉祖米欣的和索尼娅的两种选择，但并没有从中做出选择。
我认为，结尾部分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完全依靠宗教答案，似乎他花费了这多么页的篇幅详细描述的平凡者的答案根本不存在一样。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悔过不是在占大量篇幅的心理学分析领域之后而是在索尼娅大声朗读福音故事之后发生的，丽扎韦塔从死亡中复活了。拉斯柯尔尼科夫也获得了救赎，这有点儿太整齐了。
这部伟大著作提出的问题仍然值得我们深思，或许比最初出版时更甚。革命的论调仍然很有吸引力。“新无神论者”和陈旧的唯物主义者仍然在鼓吹150年前的粗糙论证。社会科学家们在用显得荒谬的简单化术语描述人类的决策。知识分子群体则沉溺于一个又一个将其抬升到凌驾于他们试图控制的平凡者之上的理论。道德则总是被神经学的、社会生理学的、或社会干预的方式消解于无形之中。
在此文化环境下，我们或许应该回顾拉斯柯尔尼科夫痛苦学来的教训：民众远比任何理论模式都复杂得多；最基本的行为准则是比理论更好的指南；一个罪行---无论它可能还是别的什么---毕竟仍然是罪行。
作者简介：
加瑞·索尔·莫森（Gary Saul Morson），西北大学文科教授。
译自：The disease of theory:“Crime & Punishment” at 150 by Gary Saul Morson
http://www.newcriterion.com/articles.cfm/The-disease-of-theory-br--Crime---Punishment--at-150-84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