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汉奇:《清史·报刊表》中的海外华文报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74 次 更新时间:2016-05-07 1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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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汉奇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目前正在进行中的《清史》编纂工作,是本世纪初中国的一项规模浩大的标志性学术文化工程,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由国家主持编修的第一部史书。从2002年起,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就开始了筹备工作。2005年起全面启动,计划用不到10年的时间,集合全国的人力物力资源,包括上千名专家学者,编写出一部客观公正,包罗万象,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经得起时间和历史检验的大型的清代中国史来。可以预期,这将是一部传世之作。早在上个世纪的一二十年代,北洋政府就曾经组织编写过一部清史,即后来由中华书局公开出版的《清史稿》,但参与这部清史编写工作的大多为清朝遗老,立场观点都有问题,难以成为信史。新中国成立后,清史研究得不多,研究较多的是中国近代史,强调的是反帝反封建,对清朝的评价以负面为主,突出了它的落后和腐败,也有一定的片面性。全面地来看,清朝作为中国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它的历史处于中国社会由古代向近代过渡的转换期,波澜壮阔,气象万千,既有光辉灿烂的历史业绩,也有悲惨屈辱的不幸遭遇。就其光辉的一面来说,清朝的康雍乾时期,从纵向看,是中国历史发展最巅峰的时期,文功武略远迈汉唐。从横向看,当时的综合国力绝不亚于西方。当时世界人口一共才9个亿,中国是3亿,占了三分之一,居世界第一。“整个GDP,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来讲,应该说它的GDP接近于全欧洲的GDP”[1],占当时全世界的三分之一,也是世界第一。落后、退步、挫折、失败都是后来的事情。整个清朝的历史,是一个波浪式的此消彼长的发展过程。并不是一开始就样样不行的。


计划中的这部《清史》将是一部空前规模的断代史。初步规划为92卷3220万字,从字数看,远远超过了二十四史中的任何一部。[2]其体例,参考已出版的二十四史,设通纪、典志、传记、史表、图录五大部分。“通纪”设8卷,类似清朝的断代通史,跨越清军入关直至清帝逊位的整个过程。“典志”设39卷,同二十四史中常见的“志”,如职官志、天文志、地理志等。“传记”设22卷,如二十四史中的“本纪”、“列传”。预计将为3000个以上的清代人物立传。“史表”设13卷,如二十四史中的后妃表、功臣表等。“图录”设10卷,专收舆图、图画、照片和文物遗址图像。《清史·报刊表》将作为“史表”之一,和“书院学校表”一道,纳入计划中的《清史》第81卷。为报刊设“表”,把报刊出版情况纳入正史,这一点,和“图录”一样,都是《清史》的首创,是以往的二十四史所不曾有过的。纳入《清史·报刊表》的报刊,囊括了从清朝顺治元年到宣统三年(公元1644年至1911年)共268年间公开出版的全部报刊。包括清初的封建邸报、报房小抄、报房京报等老式报刊,及晚清出版的各类近代化的日报期刊。初步估计,总数在2100种左右。其中海外华文报刊,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约为248种。



所谓的“海外华文报刊”,是指那些用中文在海外(不含港澳台)编辑出版,以当地华侨华人为主要对象的报刊。一些在海外出版后同时向国内发行的报刊和极个别的在国内编好,送至海外印刷出版,然后返销至国内的报刊,也包括在内。一般说来,“海外华文报刊”是以海外华侨华人为主要受众的。它的诞生,有四个必备的条件。一是有一定数量华侨华人聚居的社区,二是有一定数量的通晓中文的编辑撰稿人员,三是有一定数量的认识中文有阅读能力的受众,四是有必要的印刷技术和印刷设备。中国人从公元2世纪起,就开始和海外有交往。东汉永宁元年(公元120年)掸国首次遣使来访,晋隆安三年(公元399年)中国僧人法显赴印度取经,是这方面交往的滥觞。大量移民和侨居海外,则是16世纪以后的事情。在东南亚洲,1511年马来半岛开始有华侨定居,1582年菲律宾出现了华侨聚居的第一个社区,1619年荷属东印度出现了第一位由华人担任的甲必丹,1753年在缅甸出现了华侨修建的第一座观音寺。在东北亚洲,1602年就开始有华人在日本长崎落户。在欧洲,1702年就开始有华人侨居法国。在澳洲,1848年就开始有华人在悉尼登陆。在夏威夷,1789年就开始有来自珠三角的华人移民。在美洲大陆,19世纪40年代起就开始有大批华工以矿工和筑路工人的身份到美国,1858年就有第一批华工抵达加拿大的维多利亚。海外各地的华人华侨社会,就是在这些先行者们的筚路蓝缕惨淡经营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到了晚清末年,即20世纪的最初几年,全世界的华侨华人总数,据当时人的统计,已达6141040人。[3]但是,海外华文报刊并不是随着华人华侨的到来立即出现。《清史·报刊表》中的第一份海外华文报刊,是1815年在马六甲创刊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这是马来半岛地区最早的也是海外各地最早的华文报刊。新加坡出版的最早的华文报刊是1837年从中国内地迁来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泰国出版的最早的华文报刊是1903年在曼谷创刊的《汉境日报》。缅甸出版的最早的华文报刊是同年在仰光创刊的《仰江日报》。澳大利亚出版的最早的华文报刊,是1894年在悉尼创刊的《广益华报》。日本出版的最早的华文报刊,是1898年在神户创刊的《东亚报》。英国出版的最早的华文报刊,是1866年在伦敦创刊的《飞龙报篇》。美国出版的最早的华文报刊,是1854年在旧金山创刊的《金山日新录》。以上这些史实说明了一点,即海外华文报刊的诞生和发展和华人的到来、华侨的出现以及华人社区的形成,并不是完全同步的。它的诞生和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受前面提到的四项必备条件的制约。是上述四个条件完全具备并达到一定规模以后,才诞生和发展起来的,是几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根据已掌握的材料,《清史·报刊表》中的248种海外华文报刊,从诞生到发展,经历了将近一百年的历史。从1815年第一份海外华文报刊创刊之日起,到1912年2月12日清帝逊位之日止,《清史》各时期海外华文报刊创办的数量,如图1:

图1

1815—1911年各时期海外各地创办报刊的数字统计表图1说明,从1815年《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在马六甲创刊起,海外华文报刊在前50年间,并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每个10年都只新创刊一到两家不等,多的如19世纪的50年代只有4家,少的如19世纪的40年代,连一家也没有。19世纪70年代以后,海外华文报刊才有较大的发展。以后逐年递增,到20世纪的10年代,也就是清朝历史的最后11年,发展到了最高潮,比前一个10年增加了5倍多。这一发展的势头,直到鼎革以后还在继续,只是已经不属于《清史》的范围了。列入《清史·报刊表》的这248种“海外华文报刊”,如果按出版的地点来划分的话,其分布的情况,大体如图2:

图2清季海外华文报刊出版地点分布情况统计表图2说明,这一时期的华文报刊遍布于除非洲以外的世界各地。基本上是有华人华侨处,就有华文报刊。但分布并不均匀,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北美、日本等三个国家和地区。这与这些国家和地区华侨华人人数较多又相对集中有一定的关系。东南亚的马来半岛、新加坡、暹罗、缅甸、荷属东印度等国家和地区,是华侨华人最先到达的地区,也是华侨华人人口发展最快最多的地区。北美洲的美加两国,是19世纪中叶以后,为开矿和筑路吸引华工最多的地区,日本则是中国人往来最为便利的一衣带水的近邻。据有关研究者提供的数据,在东南亚,马来半岛的槟榔屿1858年就有华侨华人约2?4万人,菲律宾的马尼拉1896年就有华侨华人近10万人。在北美大陆,1882年仅美国一国的华侨华人人数就达32万人,这一数字还没有包括当时尚未纳入美国版图的夏威夷的近5万人。在日本,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几年,华侨华人的人数就接近1?8万人。[4]正是由于华侨华人相对较多,再加上其他的因素,才使得这些国家和地区成为清季海外华文报刊重要的发祥和繁衍之地。上述的248种海外华文报刊,其创办人的情况,大体如图3:

图3清季海外华文报刊创办人情况统计表图3说明,这些报刊的创办人是多方面的、多类型的。首先,他们并不全是华侨华人。其次,他们也并不都是土生土长的侨界人士。他们当中,既有外国传教士、外国商人,也有当地的华侨商界人士、华侨宗教界人士、留学生、侨居国外的政治活动家和清政府的驻外机构。



首先在海外创办中文报刊的,是一些外国传教士。《清史·报刊表》中的最先问世的一家海外华文报刊,1815年在马六甲创刊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就是外国传教士办的。稍后问世的几家中文报刊,包括1823年在巴达维亚创刊的《特选撮要每月纪传》,1828年在马六甲创刊的《天下新闻》,以及1837年从广州迁至新加坡出版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也都是外国传教士办的。参与创办这些中文报刊的外国传教士,主要来自英国,大多是基督教伦敦布道会的传教士。他们是创办《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马礼逊(RobertMorrison)、米怜(WilliamMilne),创办《特选撮要每月纪传》的麦都思(WalterHenryMedhurst),创办《天下新闻》的吉德(SamuelKidd)。只有一位来自普鲁士,即创办《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郭士立(KarlFriedrichAugutGuützlaff),但他也是个传教士。这些中文报刊具有以下的一些特点:第一,除了个别的刊物如《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请了少数中国人当助手之外,大部分的刊物都是由外国传教士们自己编辑的,稿件也都是他们用刚刚学到手的中文,结结巴巴地自己撰写的。第二,出版后,除了供当地的华侨华人免费阅读之外,还大量地向南洋各地和中国境内发行。如《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主编之一米怜在他所写的《释疑篇》中所说的:“此察世俗书今已四年,分散于中国几省人民中,又于口外安南、暹罗、加拉巴、甲地等国唐人之间,盖曾印而分送与人看者三万有余本”[5]。《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迁新加坡出版后,也仍然保留在广州出版时期的发行渠道,继续向中国国内发行。它们的主要目标在中国国内。第三,尽量迎合中国人的文化传统和阅读习惯。在报刊的显著位置刊出诸如“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论语·述而》)等之类的孔子语录,用“博爱者”、“爱汉者”、“尚德”等中国人乐于接受的观念和语汇作笔名,以及模仿中国读者习见的报房京报的书册形式和用黄色连史纸作封面等等。第四,广泛刊载中国读者感兴趣的有关世界各国的地理、历史、宗教、文学、制度、经济、生物、风俗、科学、技术、新闻和行情等各方面的信息、知识和资料。最先创办的几家中文报刊,是以弘扬宗教教义为主要内容的。如《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就自称“此报所载,关于宗教之事居大半”和“以阐发基督教义为唯一要务”[6],稍后出版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就逐步增加了宗教以外的其他方面的内容,成为由传教士们编辑出版的世俗刊物。创办这些中文报刊的目的,一是为了宣传宗教教义,拓展传教士们在中国的传教事业。二是为了展示西方的文明,使中国人认识到洋人并非“蛮夷”,不再固步自封,妄自尊大,乐意向西方学习,进而为西方商业资本打开中国的门户服务。创办这些中文报刊的传教士们,都是他们那个时代的中国通。他们当中有一些人如郭士立,于传教活动之余,曾经参与了贩卖鸦片、刺探情报和西方国家早期的侵华活动,扮演过极不光彩的角色。但也有一些人确实只是热衷于宣扬上帝恩纶的虔诚的职业宗教徒。稍后,一些外国的商人也开始参与在海外创办中文报刊的活动。他们和他们创办的报纸,举其大者有以下几家:美国人威廉·霍华德(WilliamHoward)1854年在旧金山创办的《金山日新录》(TheGoldenHillsNews);威廉·斯波尔(WilliamSpeer)1855年在旧金山创办的《东涯新录》(TheOriental);爱德华·波斯奎(EdwardBosqui)1867年在旧金山创办的《飞龙邮报》(CaliforniaChinaMailFlyingDragon);英国人汤姆逊·斯密斯(ThompsonWilliamSmith)1858年在新加坡创办的《日升报》(TheRisingSun);申雅客(G.Streett)1866年在伦敦创办的《飞龙报篇》(TheFlyingDragonReport)[7]和白来公司(PelhamPress)在伦敦创办的《中英商工机械时报》;以及德国人宾·布来恩(BinBrin)在不来梅创办的《日耳曼报》(Germany)等。总数达12种。这些报刊是以中国读者为对象的。内容以广告、行情、产品介绍(特别是新制造的机器产品)和其他商务信息为主。间刊评论和有关科技知识的介绍性文章。主编人中不乏精通中文的西方汉学家。[8]办报的目的,虽然有帮助华人了解西方经济、法律等方面情况的成分,但更直接的目的是为了开展对华商务,开拓中国市场和推销西方的工业产品。



19世纪50年代以后,旅居海外的华人华侨开始创办自己的中文报刊。美洲的第一份华人自办的中文报刊,是1856年12月在美国加州萨克拉门托创刊的《沙加缅度新录》(ChineseDailyNews)。这也是在美国出版的第一份中文日报(出版不久即改为周三刊)。东北亚的第一份华人自办的中文报刊,是1876年在日本东京创刊的《华字新报》。东南亚的第一份华人自办的中文报刊,是1881年12月10日在新加坡创刊的《叻报》(LatPau)。大洋洲的第一份华人自办的中文报刊,是1894年9月在澳大利亚的悉尼创刊的《广益华报》。欧洲的第一份华人自办的中文报刊,是1907年6月22日在法国巴黎创刊的《新世纪》。从19世纪50年代中到清末,这一类华人华侨自办的海外中文报刊,累计达200余种。其中,属于当地侨商侨领主办的约90种,占清季海外华文报刊总数的40%。属于华侨中的宗教界人士主办的约8种,占清季海外华文报刊总数的4%。属于流亡海外的政治团体和党派主办的约42种,占清季海外华文报刊总数的19%。属于当地中国留学生主办的约76种,占清季海外华文报刊总数的33%。主办人情况不详,不属于以上各门类的报刊约11种,占5%。上述各类报刊中,当地侨商侨领和华侨社团主办的报刊,出版时间最早,数量最多,所占的比重也最大。旧金山侨商黄卓主办的《唐番公报》(1875年),纽约侨商黄清福主办的《华美新报》(1883年),菲律宾侨商杨维洪主办的《华报》,檀香山中华商会主办的《华兴报》(1900年),古巴中华商会主办的《华文日报》(1902年),悉尼中华商会主办的《东华报》(1904年),泗水闽南籍侨领主办《大公日报》(1908年)等,就是其中的代表。这些报刊有独资创办的,也有集资创办的。后一类报刊,经常因股东们资金的分合而调整机构,改变名称,更换主编。开始时多为期刊,稍后逐步转为日报。印刷条件也在不断改进,由油印、石印逐步转为铅印。发行量19世纪时期一般仅数百份,进入20世纪以后,逐渐增多,其中最多的如在悉尼出版的《民报》,曾一度销逾5000份。这些报刊均以当地的华人华侨为主要发行对象。内容偏重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当地新闻。包括侨居国和侨居地区的重大政治、经济、文化新闻。第二,来自祖国的新闻,特别是来自闽粤地区的家乡新闻。第三,国际上重大突发事件的报道。第四,与商业活动关系密切的行情、船期和广告。不少报刊还注意刊载和当地华人社会有关的文化娱乐方面的消息,以满足读者的要求。这些报刊一般在初创的阶段并无明显的政治倾向,但对国内的政情是关注的,而且都以鼓励华侨热爱祖国为宗旨,以“救中国”或“兴东亚”相标榜。有些专业性较强的期刊,如1905年在美国加州伯克利创刊的《美洲学报实业界》,1909年、1910年相继在日本东京创刊的《中国蚕丝业会报》、《中国实业杂志》等,则经常刊载相关的论文和译著,为振兴祖国的实业出谋划策,提供借鉴。稍后出版的是一批由华侨华人中的宗教界人士创办的报刊。如1888年在纽约创刊的《华英经报》,1894年在旧金山创刊的《美国正埠救世军报》,1908年在东京创刊的《醒回篇》等。创办人中,有基督教的牧师,也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它们的主编者多为华籍或华裔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神职人员和信徒。内容以有关宗教活动的信息和阐释教义弘扬“福音”方面的文章为主。对国内的情况,也表示了一定的关注。



海外华文报刊中,有一部分是在海外的政治团体和党派创办起来的。最先在海外办报的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即后来的保皇派、立宪派。康梁等人从1895年起就开始了办报活动。他们的办报活动和办学会的活动是同步进行的。其中的不少学会如保国会、强学会、南学会等,已经具有一定的政党的雏形,因此所办的报纸,也具有一定的政党报纸的性质。戊戌政变后,他们在国内办的所有报纸都被查封,他们自己也被迫流亡海外,他们的办报活动也因此被迫转移到海外。维新派在海外办的第一家报纸,就是1898年12月23日在日本横滨创刊的《清议报》。这家报纸只办了100期就因馆舍遇火被焚而停刊。于是又在原址创办了另一份报纸《新民丛报》,时间是1902年2月8日。后一家报纸一直出版到1907年11月20日第96期才终刊。两报的主编都是梁启超,协助他办报的还有韩文举、麦孟华等,大都是康门弟子。《清议报》自揭其办报宗旨是“维持支那之清议,激发国民之正气”。《新民丛报》自揭其办报宗旨在“开民智”,在“新”中国之民。如果说《清议报》初期还以声讨“逆后贼臣”为主要内容的话,后期的《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就完全以宣传维新变法,宣传保皇立宪,介绍西学新学,“导中国以新”为主要办报方针了。这两个报纸一个是旬刊,一个是半月刊,办得都很成功,《新民丛报》的最高发行数量曾达15000册,不仅在海外,在中国国内也有很大影响,一度成为同时期最受青年读者欢迎的刊物。与此同时,以梁启超为首的康门弟子们还陆续在海外创办了一大批鼓吹保皇立宪的报纸。举其大者,有1900年在檀香山创刊的《新中国报》,1903年在温哥华创刊的《日新报》,1904年在纽约创刊的《中国维新报》,1907年在东京创刊的《政论》等。这一类报纸,在康梁的私人通信中,都被称为“吾党”[9]的报纸,它们和清末海外各地保皇会分会和亲保皇派分子所办的《文宪报》(旧金山)、《汉境日报》(曼谷)、《东华新报》(悉尼)、《天南新报》(新加坡)、《南洋总汇报》(新加坡)、《商务报》(仰光)、《仰江日报》(仰光)等报,都具有一定的政党报纸的色彩。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民主革命派,也致力于在海外办报。早在兴中会成立初期,孙中山就曾经利用他在檀香山华人华侨中的影响,用吸收入会和更换主编的方式,把当地华侨在1883年创办的《檀山新报》,改组成为兴中会的言论阵地。同盟会成立后,他又立即在日本东京创办了同盟会的正式机关报《民报》。《民报》是一个月刊(后经常脱期),先后由胡汉民、章太炎、陶成章、汪精卫等担任主编。从1905年到1910年共出26期,系统地宣传了民主革命派的革命纲领。提出了“颠覆现今之恶劣政府”,“建设共和政体”,“维持世界真正之平和”,“土地国有”,“主张中日两国之国民的联合”,“要求世界各国赞成中国之革新事业”等所谓“民报之六大主义”[10],并且刊出了孙中山亲自撰写的发刊词,第一次提出了他的民族、民权、民生即三民主义的革命主张。这以后,直到1911年,以孙中山为首的民主革命派先后在海外各地创办了大量的革命报刊,主要的有在新加坡出版的《图南日报》(1904年)、《中兴日报》(1907年),在槟榔屿出版的《光华日报》(1910年),在墨尔本出版的《警东新报》(1905年),在仰光出版的《光华日报》(1908年)、《进化报》(1910年),在檀香山出版的《自由新报》(1908年),在曼谷出版的《华暹日报》(1908年),在泗水出版的《泗滨日报》(1908年),在旧金山出版的《少年中国晨报》(1910年),在秘鲁的利马出版的《民醒报》(1911年)等。大部分都是所在地区同盟会分会的机关报。其中的《图南日报》,还有“南洋华侨革命党机关报之鼻祖”的美称。这些报刊,和在香港及内地出版的革命派报刊紧密配合,积极在海外进行民主革命的宣传,并和以《新民丛报》为代表的各地的保皇派报刊展开过激烈的笔战,成为民主革命的号角。孙中山在清政府被推翻后总结革命取胜的原因时,说过这样的话:“此次革命事业,数十年间屡仆屡起,而卒观成于今日者,实报纸鼓吹之力”[11]。鉴于革命党人当时在国内办报受到的限制较多,在整个辛亥革命时期,充当鼓吹革命主力的,还应该首推在海外出版的那些革命派报刊。除维新、革命两派报刊之外,清季在海外出版的政治团体和党派报刊,还有各地洪门致公堂和无政府主义团体主办的两类报刊。前者的代表是旧金山洪门致公堂大佬唐琼昌创办的《大同日报》、温哥华洪门致公堂大佬陈文锡创办的《大汉报》。它们中的一部分,在政治上曾经支持过保皇派,但后来几乎全都转为支持革命派。后者的代表是在日本东京出版的《天义报》、《衡报》和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新世纪》周刊。这一类报刊,在当时也是革命派报刊的友军。



清代海外华文报刊中,还有一支重要的方面军,就是这一时期在海外留学的留学生们创办的报刊。19世纪40年代以后,中国开始有青年学子负笈东渡。先是到美国,然后到日本。去美国留学,起始于19世纪40年代,1847年去的是第一批,只有两个人,即容闳和黄胜。黄胜第二年就因病回国,在上海广方言馆当教习。容闳1854年在耶鲁大学毕业后,曾经多次回国参加政治活动,最后在美定居,直到去世。[12]这两个人留美的时间有长有短,但都不曾参加过在海外办报的活动。容闳倒是办过报,但是在上海,不是在美国。19世纪70年代以后去的是第二批,从1872年到1875年,清政府先后派了四拨年龄在9~15岁的幼童,共120名,官费赴美留学。1881年又下令全部召回,只剩下两个人稽留未归。[13]这四批留美学生中后来涌现了不少如詹天佑、唐绍仪那样的知名人士,但是没有一个在美国参加过办报活动。去日本留学起始于1899年,当年由张之洞出面,派遣了11名官费学生赴日留学。从这一年起,到1911年武昌起义止,留日学生的人数逐年递增,1901年为280人,1902年为560人。1905、1906年发展到了最高潮,各省派往日本留学的学生人数,在这两年间,累计已达8700人。[14]清朝海外华文报刊中占31%的76种留学生报刊,主要就是由这一批留日学生创办起来的,出版地点大多在日本,尤其集中在东京、横滨这两个留日学生相对较多的城市。最先问世的留学生报刊是郑贯公、冯自由等人在横滨创办的《开智录》(1900年),戢元丞、杨廷栋等人在东京创办的《译书汇编》(1900年)和秦力山、沈翔云等人在东京创办的《国民报》(1901年)。这一批报刊从一开始就着重宣传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反映了由维新改良向民主革命转化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治倾向。孙中山对这批留学生报刊的出版,一开始就异常关注,曾经给《国民报》提供过经费上的帮助。1902年以后,留日学生中涌现了一批地方性的学生会组织,并随之创办了一批带有地域性刊名的报刊如《江苏》、《浙江潮》、《湖北学生界》、《新湖南》、《直说》、《第一晋话报》等,其中的主办人如黄兴、宋教仁、许寿裳、刘在禺等,都是光复会、华兴会、拒俄义勇队等革命团体的成员,它们的言论主张,已逐步由爱国救亡向反清革命转化。这是留日学生办报活动的第二阶段。1905年,革命派的政治团体同盟会在日本成立,不少留日学生成为它的成员。在这以后到1911年相继创办的留学生报刊,如《云南》、《洞庭波》、《鹃声》、《豫报》、《河南》、《秦陇》、《粤西》、《四川》、《夏声》、《汉帜》、《江西》等,开始带有更为明显的民主革命的倾向。这些报刊,不仅详细地报道了当时发生在国内外的重大政治事件,还介绍了西方的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先进的社会思潮和民主共和的政治理念,为国内的反清武装起义作了舆论上的铺垫。但是,也应该看到,留日学生们创办的这些报刊,并不都是倾向民主革命的,它们当中有一些是清政府的预备立宪活动的积极支持者、君主立宪政体的鼓吹者和民主革命的反对者。其中的代表,就是林鲲翔主编的《法政杂志》,杨度主编的《中国新报》和清朝宗室留学生恒钧等主编的《大同报》。不过,从总体上来看,支持反清民主革命,毕竟是这一时期留学生报刊的主流。此外,这些报刊并不全都是时政性刊物,也有不少十分专业化的刊物如《医药学报》、《农桑学杂志》、《海军》等;并不都是品味较高的供官绅学界人士阅读的刊物,也有不少以妇孺为对象的较为通俗浅显的刊物如《新女界》、《白话》等。可以说,这一时期的留日学生所办的报刊,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多元的。



有清一代的海外华文报刊,从出版的时间看,跨19、20两个世纪,持续了将近一百年。从出版的种数来看,约占《清史·报刊表》所收报刊总数的12%,是《清史·报刊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报刊,特别是那些由海外华人华侨主办的报刊,在弘扬华夏文化,增强海外炎黄子孙的精神凝聚力,维护他们的正当权益等方面,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它们所报道的信息,所介绍的科学文化知识和先进的哲学社会科学思想,对促进祖国近代化的进程,也起了十分有利的影响。从新闻传播学的角度来看。清代的海外华文报刊也有其特殊的历史贡献。首先,是把“新闻纸”(newspaper或gazette)这种近代化的新闻传播手段,介绍给了中国的受众。中国新闻传播史上的第一份近代化报刊,1815年创刊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就是一份在海外出版的华文报刊。中国的新闻事业有1200多年的历史,但长期以来存在于报坛的是古老的封建邸报、小报和报房京报。直到1815年以后,才通过陆续创办的那些海外华文报刊,把使用石印、铅印等近代化的印刷手段,兼有新闻、评论、广告等内容的近代化报刊这种平面媒体的形式引进到中国来。中国近代化的新闻事业,是从有清一代的海外华文报刊开始的。国人在国内自办的最早的一批近代化报刊,就是以早期的海外华文报刊为蓝本,仿照它们的模式创办起来的。其次,是促进了中国和世界各国之间的跨文化传播。海外华文报刊从开始筹办起,就充满了中西文化相互交融的内容。为了办报,早期来华的那些外国传教士们,都十分勤奋地学习和研究中华文化,如《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创办人马礼逊,早在1807年来华前,就在伦敦学习了中文,在创办这个刊物期间,他同时从事中国语言文学和儒家经典的研究,出版了他自己编纂的《英汉词典》、《中国方言》和他翻译的有21卷之多的《圣经》中文版。与此同时,也开始在他所办的刊物上,刊载大量有关世界各国的历史与现状的基本知识,包括以西欧、美国和印度为代表的一些主要国家和地区的人文、地理、政情、历史沿革和国际关系等方面的知识,以及西方国家最新的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等方面的自然科学知识。《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是这样,其他外国人在海外办的华文报刊的情况也大抵类此。华人华侨在海外办的那些华文报刊也刊有大量这方面的内容,有报道,有评论,也有译文。其目的正如严复所说的,是为了“通中外之故”[16],是为了让中国人更多地了解西方,了解世界。这些内容,通过报刊介绍给受众,对中西两种文化的传播和交流,是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的。海外华文报刊从诞生到现在,已经有190年的历史。有清一代出版的那一部分,属于整个海外华文报刊史的前96年。今天,海外华人华侨已经遍布全世界100多个国家,总数逾3000万,已出版和正在出版的海外华文报刊累计达4200种[17],研究它们前96年的历史和发展的轨迹,了解它们融入所在国家和融入世界的过程,寻绎其规律,总结其得失,以史为鉴,将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


(原载《国际新闻界》,2005(9)



【注释】


[1]戴逸:《在首届“世界中国学论坛”上的讲话》,载《清史编纂通讯》总第12期,5页,20041015。

[2]下列数字可以作为对比:《史记》50万字;《隋书》100万字;《明史》500万字;《宋史》800万字。《清史稿》卷帙浩繁,也只有800万字。

[3]据“环游全球之德兴吴君统计”,光绪三十二年(1907年)前后,全世界华人华侨的人数为:日本17672人,朝鲜11200人,俄属亚洲37000人,马来半岛1023500人,暹罗2755609人,安南179300人,缅甸134560人,菲律宾83785人,爪哇群岛1825700人,非洲8200人,澳洲35465人,美洲272829人,欧洲1760人。共6386580人。见1907年5月6日上海《神州日报》所刊报道。据报道中所引的“吴君”的话称:“此数多得于所在国之官吏之册籍,惟欧、非两洲,则由自行调查者,盖确数也。”云云。原报道中还列有香港(314391人)、澳门(74560人)、台湾(2258654人)等三地的数据,总数原为9034185,已将这三个数据从总数中减去,现在的总数不包括港澳台。

[4]参见广东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文史丛书》,第1辑;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80;克拉伦斯·格利克:《夏威夷华裔移民》,台北,正中书局,1985;郑民、梁初鸿主编:《华侨华人史研究集》,北京,海洋出版社,1989;等等。美国的华侨华人人数在1882年排华法令颁布后,有所减少。

[5]《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卷五第二十四。转引自(新加坡)卓南生:《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30页,台北,正中书局,1998。文中的“唐人”即指华侨华人。

[6]《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第2期米怜自述办报旨趣文。

[7]这是新闻史学者黄瑚教授等新近发现的一份海外华文报纸。详见黄瑚、范书杰:《新发现的欧洲第一份华文报刊〈飞龙报篇〉考》一文,载《新闻大学》总第79期,11页,200403。[8]如创办兼主编中文《日耳曼报》的那位宾·布来恩(BinBrin),就是当时德国著名的东方语言文学教授。见《时务报》,第33期,16页,1897-07-20。

[9]梁启超1900年3月20日自檀香山发出的《致南海先生书》,见《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185页。[10]见《民报》,第1期,19051126。

[11]孙中山:《在民立报欢迎会上的演说》,载上海《民立报》,19120417。

[12]参见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129、29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13]参见钱钢、胡劲草:《120个留美幼童的故事》,载《中国青年报》,20040421、28。[14]参见[日]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27、32、39页。

[15]马理逊的这部《英汉词典》为10开本6大卷近5000页的皇皇巨构。由英国东印度公司资助12000英镑公开出版,当时仅印600部。英文bread被译为“面包”,就首见于这部词典。上海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附属图书馆藏有一部。

[16]严复:《国闻报缘起》,转引自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四章,33页。

[17]参见《海外华侨华人百科全书》,第6卷,1页,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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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国际新闻界》 2005年05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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