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引驰:走向田园,从枭雄身边……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8 次 更新时间:2016-05-06 15:1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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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引驰  

   想起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形象大概立刻就会浮现出来:这是一位遵从自己心愿而归隐田园的诗人。

   不过,就一定是这样的吗?一般,人们记忆之中,诗人的归隐,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不可分割:陶渊明正在彭泽令任上,督邮来巡视,县吏告诉诗人“你得整衣束带去见他”;诗人一听,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于是挂印而去。可这个生动的场景,出现在后代史书《宋书》里,陶渊明自己可不是这么说的。他的那篇名文《归去来兮辞》的序里只说自己出来做官是因为家里穷,要钱,可有了钱的官场生活与自己的本性不合,所以也很难受,“深愧平生之志”。这时恰好他嫁到武昌程家的妹妹死了,他急着去吊唁,所以就离职而去了。如果我们相信诗人的自述,那他不是挂冠直接回家的,而是首先从今天九江那儿的彭泽,溯江而上跑武昌去了。一件事,不同的说法,道理其实简单:人们最熟知的,未必就是事实,而事实是什么,真得多想一想。

   一想,就有许多可议。其实诗人之率性而不负责任,不是头一回了。陶渊明也不是只做了彭泽令这一任官,他最早出仕,是任所谓“江州祭酒”,这官名很可能是“祭酒从事史”的省称。据《宋书•百官志》这是“分掌诸曹兵、贼、仓、户、水、铠之属”,职事琐屑得很。加上这时候的江州刺史是王羲之的儿子王凝之,诗人与这个傲慢的王家子弟大概也不投缘,《宋书》里记载他“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少日”就是没多久的意思,虽然我们不知道究竟有没有短过彭泽令的八十天。诗人之所以能一再地一不高兴就甩手而去,当然有他的资本,可想而知,他有一定的依凭,是有些家底的,即使到最后他归隐田园的时候已很落拓,也还有“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归园田居》其一)。而另一方面,诗人熬到差不多三十岁出来做官(陶渊明的年寿有许多的不同说法,从五十多到七十多都有;这里就照最早也最通常的六十出头计,生年在公元365年),担任的却是事务琐杂的职位,在当时他只能算是地位不高的寒素之士,大约也是可以肯定的。

   前面提到的还有一节也值得稍加留意:陶渊明丢开彭泽令的位子跑去武昌吊唁妹妹,诗人的家不是在庐山脚下吗?他的这位程氏妹(过去一般认为他们是同父异母的兄妹,可也有学者认定他们就是亲兄妹)怎么远嫁到武昌了?说起来,武昌当时属于长江中游的荆州地界,那里可是陶家早先尽显荣光的地方。

   荆州在中古时代具有极重要的地位,东晋一代,更可谓举足轻重,以其踞长江中游之势,往往与下游建康的中央形成对峙。那个时候,曾任荆州刺史的,前后二十余人,东晋最后那些年的乱局时期不计,大抵都是东晋秉执权势的世家大族,如琅琊王氏家人占有该位置十年,外戚庾氏兄弟连着据有十年,桓氏更断续有四十余年。这些人物里面,除作为外戚的庾氏兄弟,某种程度上代表了皇室的势力,与时据中枢的名相王导形成抗衡,其余的王敦、桓温、桓玄等,皆有抗衡中央,乃至不臣之意。陶氏家族的历史上,陶渊明最崇敬的曾祖陶侃,也曾是东晋荆州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在王氏和庾氏之间,他任刺史差不多十年。可以说,荆州曾是陶家势力甚大的所在。虽然我们不清楚陶渊明的这位妹妹嫁在武昌程家的原委,但很可能并不是偶然的。即使是陶渊明本人,荆州也是他一生经历中非常之重要的一个地方。这就得说到诗人的第二次出仕了。

   陶渊明的第二次出仕,即他在当时的枭雄桓玄手下任职的经历,过去人们留心的不多。桓玄是一位文韬武略都十分了得,在东晋晚期历史中扮演了翻天覆地的重要角色的人物。他的发迹不妨从公元398年说起,当时青、兖二州刺史王恭与荆州刺史殷仲堪联合对抗朝中摄政的司马道子,结果北府军名将刘牢之倒戈,致使王恭兵败被杀,桓玄和殷仲堪本来就是玄学辩友,这次事变他们是站在一边的,此时乘机成了江州刺史;第二年(399)桓玄又攻杀殷仲堪,再一年(400)为荆州刺史,兼领了江、荆二州。而大约就在桓玄先后据有江州和荆州的这一期间,诗人陶渊明进入桓玄麾下任职。

   对此,最确实的证据是陶渊明自己的几首诗。公元400年的《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诗二首,其中有“自古叹行役,我今始知之”的句子,表明诗人当时人在仕途无疑;诗中的“都”指东晋的都城建康,而“规林”应在寻阳附近,由此可知,这两首诗写于诗人“行役”赴都城建康之后返回西行,在离家乡不远处遇风停留之时。那么诗人“从都还”,是要“还”哪里呢?当然不是回“规林”附近的家,哪有当官出差完事之后便回家的道理?得销差。去哪儿销差呢?他在第二年也就是401年有一首《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里面出现了“怀役”二字:“怀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这与诗题中“赴假”、“夜行”显然是相应的,那么,诗题透露的信息乃是诗人在休假之后返还江陵,经过距武昌不远的涂口。这回销假返回的江陵,理应就是前一年“从都还”的目的地,这也正是前面提到的399年攻杀原荆州刺史殷仲堪而此刻正据有该地的桓玄的府中。鉴于桓玄398年开始领江州刺史,或许有理由推测,陶渊明早在399年桓玄攻灭殷仲堪之前、其据江州时就已投身桓玄麾下。无论如何,由诗人的这三首诗看,可以肯定,大约在401年及之前的两年甚至三年,陶渊明便在桓玄处任职。

   毫无疑问,这该是陶渊明一生中最久的仕途经历了。那么,在桓玄手下,诗人有何作为呢?我们已经知道,400年的《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显示他为桓玄担任了赴京使者,然而使命是什么呢?现代研究陶渊明最深入的学者之一逯钦立先生觉得,诗人很可能是在为桓玄上疏朝廷请求领兵讨伐孙恩而奔走。孙恩家世奉五斗米道,399年乘乱起事,为被司马道子所杀的叔叔孙泰复仇,一时声势浩大,攻入会稽,杀了当时的会稽内史王凝之,吴地诸郡动荡不已。这次孙恩虽然被刘牢之率军击退,回据舟山一带的海岛,但第二年的五月又卷土重来。在这样的背景下,桓玄请求讨伐孙恩,固然有正当的理由,然而事情往往也是复杂的,背后未必没有隐藏着桓玄借机东下的意图和野心。如果陶渊明担任的是这么一个代桓玄请求东下的使命,那还真是颇关紧要的。

   陶渊明结束这段为时最久的仕途经历,倒不像第一次江州祭酒那样是自行一走了之的,而是他母亲孟氏401年冬天去世所致,这在诗人的《祭程氏妹文》里说得很明白:“昔在江陵,重罹天罚。”可见,陶渊明是在江陵桓玄荆州刺史门下得到母亲去世消息的。

   或许会有疑问,诗人生平最久的这段仕途经历,何以千年以来颇为隐晦,少受留意呢?了解随后的情势变幻,大概可以悬揣一二。

   就在陶渊明离开桓玄返回故乡为母亲守孝之后的两年半时间内,整个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402年晋安帝下诏罪桓玄,桓玄因率军东下,几乎有反复倒戈习惯的刘牢之再次重演老把戏,投降桓玄,桓玄顺利攻入建康,杀司马元显,总揽朝政;次年(403)桓玄篡晋,改元建楚;接着的404年初,这一时代的另一位枭雄、后来代晋而立的刘裕起兵讨伐桓玄,双方在寻阳附近便有战事,而与刘裕站在一边的就有当时的江州刺史、刘牢之的儿子建德将军刘敬宣。最后的结果,桓玄兵败伏诛。在这一连串的变故之中,前半场,诗人是看客,后半场,则进场扮演了一定的角色。陶渊明在这时候有一首诗《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写诗人虽怀着留恋,但还是告别故乡,一路向东,担任镇军将军的参军去了;这位镇军将军,如今的研究者大致确定,就是刘裕,他当时驻京口,陶诗题中提及的曲阿与之相距不远。

   陶渊明在刘裕处不久便离开了,因为第二年(405)年初,他留下一首《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已表明他担任了建威将军刘敬宣的参军。从刘裕麾下转往刘敬宣那里,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我们弄不清楚,但从刘裕和刘敬宣当时合作密切的关系来看,也并不很奇怪:这位刘敬宣乃是刘牢之的儿子,我们前面提到,402年桓玄东下进攻建康之时,刘牢之反戈投降了桓玄,但反复之人随即又与儿子刘敬宣蓄意袭击桓玄,事败自经,而刘敬宣则奔窜到北方去了;过了两年(404),作为刘牢之旧部的刘裕起兵讨桓玄,正是刘裕“手书召敬宣”回来的。陶渊明在这首诗中有“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的诗句,已表示他要归去田园了。确实,就在这年(405),被桓玄废黜的晋安帝恢复了帝位,刘敬宣随即上表解职,陶渊明这次“使都”大约就是为此而去的。离开刘敬宣之后大约半年,才有了诗人为人熟知的八十天彭泽令的最后一段仕途。

   大致明白了陶渊明就职桓玄、刘裕麾下的始末,或许便能了解这些曲折何以有意无意被隐晦的缘故了。诗人之服务于桓玄,在刘裕这里,是绝对不该被提及而是应竭力忽略、掩埋的事,甚至他投身刘裕可能也是不得不有的姿态;而诗人与桓玄、刘裕的这些瓜葛,在后世大多数认定陶渊明忠于晋室的人那里,实在也是难以面对的——这两位虽是敌手,可在颠覆东晋王朝方面,则并无二致,可谓前仆后继的枭雄。

   回顾陶渊明这些年的经历,知晓他曾在东晋晚期桓玄和刘裕两位大枭雄手下谋事,见证了他们翻天覆地的所作所为,我们应该能够了解和想象诗人的内心波澜。他会是对现实政治毫无深切感知的凡夫吗?他会是乐天知命简单纯粹的田园诗人吗?

   毫无疑问,诗人是有用世之心的,在他的诗中或隐或显有所表露;然而这种用世之心,不是空泛的意念而已,必得有落实之处。对陶渊明来说,用世的理想,如果曾经有过一个真正实现的机会,当然不是最初的江州祭酒,也不是最后的彭泽令,甚至刘裕和刘敬宣的参军也谈不上——如前边谈到的,这或许是他曾效力桓玄而不得不付出的努力,想在其中获得抒展的可能,未免太天真了——而是在桓玄麾下,在那诗人一生最久长的一段仕途。

   回到陶渊明投身桓玄麾下的那一刻。诗人为什么会这么做呢?

   其实,为诗人设身处地来想,有很充分的理由。首先我们已经知道,桓玄当时据有江、荆二州,势力之大,人所瞩目;而荆州正是诗人最崇敬的曾祖陶侃曾经生活和战斗的地方。

   其次,从陶渊明的切身感受而言,他于桓氏当有相当的亲切感。东晋是所谓门阀时代,陶渊明与桓玄的关系,似乎也很有必要从这样一个视野中加以观测。桓氏家族,如历史学家田余庆先生所考,东汉大儒桓荣为其先人,中经曹魏时代曹氏与司马氏之间的激烈斗争,桓范被杀,此后家族孤单势弱;桓彝渡江,为东晋功臣,其子桓温权倾一时,为桓玄最终代晋为楚确立基础。虽然如此,桓氏当初仍很受高门世族的鄙视,《世说新语》里记载桓温为儿子向当时在自己手下为官的王坦之提亲,王坦之不敢自主,答应回家去问问自己的父亲、也就是桓温相中的儿媳的爷爷王述。王述就是那位著名的脾气急躁的王蓝田,曾想吃鸡蛋,筷子夹不住,扔下地用鞋跟踩,还踩不着,于是就地抓起来,直接放进口里咬开再吐出来。这回,王述还是很暴躁,本来他是很喜欢王坦之这个儿子的,儿子虽然是大人了,还抱着靠在自己的膝盖上,但一听桓温求婚的事,便大怒,一把推开儿子,骂道:“你犯浑了吗?怕桓温吗?他不过兵家出身,怎么可以将女儿嫁过去!”王坦之于是回报桓温说:“卑下女儿家里已为她定了婆家了。”

   桓温当然是明白人,说:“我晓得了,这是你爹不答应啊。”王述以桓温为“兵”,当时这是强烈蔑视的表现。至于陶氏家族,陈寅恪先生认为本来出自溪族杂处地区“业渔之贱户”,因而士族胜流视同异类,只因东晋初年以军功致显,但仍受到歧视。《世说新语》里记有一则故事:王胡之住在会稽东山的时候很穷,当时陶侃的儿子陶范送一船米给他,结果竟然被拒绝了,王直截了当地说:“我王家的人没米下锅,自会去找谢家的谢尚讨,不要你陶家的米。”研究《世说新语》极为精深的余嘉锡先生对此分析道:“因陶氏本出寒门,士行(陶侃)虽立大功,而王、谢家儿不免犹以老兵视之。”最值得留意的是《世说新语》的这条记载:

袁宏始作《东征赋》,都不道陶公(陶侃)。胡奴(陶范)诱之狭室中,临以白刃,曰:“先公勋业如是,君作《东征赋》,云何相忽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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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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