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结构性改革是制度改革 不是政府调结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45 次 更新时间:2016-04-28 00: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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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 (进入专栏)  

   要通过改革建立起好的体制,总地来说是要靠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市场的基本功能是有效配制资源和形成兼容性激励机制。政府的作用是提供公共品,如好的制度、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基本的社会保障、良好的教育体系和科研体系、提供预测性的规划等。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4月25日做客“智库报告厅”,做“经济为何下行,怎样准确应对”的主题演讲,详细分析了当前中国经济形势,以及如何准确应对经济下行。

   首先,他谈到“供给侧”提出的原因,长期用“扩需求保增长”办法出现了两个后果,一是出现“投资回报递减”的规律,用投资拉动增长,长久以后效果就越来越差。二是出现“负效应积累”,从现象上看是货币超发、信用膨胀,资产市场如股票、房地产、收藏品等泡沫吹胀,在总的公民资产负债表上的表现就是杠杆率提高,如果负债率太高,甚至有爆发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

   “在目前风险积累到相当高的时候,应对挑战的方略是保证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前提下,集中主要力量,励志推进改革,依靠具有活力的体制机制提高供给侧的效率,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目前面临的问题”,吴敬琏称,稳住大局主要有两方面:

   一方面是采取措施,控制和化解风险。比如现在不要病急乱投医,进行那些没有回报或者回报很低的建设项目;妥善处理地方政府债务,动用国有资本偿还资本的隐性负债和现有负债,其中最大笔的隐性负债就是社保的缺口;停止对“僵尸企业”输血,停止“刚性兑付”,对资不抵债企业实施破产或重整;另外要处理大量死资产,如部分城市大量住宅卖不掉,部分地方建设大量开发区,但没有企业入驻等。要想办法和措施来化解风险,把小震震了,把风险释放了,不要积累成大震。

   另一方面有时应该用凯恩斯主义式的短期政策,在发生资产负债表衰退的情况下,宏观经济政策主要用财政政策,提高财政赤字力度,一个办法是增加支出,一个办法是减少收入。主要方法不是说不增加支出,如社会保障、基础教育支出等;但主要是减少收入,“结构性减税”办法不好,建议普惠性减负。

   在稳住大局的前提下,他还谈到“结构性改革”,他表示,“结构性改革说到底是制度的改革,不是政府调结构”,要通过改革建立起好的体制,总地来说是要靠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吴敬琏表示,“市场”和“政府”两者并非“半斤八两”的关系,而是各自的作用范围和职能不一样。市场的基本功能是有效配制资源和形成兼容性激励机制。政府的作用是提供公共品,如好的制度、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基本的社会保障、良好的教育体系和科研体系、提供预测性的规划等,而不是直接干预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政府不能直接组织融资、操办项目、指定技术路线。

   “要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前要实现重要任务就是“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他称,其中,“去产能、去库存、补短板”的经济学语言就是“实现资源的有效再配制”,通过市场竞争,使得有限的资源从效益低、供过于求的企业和部门流出来,流到效益比较高的供不应求的部门,市场做这件事最有效,但现在很多地方热衷于政府来做。“降成本、去杠杆”目前也是总用行政命令。

   最后他强调,成败的关键在于能否把各项改革措施落到实处,须防“冰上开车,空转”。

   以下为演讲实录:

   吴敬琏:我们讨论的问题是去年11月以来最热门的口号“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在我看来,这个提法比较新,但是内容已经困扰我们几十年。

   我们有一个不好的倾向或传统,新的提法、口号、思想提出以后,开始不接受,经过讨论、宣传贯彻接受了。过几天以后到底他里头讲的是什么呢?忘了、混乱了。各人有自己的理解,这个口号提出到现在不到半年时间,以“结构性改革”为标题的书就十几本,实际上观点差别好像很大。

   在实际的贯彻中也很混乱,所以需要对中央提出的这个方针有讨论,有共识,这样贯彻起来才是沿着同一个方向进行的,这不是用强制办法,而是讨论方法,各抒己见、百家争鸣,然后大家形成共同的看法,这样步调才能一致,才能贯彻下去。

   这次来先是到广州,主要是政府官员和企业家,提出来比较现实一点的问题,“经济为何下行,怎样正确应对?”

   为什么把“下行”提出来,我们当前碰到的挑战看起来核心问题、症结问题就是中国经济进入了下行通道,其他一些特征好象都是跟这一点相关的。对于当前面临的形势,十八届五中全会判断我认为是准确的,“我国发展仍然处在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面临着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

   “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是什么状况呢?在最近三年从中共中央有两个提法,一个是从内容上讲的,当前挑战状况是“三期叠加”,就是经济增长换档期,结果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这三搁起在一块出现了。现象上看这是“四降一升”,就是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财政收入增幅下降,和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可以看到中央这两个判断都是讲增速下降,所谓的换档期就是增速下降。

   所以看起来我们面临的“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核心的问题是,经济是一种趋势性下行的状态。这就提出问题了,经济进入下行从理论分析,在21世纪初期已经有经济学者提出来了,就是所谓“潜在增长率下降”。清华大学白重恩教授他们在21世纪初期就提出来,潜在增长率在下降,但是爆发出来呢,可以用宏观经济政策把它撑住,但是它早晚要爆发。什么时候要爆发,实际上全球金融危机就爆发了。

   所以,21世纪大概在03年、04年、05年开始,人们又开始关注经济进入下行通道,但是很多人进行了研究,或早或迟,到了近来就更多了。但是在寻求经济下行的原因,分析好原因以后,找出应对的方针、方略,这时候大体上是两种脉络,提出了两种不同的应对方针。

   第一,  解读经济下行原因的不同理论框架和对策思路。

   从根上说其实是宏观经济学的问题。一侧是总需求,总需求=GDP总量=总供给,但是这种方程并不表明因果关系。GDP从需求侧来说,等于三个东西相加,消费、投资、净出口。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加起来就是总需求,总需求是等于GDP的。另外GDP增长从供给方面来说,有哪些决定因素,第一是新增劳动力;第二是资本形成,投资不一定形成了资本,作为供给方来说这个因素是新的资本形成;第三是效率提高。

   分析的时候变成了两派人,第一派人说,自变数是需求方,GDP是因变数,是由自变数形成的,这一派是需求方,就是现在的需求侧去分析增速下降的原因。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一直到提出供给侧问题以前,这段时期主流的占优势地位的分析方法是需求方的分析。从全球金融危机以后,一说起为什么增速下降就是“三驾马车力量不够”,甚至报刊说“这是经济学的定理”,其实不是定理,但是被人们误认为定理。由这种分析得出的结论怎么来迎接挑战,怎么来迎接增速下降的挑战,办法就是扩需求、保增长。2009年是“保8”,4万亿投资,10万亿贷款,结果很成功,不止8%,到了10%,这证明是一套好办法。

   这套办法还有很多人反对,特别是有些经济学家,说理论不对,很明显这种分析方法是从凯恩斯主义来的,因为凯恩斯主义说,决定增长的、限制增长的就是需求,不是说为什么出现经济危机,就是因为有些人卖了以后把货币放下来了,所以总需求是小于总供给,所以就出现了经济危机。怎么办?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制造需求,经济就恢复了,所以这是从凯恩斯主义来的。

   有的经济学家认为凯恩斯主义整体不对,虽然凯恩斯主义到现在在全球范围内他还是占优势的一种说法,比较右一点的凯恩斯主义的和左一点的凯恩斯主义的现在都是很占优势的,但是也有一些经济学家是完全否定的,在我们中国来说北有张维迎、南有许小年教授,他们完全否定的,他们认为这种分析理论上完全不对。

   也有一些人,比如像我这样的人我并不完全否定凯恩斯主义,但是我认为是要提起注意,凯恩斯主义用这种分析法他对应的是短期问题,反对凯恩斯主义,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说“你凯恩斯主义根本不对,因为市场可以自动调节达到新的均衡,不要用政府政策去拉投资等等。”凯恩斯怎么回答呢?他说“对,从长期来说是这样的,但是在短期你必须要采取这种办法,否则的话长期我们都死了。”这是很有名的话“长期我们都死了。”意思就是说,比如洪水,洪水来了早晚要退的,但是如果你不堵口、不筑堤,水退的时候人已经淹死了,短期要用这个办法。凯恩斯认为他这套问题是应对短期的问题。我们现在讨论的是长期问题,所以其实认为凯恩斯主义有对的地方,把凯恩斯的短期分析框架,Y=C+I+(Ex-Im)+(G-T),用短期框架分析长期的问题这对凯恩斯主义也是误用的,当然这是理论。

   实际发生了什么问题?至少从09年开始就开始用这个办法,就是扩需求保增长。先是保8,后来保7,现在是不是保6.5还是怎样。长期用这个办法出现了两个后果,第一个后果就是经济学有一个定理叫做“投资回报递减的规律”,用投资去拉动增长,用久了以后投资效果就越来越差了,回报递减。就是在施化肥的时候,开始生产一斤化肥增产了三斤粮食,但是到后来把化肥洒下去没作用了。我们投资碰到同样的问题,2009、2010年两年4万亿的投资,09年10万亿贷款,下去以后马上就增长率跳上去4点几个百分点,而且维持了两年在8以上。然后就下来,下来以后再刺激,刺激的时候大概每一次刺激开始的时候上去1—2%,维持2到3个季度。到了后来上去不到1%了,维持了1个季度又下来了。后来愈演愈烈,到了2015年就很明显了,刺激的强度并不低,可是不动,照样下台阶。今年1季度的刺激强度可能是历史上最强的,那比09年还强,增长率比去年4季度又下了0.1%,他不上去了。这说明正效应越来越差。

另外一方面负效应积累。负效应积累从现象上看首先是货币超发、信用膨胀,资产市场股票、房地产、收藏品泡沫吹胀,他在总的公民资产负债表上的表现就是杠杆率提高。在2013年开始有几个单位开始研究中国的“国家资产负债表”,我觉得更好的应该叫“国民资产负债表”,居民的资产负债表,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加上非金融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再加上政府的资产负债表,构成了整个国家的或者是国民的资产负债表。开始社科院、中国银行,还有现在央行研究首席经济学家马骏在复旦大学开始研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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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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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改革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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