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等:重构宏观经济危机“软着陆”的乡土基础|看中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66 次 更新时间:2016-04-26 12: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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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铁军 (进入专栏)   高俊  

一、问题与背景:去工业化强趋势致使劳资,矛盾进入“阶级式对抗”性质的冲突多发期

   自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先后进行4轮量化宽松向全球市场释放巨大流动性,导致国际市场上基础商品价格大幅波动,类似中国的制造业国家纷纷遭遇“输入型危机”,而国际制成品市场总体表现萧条,价格水平相对低迷。据笔者计算,2009~2013年,中国制造业的进口价格上涨了64%,出口价格仅上涨了19%,使得国内经济比重最大的实体产业的利润空间被迫压缩,不少企业倒闭破产,很多港台投资迁往东南亚国家,南方沿海的 “加工贸易型”经济事实上已经进入“去工业化”。同期,由于乡村社会碍难像以往一样再承载城市危机代价,当期经济危机极可能在城市硬着陆,进而直接影响社会稳定。 正如楼继伟对当前中国经济的阶段性特征的概括——经济增速换挡期、经济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 “三期叠加”,他的基本判断是中国在未来的5年或10年有50%以上的可能性会滑入中等收入陷阱。

  

   1.去工业化与全社会杠杆率迅速上升成为当期危机的动因

   诚然,国家采取的逆周期调节总体上是有效的。如在 2008 年紧急启动4 万亿元国债资金进行救市,有相当规模资金投资于基本建设,投资对 GDP 增长的贡献一度高达 50% 以上;相对成功地承载住2009~2011 年外需下降对于国内就业市场的压力。但另一方面,输入型通胀与国内基本建设投资,也进一步造成实体产业内部的挤出效应,客观结果是国家救市投资所释放的过剩流动性,自 2011年起纷纷从实体经济析出,先是涌向房地产,形成 大致表现为3年周期的泡沫;到2014 年房地产泡沫从私有制为主的三线以下城镇梯次挤出,大量资金再次析出只能流向股市等高风险领域,带动股市泡沫半年周期近乎崩盘,连锁性地造成全社会各个部门的债务剧增,催生影子银行及其他小贷形式的高利息借贷泛滥!

   自2009年全球危机以来,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国内生产总值 GDP 以及分行业累计同比等宏观经济指标的下滑趋势,表明了中国的去工业化趋势;随之,则是全社会杠杆率的显著增长。数据显示,全社会的杠杆率从 2008 年的184.6% 上升到2014 年的278.9%,6年时间里上升了94.3个百分点。其中,居民部门的杠杆率在过去 几年经历了相对快速的上升过程,从18.2%提高到36%,上升了17.8 个百分点;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包含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在金融危机之前一直保持在100%的水平以下,2008~2014 年则从98% 提高到149.1%,猛增 51% 以上;政府部门的杠杆率在2001年以来,一直保持 在 35%~40% 的水平,2008 年之后快速上升,从40%提高到57.8%,上升了17.8个百分点;金融部门的杠杆率(剔除通货和存款)从 13.3% 左右提高到18.4%,上升了5.1个百分点。更为尴尬的是,在全球危机代价转移及其相关软实力构成综合性外部压力下,国内自主创新阙如,客观上造成金融生态劣化,反过来进一步压榨市场化条件下一般都会顺周期的实体经济。

  

   2.危机爆发压力下劳资对立演化为“阶级式对抗”的动因

   目前来看,率先发生在沿海地区的去工业化已经从南到北逐步蔓延。不少“公司化地方政府”向来缺乏预案,并且在劳资矛盾尖锐对立之中被亲资本制度“路径锁定”;许多企业家则先“骗贷”后“跑路”,甩下巨大社会代价造成政府直接面对工资拖欠以及失业现象大量增加,致使劳资斗争越来越呈现群体化、政治化的演进趋势,也因此为海内外舆论所批评。

   有案可查的是:2013 年前三季度,全国各级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共办理拖欠工资等待遇案件17.4 万件,为343 万劳动者追发工资等 188 亿多元,案件数量和涉及的金额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了24.7% 和 54.6%;数据显示,2010 年以来,我国劳动争议案件数量一直处于高位运行态势,其中民营企业劳动争议高发。从2010年到2013年,全国各级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当期立案受理私营企业案件比重不断上升,占劳动争议案件的比重分别为49.8%、 58.8%、63%、65.8%。在企业劳动争议案件高发的同时,集体劳动争议案件占全部集体劳动争议案件的比重从 2010 年的 52.6% 上升到 2013 年的 73.1%。

   当期的宏观经济危机爆发导致较大规模失业的压力,也正是工业化带动农民发生性质演变的充分必要条件——从 2.6 亿农村“小有产者”派生的流动打工者群体演化为工人阶级,有组织的对抗的自觉性明显提高。

   具体而言:一是劳动力成本、社会成本不断上升条件下出现的资本增密和技术增密,并且同步排斥劳动,也就是说制造业已经开始机器人化替代劳动。这也是产业资本主导工业化时期的一般内生性矛盾的基本规律:“资本增密排斥劳动”的工业化内在机制,必然转化为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对抗性阶级冲突。二是劳工群体在一些地方政府亲外资制度下,在厂区高度集中食宿,也奠定了工人组织化发展的基本条件。三是传统的阶级斗争“政治正确”观,节约了工人“阶级式对抗”的动员成本。也即,当期经济危机中的工人反抗不同于以往,应高度警惕其可能会直接 以经典的阶级斗争的形式反映出来,进而催生与官方意识形态对立的政治变革。


二、乡村内部化机制被破坏碍难实现危机“软着陆”

   从中国应对历次宏观经济危机的实际经验来看,1950 年的毛泽东和 1980 年的邓小平都是以全面推行小农均田为基础建构国家治理体系,由于使得最大多数人群成为“小有产者”而延续了具有内在稳定性和历史延续性的中国特色的“小农村社制”,乡村成为国家稳定的载体。

   在过去 60 多年的工业化进程中,相对于风险集中于城市“资本池”而言,资源性资产共有均分的基本制度,一方面体现着村社成员的生存权,弱化了传统乡村向阶级社会转化的动能;另一方面,外出打工仍保留小有产者财产因此还回得来的乡土社会,客观上发挥了“劳动力蓄水池”的作用。而国家得以借助“三农”载体内部化处置外部性风险,多次成功实现经济危机“软着陆”,这是危机重重的中国特色现代化进程几乎不间断地延续了60多年的主要“比较优势”。

  

   1.危机爆发压力下劳资对立演化为“阶级式对抗”的动因

   传统农业社会的“小农村社制”内涵村社理性,从而得以内部化处理外部性风险,其基础在于土地产权的社区边界(农村社区血缘和地缘关系的边界长期是在自然村),客观地导致土地要素的地租或地价都主要是依据农业产出形成的“内部定价”。这也是上世纪90 年代之前三农形势相对较好的内在机制。而在加快工业化和城市产业资本扩张阶段,古典经济学的三要素——土地、劳动力、资金,以及其他生产力要素都被“外部定价”,就导致农业产出不可能在预先支付地租的条件下实现净收益。市场经济的“外部性”造成的农业困境,不可能因“在地化”造成资本沉淀而没有流动性可言的农业产业化自身的制度改进和政策调整所改变。“地板顶破天花板”——国内农业成本高于国际市场价格就是农业资本化导致制度创新能力低的客观结果。推行农业产业化18 年来,现代化程度越高,就越体现资本深化,所造成的银行负债和财政补贴也就越沉重。

   传统乡土社会中,学田、河田、庙田、族田等在性质上属于不同类型的村社“公地”,主要用其对社区内部成员出租的收益来维持农村内部的基本公共品供给,并不存在 根据西方个体理性为依据来批判的所谓“公地悲剧”。若从财政社会学的视角看,这类以社区为产权边界的共有土地内在地发挥着“社区财政”的载体作用。可见,历史上长期存在的“村社公地”,是将成员个体财产的一部分被村社组织集中占有收益用于公共品供给的一种制度化安排。

   这种维持内部公共品的制度安排,也是东亚地区“日韩综合农协”模式长期存在的依据之一。但在当代中国,则主要是仍然维持乡村集体经济占有部分土地用于出租的村社存在。其制度收益最大化的作用表现,就是外部性风险的内部化处置,这个非常重要的、支撑村社理性的“内部化机制”,不仅使得村社共同体能够实现个体农户无法达到的风险弱化;也是中国城市资本池风险累积演化成危机代价向乡村转嫁,而多次实现“软着陆”的制度基础。然而,这个制度基础近年来被摧毁,中国当期爆发的城市资本危机就极可能遭遇“硬着陆”。

  

   2.危机“软着陆”的乡村基础被摧毁的客观过程

   农村组织化程度最高的是农业集体化时期,其与“日韩综合农协”模式相似,在于土地的社区财政功能发挥到 最大,也使得国家的支农建设投资能够效用最大化,中国以占总财政支出10% 左右的水平,建立了财政公平性国际排名第一、多维度、广覆盖的农村公共品供给和维护体系,兴建了一大批至今仍发挥体现“正外部性”积极作用的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

   之所以集体化时期农民收益低,主要问题不在农业组织,而是剩余长期流出被国家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占有。具体而言,集体化作为国家推进资本积累的手段,一是通过以乡为单位的数万亩规模农业,直接占有工农产品不等价交换中内含的剪刀差,获得大量剩余;二是国家在大型基本建设中成规模占有农村劳动力,替代了极度稀缺的资本;三是国家工业化原始积累阶段发生的巨大制度成本(如数千万失业人口)从城市转嫁到农村。在国家工业化原始积累完成,政府财政主要源于城市工业以后(1978 年 85% 以上的财政收入源于城市工业),基于累积赤字危机爆发的压力,客观地发生了放弃集体化——农民去组织化的大包干。

   首先是社队集体作为经济主体在长期缺位、完全没有话语权的条件下,只被允许“合法”地留下 5% 的机动地。在很多地方“分光吃净”的情况下农村基层公共开支普遍高负债,使得局限为农业用途的农村土地不再具有社区财政的功能。

   土地增值收益最大的部分本来是农村建设用地,凡具有集体化制度“路径依赖”特征的乡镇企业,在 1980 年代大都有三大目标:一是社区成员就业最大化,二是社区公共开支和福利最大化,第三才是追求企业利润,这也说明了乡镇企业的社区财政取向。乡镇企业收益的三个主要来源之一就是土地农转非的资本化增值收益,土地涨价归公(社区集体)的理想(国家政治化的基础)在维持 集体化的农村社区普遍实现。

   但从1990 年代初开始,村社土地的农转非权限被以 国家名义强行上收至各级地方政府;城市土地则实质性地改变全民所有制属性归于各个城市政府及其利益部门。因而,1994 年分税制改革引发的新一轮“圈地运动”,标志着土地的功能由支持“社区财政”转向了地方政府财政 (新世纪以来则进一步转向地方金融),意味着农村土地收益权由基层社区上提至地方政府,从而不再具备反哺社区的功能,村社集体的交易地位当然也随之下降。

另外,由于90年代中后期的城市倾向,大约 70% 的乡镇企业在私有化改制中破产或倒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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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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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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