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纯:自由主义者的“心力”——江绪林的学术遗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89 次 更新时间:2016-04-08 12:3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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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纯  

   江绪林老师刚辞世的时候,网上曾经爆发“哲学”与“抑郁症”的大战,以及各种指责对方“吃人血馒头”的争端。我自问没有能力也没有资格深究江老师自杀的原因,我去拜会过他一次,但完全不敢说和他有什么交情,所以也没有打算讲述和他的交往历史。我只想就他的思想,进行一点探讨。我觉得,一个学人,无论生前还是死后,应该更愿意别人讨论他的思想而不是他的私生活。

   江老师在网上能找到的文章,除了一些读书笔记,我基本都看过,但是,我在这里并不想评论《正义的康德式诠释》,或者《解释和严密化:作为理性选择模型的罗尔斯契约论证》,尽管我认为,他的这些文章里所体现出来的学术水平,已经远远高于他所厌恶的某些学术官僚。用我一个朋友的说法,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哲学,必定是生存论的,或者说,必定是和自己的生命相关的。江绪林老师的政治哲学,不体现在他那些用分析哲学风格写出来的论文里,而是体现在他的《生命的厚度》和一些本真的言行当中。在江老师身上,政治哲学与现实政治、生命体验之间的关系,有一种触目惊心的呈现。真正了解这些关系的人,一定不会责怪我写到他的一些经历和言论,就好像他们不会责怪阿伦特写本雅明,还是忍不住要写到驼背小人一样。

   江老师在《生命的厚度》中要传达的意思,至少包括两个层面:第一、一种“无根的自由主义”所伤害的,更多是信奉它的自由主义者,而不是自由主义本身(尽管对其说服力或传播力也有一定伤害);第二、梁漱溟之所以高于高华,不仅仅在于梁先生有着更“丰厚的生命”,还在于由这种丰厚的生命所生发出来的,对政治的态度。

   江老师的这篇文章里,有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的知识背景:“借用罗尔斯交叠共识的理念,在现代民主社会,自由和平等是各种政治和文化传统的共识焦点;这里的关键是,有生命力的自由和平等价值总是与更宽广的传统或精神价值结合在一起的,而自由和平等更多的时候是这些更深厚宽广的价值体系中最绚丽的花朵或其政治表现。就算是在一个世俗化的观念体系中,自由和平等的价值也能获得其它社会观念的支撑或同构或至少是容忍。”自中国引入施特劳斯学派以来,自由主义一直被攻击为“无根”或者“虚无主义”,周保松老师曾经撰文回应此类批评(见周保松《自由主义、宽容与虚无主义》及其他相关文章),江老师在《正义的康德式诠释》中认为,这种回应是不成功的。刘擎老师后来写了一篇《被误解与被滥用的自由主义》,也提到施特劳斯的相关论述,但对于文章总体而言,作为基督徒与自由主义者的崇明与刘文瑾也并不满意(见《知识分子论丛》第11辑,2013年9月)。施特劳斯的批评在基督徒自由主义者与非基督徒自由主义者中所引起的争论,更多不是论证上的(即“自由主义在逻辑上蕴含着虚无主义”),或思想史上的(即“自由主义在因果上导致了虚无主义”),而是“心性”上的,或者说“心力”上的。

   江老师以梁漱溟和高华为例,说“委身于政治理解或事业”的人,要“拥有梁漱溟那样的思想和生命的厚度”,才能“不为政治所伤”。在这里,江老师并不是说,自由主义必须经由某个文化传统(即罗尔斯说的“整全性学说”)来给他们提供证成上的支持,方才得到理论上的完整,而是说,自由主义理论本身不能作为一种滋养自由主义者生命的学说(周保松老师或许不会同意),因此,自由主义者若仅仅以自由主义作为自身的依傍介入政治(讨论),最后可能对政治和其本身来说,都是个伤害。江老师似乎认为,从这一个层面去理解施特劳斯的“虚无主义批评”,可能更为恰当。他的建议,是要给中国的自由主义培植“基督教的灵性传统或世俗的理性传统等启蒙之花赖以盛开的深厚的土壤”,或者让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从传统的儒家或佛教传统中汲取思想或生命资源”,以应对这种“虚无主义”的危险。

   对于这个层面的批评,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一般有两种回应。一种回应认为,自由主义是一套处理社会基本建制的政治哲学,并不一揽子解决所有规范性问题与价值问题;自由主义不涉及人生意义,不能给信奉它的人提供“心力”支持,并不是它的缺点,而恰恰是它的优点,这样可以使得它与不同的人生观兼容,扩大自由主义的作为底线共识的受众基础。另一种回应认为,自由主义不仅是一套政治哲学,也是一种道德哲学,一种人生观,这种意义上的自由主义,和儒家没有区别,其人生观和道德哲学部分可以给政治哲学部分提供证成(甚至是唯一合理的证成),持信这种自由主义的人,也可以从其道德哲学和人生观里汲取力量。

   这两种回应都不太能让人完全满意。第一种等于坐实了“无根”的批评,从这个角度出发的自由主义者,对自由主义理论往往有一种“疏离”的态度,也就是说,他没有让理论真正进入到自己的生命中,自由主义和他的生命没有任何关系;在这里,自由主义,仅仅是作为各种“合理整全性学说”(基督教、儒家、佛教和伊斯兰教等传统)的“交叠共识”而存在,当我们说一个人是“自由主义者”的时候,我们的意思是:他是一个“认可自由民主制度的人”。第二种回应的问题在于,在两个意义上来说,它是“自我挫败”的:如果自由主义必须以某种人生观作为自己的唯一证成基础,那等于说不接受这种人生观的人也就不能接受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如果我们将这种人生观在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强制推行(蕴含于法律或政策之中),那似乎又和“良心自由”相违背。

   在当下的中国,第一种回应的缺陷还在于,它无法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当一种自由民主的制度遥遥无期的时候,自由主义者应该从何处汲取“心力”,如何保持自己的信心、希望、勇气、幸福感,如何不使自己丧失底线或精神崩溃?江老师提的方案,其实和这一种回应的精神是一致的,也就是从各种文化传统中寻求精神资源来滋养自由主义。这样的解决方式,依然不能让人满意,一个可以预见的结果是:随着现实政治离理想越来越远,会有越来越多的“自由主义者”放弃掉对自由民主的追求,或者将政治哲学的思考变成一种纯粹的思维游戏,完全沉浸在自己的私人生活之中。一个基督徒自由主义者会逐渐变成一种对政治毫无热情的基督徒,只关心自己的灵魂是否得救。一个儒家的自由主义者说不定会为了调节这种“认知失调”,而倒向贤能政治或王道政治。

   我们似乎只剩下一个办法:对第二种回应的思路进行改良。自由主义的人生观和政治哲学之间,不一定非得是一种“证成”的关系,更恰当的关系是,它们是“呼应”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不需要自由主义的人生观来提供证成,这样就避免了兼容性过低的问题,但自由主义者又需要一种养护“心力”的自由主义人生观,这种人生观不仅能树立信心、维系希望、提升勇气,且也是幸福感的来源之一。这样的一种丰厚的自由主义人生观,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首先,这种人生观应该不是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的。我们不想从道德上对利己主义进行抨击,只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提醒一下:自私并不是人的本性(连道金斯也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一个做什么事都只顾自己好处的人,不会有足够的幸福感,意义感就更加匮乏。享乐主义者也是一样:已经有相当的心理学研究发现,以快乐为唯一追求的人,得到快乐的几率反而不高。信心、希望、勇气,更加不会从这两种人生观中生发出来。当然,对于有些心智结构特别的人来说,“贪婪”和“欲望”,有可能是他们生活的动力,这两样东西,也曾被一些资本主义的辩护者称作社会发展的引擎,但是这样的人生,和自由主义没什么关系。一个“心力”充沛的人,至少不会是个一阶的利己主义者或享乐主义者,也就是说,他不会是一个以“我要得到某种好处”或“我要快乐”为动机去行事的人。

   其次,自由主义对于各种内在价值,比如艺术、宗教、运动、友谊、爱情、家庭、社群,要有一定的“体察”,并与其中的一些建立联系。我在这里特意不提“哲学”,是因为许多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对哲学抱有一种不恰当的期待,以为浸淫哲学就可以绝世独立,甚至超然物外。说句不好听的,这除了加剧自身的“原子化”,帮助自己逃避现实的自由主义困境以外,并没有太多的积极意义。在改善自身精神状态上,过分的思辨有时还比不上适量的运动。同样地,如果生活中有持久和稳定的友谊,牵动人心的亲密关系,或者有欣赏某种艺术的审美品位,其滋养心灵的效用,并不比哲学沉思要更差。对这些内在价值的把握,我们是在一种维特根斯坦的意义上获得的,也就是说,当我们在真诚地讲述与它们有关的事情时,我们已经置身那种“实践”之中。所谓的“体察”与“建立联系”,等于是要尝试进入那种“实践”,而不是远远地站在它们之外,对它们进行思辨,或者不停地追问“什么是爱”或“什么是美”。一个自由主义者如果能做到这样,就已经摆脱桑德尔所批判的“无所负载的自我(unencumbered self)”,那么,还有谁会说他是一个虚无主义者呢?

   再次,要意识到“运气”在政治生活和个人生活中都有相当的分量。摆脱“无所负载的自我(unencumbered self)”,还有另一层含义:从“我”有“自我意识”开始,“我”已经不是一张白纸,而是一个有着一定“基底”的主体。这些基底,正是“我”的基因和成长环境所塑造的,属于运气的一部分,它们有些可以被改变,有些则十分顽固。认识这些基底与承认它们对于自我构成的意义,会使我们减少不必要的“自我改造”和自责。同样地,每个共同体都有一定的传统、历史、居住疆域、政治遗产,这些也是运气的一部分。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由一群原子化个体,经过集体立约的方式建立起来,就算自由主义奉作典范的美国也不是这样。认识一个共同体的“基底”,分辨清楚哪些是合理,哪些是不合理,不合理的里面,哪些是可以立即改变,哪些只能静待时机,或者等它逐渐消亡,这是政治智慧。倘若没有上面的认识,一个活在当今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总不免过分痛苦而觉得所在的并非人间。

   最后,回到前面说的,要让理论真的“走进自己的生命”中。在这里,现象学对“对象化”思维方式的批判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如果自由主义理论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仅仅是一种研究对象,一种书本里的“知识”,一种与自己生活无关的遥远的观念,那它随时都有可能因为现实状况的改变,而被持信者抛弃(在这一点上和科学理论不一样,一个人持信何种科学理论,与其处在何种社会现实之中,这两者的相关性要低得多),要让自由主义给自由主义者提供信心、希望、勇气、幸福感,就更无从谈起了。当下的中国自由主义者里,周保松老师在这一点上是做得最好的(参见《走进生命的学问》)。

   江老师提出的是一个真实的问题(自由主义者的“心力”),但是他给出的答案,更像是在打圆场。因此,他对梁漱溟和高华两位先生的评价让人有错位之感,也就不奇怪了。江老师似乎更欣赏梁漱溟对政治的态度:既不同流合污,也不一概否定;尽管吃尽毛泽东的苦头,依然承认他是“最伟大的中国人物”。反观高华,“只透过自由和平等的政治之眼,四顾之处则只有极权、独裁、迫害和肆虐的强权,正如《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呈现的处境。是以高华的心灵似乎是沉重而不胜重荷的,他没有办法真诚地欢乐起来;自由平等之花也显得摇曳不定,因为自身并没有扎根于丰厚的精神土壤且四顾尽是敌人。”

我个人觉得,这样去把一个哲学家与一个历史学家做对比,(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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