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海斌:“守护最后的堡垒”

——新编《近代中国研究入門》读后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6 次 更新时间:2016-03-12 00:2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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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海斌  

   昔人治学,主张循阶而进不可躐等,非辨门径,无由窥堂奥。邓广铭先生有古史入门“四把钥匙”的著名说法,即指职官制度、历史地理、年代学和目录学。吕思勉先生总结生平治学,亦谓“指示研究学问之方法,愈具体愈善,最能具体地指出研究之门径者,殆莫目录之书若”,并忆及“苏常一带读书人家,本有一教子弟读书之法,系于其初能读书时,使其阅《四库全书书目提要》一过,使其知天下(当时之所为天下)共有学问若干种?每种的源流派别如何?重要的书共有几部?实不啻在读书之前,使其泛览一部学术史,于治学颇有裨益”。[1]《书目答问》在晚清读书人中几近“家置一编”,被许为上继四库提要的佳制,张之洞本人也颇以自得,谓此撰“于学术源流门径,开示详明,令学者读书,即可得师”。[2]民国以降,“近代学术转型”转入加速度轨道,新派当然不满意旧学的“含混”、“笼统”和“支离”,然而于新学“门径”能够郑重其事、详明真切有所解说者,却殊不易得。“旨趣”、“宣言”、“发刊词”一类,殆属登高一呼,言简意赅,在听众未免觉得渺茫;充斥坊衢的“概论”、“通论”、“概说”,则多转抄稗贩,以空对空,脱不去ABC教科书气味。最有资格谈、也最喜谈方法论的胡适,除了开列“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最让人熟记的也只有那八字或十字“真言”,此或为最具象征性的一例。至于当代学者,自然也有擅开“必读书”清单,或乐向公众展示其“秘密书架”者,但终嫌性灵多过实学,距志于学者期待的厚实周全兼平易可行的“研究入门”稍远。老实说,包括笔者在内的晚学有关学问门径的一点初体悟,仍多来自对经典著作的阅读和揣摩,而实际起到帮助的,或还有一些专家(未必为名家)相对个人化、片段式的治学经验谈。①

   有意思的是,倒是邻国日本,诸如“研究入门”一类书籍却有相当悠长且牢固的编撰传统。笔者没有能力追溯这一传统的渊源和流变,但就目力所及,不独中国史然,几乎所有重要的,甚至不太重要的国别地域史或专史研究,都见有相应“入门”或“案内”,并且随时代迁易不断更新。众所周知,山根幸夫编《中国史研究入門》(山川出版社1983年,1991年再版),很早就被译介到国内,为学界所看重。岛田虔次、狭间直树等编《アジア歴史研究入門》全六卷(同朋舍1983-1987年),前三卷全部是有关中国的内容。本世纪初,砺波护、岸本美绪、杉山正明编《中国歴史研究入門》(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6年),基本反映出日本的中国史研究最近成果与动态。至于更加专门的中国近现代史,“入门”书籍亦蔚为大观。坂野正高、田中正俊、卫藤沈吉合编《近代中国研究入門》(东京大学出版会1974年),执笔者汇集一时名家,堪谓典范之作。接踵问世者,有野村浩一编《現代中国研究案内》(岩波书店1990年),辛亥革命研究会编《中国近代史研究入門:現状と課題》(汲古书院1992年),小岛晋治、并木赖寿编《近代中国研究案内》(岩波书店1993年),野泽丰编《日本の中華民国史研究》(汲古书院1995年)。进入新世纪,饭岛涉、田中比吕志相继编有《中国近現代史研究のスタンダード:卒業論文を書く》(研文出版2005年)、《21世紀の中国近現代史研究を求めて》(研文出版2006年)。

   本文想要介绍的冈本隆司、吉泽诚一郎合编《近代中国研究入門》(东京大学出版会2012年)就是诸多中国近代史研究入门书中最新的一本。据编者交代,“本书的缘起,在于二〇〇九年夏,两位编者共乘东北新干线时的一次闲谈”,而最终成书于二〇一二年,全书凡七章,具体分工如下:第一章“社会史”(吉泽诚一郎,东京大学);第二章“法制史”(西英昭,九州大学);第三章“经济史”(村上卫,京都大学);第四章“外交史”(冈本隆司,京都府立大学);第五章“政治史”(石川祯浩,京都大学);第六章“文学史”(斋藤希史,东京大学);第七章“思想史”(村田雄二郎,东京大学)。另冈本执笔“导言”,书末附录题为“近代中国研究的现状与课题”的全体执笔者座谈会纪要。七位作者均活跃于各专门领域的第一线,除村田为五〇年代生人,其余四人为六〇后,两位为七〇后,可以说集合了新一代有代表性的学者。他们对于学术环境的剧变感同身受,对于外来之势,譬如“全球化”问题的逼迫亦有强烈意识,“研究既然是社会的产物,那么也必须在时代的骇浪中炼成”(前言,i页),正是这样一份现实感和危机意识诱发了本书的产生,而细绎诉诸实践的因应策略,却又相当独特。编者强调,“如果仅仅是应对状况的话,并不意味着能使有魅力的学问有所发展。毋宁说即便环境、条件变化了,但研究核心并不会轻易地改弦易辙,这一点必须清楚地认识到。研究核心中理所当然者,也应不断地重新确认、习得与实践”。这里“研究核心中理所当然者”,可由三十八年前坂野、田中、卫藤所编同名前作中寻得——“前作放在今天,确实可以说有部分内容陈旧了,但其披沥的学问理想,以及与之紧密联系的研究手法,我辈仍受到言之不尽的影响,真不愧一代名著”。(前言,i—ii页)

   两本同名著作,出版间隔近四十年,面对的时代显然不同了。追溯日本的中国史研究,最初以“近代”命名晚清民国史,实有与“时事论”对等的意味,换言之,正是在“晚清以后不算历史”、“它的研究只不过是新闻而已”这样的氛围中,酝酿了近代史研究的起点。这首先与日本支那学/东洋史学的方法、性质相关,复因晚清民国研究接近于时事问题,造成与之相表里的“为政治所左右的危险”。对现实政治抱积极态度的人,热衷于时事论的、新闻报道式的“研究”,而清高者有意回避晚清民国,选择“逃回往昔”、“回归传统中国”。如此两分的趋势,亦见于战后流行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明清以前的研究,即如“时代分期”论争尚保留一层学术外衣,而晚清民国史则直接受到左翼革命史观的支配。(2-3页)坂野、田中一辈学人接受过汉学传统尚存的战前中等教育,洞悉支那学/东洋史学之短长,他们在七〇年代编写《近代中国研究入門》的一大动力,即出于对研究现状的不满,亦因如此,该书虽主要处理十九世纪后半至二十世纪前半期的问题,但也没有停止与“现代”接续的努力。

   进入九〇年代,加速“改革开放”的中国发生剧变,成为日本自身吃紧的课题,当时井喷式出现大量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现代中国的著述,曾存在于晚清民国史的强烈的“现代感”消失了,将之视同“时事问题”的感觉和关怀也悄然转移到了二十世纪后半期。历史学家必须直面的现实是,当下日本对“中国”确实异常关心,也有很多人愿意学中文,但对象更多指向的是经济、军事、政治上大国化的中国,而非古典汉文表现的历史的、文学的、思想的中国。研究“近代中国”的学者无法回避这样的冲击,对于“越界式发言”也不得不做出反击:“目前对于近代中国史认知的关心并非不活跃,相反从关联领域、其他领域出发涉及中国的言论日渐增多。然而,说到它们的内容,杜撰史料、轻视先行研究等等比比皆是,总觉得完全没有对历史学的尊重。历史学家、中国研究专家自不必说,非专家者也涉足历史学、近代中国研究领域,造成鱼龙混杂难以分辨的话,就难办了。故而提示‘最低限度’的东西,也并非是无意味的吧。”(前言,ii)

   相较于前作出版的七〇年代,形势似乎出现了某种倒转,那时是“逃向古代”,现在则无意识地“逃向现代”。编者还是努力看到积极的一面:“这未必是一种悲观事态。晚清民国的‘近代中国’研究从‘只不过是新闻而已’的氛围中解脱,‘为政治所左右的危险’变少了,作为一个历史时期,一个纯粹客体对象而研究的时代终于来到了。这样看,也是一种建设的态度吧。”(5页)本书处理的“近代中国”,时段明确定义为“十九世纪初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也体现了与前作的一大区别——尽管承认“前作同时处理‘历史研究’与‘当代中国研究’的手法,无疑极具魅力”,但还是选择将“历史研究”专门化,即某种意义的“画地为牢”。(前言,ii页)

   有异,也有同。“同”当然不止体现在书名的延续性,以及作者群多数为东大、京大出身。近代中国领域的入门书已有不少,再加概论书、教科书、译著的话,更难仆数,编者却说“不顾叠床架屋,决定出版本书,还是因为不能彻底去除的危机感”,“陆续出版的类型书中,可以继承前作者,反而不可得。失掉了对美妙学问的憧憬,相应研究技法日益低下的现状,明显地表现出来。”(前言,ii页)此处表达的遗憾,主要针对被列为“入门”的一批“文献目录”、“研究指南”而言,按笔者理解,编者实颇不满于前者的“简”与后者的“陋”。搜罗论文、著书、史料,分门别类加以呈现,即制作所谓“文献目录”、“文献案内”,为入门书籍的一般模式,包括《史学雜誌》每年五月“回顾与展望”专号,承担的也是类似功能。近年又有若干新变化,入门书更强调实用性,侧重指导论文写作法及如何利用研究资源/工具(特别是电子资源),广告宣传语往往冠以“对外发信力”、“竞争力”、“全球化”诸名词,更有甚者堂而皇之径名以“指南/便览(manual)”。既然是指南,仿佛按图索骥就能写出像样的毕业论文,“这样的话,也真有点到头的感觉”——本书编者之一冈本隆司非常担心“简易”流为“简陋”,造成对年轻一代的不良影响。他说:“日本的中国研究或历史研究,以前被称为‘世界第一’。尽管要尽力恢复到那样的水平,但现在光讲‘技法’、‘技术’、‘指南’的话,根本是不可能的。到底今天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稍微想一想。”(235页)

   同样的问题,作为中国读者,不是也感到熟悉并需要“稍微想一想”吗?吕思勉有谓:“昔人读书之弊,在于不甚讲门径,今人又失之太讲门径,而不甚下切实工夫,二者皆弊也。”[3]又古之目录学,有属目录家/史家、藏书家/读书家之别,以目录作“入学门径书”,其意义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凡目录之书,实兼学术之史,账簿式之书目,盖所不取也”。[4]吕氏提示江南读书之家重视四库提要,相当于“使其泛览一部学术史”,然后世以目录学为门径,易流于见书不见学,更有等而下之,止以目录为学。有学者已注意到当代著述序论中的“学术史”,即多受低层次目录学的影响——往往充斥着何处何人写了何作品的罗列,却少见具体问题的研究如何发展之陈述,明显可见偏重作品(Works)而隐去问题(Issues)的“藏书人”倾向。[5]国内期刊常见各类“综述”、“述评”,有账单式的罗列,少结账式的整理,仍可谓“述”远多于“评”。近时电子文献资源大量开放、海外中国学信息蜂拥而来,渐有乱花迷眼之感,材料去取成了“幸福的烦恼”,而以转译、转录、整合为功用的新型目录学也有了用武之地。学术全球化背景下,两国学界面临信息爆炸(泛滥?)的挑战其实是近似的。

   回到本书的定位,则自觉向同名前作靠拢:“不是罗列名论卓说,无论有怎样的学风,大凡是论述作为学问研究所必需的基础素养,及资料与工具的使用方法、论文的写作方法等instrumental的东西。”[6]编者认为正是这一点,体现出前作区别于目录、指南的特征,在其“基础素养”与“方法”中,有着研究实践的原理、不易的核心。(7页)本书对于“文献目录”非一味排斥,仍予市古宙三等前辈的工作以“意义非凡”的评价(12页),指出课堂上、师生间口传身授的东西有必要书面解说,不应为“独得之秘”,需要有人本着严肃认真的“职业人”态度来撰写目录指南。(236页)各章中均有相应篇幅处理工具书、数据库、信息化等问题,不过,这些讨论更多带有反思性,如斋藤执笔的第六章专门分析了“信息陷阱”。(194-197页)冈本还比较了传统资料卡片与计算机处理数据的利弊,并援引田中正俊的名言,“动脑动手一字一笔抄写的东西,是理解内容最有效的办法”、“植根于学问研究本质的正统方法”,指出现在的问题,“不如说容易被这种便利所埋没,头脑对于信息技术不能善用。未咀嚼消化史料内容的论述激增,正为其典型表现,而本人尚懵然不知”。(16-17页)诸如此类,卑之无甚高论,或许还会予人迂执的印象,然而竟也有一股力量,令闻者倏然而惊。编者用自谦的口吻道出心底的抱负:

我们不顾力量微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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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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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研究》(成都)2015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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