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朗:“诚”:中唐舆论环境下兴起的一种道德观念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6 次 更新时间:2016-03-12 00: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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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朗  

   【内容提要】 中唐时期,家族式微、科举考试、政治斗争等历史因素形成了特殊的舆论环境,在这种环境下,士人一方面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一方面却又感受到社会舆论对于自我意识的破坏与瓦解。为了应对这一矛盾,一种道德观念在士人中兴起——“诚”。“诚”既指外在言行与内心的一致——不欺人;更指个体意识与人的本性保持一致——不自欺。由此,士人创造出一种稳定的自我意识,以应对舆论环境的诸种压力,从而保持其人格独立性。并且,“诚”这一道德观念因为肯定个体的独特性与超越性,也促进了个性化的文学创作。不过,因为这一观念未能明确界定人的本性,所以造成了士人对于“独善其身”的不同理解,并产生才性与德性的紧张关系,这一内在困境体现出中唐作为文化转型期的时代特点。

   【关 键 词】诚/中唐/科举/士族/人性

  

   中唐被学者普遍视为一个重要的文化转型期,其在社会结构、学术思想、文学创作等方面都呈现出与此前不同的色彩,并且催生了宋代以降形成的文化新格局。此一重要转型的历史原因涉及中唐社会生活的多个方面,迄今学界已就此积累了大量成果。本文所关注的是中唐士人所处的舆论环境,与六朝相比,中唐士人舆论渐渐摆脱门阀的影响,不再靠乡党的支持,也远离了清议的风度。舆论的制造者成了活跃在文化舞台上的士人个体,虽来自四面八方,家庭背景各异,但他们多将自己视为士人群体中的平等一员,其声名、地位、前途应该凭借个人的才德来决定,而不应被其他身外条件所左右。引人注目的是,这种“进步”的历史因素却似乎未能创造出更为公正与道义的舆论环境,反而让不少人的内心被耻辱、愤恨的感情所折磨。这种感情的积累促生出一种新的道德观念——“诚”,这种观念使士人反思与改造传统的儒家理论,并产生了深远的文化影响。本文首先论述中唐士人舆论环境的形成原因,分析其社会功能,随后阐释这种舆论环境如何促生“诚”这一道德观念,最后论述此种观念对于文学创作的影响及其隐含的问题。

   一、中唐士人的舆论环境

   舆论环境与社会结构密切相关,就中唐而言,士族地位的变化决定了舆论环境的变迁。士族仍是唐代重要社会阶层,士族出身而居于政治高层者在唐代一直占有颇高比例①。不过与六朝贵族政治相比,这一“维持门户”的现象在性质上却明显有别。六朝之时因为九品官人法的施行,士族能够凭借其门第出身而获得品级与官位,其贵族身份是官僚身份的保障,而在唐代,虽然也有杜佑、权德舆、李德裕等不经科举而以门荫入仕的名臣显贵,但一来门荫的起点已不高,二来中唐以后,中央高层官员几乎都是通过科举尤其是进士而来,这使得士家大族为了维持自身的地位,也得以科举尤其是进士科为阶梯,换句话说,其贵族身份需要官僚身份的保障②。与此同时,中央化让士族逐渐失去其地方性,使其逐渐失去团结一方乡党的名望家色彩,高门士族(如博陵崔氏)自身也呈现出家族群分散的趋势③。这些变化都使士族身份不再像六朝那样具有强大的家族影响与特权保障,士族成员逐渐也得以个体身份参与社会活动。另一方面,平民阶层有机会投牒自进,来到长安参加科举考试,与士族一起竞争,就他们而言,已能够超越其家族背景,以个体身份进入士人社会。由此可见,不论对于贵族还是平民,家族的背景都已弱化,他们都要以个体身份参与竞争。如柳宗元与韩愈,前者出身于贵族,后者出身于普通士人家族。二者都非常重视自己家族的名望,柳宗元《送澥序》云:“人咸言吾宗宜硕大,有积德焉。”④韩愈《祭十二郎文》也流露出深厚的家族感情。但对于他们而言,家族很难为自己在社会活动中提供实际的支持,而更多是一种维系情感的力量。反过来要说,只能依靠他们个人的努力,才能维系家族的荣耀与根基。就像柳宗元《与杨京兆凭书》在回顾家族衰败之后说:“今之汲汲于世者,唯惧此而已矣。”⑤由此可见中唐士人之社会环境实有别于六朝。

   在六朝社会中,因为九品官人法的施行,家族能够以舆论作为工具,为自身的垄断地位提供支撑。首先,家族的地位与名望能够为其成员在上层精英内部制造有利的舆论,其次,乡党又能够为其提供来自民间的支持。在这中间,家族、士人、乡党与舆论四者形成了一种紧密互动的社会机制。反观唐代,九品官人法已被取消,科举考试成为获得权力的首要路径,似乎舆论对于权力应该不再发挥重大的影响力。然而,唐代科举的参与门槛虽然降低不少,但录取的名额非常有限,因此士人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同时,唐代进士科并未形成如宋代的糊名誊录等制度,而且考试之前要交投行卷与纳卷,考官与举子们之间的交往乃为常态。在这种情况下,举子的社会认可程度,换言之,即举子的名望对于能否登科就具有重要影响。正因为这一点,对于士人们而言,舆论的影响力仍然举足轻重。只不过此时舆论不再为士族所垄断控制,而形成于身份更为平等的士人群体之中。他们之中的多数人都像韩、柳那样没有家族的支持,而是致力于通过个人竞争来崭露头角。

   既然名望的获得不再能依靠家族中的“内部人”为自己出力,来到京城的举子们就必须通过获得陌生的“外部人”的认可来赢得声名,因此干谒遂成为一时风气。客观地说,干谒作为一种自我推荐的行为,让中下层士人有机会与上层人士建立联系,获得赏识,与阶层固化的六朝时代相比,已具有相当的历史进步意义。可当时不少身处其中的士人却对此种行为颇不以为然。白居易《与陈给事书》曰:“居易鄙人也,上无朝廷附丽之援,次无乡曲吹嘘之誉,然则孰为而来哉?盖所仗者文章耳,所望者主司至公耳。”⑥强调自己献书并非干谒之举。刘蜕《上礼部裴侍郎书》则论行卷文字立言之难:“赞功论美近乎谄,饰词言己近乎私,低陋摧伏近乎鼠窃,广博张引近乎不敬,钩深简尚则畏不能动乎人,偕俪相比又畏取笑乎后,情志激切谓之躁,词语连绵谓之黩。夫临其事而自言者,其难如此也。”⑦他们所言是否出自肺腑且不论,但至少表明士人们普遍认为干谒之举有失体面,丧失自尊。从历史角度来看,这呈现出一个矛盾:士人为了赢得舆论而进行干谒,但舆论本身又不认可干谒。反观六朝,九品官人法虽起点不公,并且士族成员经常捏造舆论以获得品位⑧,不过正因为其依仗家族力量而享有特权,从而就不必攀附某个特定的权贵,人格保持一定的独立性⑨。到了中唐,家族作用虽极大弱化,士人身份也更为平等,但正因如此,他就必须靠自己个人去争取功名利禄,委身求人,攀附名流,从而丧失其人格的独立性。进京应试的举子们本来心气甚高,渴望以一己之才出人头地,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攀附权贵之举自然就会使这种自我意识遭受沉重打击,在他们心中引起反感。因此,汲汲于干谒与不屑于干谒这对矛盾就构成了中唐舆论环境的一个重要特征。

   其次,士人还必须在内部圈子制造舆论,为自己营造声势。对于多数人而言,一己之力显然不够,于是大家互相交际联络,逐渐形成派别,互相攻击,最终形成组织化的朋甲⑩,同时这种现象又引起士人的普遍反感,这就形成一个矛盾:士人为了制造舆论而形成朋甲,而舆论本身又反感朋甲。再反观六朝,一位士族人物要赢得声名,也得在内部获得朋友支持,不过因为士族享有政治与文化的优越地位,并且交际圈子相对有限,所以崇尚风度的清谈就成为博取声誉的重要途径(尤其是东晋),至于下层人士,则多采取贿赂手段来沽名钓誉(11)。到了中唐,士人的地位更加平等,交际圈子广为拓展,但个人影响力与优越感也极大弱化,那种精英化、私人化的贵族风雅难以产生很大的舆论影响,而群体化、公共化的吹捧与攻击则可以迅速成为舆论焦点,所以中唐士人不得不面对这种矛盾处境:他们既需要通过聚朋立派来为自己制造声势,又不得不忍受这种行为中无法自主的随波逐流。因此,朋党造势与批评朋党就构成了中唐舆论环境的另一个重要特征。

   上述两种舆论环境的特征都呈现出一种内在的矛盾性,这其实反映了唐代士人身份平等趋势所造成的历史影响。这种身份即使士人不受门第的束缚而平等竞争,又把他们抽离成为个体而参与科举竞争。在竞争中个人必须获得声望,贵族时代这本可由家族凭借自身的特权来帮助其成员获得,但如今必须由士人自己去直接经营,他们不得不降低身份,互相吹捧,彼此攻击,与六朝的士族风度相较,确实不够自尊与体面,人格独立性受到破坏。一旦看到权贵子弟凭关系上位,他们必然会更加愤愤不平。在一个身份趋于平等的社会中,贵族气质注定难以延续,民众的自我意识将越来越强,同时个人影响力越来越小,舆论影响力则会越来越大(12)。所以,中唐舆论环境的矛盾性应被视为在身份平等的历史趋势下,士人逐渐增强的自我意识在社会生活中的适应与冲突。

   上文主要论及科场舆论环境,除此之外,政治舆论也是科场舆论的延伸:举子攀附名流,官僚则依附权贵;举子结为朋甲,互相攻击,官僚则形成朋党,相互倾轧。因为政治直接与权力关联,利益更大,所以风险也更大,置身于政治斗争中的士人往往会有身家性命之虞。政治舆论环境之险恶在中唐士人的文章中随处可见,元和元年(806)刘禹锡遭贬谪,所作《上杜司徒书》云:“是非之际,爱恶相攻。争先利途,虞相轧则衅起。”(13)认为官场之所以倾轧成风乃因大家都在争取仕途的先机,这一点正显示出当时官僚政治与前代的不同。在贵族政治中,一方面仕进之路较为封闭,并没有给众人晋身的机会,另一方面,贵族为了保持其自身风度,往往不屑于措意于政务(14),故难以出现朋党争斗、汲汲钻营的局面。而在唐代,政权已大为开放,个人身份所带来的优越感又逐渐式微,因此士人争先恐后跻身政坛,同时又自视甚高,互相不服,心生嫉恨,易于“爱恶相攻”,酿成朋党之争。此外,为了制造有利的舆论,主政者还会利用职权攻击对手的名誉,例如修史,即是重要手段。众所周知,牛李党争从宪宗元和年间起,直至宣宗大中年间,是中唐政治的核心事件,而此一时期所修宪、穆、敬、文四朝实录,其是非褒贬即带有明显的党派色彩,修史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15)。在这种状况之下,士人很难像六朝贵族那样保持其个体独立性,不得不在这个充满利欲、阴谋与嫉妒的舆论环境中周旋应对,才能有可能保全自我。

   综观中唐士人舆论环境的特点,其根源乃在于士人身份的平等,这是历史的进步。然而进步也伴随着代价,身份平等的士人脱离了自己的家族与地域,以个体参与到社会生活之中,投身于科举,渴望通过竞争出人头地。同时,为了得到必要的声名,他们不得不降低身份来攀附名流,不顾风度而与他人结朋,等到步入政坛之后,他们又得争夺要津,身不由己陷于政治斗争之中。所以,中唐的舆论环境呈现出显著的矛盾性:一方面是积极的,支持士人积极进取,肯定其自身价值,彰显其人格独立性;另一方面是消极的,弱化个人影响力,充斥派系斗争,打击个体自尊心,消解自身独特性。这种舆论环境的矛盾性乃是历史的产物,而正是在这种独特的历史环境之中,一种新的道德观念——“诚”,在士人中间逐渐兴起了。

   二、“诚”之观念的兴起

   “诚”究竟指什么?这种观念内涵为何?是现在人们一般说的“真诚”或“诚实”吗?应当说,中唐兴起的“诚”之观念在内涵上确实与一般所谓“真诚”、“诚实”有相合之处,不过与此同时,它还具有特定历史语境下的意义,反映了中唐士人在道德价值上的独特关切。为了准确理解“诚”的真正内涵,还是先从分析一篇具体文章开始。

皇甫湜是韩愈的学生,也是中唐古文名家,下文要分析的为其所撰《送王胶序》一文。全文围绕着“胶”的命名之意展开,王胶本人对此自述道:“胶之为言,犹牢固也。胶痛今之人,其始之心以利回,其始之交以利迁,将固吾初心与吾交,勿以利迁。将固吾心与吾交,犹惧醉睡病昏之时忽然而忘之,故以胶自名。欲吾造次颠沛起居意问,口记吾心守与交也。胶以进士举,进士尤轻其流,惧混然与之化,惧书绅铭坐之怠疏,故以胶自名。”(16)说明“胶”取牢固之意,盖因当时人之相交经常由于利益而变质,违背初始结交的本心,因而以“胶”字命名,遂可时时提醒自己,不违背本心,不迁染于流俗。这段自述可以与上文所论的中唐舆论环境结合来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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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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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史哲》(济南)2015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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