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国强:中国共产党的宪法观念史:超越事实论的变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53 次 更新时间:2016-03-07 20: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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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国强  

   摘要: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宪法观念对中国的宪法制度具有决定性影响力。自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对宪法概念的理解发生了一些显著变化。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继受了苏联版本的事实论宪法概念。在制定新宪法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开始对事实论的宪法概念进行了反思,认为宪法不仅仅是对民主事实的确认,也是对未来的规范和指引。在新的社会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对宪法概念的理解也在不断发展演变。迄今,意志论和规范论的宪法概念已经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话语体系中的主流概念。与此相应,主流的政治话语体系也更加强调全面实施宪法,发挥宪法的规范功能。

   关键词:宪法  中国共产党  事实论  规范论

  

   一、问题的提出

   宪法究竟是什么?这是宪法学理论的一个元问题。对此,一般宪法理论基于法学的内部视角将宪法视为一种根本性的法律规范。就中国而言,由于主流意识形态一直将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指导,对于宪法概念的理解不同于一般法学意义上的根本规范,而是将宪法放在其社会背景下加以理解,特别是将宪法归结为体现其背后阶级力量对比关系的法律形式,这种阶级关系实际上是一种社会结构。其实,宪法与社会结构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这是一般宪法学都需面对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1]对此问题的不同回答,可以区分为事实论的宪法概念和规范论的宪法概念,经典马克思主义对宪法的理解是一种典型的事实论的宪法概念。根据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法理论,宪法不过是社会事实关系的一种反映,作为上层建筑的宪法是对社会事实结构的体现,最终由社会力量对比来决定。

   毋庸讳言,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长期执政的党”,其宪法理念对中国宪法制定和宪法实施影响深远。甚至可以说,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宪法理念是理解中国宪法理论和实践的关键。因为自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中国的宪法秩序整体上不是自然生长的结果,而是根据特定的理念进行制度设计使然。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但如果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或看法视为绝对不可动摇的真理,就会被视为“教条主义”或者“本本主义”。因此,在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中国共产党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并试图结合中国国情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宪法理论和宪法实践所产生的实际影响力无需置疑。但是从成立至今,中国共产党的基本宪法理念也是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变化的。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由于受到其所处的时代限制并没有对无产阶级政权完全建立后如何依据宪法建立国家进行系统充分论述,对于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传统马克思主义没有提供直接的理论支持。在新的社会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对宪法概念的理解也在不断演变发展,以适应中国推进依法治国的实际情况。在此过程中,“宪法”这一个概念的含义究竟发生了哪些流变?本文试图梳理自二十世纪初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至今,宪法概念在其理论体系中的发展脉络,并尝试对其未来发展趋势做一初步的分析。

   二、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宪法概念

   在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奋斗目标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权,消灭资本家私有制,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中国共产党认为,这种目标的实现必须通过暴力革命。因此,在中国共产党的目标规划中,宪法式被列入暴力革命成功之后的程序。早期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在对执政当局进行的批判中也将宪法理论作为一个重要的斗争武器,进而对执政当局的宪法进行批判和解构。因此,中国共产党内主要的宪法理论家大都认为宪法是社会力量对比的体现,不过体现了统治阶级的意志,而当时的统治阶级后来被统称为“反动派”。这其中,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李大钊有关宪法的观念最具代表性。[2]中共中央对李大钊的评价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共产党后来的领导人毛泽东的观念受到李大钊影响较大。1945年4月,毛泽东谈到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历史时,说:“五四运动中有左翼、右翼,陈独秀、李大钊是代表左翼的。那时候中国还没有共产党,但已经有少数人有共产主义思想。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3]

   与后来中国共产党理论家的看法不同,中共早期理论家认为宪法不是力量对比关系的体现。李大钊认为:“衡平之宪法,成于对抗之势力。[4]自两力相抵以维平衡而外,绝不生宪法为物,有之则一势力之宣言,强指为宪法耳。力存与存,力亡与亡,更何遵守之足云,更何治安之能保,更和幸福之克享也。”[5]在李大钊的宪法观念中,并非将宪法等同于赤裸裸的实力对比,反倒是批判这种观念。上述对宪法的理解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对宪法的界定并不完全相同。他说:“盖近世之良政府,不恃治者之武力,而恃被治者之悦服(freeconsent),是即政府以宪法与法律为之范,而宪法与法律又以社会之习惯为之源也。”[6]显然,李大钊对宪法含义的界定带有自然法思想的色彩。李大钊认为,成文宪法并非终极价值,成文宪法的正当性源于更高层次的规范,即“民彝”。所谓“民彝”是“为治之道”和“衡量事理之器”的结合,是高于实证宪法之上的根本规范。李大钊认为,“民彝者,民宪之基础也。”[7]1917年1月,李大钊在《甲寅》发表《孔子与宪法》一文,抨击“天坛草案”中关于“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的规定,斥责其为“束制民彝之宪法,非为解放人权之宪法”。[8]

   对于宪法的正当性追问,李大钊与同时代的梁启超等人一样,从民主的角度给出回答,且倾向于绝对主权理论。他区分了宪法和法律、制宪权(造法)和立法权(立法)的不同,认为“宪法者,制定于特殊与隆重之程序,力能变易法律;而法律者,则制定普通简易之程序,不容抵触宪法。”氏认为,宪法的制定和修改权限在于“宪法团体”,其“为主权之所寄,权力万能,何所不可”。[9]然而,他也强调宪法对基本权利保障的价值:故吾人对于今兹制定之宪法,其他皆有商榷之余地,独于思想自由之保障,则为绝对的主张。而思想自由之主要条目,则有三种:一出版自由,一信仰自由,一教授自由是也。[10]这两种看似矛盾的主张,最终在民主(德谟克拉西)中得到了“有机统一”,他指出“由专制而变成共和,由中央集权而变成联邦自治,都是德谟克拉西的表现。德谟克拉西,原是要给个性以自由发展底机会。……德谟克拉西,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都要尊重人的个性。社会主义的精神,亦是如此。”[11]

   三、延安时期对苏联宪法概念的继受

   早期的中国共产党虽然提出了自己的纲领并试图借鉴苏联版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但就宪法问题而言,并没有多少系统研究。[12]因为在中国共产党看来,宪法并非革命的中心问题。从发展历程来看,中国共产党关注宪法问题是从延安时期开始的。在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掌握一定武装力量的反对党,对宪法问题的思考也主要是批判性的。期间,中国共产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1938年5月5日(马克思诞辰120周年纪念日),中共中央在延安成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开始有规模、有组织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和理论生产机制是从延安时期开始逐步建立。

   中国共产党开始关注宪法理论问题是从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革命根据地开始的。在参与国民党主导的宪法修改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开始有组织的研究宪法问题,其中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宪法研究会的成立。1945年11月,中国共产党在边区政府成立了宪法研究会,主要任务是批判国民党的宪法草案和国民党的“伪宪政”。宪法研究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重视理论联系实践,试图通过宪法理论研究为参与当时的宪法修改进行合法斗争提供理论支持。其中,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魅力型领导人,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宪法观念的发展影响深远。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代表大会以后,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权威。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评价,毛泽东思想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之一。毛泽东有关宪法的论著较早的应属于1940年《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一文[13]。在这篇著名的演讲中,毛泽东提出了那个至今仍具有深远影响力的宪法概念。即,“世界上历来的宪政,不论是英国、法国、美国,或者是苏联,都是在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实之后,颁布一个根本大法,去承认它,这就是宪法。中国则不然。中国是革命尚未成功,国内除我们边区等地而外,尚无民主政治的事实。中国现在的事实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即使颁布一种好宪法,也必然被封建势力所阻挠,被顽固分子所障碍,要想顺畅实行,是不可能的。”[14]由于早期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的特殊关系[15],苏联宪法特别是斯大林有关苏联宪法草案的讲话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较大。1936年,斯大林对当时的苏联宪法草案曾指出,宪法只能承认事实,不能搞纲领。[16]而毛泽东在《新民民主主义宪政》一文中对宪法的认识,显然与斯大林的观点相一致。

   毛泽东对宪法的这个定义的时代背景是中国共产党所致力推动的宪政促进会运动。1939年11月,在全国人民要求民主自由以利团结抗战的形势下,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宣布,于1940年11月召开国民大会,实行宪政。为了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促使新民主主义宪政的实现,全国各地纷纷成立宪政促进会,但后遭国民党打压。中共中央在1940年10月2日发出指示“要求立刻实行民主政治,召集真正民选的全权的国民大会,实施宪政”。中共党员应“积极参加国民参政会宪政期成会的各种宪政运动”。国民党六中全会决议公布后,中共中央在12月1日关于推进宪政运动的第二次指示中提出,中共应“积极的主动的参加与领导这一宪政运动,使之成为发动广大民众,实现民主政治的有力的群众运动”。1940年2月20日,在延安城北门外中央组织部礼堂,召开了由1000多人参加的“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吴玉章当选为该会理事长,毛泽东等46人当选为理事。在成立大会上,毛泽东发表了重要演说《新民主主义宪政》提出的有关宪法的定义对后来影响深远。

   从理论源流来看,中国共产党对宪法概念的事实论理解,系源于斯大林在苏联宪法草案的说明中的那个著名论断:“纲领主要是说将来,宪法却是说现在。”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工作者对宪法概念的理解要比毛泽东的理解更接近斯大林式的宪法概念。根据《谢觉哉日记》[17]记载,斯大林这个对宪法所下的定义对中国共产党的宪法理论影响很大。1945年,谢觉哉引述了斯大林的话:“纲领是要说还没有的东西,说应当在将来达到和争取的东西;宪法应当说已有的东西,已经真正达到和争取到了的东西。纲领主要是指明将来,宪法是指明现在。”[18]其他中国共产党人有关宪法的概念也大抵如此。比如,中国共产党的著名宪法理论专家张友渔在1940年论述宪法与宪政的时候曾引用斯大林的话论证,宪法不过是对革命成果和既成民主事实的确认。

   四、事实论宪法概念与新民主主义宪法的起草

中国共产党从打破法律秩序,到重建法律秩序。其中一个关键的节点就是军事实力的转变。随着战局的转变,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共产党逐渐占据绝对的优势地位。与此同时,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对宪法的理解发生了关键的变化和转变。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就开始筹划并起草全国性的宪法草案。该项工作当时由中共中央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负责,委员会前身正是此前成立的宪法研究会,谢觉哉、王明系主要成员[19]。谢觉哉虽然系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主任,但是该委员会分为法制组和宪法组,其中王明任宪法组组长。王明系当时中共理论方面的权威,曾在苏联留学,是苏联版本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党内的主要代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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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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