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库尔·克瑞希纳 著 吴万伟 译
那是夏天的最后一天。我是一个来自热带的乡巴佬，之前从没有看到过秋天。透过导师的窗户，我看到第一批叶子掉落，听到18世纪楼梯在搬往新房间的箱子的重压下咯吱作响。如果我想在读书上领先一步，可以从这本书开始。他说，非常老练地伸手从书架上取下一本书，那是伯纳德·威廉姆斯（Bernard Williams）的《道德：伦理学入门》。那是蓝黑相间的鹈鹕版（Pelican edition），这套丛书的部分内容曾经是我10多岁自学时的安慰。
开头一句是“撰写道德哲学应该是危险的事”，这并非因为人们在这么做时“可能暴露自己认识上的缺陷或者不足。”我非常清楚自己认识上的不足，相信学术委员会把我送到牛津读书是个巨大的错误，所以马上对此人感到非常亲切。当天晚上，我就把这本书读完了，它很薄，书中犀利的讽刺和分析，以及对每一种骗子（混沌的相对主义、混乱地求助于神圣权威、自命不凡却无意义的抽象）的无情挞伐都令感到我心跳加快，兴奋异常。
但是，威廉姆斯并不反对他在劳伦斯（D.H. Lawrence）作品中发现的思想，并引用了书的高潮部分“发现你内心最深处的冲动，跟着感觉走”。这不是他谴责的嬉皮士人类学家身上的那种相对主义：发现你内心最深处的冲动是非常严肃之事，有些重要的东西可能理解对也可能错了。这里有道德真理，一个有关自我的真理：
“有种观点认为存在人的内心深处的冲动这种东西，你需要发现而不是做出决定；也有观点认为人们信任发现的东西，虽然我们并不清楚它会导致什么结果。这些是要点。发现、信任、风险对这种世界观至关重要，当然，它们是爱的状态。”
正是那个“当然”感动了我，它诉诸共同体验，它的团结氛围几乎是共谋：我们人类就是如此。
我的浪漫顿悟（神灵显现）结果证明是错误的开端。10月份，牛津的米迦勒学期（Michaelmas term 秋季）开始的那个月，我被派往参加瘦削的瑞典年轻人的道德哲学辅导课，他告诉我，我的文章写得很好。我不好意思得脸色发红，辅导继续进行。一个又一个细枝末节的问题，他教导我说这是分析传统的哲学探索，当然是与大陆传统相对而言。
那根本不是我期待的哲学，这种自足的、基本无历史性的、绝对反文学的研究。它与人文学科的其他学科共享机构空间让人隐约觉得有些尴尬。在所有这些小心翼翼的论证中，我能够看到苏格拉底的古老问题：如何度过人生？但若用得到批准的分析方式回答，虽然能提供辩证思考的快乐，却在呼吁直接绕过其他学科绕过人类自身的兜圈子。
到了出版第一本著作《道德》时，伯纳德·威廉姆斯已经被认为是学界的超级明星了。作为牛津古典学的带有传奇色彩的本科生，他在34岁时就因为若干有影响的论文和文笔犀利大名而迅速升为伦敦教授。你可以在《道德》出版的1972年的纪录片中看到风头正劲的他。威廉姆斯身穿曾经非常时髦的桔黄色衬衣与哲学家浪荡子艾耶尔（A.J. Ayer ）就科学哲学进行对话。
在视频中，曾经热衷科学的逻辑实证主义者艾耶尔一支接一支地抽烟，用老伊顿公学的贵族腔调说话，可能因为对哲学和调情的热衷而显得身心疲惫。威廉姆斯的声音带着一种威严，但其阶级地位更模糊一些。（他在伦敦东边的埃塞克斯的海边小镇长大）他对艾耶尔说：“自19世纪以来对自然科学表现出最热烈兴趣的哲学越来越多，可以说盲目乐观，毫无想象力，缺乏对人生的某种更深刻认识。我们很难否认维特根斯坦哲学中有某种深刻的东西，显然，尼采哲学里也有，但罗素和卡尔纳普（Carnap）的哲学里就明显缺乏。”
有个学生告诉教授，“我不想做我想做的事，我想做我应该做的事。”
这并不是说，人们只能在德语中才深刻，或对科学感兴趣的哲学家注定要思想肤浅。而是风格问题，哲学中的有些思想和写作风格比其他更能够传达神秘性和死亡。
威廉姆斯开始其学术生涯是在战后初期，当时的英国道德哲学有很多特征，如聪明、敏锐、常常很好玩，但很少深刻。好像对思想深刻的渴望已经不再强烈，很多其他东西带有日耳曼语色彩，或与法西斯主义有关。“通俗语言哲学”是那个十年的风格：用通俗的语言说出的通俗真理，最好用英语。
威廉姆斯在哲学上的最初教育是年轻哲学家理查德·海尔（Richard Hare）一对一的个别辅导。海尔极其讨厌大陆哲学的深刻概念，他认为那是掩盖思想懒惰的幌子。他在1960年代初期对《纽约客》说：“大陆哲学家的错误是他们没有反思准确说出自己想说的话的必要性。我有时候认为，这是因为他们没有牛津的导师辅导制”。
海尔参加过艰苦的战争。在新加坡服役期间被日本人抓了战俘，他是在从西贡到缅甸的臭名昭著的“死亡铁路”干活的数千名劳工之一。他1952年的书《道德语言》初稿就是在战俘营写出的。该书的开头是“在我看来，伦理学是道德语言的逻辑研究。”海尔告诉《纽约客》说，说道德语言就是要理解如何说出既有普遍性又有规定性的话。“如果你说‘X应该做Y’，你就是在做出承诺：如果你处在X的位置，你也要做Y。”“应该”、“正确”、“善”：在海尔的画面中很少有伤害、怪异或爱心的空间，或许因为在战俘营的缘故。
海尔的道德哲学在极端的情况下设想出来，并没有对人类生活的普通条件做出妥协。在这种观点看来，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劳改营，所有男人和女人都是囚犯；他们尽自己的义务或者不尽义务，然后死掉。威廉姆斯因为年轻小没有赶上自己上战场，但很早就看到海尔观点中缺失的东西：人类生活的几乎全部。
威廉姆斯写道，要把人类生活带入哲学其实就是找到适当的风格，“在‘风格’的最深刻意义上，发现适当的风格就是发现你真正试图要做之事。”我的鹈鹕版《道德》的封面上有两个来自纽约达达主义核心人物马塞尔·杜尚（Marcel Duchamp）的“旋转释放”（Rotoreliefs）双面版画（放在特制的转盘上可制造视觉幻景，一些事先定制好的动画和光幻错觉艺术---译注）。对杜尚来说，这是人们把运动转变为静态艺术的东西。威廉姆斯对哲学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以抽象为标志的写作形式怎么能为具体细节、为现实、为人类声音留下存在空间呢？
当然，威廉姆斯从来没有发现也没有试图找到问题的单一答案。他的文章是受到激发的一系列临时应急措施。即使最抽象的书《道德》也充满活力的，就像粗狂主义公寓楼，轻易瞥见人类生活。部分通过考虑我们能否简单地扔掉现有的社会角色，他要描述一位银行职员，虽然“他可能讨厌银行，看不起银行业务，只关心朋友和种植菊花，但是很难说他不是银行职员。”没有安娜·卡列尼娜，但是这个文章有某种从功利主义平庸性赎回的东西（那些菊花）。威廉姆斯在说哲学的样子就像美国诗人玛丽安·穆尔（Marianne Moore）在讲诗歌。“我也讨厌它。但是带着完全的蔑视阅读之后，我发现了真实性的所在。”
我在牛津度过了圣诞节，不想离开这个令我高兴的第一个地方。我的学院不再让我保留房间，最后在郁郁葱葱的牛津北转租了一个带有小厨房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大房子，我可以早上煮鸡蛋和晚上吃麦片。开学期间的牛津，社交活动没完没了，但往往不深入；对那些留在学校的人来说，假期显得漫长和孤单。我依靠威廉姆斯最著名和最难懂的书《伦理学和哲学的局限性》（1985）度过了那个难熬的冬天。
我觉得威廉姆斯是对学界的道德哲学现状不满意。他并不认为哲学能够一劳永逸地回答行为的对与错。我受到该书冷冰冰的、讥讽的口吻和优雅却无非感伤的现代主义的吸引，也认同它哲学应该更加自如地置身于人文学科大家庭的呼吁，但我发现很难读完它。在句子层面上，它的含义是清晰的，但是到了段落层次，我就感到有些困惑，到来章节层次，我完全困惑不解了。
虽然内心充满担忧和困惑，我还申请了牛津的研究生院而且被录取了，基本上不是出于职业方面的考虑。我有一种模糊的想法，就是当作家，发表书评和随笔。我觉得牛津虽然小，但图书馆众多，是一个方便从事纯文学写作的地方。我的学界过客意识使我在接下来的六年挺过来了。
我发现哲学系本身非常令人恐怖，遭遇像我这个年龄的人，他们对当代哲学的熟悉程度让人吃惊，但是与他们对话却给人一种从来没有读过其他东西的印象。他们的话语中夹杂着男性化的隐喻（你的第二前提是在举重，或我愿意在这点上咬住子弹），说话时的呆板和断断续续的节奏，我曾经在哲学讨论会上听到过。曾被邀请到同龄人家中喝咖啡，面对空荡荡的书架，我印象深刻，很无知地问他的书都放在什么地方，我得到的回答是如今过期期刊数据库（JSTOR）上想要什么有什么。
研究生院根本不是戴眼镜的兄弟。哲学中抹杀人文因素还伴随着更高贵的东西：抹杀个人的自我。我曾经听到一个哲学家谈到有学生问他人生应该做什么。哲学家说“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学生的抗议是“但我不想做我想做的事，我想做我应该做的事。”这个看似矛盾的观点正是苏格拉底的问题---如何度过人生？我们不可能在不考虑你是谁或想什么或看重什么的情况下得到答案。你可能不会偏离“找到你内心深处的冲动，然后跟着感觉走”太远。
牛津并不是大学城中唯一培养反自恋主义亚文化的极其克制和几乎修道院的地方。有人每隔一天就有严格的素食主义者顿悟，大声坚持他们不想吃渴望吃的东西。有人不断“要求”他人限制自己的特权，那种热情让人想到文化革命。令人好奇的是，道德现在很时尚。
我在“有效的利他主义者”形式上遭遇这种最突出的新道德主义，社会运动越来越多的成员寻找建立在证据基础上的改造世界之道。他们中的多数人发誓要捐出未来收入的一部分去做有效的慈善。其中，有人从事咨询工作，这样他们可以有更多可捐助的东西，如为最贫穷的非洲人提供加入药物的蚊帐。
不仅仅哲学家发现这是感人的工程。从全球视野看，成为特别有钱的人就意味着生活在享受特权的内疚中，这主要是第一世界的问题。既虔诚又理性，既自在又无私，而且有效的利他主义预示着一种摆脱所有虚情假意的生活，发现自我和内心最深处的冲动。一个没有伤感和屁话的道德，它承诺要让我们在做好事时摆脱时髦的事业和动人广告的诱惑。
它似乎要求高得惊人的自我克制、远见和数学能力，但这个事实并没有令有效的利他主义者感到担忧。相反，有效的利他主义提出的那种技术挑战可能刺激哲学系、数学系、和计算机系毕业生领导的运动，他们都只想做应做之事。
该运动的创始人之一牛津哲学家托比·奥德（Toby Ord）针对有人指控其道德哲学要求太高做出尖刻的回应：
道德能够要求很多。结果我们能挽救一千人的生命。如果你不做，你就必须说你认为你自己比陌生人重要一千倍是可以接受的。那听起来合理吗？我认为这不合理。如果你那样想，你的理论就是愚蠢的。
抗拒这个逻辑就是暴露你自己拥有“愚蠢的”理论，即坚持你自己的生命比陌生人的生命重要一千倍。让多年的研究生院学习变得可以忍受的是我们这些同情该版本伦理学的人让人感到滑稽的团结。
正如威廉姆斯看到的，我们对正在过的生活逐渐开始伦理学反思，反思我们的思维方式、情感和价值观：这是拥有伦理学观点的意思。利他主义或许是这种生活的一部分，但是，道德要求战胜其他一切的世界观没有办法防止利他主义要求支配整个生活。
我带着一种紧迫感意识返回到研究生院最初几年的这些论证---威廉姆斯1973年的文章“功利主义批判”中确立的论证。这个功利主义者不再是进行辩论思考的理论构建者。他在敲一个贴满了传单的门，要求我签署捐出收入10%的保证书。啊，他或许能够获得我的钱，但是我不愿意让他拥有我的灵魂。
很难区分对哲学的爱和对擅长搞哲学的爱。
在这些新功利主义论证中有一种微妙的转变，非常合理的是，从我想重新考虑在证据面前我关心的事到说在承认“愚蠢”的痛苦中我应该只关心做最好之事。其隐含的意思是，如果我抗拒绝对无私的道德要求，不能在我关心之事和他人关心之事之间保持不偏不倚的立场，那只是因为我自私或虚荣。但是，正如威廉姆斯在《道德》中指出的那样，这种二元论忽略了我们关心的“几乎一切”。
我看到“做最好之事”为还没有做到这些的人提供了一种理想；这大约是教会或军方曾经为那些还未决定未来人生怎么走的年轻人提供的东西。他们当然可能做得更糟糕。但是如果他们对此问题已经有了明确观点呢？外力推翻那些想法的尝试除了造成疏远还能有什么呢？
有人回答说“疏远、异化”。我们能找到多少新方法包装我们拒绝对做正确之事？也就是说，从宇宙角度看正确之事，功利主义者要求我们做伦理正确之事的彻底公正无私之所。啊，我怀疑它自然来自采取这种视角的某一种人，他们不仅渴望做好事而且要做最好之事。我怀疑在某些人看来，是冷酷无情的暴君是理性要求我们所有人做的事。那听起来像可靠的理性观点吗？我觉得未必。如果你这么认为，创造世界需要所有类型的人：功利主义者、果食主义者、守安息日者和宁愿种菊花的银行职员。
从任何传统标准看，威廉姆斯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他却有机会思考失败。他曾经说，他的著作“主要是提醒道德哲学家有关人类生活的真理内容所组成，其实，所有这些对除了道德哲学家之外的成年人都是众所周知的。”他的话听起来有点儿像维特根斯坦，他曾经告诉最有前途的学生去做别的事，任何事都行，就是不要搞哲学。劝人搞哲学是一种病态。威廉姆斯瞧不起维特根斯坦的那些“靠谴责学院派哲学创建学院派哲学”的追随者的粗陋，但是他认为维特根斯坦是正确的，因为他看到“有一个问题是所有人的问题，日常生活的空洞性和残酷的肤浅性，更好的哲学当然无法治愈这个毛病，但或许可以抗拒一下子。”
威廉姆斯认为，世界充满了采取简单道德观的诱惑---无论是“轰炸伊拉克”还是“将善最大化”，因为自我理解和批判的漫长道路往往困难重重和风险无数。如果哲学能够给我们以任何帮助的话，那不是因为它发现了取代传统道德理解资源---艺术、其他人、生活---的模式，而是因为它帮助改善了拥有比哲学多得多的东西的人的自我理解。
威廉姆斯从来没有蔑视理性辩论，但是他从来没有认为单单理性辩论就够了。“哲学家的专长---分析论证当然能够在提高认识方面发挥作用。但是目的是提高认识，让人更深刻、更诚实地意识到自己的话语、思想和情感。”没有谨慎的修辞等模糊限制语，他的著作激励你区分你的实际想法和你认为的你的想法。如果他论证严谨、格言警句随处可见的文章值得我们再次阅读（分析哲学很少能做得这些），那是因为它为读者留下了自己添加内容的空间。威廉姆斯说，“不仅简单地支配”读者的想法，“写作过程也是为自己做事的工作。”对任何一位“有自己的想法和理解方式”的读者来说，阅读哲学时会从作者的写作中找到不一样的东西。正如通常所说，自制蛋糕甜点时，他会自己添加鸡蛋。
现代大学的政治经济，时代的理性主义病态，所有这一切都对威廉姆斯风格的哲学非常不利。那种风格对读者和未来的模仿者要求太多，在年轻人依靠讨好学生终于获得终身教授职位的学界哲学家能提供什么呢？所以，我们只好继续阐释他的论证，一直到把变成令人讨厌的、笨拙的、没有情感的、没有人性的东西为止。
但是，我发现威廉姆斯的专业成功是一种安慰。在人生大部分时间，他同情哲学的指导性，在学界很成功，也承认其美德：建立在共同思想同情基础上的友谊的可能性，用幽默和文明的方式表达不同意见和对怪异者的慷慨和宽容的可能性等。那些美德是真实的，我也珍视这些美德。但我最珍视的是大学的重生潜力。当树叶开始飘落，那正是校园最具活力的时候。一拨一拨的新人---年轻的、好奇的、和没有被教条化的人搬进新生宿舍。有人会发现他们听到的或读到的段落、句子或者词汇让他们更深刻或更真实地意识到自己的话语、想法和情感。
我最喜欢的威廉姆斯的格言是《伦理学和哲学的局限性》临近结束时的一句话：“唯一严肃的事情是生活，我们在反思之后必须生活，而且（虽然理论和实践的区分鼓励我们忘掉生活），我们必须在生活中反思生活。”在从书中创造某些东西时，在生活往前走的时候，我发现我已经开始从生活中为自己创造了一两个见解。
很难区分对哲学的爱和对擅长哲学的爱。从希望哲学帮助我们理解内心最深处的冲动到哲学本身就是我最深处的冲动的转变再容易不过。我的内心故意逃避哲学的冲动给这个故事一个有明显倾向性的终结，就像系统性的道德理论一样会对现象进行扭曲。让我离开学院派哲学（谁也不应该一直是辅助人员）或许证明有很好的理由，但没有一个是哲学理由。很少理由是这样的。这是人生中我们遭遇哲学局限性的很多地方之一，我们必需在生活中反思，但也必须在反思之后生活。
作者简介：
纳库尔·克里希纳（Nakul Krishna），剑桥大学哲学系讲师。
译自：Bringing Philosophy to Life By Nakul Krishna http://chronicle.com/article/Bringing-Philosophy-to-Life/2353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