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识、契合、敞开、放松 ——张光直先生访谈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89 次 更新时间:2016-02-27 11:2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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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星灿   张光直 (进入专栏)  

  

   我的朋友罗泰在把他的博士论文《悬挂起来的音乐:中国青铜时代的编钟》(加州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献给张光直先生的时候,曾引用了《礼记·乐记》里的一段话比喻先生:“善待问者如撞钟,扣之以小者则小鸣,扣之以大者则大鸣,待其从容然后尽其声,此皆进学之道也。”以我个人言之,国际著名的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对此应当说当之无愧。我受业张先生门下经年,学期结束后,有暇整理自己的思想,并就一些个人关心的问题,集中提出来请教。虽然讨教的时间断断续续,问题芜杂而没有系统,但是事后发现我们始终都在围绕着一个主题进行,那便是:中国考古向何处去?经张先生同意,我把讨教的问题以访谈录的形式整理成文,公开发表。这里发表的是较少涉及考古专门问题而又可供其他学科的朋友们参考的部分。

  

   问:记得张先生曾经在一篇文章里,建议把从旧石器时代到秦汉以降的中国考古学划分为四个阶段,因为各个阶段的内容不同,所以对研究者的素质要求也不一样。我由此想到,从中国考古学现状出发,能否请您结合哈佛大学的情况谈谈在我们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教育方面存在的问题。

  

   答:中国的教育制度我不很熟悉,我不能谈存在的问题。我只能拿哈佛大学和一般美国大学的教学和中国的比较一下。美国的本科教育是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目的是训练学生作为一个社会上有知识的人,即所谓educated person。所以他们虽然有专业,但专业不是职业性的,只是比较深入的研究。通识教育有核心课程(core currriculum),这是相信知识里面有中心的、核心的东西,每个学生都应该掌握的。核心课程分成五组,包括历史、科学、文学和艺术、社会分析和道德伦理以及外国文化。任何专业的学生都必须在五组里选八门课才能毕业。在专业课里一般选十二门。除了专业、通识以外,还有其他很多的选择,四年大约共修三十二门功课。所以美国的大学生毕业以后,一般的常识比中国的大学毕业生要广泛的多,但在专业方面的深度远不如中国的学生。

   他们的专业教育是在研究生院学的。念考古的研究生一般是到人类学系,方向是非西方考古学。西方的考古学则在美术史系、古典研究系和近东系。研究生的教育也要先通再专,博士资格考试有专业(specia1)和一般(general)之分。五十年代我念书的时候,人类学系研究生的一般考试,包括体质人类学、考古学、社会文化人类学和语言学。六十年代以后,资料增加,学科分化严重,考古学以外的课程不再包括进考古专业的一般考试,但必须修一到三门。在哈佛一般上三年课,三年内要念完必修课,包括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考古学一般的、自己研究的区域的和外部区域的大约五、六门课。社会人类学二门,体质人类学二门,有骨骼学和统计学。一般考试在第二年初,专业考试在第二年之后。还要求学二门外国语,因研究的方向和地区选择语种,一般是德、法,远东地方则要求汉、日语或者法、俄语。研究生的专业取向伸缩性很大,一般是根据学生的兴趣和长短,为他们设计训练的计划,导师也不固定。这是和中国很大的区别。中国的研究生是考某个先生的学生,美国的研究生则是系里所有教授的学生。他也有一个主要的导师,具体视专业而定。假如说你的专业是中国地区的旧石器时代考古,那主要导师就不是我,而是巴尔约瑟夫(Bar-Yosef)。因为旧石器时代的研究没有国界,没有国家性和民族性。我不是说旧石器的文化不是我们的祖先,是说在研究上没有办法把旧石器时代的文化做文化和族群上的分类,它是世界性的。这包括人类的演化问题,旧石器时代的大部分时间,人类还没有达到智人(Homo sapiens)阶段;到了智人阶段,旧石器文化达到高峰,然后很快农业就产生了。假如研究中国的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国家的起源、社会的变化,一般是由我做主要导师。学生到系里来,把所有先生的精华都学到肚里,消化一番,成为他们学问的基础,形成自己的见解,应该比老师强。所以,我有机会就在国内鼓吹推动这种带学生的方法,我认为中国传统的师徒相承的方法不是最好的方法。中国的方法当然也有优点,就是把一个老师学的比较彻底,就像学武术那样。但是学武术的人,纵使把他的先生学的很精,也很难超过先生;除非他从别的学派,比如少林派的学点太极和武当,武当派的学点少林什么的,与师承揉合在一起,才能进步,念书也是一样。

  

   问:就我在哈佛听课的经验,有些教授对中国的考古材料持怀疑态度,但是他们或者不搞中国考古或者根本看不懂中文材料,这种对中国考古材料的怀疑态度在国际上是否普遍存在?原因何在?日本的情况怎样?第三世界国家的情况又如何?

   答:我觉得不是怀疑的态度,是不知道的态度。因为他们不知道,所以不敢信任。但是即使是他们看得懂的东西,他们往往也不信任,这是很遗憾的事情。我有一个很强的感受,中国考古学的材料很多,应该给外国人作介绍。主要是介绍给非专门研究中国的西方一般的学者,我们不希望这些人会看中文,所以最好我们给他们翻译出来。但是现在某些中文期刊的英文介绍,英文水平很不够。我不是批评翻译的人,因为英文的确很难,要把英文写得和以英语为母语的人一样根本不可能。我在美国待了四十年,我的英文还是中国人的英文。翻译很有必要,但是如果英文太差,翻译反映不了中文原著的精华,其效果更差。翻译好比一面窗户,如果玻璃上涂抹的利害,根本看不见外面的风景,那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我现在说一句也许是很绝的话,假如你的英文不好,最好不要翻译,因为翻出来没有把握,有害无益。希望这些做考古和做一般社会科学的人,把好的东西给真正懂英文最好是以英文为母语的人翻,自己留着精力做研究。我说的是中译英,英译中那是另一回事。英文懂,中文基础又好,把英文译成中文就会有很大贡献。我鼓励翻译,日本学界对国外重要的书一般都有翻译,国民对世界的知识比我们要多。

   说到日本,日本现在的材料不会被西方人怀疑。因为他们现在的翻译做的很好,他们的英语并非都很好,也有错误;但是,他们做事很彻底,一般是全翻,包括各种地图、剖面和照片等,很具科学性。第三世界国家的情况差别很大。比如印度,有的考古学家的工作让人信任,有的则不然。一般说来,第三世界国家的科学研究不够标准,如果翻成外文的水平再降一格,给人的印象就是你的研究做的很坏。

  

   问:除了金石学传统,中国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大部分是从西方特别是英美学来的,应该说“根正苗红”。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惨淡经营,中国考古学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方法上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然而由于长时期地和西方学术界处于隔离状态,我们对他们在理论、方法和技术的进步所知甚少,他们对我们的研究也不甚了了,从西方学术发展的背景,能否请您谈谈我国考古界在发掘技术、研究手段、课题选择方面的长短?

  

   答:这个问题很难一概而论。我在中国考古现场的时间并不多,发掘技术、研究手段大都是从报告里间接得来的,所以只能谈一点感受。就技术说,美国的技术固然也有应用的多少和好坏之分,但最好的技术比我们要多,也比较细,因此古代的信息遗漏的少。在过去,我们的发掘不筛土,不用浮选法,所以土壤中很多宝贵的资料都丢掉了。近几年来,中国考古学者认识到筛土和浮选法的重要性,已经开始在做。研究的方法也很难一概而论,只能说我们还是使用四十年代以前的方法,就是类型学和地层学。中国考古学者对类型学和地层学的着重是完全合理的,但除此之外,国外还有许多方法。中国从五十年代起跟西方的科学基本隔绝,而六、七十年代西方在考古技术方法上的变化最大。因此研究方法上应该多向他们学习,还要注意弃其糟粕,取其精华。比如说用人类学的材料作考古学的比较研究,是很重要的方法。中国学者也用这个方法,但用起来比较原始。就是拿人类学的材料和在考古遗址里发现的在现象上一致的材料做对比,如果相似,就说我们的古代民族也可作如此解释。但是我们知道,同样形式的东西,在社会中不一定扮演同样的角度。所以要使用人类学的材料,必须先把它在现代民族的社会里的角度了解清楚,换言之,要对它做一番功能性系统性的研究,这样才能把它跟古代社会里的各方面契合(articulate)起来。把所解释的对象与它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广泛的联系起来,解释的说服力就增强了。国内的很多研究是作一个陈述,即make a statement。就是说A就是B,而缺乏进一步的证明。研究的根据往往是马、恩的唯物史观的教条,这当然也是我们的考古和社会科学的研究不被信任的原因之一。作一个陈述容易,比如说某器物是做什么用的,某个社会是母系社会等,但这还不够,还要做进一步的证明。要把研究对象的特征和文化社会的接触点都找出来,接触点越多,就越令人信服。

   课题选择方面,改革开放以来,很多国外关心的题目也在国内开展起来,比如农业的起源、现代人种的起源、国家的形成以及文明的动力等等都在研究。中国人感兴趣的文明起源问题,在国外反而不是热点。因为文明起源的研究涉及到族群和文化的认位问题,这在西方是一个不大谈的问题。西方的文明不大容易定位,不像中国那样。比如美国是一个大熔炉,全世界的文化都是它的来源;欧洲也是这样,它有所谓的“野蛮人”,有一重重文明从地中海到北欧的传播,然而讲到族群的定位,一般只能讲到一个地区比如爱尔兰、德国人等等。但是另一方面,西方文明是一个大的文明,讲起源,不能讲英国文明或德国文明的起源,因为他们只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他们定位为西方文明,我们定位为中国文明。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的规模是可以相比的,都很大。

  

   问:中国文化有自己的发展规律,不能拿西方或任何一个地方的既有模式往我们自己的研究上套;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在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上又有趋同的趋势,那么,中国考古学的研究是否有与西方考古学接轨的必要?中国的考古学家特别是新一代的考古学者如何承担起与世界同行对话的责任?

  

   答:我想中国考古学者在今后几十年的最大任务之一,就是去了解世界考古学家的工作。看我们能够学些什么,又能贡献些什么。中国学者的一个习惯,是研究中国不研究外国。中国过去所有的考古学家,都是研究中国历史出名的,历史学家也基本上是这样。夏鼐先生在埃及做过发掘,但后来研究的还是中国的东西。不过因为他有外国的知识,做了许多中西交通的研究;其他人因为没有受过西方的训练,更是把视野局限在中国的某一区域。以我教书的体会,对其他不同类型文明的了解越多,对你所专门研究的文明的探讨就越深入。我对学生的要求是,你要学习中国考古学,很欢迎;但要对中国以外的至少一个地区有比较深入的研究。我有一个学生,现在已经做教授了,他的第一篇文章是关于古代马雅的建筑,后来专门研究中国。还有一位,他的第一篇文章是研究美国东部考古学的一个学者的传记。所以我尽量鼓励同学在研究中国考古学之先,把世界考古的大纲了解一下。当然,这不能深入,是浅尝,要到中国文明里去求深知。

我还觉得应该有一部分中国的学者专门做世界考古学,比如法国、墨西哥、洪都拉斯、西伯利亚、大洋洲等的考古。因为要不参加进去,没有第一手的经验,就不可能有深入的了解。希望在大学里有世界各地的考古学课程,不能用一门世界史前史来代替。中国没人教,应该从世界上请,总之课程要世界化。我们将来的中国考古专家当然还是最多,同时要有一定数量的研究外国的考古学家,比如埃及考古的专家、中美考古的专家。希望外国人讲到埃及、中美或其他地区的考古时,引用中国学者的文献,而不是讲中国考古学的时候,才提到中国的学者。我还没有看到过在西方一般的史前史和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的著作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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