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晓虹:“共和国民必读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28 次 更新时间:2016-02-26 00:53:48

进入专题: 梁启超   国民浅训  

夏晓虹  

   在梁启超一生的著作中,《国民浅训》一书无疑最具有传奇性。所谓“传奇性”既指向成书过程,也包括了其后的出版发行。

   实际上,该书的封面已不同寻常。在梁启超自题的“国民浅训”四个端庄凝重、带有汉魏碑体风格的红色大字后,又有行书小字:

   丙辰三月越南帽溪山中 /扶病署        饮冰

   不但颜色夺目,而且题款中即透露出“故事”。

   “丙辰”为一九一六年,当年三月,梁启超正在从上海赶赴广西的路上。由于前一年袁世凯加紧了帝制自为的步伐,梁启超先是承担起鼓吹舆论的责任,陆续发表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袁政府伪造民意密电书后》、《袁世凯之解剖》等文,大力抨击与揭露袁世凯的倒行逆施与鬼蜮伎俩;而在袁氏导演的“顺从民意”,接受“中华帝国皇帝”帝位后,梁启超便彻底与之决裂;一九一六年三月四日,应广西都督陆荣廷的邀请,为坚定陆氏举义之心,梁启超更再度自上海出走,冒险从军,经香港,绕道越南,最终于三月二十七日抵达镇南关(即今友谊关),与已经宣布独立的桂省护国军会合。《国民浅训》正是成书于此行途中。

   由于袁世凯政府已察知梁启超动向,沿途堵截,梁氏不得不一路保持行踪隐秘。其所乘日船三月七日抵达香港后,为下一步如何行至广西曾颇费心思。原先听说,“旅行越南之护照甚易得,但费数金耳”(《从军日记》),不料,就在梁氏自沪出发前一日,忽颁新章,要求旅客必须亲身至驻港法领馆查验照相,且按指模,方给护照。走合法途径进入时为法国殖民地的越南显然已无可能,焦急万分的梁启超因此起意直插广州,突入梧州。但同人均以为太过危险,一致反对。最终议决,其他人分散前行,梁氏偕黄群(字溯初)偷渡越南。梁启超于是改换西服,仅携一小皮箱,冒充日本人,十二日登上一只日本的运煤船,三天后,在海防附近的洪崖上岸。一路皆由日人护送、接应,辗转于三月十七日晨到达日商横山氏名为帽溪的牧场隐藏,以待机入桂。而黄群则持日人旧护照,由横山陪同,折返海防,先往云南,留下梁启超孤独地居住于万山丛中。

   直到三月二十六日离开,梁启超在这处越南的乡野之地逗留达十天。苦闷之时,虽明知邮递不便,梁启超仍频繁以书札代替诉说,甚至一夜两信,向家人倾吐心怀。对其最钟爱的长女梁思顺,此情更无须遮掩:“呜呼!吾此时深念吾爱女,安得汝飞侍我旁耶?”可即便处此苦境,任公终以国事为重,坚定不渝。所言“吾抱责任心以赴之,究竟乐胜于苦也”,既出自家书,本无意示人,方愈发难能可贵。在此“一人枯坐,穷山所接,惟有佣作”的环境中,梁启超只有努力“作文或著书以振我精神”,“文兴发则忘诸苦”。故《国民浅训》完成,梁亦欢称“大快”。

   到达帽溪山庄后,梁启超首先于三月十七日完成了九叶纸的《从军日记》,记述其“离沪迄今”的经历,自认“所历殊变幻复赜,可演小小一部冒险小说也”(《从军日记》)。而在《从军日记》的结尾,梁启超已预告,接下来数日,“欲利用之著《国民浅训》一书,成否抑未敢知”。

   根据梁启超家书,可以推知,《国民浅训》乃于三月二十一日开笔写作。只是,此前一日,梁氏已中暑热患病,到此日下午大发作。其所处环境,则“不特无一家人且无一国人”,“若其夕死者,明日乃能发见”。而当夜“灯火尽熄,茶水俱绝”,梁苦痛难过欲死。幸好次日早晨有人来查看,急忙以一种特效草药救治,经半日而霍然病愈,梁启超方得续作此书。这本“病起后即捉笔著成”的《国民浅训》,全书“约二万言”,乃以“三日夜成之”,完稿时间为三月二十五日。用去的三十纸,正是梁氏简单行囊中“珍如拱璧”的数十张笺纸中的大半(参见一九一六年四月六日《与佛苏静生厚生叔通铸甫慎之诸公书》、三月二十日《与娴儿书》)。

   对于这样一本匆促写出的小书,梁启超本人实相当看重。寄出后,不但担心失落,四月六日信中尚追问在上海的陈叔通等是否收到,因“别无副本,若失去则枉费心力矣”(《与佛苏静生厚生叔通铸甫慎之诸公书》);而在与女儿书中,梁氏甚至径称“此书真我生绝好纪念也”(一九一六年三月二十五日信)。如此挂怀、推重,固然是出于其“为播越颠沛中扶病疾书之作”(《国民浅训•自序》),在个人生命历程中具有特殊意义,然在生死未卜之际奋兴迸发出的文字,也应是梁启超自以为最值得留告世人的肺腑之言。

   追溯《国民浅训》撰写的前缘,可分为远因与近因两种。按照商务印书馆对此书所做言简意赅的广告:“是书将共和国民应具之知识及责任,用极简明之文笔演述之,诚今日国民人人能读、人人必读之书。”(《教育杂志》十一卷八号,一九一九年八月)可以断言,《国民浅训》的写作思路其实连接着梁启超一九一〇年有意发起创办的“国民常识学会”。笔者所撰《梁启超的 “常识”观》一文已考述出,虽经梁氏极力游说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张元济以及台湾民族运动领袖林献堂,谋求出版与经费两方面的支持,但辛亥革命的突然爆发,仍使“国民常识学会”的兴办就此搁浅。

   计划虽然中止,却不意味着梁启超已经放弃“增进国民常识”(《国民常识学会章程》)的初念。或者不如说,梁氏实际一直惦记着此事。依据其定义,所谓“国民常识”,应以“今日欧美、日本诸国中流以上之社会所尽人同具之智识”为基础,再加入“其本国之特别常识”以及“其本职业之常识”。如此,方可成就一“常识具备”(《说常识》)之现代国民,现代国家的建立始有根基。区别于学校教育,梁氏将灌输国民常识的施教对象设定为“中年以上”的“社会中坚”,故确定采取“社会教育”的方式。除“开讲演会”外,更着力于《国民常识讲义》月刊以及《国民常识小丛书》、《国民常识丛书》两套普及读物的出版。

   而“国民常识”所涉及的知识种类实则相当广博,梁启超为函授教材《国民常识讲义》开出的部类即多达三十八项。并且,单是其中的“财政学”一门,便包括了总论、政费论、岁入总论、租税论、公债论、理财机关论、地方财政论、财政史及财政学史八编(《国民常识讲义说略》)。即使以最简略的改订版《国民常识小丛书》的类别而言,梁氏的构想也分为通论、政治论、法制论、行政论、财政论、地方自治论、教育论、国民生计概论、国民生计各论、国民道德论、史谭、地志、世界大势十三门(《国民常识小丛书说略》)。不过,限于精力与时间,梁启超当年仅留下在《国风报》连载四期的《宪政浅说》,虽然这原是一部涵盖了国家、政治、宪法、君主、国民、国会、政府、政党、职官、立法、司法、行政、预算、自治各论题的国民常识样本,只是,不足两章的成绩显然让梁氏无法释怀。

   至于近因,当属迫使梁启超走上从军之路的袁世凯称帝。在梁氏看来,袁之阴谋所以得逞,很大程度应归咎于国民的不作为,是即其痛心疾首所斥“良心麻木之国民”——不只是没有善恶观念,而且其“善恶之标准,乃与一般人类社会善恶之公准绝殊”。这固然是由于作为国家“中坚”的“良心麻木”之士大夫倡率以成(《伤心之言》),但也使袁世凯得以顺利地伪造民意、劫持民意,以售其奸。猜想起来,去年各省“国民代表”一千九百九十三人全数投票赞成君主制,而“曾无一票之反对”一事,完全违反“无论何国,无论何时,皆有两党,所谓绝对的全国一致,实情理上所必无也”(《袁世凯之解剖》)的政治常识,公然作伪而毫无顾忌,应尤令梁启超痛心,由此激发起国民常识教育为当务之急的心思也在意中。天津《益世报》刊登的《国民浅训》广告正是如此强调此书的意义:“试问成立以来,何至再有帝制之发生?曰国民缺乏常识而已。今共和虽已复活,此后之责果谁是赖,我国民岂尚能懵懵乎?”任公“于流离生死之间”,为“启迪我同胞”,特撰此书,足见其“一片婆心”(天津《益世报》一九一六年七月二十三日)。

  

有感于现实政治的刺激,接续四年前“国民常识学会”的未竟之功,《国民浅训》的诞生可谓因缘际会。其书共十三章,各章标目如下:

   何故爱国

   国体之由来

   何谓立宪

   自治

   自治(续)

   租税及公债

   征兵

   调查登录

   乡土观念与对外观念

   公共心

   自由平等真解

   不健全之爱国论

   我国之前途

   虽不过二万言,却涉及其最初构拟的“国民常识”中“通论”、“政治论”、“法制论”、“行政论”、“财政论”、“地方自治论”、“教育论”、“国民道德论”等门类。全书从辨析国家与人民的关系开始,循序而下,环环相扣,正如末章所总结:

   然如何然后能得良政府,自在我民自诚求之、自监督之而已,则本书前数章所言,最当玩味也。抑政府只能提絜大纲,导民于进取之途,其实际着手进取,则须我民自为之。然非有公德,非有常识,何能立于今日生计竞争之世界而操胜算?则本书后数章所言,又最当玩味也。

   其实,即使前半部所论爱国、国体、立宪、自治诸目,也都属于其卷末力言的“广求世界之智识”的范围,仍然属于现代国民必备之常识。

   不过,也可以看得很清楚,《国民浅训》对于常识的发明,往往交织着时事感怀。第一章驳正人民以国家为身外物、闲是非,漠不关心之论,已显露此意。特别是《何谓立宪》一章,更是言之痛切。梁启超直陈:“我国民当知投票选一议员,无异将我身家性命托于其手。”他最赞赏的是欧美、日本等国的公开竞选制。其法在中国现下虽不可行,梁仍告诫国民:“我国民当举行选举之时,最要是选忠诚鲠直之人,勿取轻薄浮夸之士。欲选何人,必须凭自己天良,切勿受人运动。”甚至谓“我得钱而卖此票,其可耻乃甚于妓女之卖身”。故无论出卖还是放弃“国民资格”,即无论受贿或弃选,在梁氏均以为“大不可”。而袁世凯之龙袍加身,正是利用了国民放弃自己应有的权利,“不好管国家闲事”。梁启超于是痛责国人,指此次兴兵讨袁受伤残之“数十万人”,“系直接为袁世凯所杀,实间接为汝所杀也”。日后,梁氏的宪政党同人伍宪子一九四八年刊文,对此言仍大段抄录,感慨系之,称“任公当日借袁世凯以警告国民,希望国民明白立宪政治之精神在此”。而“经此三十年以上之岁月,回忆三十年前任公所写《国民浅训》犹适用”(《梁任公推翻洪宪轶闻》,香港《人道》周刊第一期,一九四八年一月九日),这才是最令人悲哀之事。

   就梁启超而言,立宪政体无疑是其关注的焦点。故前五章大体围绕“立宪国政治之特色,在中央则为国会,在地方则为自治”(第四章《自治》)展开。而作为现代国民,参政权之外,对于国家也有诸种应尽的责任,《国民浅训》阐述的纳税、服兵役、如实登记填表等项,均属此类。同时,秉持早年的《新民说》,并与取法欧美的现代国家体制相适配,梁启超对排外思想也十分警惕。其提倡公共道德、政治理念上之自由平等、科学实证精神等,无不以西方为楷模。但梁氏又非一面倒,其释“新民”之“新”,所谓“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一义,在此书中也时有显露。尤其是《自由平等真解》中对于“良心”的推重,更引发了梁启超其后沿着《孟子》的路径,执著探究人禽之别的诸多论述。只是,这一讨论更多针对的是国民中的精英阶层。若从《国民浅训》面向大众的期待出发,“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新民说•释新民之义》)的“新民”义无疑应置首位,故普及源于西学的国民常识仍为此书的重中之重。

自觉《国民浅训》一书意义重大,且为当下急需,梁启超对其必定畅销也坚信不疑。三月二十五日书稿完成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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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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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2016年3期即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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