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晨超:TPP的产生及其面临的国内批准: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92 次 更新时间:2016-02-22 17:42:44

进入专题: TPP  

连晨超  

     

   国际政治的研究多从冲突与战争的视角对国家间的政治进行研究,国际关系中现实主义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即为一例:尽管现实主义并不主张国际合作绝不可能,然而其理论核心即为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导致权力与安全的竞争是国际关系的常态。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和国家间经济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国际合作理论受到更多重视,学术界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专门对国际合作进行研究。[1]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作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要流派之一,对国际合作有着深刻的思考。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把政治制度看作特定的制度安排,然后对政治制度本身进行交易成本分析,是新制度主义研究与国际制度与理论研究的主流范式之一。[2]

  

   当地时间2月4号上午,12个国家的代表在新西兰正式签署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TPP。目前关于TPP对中国经济与未来对外战略的影响的讨论已经非常多,很多都值得我们充分重视。本文通过回顾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中基欧汉对国际机制的功能主义的研究,分析了TPP的产生原因;并且利用米尔纳提出的“双层博弈”模型中国内政治对国际合作的影响的研究,讨论了下一步TPP面临的国内批准问题。最后,本文简单讨论了中国对TPP的应对。

  

   一、国际机制的功能理论与TPP的产生

  

   (一)基欧汉的国际机制的功能理论

  

   基欧汉在《霸权之后》中对霸权稳定论进行了检验,认为其解释力存在缺陷,并且在此书的第五章、第六章阐述了其主张的国际机制的功能理论的基本观点。基欧汉对其观点的论述主要采用了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更准确地说,是将经济学家科斯的交易成本的理论扩展到了国际政治中。[3]

  

   接受经济学的方法首先意味着基欧汉接受了国家是一个理性的行为体这一前提假设。这种方法假定国家在国际政治中追求利益的最大化,避免最坏的结果,争取帕累托最优。科斯主张,市场失灵带来的外部性是可以得到解决的,但是有三个前提条件:确定行动责任的法律框架、假设法律框架是由政府的权威来支持的;完全信息状态;零交易成本(包括组织成本和制造补偿性支付成本)。这三个条件在世界政治中都不能得到满足。在世界政治中并不存在世界政府,这使财产和法律责任规则很脆弱,信息代价很高,而且信息还被不同的行为者不平等的掌握着;包括组织成本和决定补偿性支付成本常常也很高。

  

   基欧汉利用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从三个角度来分析了国际机制的功能。

  

   第一,法律责任方面。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缺少明确稳固的法律责任模式。基欧汉并没有认为国际机制能够在国际政治中构造出国内的法律责任模式,“国际机制的建设者是充分认识到这种局限的”。[4]但是基欧汉认为,国际机制可以起到一种“准协议”的作用,“它们有助于以相互有益的方式组织行为者之间的关系”,[5]它以让双方或各方受益的方式促进行为体之间的合作。此外,国际机制的作用在于帮助行为者推测他者未来的行为,从而有助于国家对其潜在合作伙伴未来最有可能的行为方式。

  

   第二,交易成本方面。国际机制使得违背承诺的成本提高,而降低了合法谈判的交易成本。基欧汉认为,在一个既定的机制框架下,达成协议会变得更加方便。[6]首先,在现有的国际机制中,例如在现有的国际金融体制内谈判金融体制的改革是一种合法的谈判,那么这种谈判限于现有的国际金融体制内,一些原则性的问题是不需要再重复谈判的。但是若有行为体违背这些基本的原则进行谈判、合作,那么肯定要受到这一机制的惩罚。其次,在一定的国际机制下,各国谈判拟定协议的成本更加低廉。国际机制提供了各国拟定协议的原则,国际机制还能为国家提供一个论坛和决策程序。新的谈判领域出现,那么国际机制已包含的那些原则和规则可以应用到新的领域。最后,国际机制具有规模效益。一旦一个机制建立起来以后,处理每一个追加议题的边际成本将比没有这个国际机制更低。基欧汉在书中举了关贸总协定的例子。在多边贸易谈判中,美国、日本、欧洲等国家要达成特定的关税贸易会受到关贸总协定原则和规则的限制。正是因为这样,各国之间的谈判将变得比没有此种机制更为方便和容易,而且各国明确潜在合作伙伴的目标是在此国际机制的范围之内的,也能更为明确潜在合作伙伴的未来行动。这自然会降低边际成本。

  

   第三,不确定性和信息方面。在国际政治中有三个特别重要的因素是协议难以达成的重要根源:不对称信息,道德风险,以及不负责任的行为。[7]所谓信息不对称是指这样一种状况,缔约当事人一方面知道而另一方面不知道的信息,甚至第三方也无法验证,即使能够验证,也需要耗费大量资源,在经济上不划算。由于知悉其他行为体比自己拥有更多的信息,并且因此可以操纵双方之间的关系乃至进行成功的欺骗。而另一方面,正式行为体之间缺乏关于潜在合作伙伴的信息,行为体对潜在合作伙伴的偏好、意图、态度以及在未来的可能行为方式都不确定。即对潜在合作者的政治质量不确定,这样行为体之间合作就更为困难。而国际机制的作用之一就是为行为体提供较为完备的信息。首先国际机制一般会要求参与国提供关于自身某一领域的真实情况,而且一般会有国际组织组织人员到各地以科学的方式获取一些更为客观的数据,这些信息会为成员所共同分享,国际机制提供的行为规范又有利于各国判断潜在合作伙伴的政治质量。“在机制的背景下,各种特定的议题之间的联系加大了欺骗和不负责任行为的成本,因为这种行为的后果很有可能超越它们所在议题的本身”。[8]此外,国际机制比传统的封闭官僚结构之间的关系更易于信息的交换。[9]

  

   综上所述,基欧汉关于国际机制的功能理论所论述的主要论点是国际机制能够降低国际合作过程中的交易成本。因为无论是法律责任的不健全还是信息及不确定性问题,都可以归结到交易成本高这一问题之中。

  

   (二)TPP作为国际机制的功能

  

   TPP的产生有着政治、经济、战略等多方面的考虑,本部分集中讨论TPP作为一种国际贸易的新的机制的产生对现有的国际贸易制度的改善。从一定意义上讲,TPP可以看作世贸组织贸易规则的升级版。TPP的成立自然确立起了一种新的制度,在这个制度框架下,TPP确立起了一整套的机制来促进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合作。本部分在此重点分析TPP在降低将以成本和减少信息不对称方面起到的作用。

  

   降低交易成本。TPP对交易成本的降低作用是体现在多方面的,最简单的理解是,TPP最终的目标是实现成员国之间绝大多数商品的零关税,这个显然可以降低国际贸易往来的交易成本。其次,TPP对国际贸易的创新意义在于将国际贸易合作机制从传统、单一、狭义的贸易协定拓展为现代、广义、综合的贸易协定,超越了传统的自由贸易协定(FTA)主要集中于商品贸易的模式,覆盖了包括所有商品和服务在内的无例外的综合性自由贸易协议。除了经济方面的考虑,TPP还包含了许多非经济元素。TPP成员不仅要受到贸易机制的制约,而且还要受到法律法规、社会团体、生态环境等的制约。这是整体、多层次发展的自由贸易新模式。TPP优势在于通过将议题扩展到国际贸易之外,日后该组织成员国处理每一个追加议题(例如劳工问题、环境问题等)的边际成本将比原有的WTO更加有效,现有的合作框架为成员国提供一个论坛和决策程序。此外,因为成员国数量更少,TPP实现了对行为体数量的降低,从而减少了“搭便车”现象的产生。通过避免“搭便车”等机会主义行为,国家间的交易费用可以显著降低。[10]

  

   减轻信息不对称问题。正如前文所说,TPP不仅对市场准入、减免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等传统的自贸协定条款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还加入了劳工标准、环境保护、国企行为等方面的标准。这在另一方面有利于缓解国家之间的信息不对称。WTO的一个问题在于,过多的行为体在该组织内进行贸易,缺少足够的应对成员国违反协议内容的行为的惩罚措施,并且多行为体增加了信息获取的难度。TPP则通过其自身的高规格的标准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这一问题。例如,在传统的商品贸易方面,TPP成员国被要求逐步减免关税,并削减在检验检疫、技术壁垒等方面的非关税贸易壁垒在服务贸易领域,TPP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为核心,同时还要求成员国开放金融市场;在知识产权领域,TPP推行了迄今为止最为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在环保和劳工领域,TPP成员国被要求不得以影响贸易和投资为由降低环保和劳工标准。此外,TPP成员国被要求取消对国有企业的补贴,取消国有企业特惠融资措施,撤销政府采购的优惠偏好并提供关于国有企业中政府所或控制的内容等。2015年11月公布协定内容显示,有关章节要求所有TPP成员就国际承诺在国内进行立法,如有违反将受到贸易制裁。[11]通过这些规则我们可以看出,TPP的磋商机制可以推动信息不对称问题的解决,而其自身的严格标准和惩罚机制则会更加有效地避免道德风险和不负责任行为的产生。

  

   二、双层博弈模型与TPP的国内批准

  

   (一)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双层博弈

  

   在国际关系的研究中,对国内政治在国际关系与国际合作中所起到的作用一直有着较多的讨论,相关学者也有着不同的观点。为了国际体系理论的构建与简化,传统的国际关系研究将世界划分为不同的层次。在这种层次分析中,肯尼思·华尔兹是代表人物之一。在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下,国政政治理论是体系理论,不能通过国内单元特征来解释国际关系。[12]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代表人物罗伯特·基欧汉也认为,国际层面的解释应该充当任何分析的“第一刀”。[13]尽管这种将国内政治作为单一体的假设有助于国际关系的体系研究和理论的简化,然而该假设还是不断受到质疑与挑战,因为这种假设削弱了理论的综合性和解释力。

  

   以基欧汉等学者为代表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中的新自由制度主义起初主要关注对国际制度的分析,并没有充分讨论国内政治对国际经济合作的影响。而在帕罗伯特·特南等学者提出双层博弈的基础上,海伦·米尔纳在《利益、制度与信息: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一书中提出了得到充分发展的理论模型来检验国内偏好结构、信息分布和政治制度对国际合作的影响。[14]本部分将简单介绍双层博弈与米尔纳的理论模型,并且借鉴该模型分析TPP面临的国内批准问题。

  

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已经有学者开始关注国际关系中国内政治的影响。詹姆斯·罗西瑙认为国家内部的发展和外部的条件决定了国家行为的连续性和变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TPP  

本文责编:川先生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国际关系 > 国际组织与合作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97252.html
文章来源:爱思想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7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