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霄:德国宪法上的财产权保障与股东权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38 次 更新时间:2016-01-28 14: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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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霄  
摘要:德国宪法学中有关股份财产权的讨论,核心问题在于国家作为立法者如何公平地平衡股东的不同利益,即国家如何处理私主体间的基本权利冲突。本文介绍了德国股份财产权保障的基本理论,并结合涉及股东知情权和少数股东排除制度的联邦宪法法院判决实践,审视德国《股份法》在股份财产权的宪法要求下如何处理公司、股东与公司其他利益相关者以及不同股东群体之间的矛盾冲突。 关键词:财产权 机制保障 国家保护义务 基本权利冲突 比例原则 一、引言 我国宪法学界对于宪法基本权利教义学的讨论尚处于兴起阶段。从基本权利理论已经相当成熟的德国的经验来看,宪法教义学的形成离不开宪法在个案中的运用。如Schmidt-Aßmann教授所言,“所有宪法教义学均是由指导性判决的案情及其相关法律领域的利益结构所共同决定的”。[1]“股份财产权”属于德国宪法财产权中一较新的分支。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联邦宪法法院有关股份财产权的判决大量增加。其中大部分案件涉及个别股东因多数股东或者公司管理机关的特定措施导致其股票的丧失或者股票价值的减损而引发的财产性争议。[2]股份财产权案件的增加,也推动了学界对于股份财产权教义学、股份财产权对公司法的影响等问题的讨论。[3]对于对宪法和私法各部门法的关系感兴趣的读者而言,这些讨论值得关注。从股份财产权领域的常见案件类型可以看出,股份财产权处理的核心问题并非防御国家基于财产权的“社会负担”对股东权利进行的侵犯,而是国家作为立法者如何公平地平衡股东的不同利益,换言之国家如何处理私主体之间的基本权利冲突。在德国股份有限公司法中也不乏国家为实现特定政策性目标而动用公司法手段的实例,国家的这些行为同样需要进行以基本法第14条为依据的合宪性审查。这尤其体现为因为金融危机背景下国家接管问题银行的行为。 我国的公司法的立法发端于上世纪80年代的国有企业改革。1993年通过《公司法》的首要任务在于为国有企业建立现在企业制度提供恰当的公司组织和法人治理结构。在公司法实施十年后,公司法应与国有企业改革分离,公司法应为所有市场主体提供普遍适用的规范并为所有投资者并提供平等的投资机会等观点,渐渐成为学界的共识。[4]在对公司法的任务发生认识转变的背景下,2005年的公司法取消对于国有公司的优惠性规定,强调对股东的平等对待。我国的公司法与德国的公司法一样,均承担了为商业活动提供恰当的企业组织形式的任务,均需要处理股东与公司、股东与公司其他利益相关者以及不同股东群体之间的矛盾冲突。故德国基本法中的股份财产权保障对于公司法立法者在界定股东权利及其保护的边界时提出的要求,对于我国公司法的立法也可以产生一定的借鉴作用。 本文将首先梳理股份财产权的基本理论,以勾勒出德国宪法中的“股份财产权”学说的基本面向,然后再简要介绍和分析联邦宪法法院的重要判决并分析股份财产权的宪法保障对德国《股份法》的影响。最后,本文尝试运用德国股份财产权的基本理论对我国现行公司法中有关股东权利的基本问题进行简要评析,希望可以由此从宪法角度反思我国现有的公司法制度。 二、德国宪法中有关股份财产权的基本理论 1、宪法中的财产权及股份财产权概念 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财产权具有核心地位。如联邦宪法法院在其判决中所一贯强调的,在基本权的体系中财产权保障的功能在于确保基本权权利人在财产法领域的自由空间,使个体得以形成自我负责的生活。[5]财产权的属人性及其保障自由的功能,使得财产权的保障可随社会环境的变迁而调整,故财产权的功能以及财产权保障的内涵具有可变性。实物财产权尤其是土地财产权,就其对个人生活构建和存在保障的根本性意义而言逐渐让位于其他的财产积累手段如劳动收入以及国家的社保给付。伴随这一社会环境的变迁,财产权的内涵也超越了实物财产权的范畴,而涵盖了具有财产价值的其他私法权利甚至是公法上的主观权利。[6]联邦宪法法院明确了宪法所保障的财产权的两大基本特征:一是“私用性”(Privatnützigkeit),即某物归属于特定权利主体,可依其私人意志和利益为其所用;二是该权利主体对于该物具有处分权(Verfügungsbefugnis)。[7]由此可见,宪法法院对于财产权的理解是以实物财产权为出发点,要求宪法所保障的具有财产价值的法律地位须如实物财产权一般可以排他性地归属于某一主体且该主体拥有独立自主地来行使该等法律地位的资格。[8] 《基本法》第14条所保护的财产权也包括“股份财产权”。联邦宪法法院的判决中将其表述为由“以公司法为媒介”的、具备私用性和处分权特征的权利。 [9]股份财产权保证股东的财产权和成员权两个面向,前者指股东的财产性法律地位,包括参与利润分配、公司增资时的认购新股和公司解散时参与清算财产的分配的权利,后者指股东参与公司管理的权力,尤其体现为股东的投票权和知情权。 [10]“以公司法媒介”是指,股东的权利是以其作为公司成员的成员权为媒介。股东通常不能直接使用其财产,其使用权仅限于财产价值,除了对股份进行出售或者设立负担外,只能间接通过公司的机关行使处分权。这在股份有限公司中尤其明显,因为依照股份法运用股东提供的资本独立自主展开经营活动属于公司的管理和代表机关(即董事会)的权限范围。根据公司形式的不同及基于公司法中的多数决原则,股东资格的强弱也有差异:在一人有限责任公司里,股东同时也是公司经理,具有单独的决定权;在股权集中的公司中大股东具有很大的影响力,而少数股东的处分权实际上几乎不发挥作用。[11]因此联邦宪法法院认为,股份财产权和实物财产权的区别表现于,“在实物财产权的领域内使用财产的自由、有关财产使用的决定以及该决定所产生的后果均归属于权利人本人,而在股份财产权的领域这三者间的紧密联系被大幅消解”[12]。 不少学者对这一模糊的表述提出了批评,认为宪法法院将企业财产权(Unternehmenseigentum)视为其股东的间接所有权,忽略了股份财产权和企业财产权之间应有的区别并无视内国法人和企业组织依据《基本法》第19条第3款所具备的基本权资格。[13]另有批评者指出,股东获得的财产地位只是公司成员的身份,由此产生的管理和财产性权利所指向的是公司而非归属于公司的财产。 [14]故批评者主张,股东的财产权客体仅是其持有的股份或成员权,而企业的所有权人是公司而非股东。[15]这一看法和民法中将公司财产的所有权归属于公司而非股东的通说是一致的。赞同宪法法院的观点则主张,股份财产权的保障应具有双重功能,股份财产权的客体不仅包括股东对于其股份的直接所有权,还应该包括股东对于依公司法所集结的财产的间接所有权,并进而提出所谓的“最有利原则”,即股东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就其权利受干涉的层面——直接的成员权或间接的企业所有权或——主张权利保障。[16]这一原则主要针对的问题是评估股份价值时在确定以个体股份的交易价值还是以企业价值作为基准时股东是否可以主张对其最有利的标准。[17]然而,联邦宪法法院并没有认可该原则。[18]联邦宪法法院对股东对于公司财产的间接所有权的认可,表明其更倾向于采用经济性视角(wirtschaftliche Betrachtung)而非形式化的法律(formaljuristisch)视角来对待股份财产权。这和其主张经扩张的财产权概念是一致的。因此,本文认为,批评者的主张并不具有说服力。 德国学界有极少数的学者认为,基本法第14条对财产权的有关规定仅适合于实物财产权,而不适合于基于私法自治所创设的法律地位例如成员权或其他纯债法性法律关系,后者的宪法保障应通过直接保障私人自治的基本法第2条第1款来实现。[19]这一看法忽略了财产权的保护范围已经随时代变迁而逐步扩张,实际上否认了对联邦宪法法院对财产权概念的扩展。[20] 2、股份财产权的保障内容和功能 基本法第14条提供的财产权保障就其主观公权利的面向而言首先是作为防御权抵御国家的侵犯。财产权保障确保权利人持有财产性权利的存续状态——又称“存续状态保障”(Bestandgarantie)或“法律地位保障”(Rechtsstellungsgarantie)——并在基本法第14条第3款有关征收的框架内就法律地位的减损提供“价值保障”(Wertgarantie)。[21]除此之外,财产权保障还包含对私财产权的“机制保障”(Einrichtungs- / Institutsgarantee),要求立法者确保,让私财产权存在并发挥功能的核心规范的存续状态。[22]联邦宪法法院指出,机制保障禁止剥夺私法秩序中对在财产法领域进行基本权保护的活动具有根本意义的实体领域,自由权需要财产权这一法律机制方可使个体独立自主、自我负责地以私用性目的参与经济秩序的建立和构建。[23]除了主观权利的层面外,基本权还具有客观法的功能,包含了客观的价值决定、价值标准。[24]通过对经营性财产权的保障,基本法同时保障了由独立于国家的市场机制和竞争秩序所组织的经济秩序。[25] 财产权保障还会影响私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立法者在建构私法制度时以及法院在解释和适用私法规则时均需要注意财产权的要求。[26]基本权的保护功能使国家有义务防止私主体侵害其他私主体的基本权权益。在进行合比例性审查时,联邦宪法法院除了运用过度作为的禁止(übermaßverbot)外还认可了学说中所形成的对作为不足的禁止(Untermaßverbot)[27]。前者指向对自由权的干预,也是比例原则的通常要求,即立法者只能通过就其拟达到之目的而言恰当、必要及相称的措施侵入基本权利。后者是针对国家的保护义务的实现,要求立法者在兼顾冲突双方各自的法益类型、位阶、被影响的程度及受到影响者自我保护的能力等各方面因素的条件下采取充分的规范性措施有效及恰当地实现基本权保护。[28]在学界就基本权影响私法的方式和范围经历了长期的讨论后,联邦宪法法院和晚近的文献中展示出将“基本权间接第三人效力学说”和“保护命令学说”相结合的趋势:在私法关系中,基本权发挥作用的方式不仅体现为法官在解释诸如善良风俗、诚实信用等概括性条款或者不确定法律概念时应遵循的指导原则,而且还体现为可诉的国家义务,即国家保护基本权免受其他私主体侵犯并且在构建私法秩序时遵循基本权要求的义务。[29]保护义务的实现往往需要面对所谓的“相互性”(Reziprozität)问题 [30]。因为参与民事纠纷的私主体均为基本权权利人,对一基本权主体有利的保护性措施往往同时影响其他基本权主体的基本权,形成基本权冲突。由于宪法本身缺乏解决这类冲突的标准,法治国原则所要求的私法秩序的可靠性和安定性要求首先由立法者通过细致明确的规则来调和私主体发生冲突的法律地位。[31] 股份财产权的实体内容依赖于一定的组织结构,因为企业是一个复杂的人和物的集合体,其必须借助组织结构方才能具备行动能力。[32]故股份财产权首先要求,立法者为以从事经营活动为导向的个人的集合体提供可以发挥功能的组织形式,具体而言立法者需要分配和界定作为公司成员的股东各自的法律地位并为公司内部的冲突提供解决方案。[33]换言之,股份财产权的主要功能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立法者通过提供公司制度以实现财产权的机制保障功能,二是国家保护义务在立法者制定股份公司法和法院适用该法时的实现。需要注意的是,机制保障作为立法者活动的最远边界(äußerste Grenze)只有在极端情形下才能展现出来,例如立法者彻底取消了公司制度。在职工集体共决一案的判决中,联邦宪法法院指出,只要就公司的财产尚不能违背所有股东的意志做出决定,只要股东不会因为职工参与就丧失对选拔公司经营者的控制,只要股东还保有最终的决定权,那么立法者就尚未越过宪法上允许的界定和限制财产权的规范的界限。[34]这一阐述生动表达出财产权机制保障作为最远边界的功能。同样在该判决中,联邦宪法法院针对基本法第9条第1款的结社自由指出,立法者须提供足够多样的、就不同类型的结社而言恰当的法律形式供人民选择,尤其须确保社团及其机关可以发挥功能。[35]Wolfang Schön教授指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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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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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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