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平:商业银行的供给侧改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35 次 更新时间:2016-01-19 17:5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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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平  

   “在当前形势下,国民经济不可能通过短期刺激实现V型反弹,可能会经历一个L型增长阶段”,这一论断的提出,标志着国家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发生了重要的转变。作为经济主体之一的商业银行,也应当清醒地判断当前自身所处的历史阶段。随着经济粗放式增长的结束,商业银行的规模扩张阶段也已经结束,新的历史转折点已然到来。这一时期,商业银行的主要矛盾日益表现为客户不断升级的金融和非金融需求与银行落后的服务和组织能力之间的矛盾。而要解决这一主要矛盾,就需要推动商业银行供给侧改革,使银行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通过管理效率、经营水平和有效金融供给的提升,产生新的生产力跃升,真正实现对金融新常态的引领。

   商业银行正迎来新旧模式的转折点

   作为中国金融体系的核心力量,商业银行既服务于实体经济又依托于实体经济,并伴随经济模式的转型而改变。在2003年到2013年的“黄金十年”中,银行借力于中国经济快速成长的红利,完成了自身的跨越式发展,也造就了与经济增长模式相对应的经营方式。

   过往经济模式下的银行经营逻辑

   纵观过往十年,中国经济处于快速发展阶段:改革红利大大激活了压抑已久的市场需求;加入WTO使被低估的要素红利得到极大释放,使“中国制造”遍布全球,一跃成为世界工厂;土地批租和分税制带来的财政积累,使政府有能力通过房地产开发和基础设施投资,不断满足城镇化进程中的居民需求。在投资、消费、净出口“三驾马车”的模式驱动下,以要素驱动型投资和成本竞争型出口的粗放型增长模式成为主导,并由此决定了整个市场主要的金融需求。

   政府和企业部门方面,由于要素投入的边际回报仍处于递增阶段,扩大投资规模成为了提高回报、快速发展的有效方式。政府部门乐于放大债务拉动投资,通过乘数效应刺激全社会需求扩张;而企业的投资支出也迅速增长,杠杆率和资产负债表快速放大。政府和企业的金融需求,多数体现为简单的固定资产投资贷款、房地产开发融资和流动资金周转需求。而个人部门方面,居民人均收入逐年增加,但由于长期的投资渠道不畅和理财意识不足,个人投资消费仍然以储蓄和保本理财等单一金融产品为主,而信贷需求则大多集中于住房消费贷款、个人信用贷款和信用卡等业务。

   在这种相对单一、需求旺盛的金融环境中,银行处于金融供给的“卖方市场”,借助于利率管制、利差锁定的政策红利,以及业务牌照优势,银行可以稳定地获取超额收益。而客户相对初级的金融需求,通过传统的同质化产品就能够满足。这使得银行经营表现出明显的“需求侧驱动”特征,即多数时间以银行自身为本位,采取“资本投入、规模扩张、销售主导、利润考核”的粗放式经营方式,与中国经济前期粗放式的发展模式形成了奇特的对应。

   过往经济模式下的银行管理逻辑

   与发展模式相匹配的是银行粗放的管理模式,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以追随策略为主的战略管理,同质化竞争成为商业银行的普遍选择;二是以产品和业务为中心的组织管理,职能式组织架构占据主体地位;三是以规模和结果为导向的绩效管理,短期业绩提升成为判断经营成败的标尺;四是以约束和物质激励为主的人力资源管理,营销和关系型人才受到重视,知识资本被严重低估;五是以传统贷款审批和信用风险管理为主的风险管理,主动经营风险的理念和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尚未建立。

   商业银行旧的经营和管理模式,建立在“追求规模”而非“追求卓越”的逻辑上,对数量的关注超过了对质量的关注。尽管多家银行提出诸如“智慧经营”“以客户为中心”的目标,但并未在整个组织体系中得到真正贯彻。一旦经济增长模式发生变化,新的经营环境和客户需求出现时,银行原有的发展模式必然面临有效供给不足的问题,而经营和管理逻辑也必将重构。

   当前商业银行面临的主要矛盾和问题

   伴随产业经济、金融环境、技术创新的发展,客户不断升级的金融和非金融需求与银行落后的服务和组织能力之间的矛盾,逐渐上升为商业银行面临的主要矛盾。

   商业银行传统模式的终结

   当前,支持银行过往发展的各项红利开始逐渐消失,对银行的要素效率提升、去产能、降成本、补短板提出了新的挑战。一是经济红利减弱。整体经济增速趋于放缓,实体经济景气程度降低;持续多年的投资拉动型经济模式遭遇产能过剩、债务高企的瓶颈,传统部门有效信贷需求不足。二是制度红利消失。在大部分股份制银行和国有银行完成股改上市之后,基于公司治理的制度创新所带来的主体动能基本释放完毕。随着民营银行获批速度的加快,商业银行的准入门槛逐渐放开,原有的牌照红利不复存在。三是成本优势不再。存贷利率上限的取消,意味着商业银行过往的低成本负债优势面临瓦解,资金成本上升成为难以逆转的趋势。与此同时,人力资源、固定资产、系统开发等其他成本刚性上升,成本端面临系统性压力。

   传统模式的终结,意味着商业银行需要加快自身的“产能出清”。在商业银行原有的需求侧被动经营模式下,来自需求侧的产能过剩、债务过剩必然导致低效资产过剩,这就要求银行加快调整,及时出清。同时,要有效降低成本。在利润增长趋缓的前提下,向成本管理要效益成为必然选择。再者,是效率提升和模式改变。跟随战略和简单模仿将失去空间,商业银行将难以通过更多的制度红利和后发优势带来管理效率上的再提升。

   客户金融需求的深刻变化

   一是产业经济的变化。全球经济环境复杂多变,产业链分工面临调整,新的产业变革和经济增长点尚待形成。建立在过往全球分工和资源禀赋下,以扩张产能为主要动力的投资拉动型、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将逐步被产业升级、科技创新、全生产要素效率提升所带来的新消费拉动型经济模式取代。产业经济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商业银行的业务导向、金融模式和服务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二是金融环境的变化。金融业市场化改革加速,金融创新日新月异,多主体、多层次、多领域的综合性金融市场格局日渐形成。民间金融、产业资本、互联网金融新业态的跨界竞争正在加剧形成新的金融生态体系,银行一方面需要搭建新的竞合关系,探索新的金融与非金融服务模式,另一方面需要深度介入产业链优化和商业模式创新,寻找与产业发展契合的增长点。三是技术创新的变化。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物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极大改变了金融的渠道和工具。“中国制造2025”与信息化融合、国家信息化等发展规划的紧密实施,以工业4.0、互联网、物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变革,正在深刻改变着国家经济增长方式、企业商业模式与竞争方式。在新技术的驱动下,客户的商业模式、发展模式、金融需求都将发生持续而深刻的变革。

   商业银行面临的核心问题

   一是理念和文化滞后。大部分商业银行还对“规模情结”“速度情结”难以割舍,对客户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傲慢,对人力资本、知识产权的重视不足,对技术进步可能导致的社会革命还缺乏清醒的认识,互联网时代的开放、平等、协作的精神还尚未融入。二是战略和管理滞后。商业银行的发展战略同质化严重,同时对既定战略缺乏定力,对战略执行缺乏科学支撑体系,管理较为粗放,效率不高。三是产品和服务滞后。产品体系落后于市场需求,以产品为导向的内部分割管理严重,对于客户服务的协同效应不足;对于客户的需求研究不够深入,缺乏根据行业特性、企业特点设计专业服务方案的能力。在综合金融、普惠金融、绿色金融等方面的服务体系建设还略显滞后。四是组织和体制滞后。多数银行仍停留在以前台关系型营销为主导的阶段,缺乏有力的客户引导、业务规划和支持。庞大的资产规模、员工数量和分支机构使得银行组织效率相对低下,对经营活力存在较大的压抑和束缚。五是创新和升级滞后。传统商业银行相对保守的文化氛围,对创新失败的容忍度较低,内部创新动力普遍不足。此外,受传统流程和风险管理限制,产品迭代升级的周期缓慢,与客户需求的升级速度形成了鲜明反差。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过往的经济发展模式和银行经营模式渐趋式微,新的增长动力和商业模式正在孕育,而问题和矛盾的存在也为银行未来的发展提供了机遇。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于经济转型明确了主攻方向、总体思路和工作重点,也为银行变革的理论和实践指明了道路。

   推进商业银行供给侧改革

   商业银行的供给侧改革,是在国家供给侧改革的大背景下,改变过往基于需求侧的粗放式经营方式,提升银行业全要素生产率,通过经营理念和文化的转变、产品和服务模式的专业创新、管理和生产组织机制的变革,增加有效的金融产能供给、提高商业银行服务的质量和效率、优化金融资源配置,为实体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提供强大的金融支持,最终完成银行的变革发展转型,并为国家十三五发展战略和中国经济转型作出应有的贡献。

   商业银行供给侧改革的整体思路

   考虑到供给侧改革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商业银行推进供给侧改革应当以战略规划为引领,以客户需求为导向,以管理变革为支撑,以组织重塑为保障,激发商业银行的创新能力和经营活力,实现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再平衡。

   国家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解读,是“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银行业的供给侧改革,同样需要深刻理解这一内涵,围绕中央对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要求,和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重点任务”的目标,着力提高银行供给体系质量与效率,将行动落实在银行经营的几个重要方向上。

   一是大力矫正过往模式下的金融资源配置扭曲。围绕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逐步降低“两高一剩”“僵尸企业”这些落后行业和过剩产能对于信贷资源的占用,大力支持产业升级和并购重组;发展债务融资工具和资产证券化,降低融资成本和杠杆率;加大对于新兴产业、居民生活服务、创业群体、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发展绿色金融和普惠金融,使金融资源的配置方向与经济转型方向一致,由低效部门向高效部门流动,助力经济转型,优化资产结构。

   二是深度挖掘新形势下的客户需求变化,通过高适配性的金融创新和服务提升,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产业融合与技术升级的变革,要求银行把握产业发展大势,加速从注重单一的“存贷汇、类授信”产品和有形服务,向提供适应产业跨界竞争的顾问式、融智式、互联网式的解决方案转变,满足新经济形势下客户的全资产负债管理、财富管理、资本运作、创新孵化、产业链组织和交易管理、行业解决方案咨询与撮合、数据分析、信息技术服务等一系列高层次的金融和非金融需求。在技术层面,银行需要拥抱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时代的技术变革和商业逻辑革命,全面建设和提升互联网金融和物联网金融服务能力;在商业模式上,银行应当建立“跳出银行做银行”的思路,建设综合金融、产业协作的服务平台,不断提高专业服务能力,提供具备行业针对性和客户适配性的高级解决方案,深度支持产业链、金融服务链分工与协作,并通过科技支撑以满足客户不断提升的需求层次。

三是不断优化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水平,提升前线的专业水平和服务能力,建设强大的协同能力和支持保障体系,实现银行全要素生产率的质效提升。银行需要对过往简单基于业务本位的条线或矩阵管理进行优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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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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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金融》201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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