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存光:一个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儒学观与文化主张

——方克立先生学术思想述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82 次 更新时间:2016-01-18 00:1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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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方克立先生是当代中国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和卓越的中国哲学史家,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关注现代新儒学思潮及其在当下的发展趋向与特点,力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这一思潮进行研究,提出"三大思潮对立互动"的重要观点;同时,大力倡导"批判继承,综合创新"的文化观点,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创造性地提出了"马魂中体西用"的文化主张。在当今中国思想文化日趋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倡导"综合创新"的文化观点,并坚持"马魂中体西用"的文化主张,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它能够指引我们在与其他各种学术文化思潮进行交流对话和对立互动中坚持信念、辨明方向和道路,乃至怀抱着对于中国文化主体性的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追求实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伟大目标。

  

   关键词:方克立  综合创新  "马魂、中体、西用"  儒学观  文化主张

  

   近代以来,西方强势文明与各种学术文化思潮一波又一波地冲击和挑战,不断削弱和损伤着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心和文明优越感,引发了日趋激烈的古今中西文化之争。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文化论争中,固守传统、改良维新、民主革命、中体西用、全盘西化、返本开新、儒学复兴、综合创新等各种各样的保国、保种、保教与救国、救民、振兴中华的政治纲领和方案、文化观点和主张被先后提出。尤其是"五四"以后,在围绕着"中国向何处去"、"中国文化向何处去"这一时代性的重大课题而展开的思想斗争中,形成了现代中国的三个思想派别或三大文化思潮--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自由主义的西化派和现代新儒家,它们之间的对立互动仍然决定或形塑着当今中国三大思潮鼎足三分的思想格局。迄今为止,"中国向何处去"、"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的中心议题,依然是中国学人最为关切也最令他们倍感困扰而充满争议的重大问题之一。

  

   那么,在当今中国新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下,亦即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成为我们共同梦想的今天,究竟应如何回答这一问题,究竟应如何来正确地理解、看待乃至吸取和借鉴作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主流的儒学资源,究竟什么才是最适合我们当今时代之现实需要的发展道路选择和文化主张?对这一系列重大问题,方克立先生都有着自己深刻的思考和独到的见解。笔者认为,作为一个坚定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和卓越的中国哲学史家,方先生在这方面所做的学术探索工作和不懈的思想努力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值得充分肯定与高度评价。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方先生通过对现代新儒学思潮的深入研究,在对各种文化思潮和文化观点作出系统反思和全面总结的基础上,力主"三大思潮对立互动"说,并接着张岱年先生大力倡导"综合创新"的文化观,乃至进一步极富思想创见地提出"马魂中体西用"论,可以说为我们合理地回答和解决古今中西文化之争的难题,为我们正确地认识和确立文化发展道路选择的目标,作出了重要的学术思想贡献,树立了一种方向性的精神路标。本文就方先生学术思想中内含许多真知灼见的儒学观和文化主张尝试作一扼要述评。

  

一、引言:儒学与时代

  

   学术与时代、思想与社会常常"相持而共变"。时代无有不变,学术思潮亦无有不变;一个社会的结构形态虽然在一定历史时期甚至是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也总是处在不断演化变迁的过程中,与之相应地,人们的思想观念也总是处在变动不居的状态之中。就中国历史来讲,最剧烈的古今变革莫过于战国秦汉之际和近代以来,而近代以来的古今时代之变,更由于中西文明的全面冲突而愈加显得激烈而深刻。前一变在变封建为郡县,确立了二千年帝制中国时代的君主专制体制,并在专任法家刑治主义和试行黄老无为政治后,最终选择了定儒术于一尊,而作为一种产生于"封建天下"时代的学术思想流派,儒家要想长期维持其儒术独尊的意识形态霸权地位,就必须与时俱变。正如萧公权先生所言,"儒家思想由拥护封建制度一变而拥护专制政体",才使其最终"成为二千年中之正统学派",而且,"儒家存在之所以特能久远者,盖半由其适应能力之强大,半由其思想内容之丰富" 。后一变在变帝制为现代国家体制,以民主共和之制取代君主专制之制,在激烈的社会政治变革过程中,人们的思想亦不断地趋于激进化,新旧思潮之间交相排诋,乃至"国人对于异派势力,恒不容其为空间的对立,然终不能禁其为时间的代兴" 。正是在学术文化思潮"时间的代兴"中,由对西人长技的师法学习,到制度层面的维新变法,再到伦理、道德、文化的彻底而全面的"欧化","孔家店"中的儒术、儒学和儒教作为中国旧传统与旧文化的象征,终于经受不住"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和掊击而被打倒,竟至于沦落到了"今天的中国,西学有人提倡,佛学有人提倡,只有谈到孔子羞涩不能出口"、"孔子的道理成了不敢见人的东西"的地步。现代新儒家的第一代代表人物梁漱溟先生说,这又能怪谁呢?"只为旧派无人,何消说得!"新派"能表出一种西方的精神",而旧派却"只堆积一些陈旧古董","那些死板板烂货"怎配和新派对垒而经受得住新派代表人物陈独秀等人那明晰的头脑、锐利的笔锋和锋利的逼问? 梁先生对旧派的这一批评,真可谓一针见血。

  

   在上述学术与时代、思想与社会"相持而共变"的历史进程中,我认为,有一个需要我们深思明辨的重要问题就是儒学与时代的关系问题。时代的变革有其势所必至之理,而儒之为学却与时代有着极为错综复杂的关系,其中有与时代相合者,亦有与之相违者,又或者与之不相干者,故申论儒学之价值和意义必须知人论世,决不可一概而论。扼要而言,我们当据时代以观察和了解儒家思想学说的内涵与意义,而切忌想当然地以思想代时代,或将儒家的理想信念与其在特殊时代的实际生存状况混为一谈。换言之,就儒学与时代的关系问题,我们只能说不同的时代有不同时代的儒学,但不能简单地用儒学来定性不同的时代。譬如,在帝制中国时代,不论儒术如何受统治者和儒家学者尊崇,也不论儒家的理想信念中如何地向往和期许由圣人作王,乃至于作为"一套全面安排人间秩序的思想体系"的儒学及其"建制化"对传统中国产生了多么全面而重大的、无所不在的影响,然而,我们仍然不能据此就简单地推论说,帝制中国的时代便成了单一儒教化的时代,从而将儒家的教义与历史的真实状况、儒家的"圣王"理想与现实的"王圣"现象混为一谈。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说,即使"儒学是中国文化的主流"这样一种常见的说法"确有所指",我们也"必须紧接着澄清两点必有的误会:第一,中国文化包罗甚广,自然不限于儒学。……第二,我们并不天真地认为儒学在日常生活中的制度化即是儒学的充分实现,缘饰和歪曲都是制度化过程中所确实发生过的现象。"

  

   然而,时至今日,各种天真的儒学观点和文化论调,却竟然如此地甚嚣尘上,不免有些匪夷所思。譬如,预言"21世纪是儒学的世纪",断言"中国人天然是儒家",以及各种各样重新将儒学和儒教建制化的具体方案,如全面复兴儒学、实行现代仁政、重建儒教或"立儒教为国教"等纷纷被高调提出,并大肆渲染,这究竟意味着什么?这逼使我们不得不严肃认真地思考一个问题:我们究竟应如何看待和处理儒学与时代的关系问题,究竟是要重新回归以儒学儒教作为一种统合性的"全能教义"或政治意识形态而对人们的学术思想与文化生活实施一元化统制的"儒教的时代",还是在建设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在传承与创新之间,不断尝试构建一种能够适应和满足现时代需要的、与时偕进的新儒学? 至少在我看来,后一种努力或许更为可取,而前一种诉求,即使在所谓"儒教"作为事实上的"国教"而享有"独尊"地位的帝制中国时代,单纯从儒学儒教与国家政权之间错综复杂、交互为用的关系的角度来讲,实际上从来都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幻想,更何况在今日,这一意识形态幻想亦只不过是寄托着某些儒家学者的儒教乌托邦理想的一种现代人的历史想象与思想虚构而已。之所以说前者是一种意识形态幻想,不仅因为儒之为学,自始便是中国文化的产物,而不是相反 ,它也从来都只是中国文化(诸子百家、三教九流)中的一家、一教和一流;而儒之为儒,更自始便有君子儒与小人儒之分别,有"儒分为八"之歧异,有大儒、俗儒、雅儒、陋儒、通儒、瞀儒、文儒、散儒之流品,有"执经守道"与"公卿面从"之真伪儒者以及真假道学之辨分,有奴儒或迂儒关于家法以及今古文、汉宋、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之争执 。更为重要的是,儒术之受尊,说到底乃根基于专制皇权的文化垄断及其权力支持,这不仅必然会造成对儒学的缘饰和歪曲,而且,关键问题在于后者恰恰构成了儒家"得君行道"的理想难以实现或终于幻灭的根本困境之所在 。只有完全漠视上述这一切的人,才有可能在今天不遗余力地鼓吹重新立儒教为国教,并天真地认为只要儒学儒教能够被立于"王官学"的地位,我们所面临的一切时代性的生存难题便都可以迎刃而解,乃至于历史上儒学被立于"王官学"、儒教处于"国教"地位的所谓"历史事实"决定着中国人的未来宿命,这些主张和观念很难说出于一种对历史和现实的健全判断。而所谓"21世纪是儒学的世纪"的预言、"中国人天然是儒家"的论断 ,只是从儒学这一学术或思想的单一视角来预言时代的发展趋向与特征,只是赋予中国人一种儒者或儒家化的单一的身份认同意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幻想,除了自欺而不见得能够欺人之外,只会误导人们对于整个时代发展的根本趋向,对于中国人或中华民族一体多重的身份属性,以及对于中国学术思想、中华文化一体多元的博大包容特征产生一种偏狭而有害的认识。

  

   美国学者包弼德说:"没有任何一种传统是一种单一的信念或一套统一的实践。" 中国文化传统亦不例外,即使单纯就儒家传统本身来讲这也同样是真实的。当然,中国文化和儒家传统不仅不是"一种单一的信念或一套统一的实践",而且它还具有明显的随时代发展变化的阶段性特点,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政治结构和社会形态,与之相应的,文化传统和学术思想的内涵与形式亦必发生这样那样的流转变易。特别是近代以来以至"五四"时期,一方面是中国文化与儒教伦理纲常信念的节节败退,一方面是西方文化与自由平等民主科学等信念日益成为中国人追求和向往的替代性的理想或目标。诚如陈独秀所说,近代文明之特征,诸如人权说、生物进化论和社会主义,实"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 。陈氏之言意在激发中国人奋发有为,积极顺应时代变革的要求和近代文明发展的趋势而不惮乎革古更新,推动古今时代的根本变革。而在这一古今时代的根本变革过程中,儒家文化和儒教传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全面质疑和激烈批判,乃至儒家的建制"已一去不返,儒学遂尽失其具体的托身之所"而"变成了'游魂'" ,这其中中国人在文化心理上所经受的震惊与刺激、困惑与纠结确乎是异乎寻常的,迄今为止,在关乎"古今中西"的文化问题上,理智与情感的冲突和纠结可以说依然如故而难以平息。

  

   那么,在清政府于1905年宣布废止科举制度,辛亥革命于1911年推翻了统制中国2000余年的帝制,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于1917年前后兴起而彻底打倒了"孔家店"之后,现代中国的学术文化思潮的发展究竟进入了一种什么样的时代境况了呢?对此,方克立先生作出了系统、全面、深刻而独到的反思和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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