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本文就目前中日关系恶化的几种原因进行了分析。其中,着重分析了中日两国的新闻媒体,尤其是日本新闻媒体的中日关系报道,并指出了新闻媒体应尊重事实,全面、客观地报道,不仅是新闻宣传工作的最基本职责,也应是推动和改善中日两国民众相互认识,进而改善中日关系的桥梁。

[关键词] 　中日关系现状　问卷调查　中日媒体

一、中日关系的现状

众所周知,近年来中日关系进展不顺,而且持续时间之长,是1972 年两国邦交正常化以来最为低谷的时期。这主要表现为:

(一) 小泉首相连续参拜靖国神社,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导致中日关系下滑。2001 年4月自民党总裁选举时,作为竞选纲领,小泉就公开喊出“不管受到怎样的批判,8. 15 这天一定去参拜靖国神社”。在当选首相后,小泉不顾中方和亚洲其他曾经遭受日本侵略的国家的强烈反对,“每年一次”地参拜供有甲级战犯灵牌的靖国神社,开创了现职首相连续、多次公式参拜靖国神社的恶劣先例。中日关系因此受到极为严重的影响,以往两国领导人频繁的互访和高层交往中断。起初,人们并未对此加以特别关注,甚至认为这种状况仅仅是限于政治关系方面,不至于对其它领域的双边交往构成影响,因此称其为“政冷经热”。但以后的事实表明,由于政治层面的问题始终未能化解,它对中日关系整体的影响近年来逐渐显现, “政冷经热”开始转向“政冷经凉”。2003 年中日贸易额为1336 亿美元,2004 年1678. 7 亿美兀,总额在增加,但在中国贸易总额中的比重则由15.7 %降至14. 5 %。日本己不是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国,排在了美国、欧盟之后,降为第三位。中国方面计划修建的京沪高速铁路,尽管日本政界和财界一直在积极地游说和争取,希望中方能采用日本技术,但由于上述问题的存在,在情感上难以取得中国主流民意的支持和认同,故未能成功。2005 年9 月的日本大选,以小泉为首的自民党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小泉内阁依仗国民的高支持率,继续坚持其以往政策,今后在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将不大可能有所改变。

(二) 历史问题继续困扰中日关系。围绕日本侵华历史问题的认识与处理,是中日两国关系中发生频率最高、持续时间最长、也是比较难以解决的问题。近年来这一问题更加凸现。之所以难以解决,有学者将其特点概括为四个方面,即“困难性、复杂性、情绪性和长期性”。①困难性是指,在中国方面,日本侵华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和伤害,所激起的民众中间的仇恨感情是根深蒂固、难以忘怀的;而在日本方面,尽管广大日本人民并没有否认、美化侵略战争的历史,但他们对日本侵略者枪杀、迫害中国人民的罪行无法感同身受,对那场战争在认识上和感情上很难达到中国人民那样的水平。加之日本国内淡化侵略历史教育,因此中国呼吁日本正确对待历史的声音要在日本国内产生真正的效果和响应,将会有很大的难度。复杂性是指,历史问题不仅仅是历史,还和现实问题紧密相关。它既包括如何正确对待历史的“认识问题”,还包括因为历史问题而遗留的诸如台湾问题、日本遗弃的化学武器等现实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因历史问题而导致的现实问题,比解决历史认识问题还要复杂得多。情绪性是指,历史问题涉及国民感情这一敏感神经,由于日本一些人特别是一些有影响的人一而再、再而三地美化甚至否认侵略历史,激起了中国民众的强烈反应和愤怒;而中国方面的反应传到日本,又在一部分日本民众中引起了“中国在打历史牌”、“没完没了地抓日本的辫子”之类的情绪反应。这样,围绕历史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两国部分民众之间的“感情摩擦”。两国间的认识差距不但没有缩小,有时反倒升级了。长期性是指,由于历史问题的上述特点,决定了这一问题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得以解决,可能要延续很长时间。2005 年9 月胡锦涛主席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再一次重申了中方的主张:“我们强调牢记历史并不是要延续仇恨,而是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只有不忘过去,汲取教训,才能避免历史悲剧重演。”中方希望日本政府和领导人“把对那场战争表示的道歉和反省落实到行动上。”②

(三) 两国民众间的不信任感和互厌情绪在增加。近年来,我们经常在各种媒体上看到或者在不同场合听到,说中日两国民众彼此印象不佳,相互信任感在下降。而且,这种说法在中国和日本都很一致。笔者收集了1982 —2002 年20 年间中日两国的有关舆论调查资料并进行统计分析,基本上与上述说法相吻合。③

1 、对对方国家的喜恶程度

对对方国家是喜欢还是厌恶,能测试出两国民众的彼此感觉与情绪,是发展两国关系所不可忽视的民意基础。中国人回答“喜欢日本”者,1988 年的《中日印象共同调查》为36 % ,1992 年《第二次中日印象调查》时最高,达到40 % ,而在1997 年和2002年的《中日联合调查》时则降至10 %。同期回答“厌恶日本”的比率由28 %上升为53 %。在《中国青年对日本的认识》调查中,当问及“你对日本的总体印象”时,回答“很好”和“好”的比率之和为14. 5 % ,回答“不好”和“很不好”者高达41. 5 %。可见中国人中“厌恶日本”的远远多于“喜欢日本”的人数。在上述调查中,日本人回答“喜欢中国”者,1988年为57 % , 1992 年40 % , 1997 年29 % , 2002 年19 % ,显示出直线下降的趋势。而回答“厌恶中国”的比率则由6 %上升为17 %。另据日本总理府的调查,对中国抱有“亲近感”的日本人, 1986 年为68.6 % ,1990 年52. 3 % , 1995 年48. 4 % , 2002 年45. 6 % ,亦同样呈现下降之势;而回答对中国“没有亲近感”的日本人,则分别为2418 %、42. 2 %、48.4 %和49. 1 % ,16 年间几乎增加了一倍。

2 、关于双方的信任程度

根据1988 —1995 年的四次中日联合调查,认为“日本值得信任”的中方被访者的比例分别是4865 %、26 %、26 %和44.6 % ,平均为36.3 %;回答“日本不值得信任”的比例分别为44. 3 %、34 %、39 %和42 % ,平均为39. 8 %。两者相差不大,均不超过40 %。日方认为“中国值得信任”的比例分别是76 %、50 %、31 %和56.6 % ,平均为53. 4 %;回答“中国不值得信任”的比例分别为14. 2 %、17 %、32 %和33.7 % ,平均为24. 2 %。由此看来,中方只有1/ 3 多一点的人认为日本值得信任,而日方认为中国值得信任者在半数以上,两国民众在互信任程度方面存在较大的差距。

3 、关于历史问题的处理

1988 年8 月的中日联合调查中,56. 7 %的中国人和54. 6 %的日本人认为,“对过去的中日战争,许多日本人进行了反省”。当问及“你认为日本对过去战争等历史问题的补偿是否充分”时,在1999 年7月的联合调查中,86 %的中国人认为“不充分”,只有4 %的人认为“充分”; 而日方回答“不充分”的为58 % , “充分”的为26 %。而在2002 年8 月进行的调查时,中方回答的百分比基本没有变化,认为“不充分”者依然是86 % ,认为“充分”者则减至3 %;而日方的回答变化较大,认为“不充分”者降至44 % ,认为“充分”者则有较大幅度的增加,达到42 %。日方两种不同观点的数值趋于接近,反映出日本民众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变化较大。

在问及“对历史问题的处理,日本今后最应在哪些方面努力”时,中日双方受访者的想法和着眼点是明显不同的。中方首先是希望日本“真心谢罪”,其次是“加强历史教育”;而日方回答排在第一位的是“建立新型的合作关系”,其次才是“真心谢罪”。

4 、关于影响中日关系的要素

在问及影响中日关系的主要原因时,历次调查结果均显示,中方的回答比较集中。在列举的所有原因中,认为是“日本对历史问题的态度”所致,始终占第一位。在读卖新闻、盖洛普共同舆论调查中,48. 6 %的人认为“日本军队过去在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行为对当前中日关系发展有妨碍”。另据中国青年报对同一问题的调查,回答“日本对其侵略历史的态度”者为93.3 % ,占绝对高位;在回答“中日两国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主要取决于什么”时,认为“正确解决两国历史遗留问题”者也高达85. 5 %。反映出中国民众在这一问题上的高度认同感。而日方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则比较散乱,认为是“历史问题”、“中国核试验”、“钓鱼岛问题”等等。表现出认识多元化,而且同调查前的突发事件有密切关联的特点。

(四) 交流机能逐渐弱化,两国关系中的问题协调起来难度加大。

两国关系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本是正常现象,关键是如何正视问题,协调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两国的多种协调机制逐步建立起来,并发挥了很好的作用。除两国领导人和政府官员的定期互访外,中国共产党与日本在野党、中日友协与日本各界知名人士有着良好的关系与沟通;由中日各界人士组成的21 世纪委员会为中日关系的发展出谋划策。一旦中日关系中出现一些问题或摩擦,通过这些渠道基本上都能顺利解决。例如,70 年代中方进口日本成套设备时的毁约问题,1982 年的教科书事件,1989 年动乱之后日本首先解除对华制裁等等。但是近年来中日关系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两国协调起来并不顺畅。例如,2000 年日本一些人在大阪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否定南京大屠杀的集会。会前中方就照会日方,希望日本有关方面加以制止,不要做损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情。但日方以“民间团体”“言论自由”为名而置之不理,放任一小撮妄图否认历史事实的人肆意妄为。再如台湾问题。《中日联合声明》早已明确指出,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方也承诺,不和台湾保持官方关系。但日本总有一些人想使日台关系升级,把台作为“政治实体”对待,官方人士或明或暗互访,并多次策划李登辉访日。甚至在1997 年通过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中日本拒不明确将台湾排除在“周边事态”之外。2001 年小泉上台后无视国内舆论以及中方的劝阻和反对,连续参拜靖国神社,导致中日政治关系出现难局。笔者认为,事情发展到今天,除日本领导人的个人因素外,日本国内形势发生了明显变化也是其主要原因。处于在野地位的“革新政党”的势力不断衰退,以往对自民党执政构成牵制已经成为历史。日本社会各界热心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的老一代“挖井人”都年事已高,一些人已经先后辞世。随着日本在国际社会发言权和影响力的增大,日本社会右倾化也在加强。这些因素使两国在协调关系方面的难度增加。当前中日关系的现实已经证明并且今后将会进一步证明,如果两国的交流机能和协调机制得不到改善的话,今后在政治、经济、安全、能源、历史问题等方面的摩擦,解决起来难度会更大。

二、中日两国媒体的作用

在现代社会,新闻媒体被称为是位于立法、行政、司法之后的“第四个权力机关”,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有着极大的影响。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中日两国民众对对方国家的了解,其信息源主要是来自新闻媒体。据日本方面20 世纪80 年代初的统计,日本在国际新闻报道中提到的“信息来源国”和“涉及到的国家”的次数是:美国最多, 中国次之, 然后是英国、苏联和法国。④笔者没有查到中国方面的类似统计,但根据平日的感受,在中国的国际新闻报道中,除某一时期的热点问题之外,美国和日本出现的频率应该是最高的。另据2002 年9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与朝日新闻的联合调查显示,当问到“对对方国家的信息主要通过什么方式得到?”时,中日两国均认为是“电视节目”和“报纸”,中方的比例是7496 和5596 ,日方的比例是8396 和6996 。可见,新闻媒体向本国民众传达什么样的信息,对两国民众的相互认识与相互理解极为重要。

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两国新闻工作者及时报道了对方国家的许多情况,为增进两国民众的相互了解做了许多工作。但是也不容否认,在宣传报道中也存在着诸如宣传不够、一些信息不客观或不准确等方面的问题。以中方为例,在20 世纪70 、80 年代,报刊和电视节目中有关日本的报道几乎是“清一色”的宣传,除了大量的中日友好的事迹外,主要集中在日本科学技术先进、国民生活富裕、家用电器、家用轿车、超市中琳琅满目的商品等“物化”方面,而对日本人的勤俭习惯、敬业精神、长时间劳动产生的“过劳”问题、以及日本社会同样存在的抢劫、暴力、犯罪等社会问题却很少报道。至于日本人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特别是对战争的认识、历史观方面的报道更是少得可怜。留日学生回国后,人们看到的往往是他们西装革履和带回来的“几大件”,而对留学生在异国他乡如何刻苦学习,艰辛生活,他们要比在国内付出多少倍的努力却知之甚少。这样就自觉不自觉地造成一种误导:一些人认为,日本是一个不用费力气就可以赚到大钱的地方,日本人个个都是出手阔气、善待国人的“友好人士”。于是,一些人想尽办法去日本,从而在80 年代末形成了一个迅速高涨并且持续多年的留日热潮。为了达到目的,有些人甚至孤注一掷,不惜铤而走险。然而,当这些人到达日本后,便深深地感受到理想中的日本与现实生活中的巨大差距。

与此同时,由于受到中日关系现状的影响,中国媒体在宣传日本方面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改革开放以来,日本向中国提供了巨额的政府开发援助,援助项目遍布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的四化建设和当地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2003 年春天中国爆发“非典”期间,日本是外国政府中第一个向中国提供医疗设备和用品的国家。而且,日本还派出专门的医疗小组来华协助工作。在中国各地发生地震、洪水等比较大的自然灾害时,日本政府都及时地提供了援助。然而,类似的情况媒体中报道的并不多。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中国的媒体管理体制和报道内容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传统的一元化管理和垄断性经营模式被彻底打破,出现了百花齐放、相互竞争、新闻越来越贴近百姓、越来越贴近生活的新局面。但是也不可否认,在市场化运作的过程中,有些媒体为了追求市场利益的最大化,不能客观公正地报道,而是利用中日关系中出现的一些很正常的问题进行情绪化的渲染和吵作,以此来吸引读者,扩大市场份额。

那么,日本方面做得如何呢? 日本是传媒业高度发达的国家,素有“信息大国”之称。据统计,日本报纸发行量为世界第一,平均每户1. 13 份,每两个人就有一份报纸。在广播电视方面,除官方的NHK系统外,朝日新闻、每日新闻、读卖新闻等六大报业集团都拥有各自控股的广播公司和电视台。日本许多媒体在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地设有记者站,驻华记者达70 多人(中国驻日记者不到30 人) 。日本依靠其充足的财力和先进的技术支持,在宣传中国方面表现出快速、大量和全方位的优势。随意翻开当天的报纸或者打开电视机的某一频道,都可以看到有关中国的报道。实事求是地讲,日本民众对中国的知晓程度要远远高于中国民众对日本的了解。那么,据此是否可以认为日本在宣传方面做得尽善尽美了呢? 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日本同样存在着上面提到的与中国相类似的问题。

由于立场和经营方针不同,有些日本媒体在宣传中国时表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极端倾向;说中国好者,似乎中国样样都好,一俊遮百丑;说中国不好者,似乎中国什么都不行,简直就是一塌糊涂,一无是处。在“日中友好热”的年代,日本有的媒体在报道中国时尽是赞美褒誉之词,说中国在各方面如何如何的好,环境卫生如何如何的干净,甚至“连一只苍蝇都没有”。

进入90 年代以后,坚持改革开放政策并取得显著成效的中国,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赞誉。日本各界关注着中国的发展,日本媒体大量报道中国的情况。详细研读这些报道,反映出两种引人注目的倾向。一种倾向是,日本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名胜古迹、自然景观的报道,总的来说比较客观真实,无数的受众者因此增加了对中国的良好印象。另一种倾向是,有些日本媒体对中国政治与社会现状的报道无视主流,一叶障目,很不客观。在政治民主化、人权、军费支出、核试验等问题上对中国一贯持批判态度。对中国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收入差距、城乡差别、社会管理方面的交通秩序混乱、环境污染、社会治安、以及在日中国人犯罪等问题过度宣传,严重影响了日本人的对华印象。

近年来,日本媒体在政治方面大规模地负面报道中国,笔者至少可以举出两次。

第一次是1998 年11 月国家主席江泽民访日时,中方希望日本能彻底放下历史包袱,真正实现“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转变。但小渊首相只是以口头形式对日本侵华表示道歉,却无论如何不肯在中日联合宣言中明确写上“道歉”的字样。日方认为江主席总是强调历史问题, “甚至有些过分了”。《产经新闻》的文章说,日本国民已经对中国不停地要求就历史问题道歉一事感到厌烦,并且质问道:“我们要一再道歉到什么时候?”一时间,对中方强调历史问题不满的报道连篇累牍,有的竟成为许多日本媒体的头条内容。更有甚者,有的报道还无中生有地捏造事实,说江主席穿中山装出席天皇的宫中晚宴是表示“中方的不满”和对天皇的“蔑视”。

另一次是2002 年5 月发生的所谓“沈阳领事馆事件”。该事件本来是中国武警履行职责阻止朝鲜非法人员闯馆,保护日本外交人员的工作和安全的正常行为。但是,事情发生后,一些日本媒体无视中方的善意和基本事实,反复播出精心选取的部分影像资料,组织人员座谈批评中国,连续刊载批评中国的文章。说中国“践踏国际公约”,“侵犯了日本主权”, “在以往就等于向日本宣战”等等,整个传媒界被批判中国的气氛所笼罩,好像此时谁不报道沈阳领事馆事件、不批评中国,谁就是日本人中的“另类”。一些政界人士也加入其中。当外务省调查组奔赴沈阳查清了事情的原委后,日本舆论的批判锋芒又转向外务省,说日本驻沈阳领馆人员是“窝囊废”, “是向中国献媚”,甚至称外务省内负责中国事务的官员是“屈服中国压力并为其服务的中国帮”。日本媒体不尊重基本事实的猛烈报道,对日本民众认识中国必然会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

2002 年8 月,日本岛根县立大学三年级学生,在教师指导下进行有关中日关系方面的社会调查。一位学生选择了广岛市内比较大的四家书店,对正在销售的有关中国和中日关系内容的图书状况与内容进行调查分析,然后写出了题为“从书店正在销售的图书看日中关系”的调查报告。她在报告中这样写道:在这几家书店销售的有关外国内容的书籍,中国的数量是最多的,它反映出日本人对中国的关心程度。关于中国内容的书籍,以中国历史或者现代中国为多,而历史问题、日中摩擦等日中关系方面的书很少,其中赞同中方立场的书就更少了。日中关系方面的图书,负面宣传中国和正面宣传中国的比例约为9 :1 。⑤

人民日报国际部资深记者孙东民,长期担任驻日记者,对日本媒体的历史与现状有比较深刻的了解。他认为, “从报道量上看,涉华报道在日本各大报的国际报道中占第一位”。其中,“既有客观求实的报道,也有无端猜测的新闻,甚至还有恶意中伤的言论。总的来看,涉华报道中负面报道相对较多,猜测性报道时有所见。日本媒体虽然标榜‘客观公正,不偏不倚’,但实际上不时背离这一原则。”⑥笔者在日本做客座教授时,常听到中国留学生这样说:“只要电视新闻节目中有中国内容的,很少有好事!”此话或许有些极端,但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日本媒体对中国的报道状况。

一位专门从事传播学研究的日本学者在研究中日两国的媒体现状后指出,两国在对对方国家的报道上都存在“偏向性”问题。他认为,中国方面的问题是: (1) 政府对政治、外交方面的报道控制严格。平时有关日本的报道不多,但是一旦出现政治、经济方面的问题或者摩擦时,报道数量便急剧增加,而且是完完全全地站在政府的立场上。(2) 面向普通民众的报纸越来越商业化、市场化,批美批日的情绪化文章经常出现,具有非常明显的煽动性效果。(3) 对于日本的宣传,依然突出过去的军国主义内容,而关于日本现状与未来、日本社会多样化的报道很少。日本方面存在的问题是: (1) 受欧美等国关于中国报道的影响,无视中国国情,以批判的态度报道人权、民主化滞后、少数民族等问题,宣传中国体制落后。(2) 热衷于报道与台湾问题相关的军事题材和内容,大肆宣传来自中国的威胁。(3) 轻视改革开放带来的中国社会各方面的改善与变化,而主要报道问题方面。⑦

诚然,笔者对其指出的某些问题的说法并不是完全赞同的,但是并不否认在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上我们存在着共识。尊重事实,全面、客观地报道,是新闻宣传工作的最基本职责。在推进中国两国民众相互认识、改善中日关系的过程中,两国的新闻从业人员能否忠于职守、有效工作,无疑是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

注释:

①参见冯昭奎:《再论对日关系新思维》,载《战略与管理》,2003 年第5 期。

②2005 年9 月3 日《人民日报》。

③笔者收集的舆论调查总计28 件,其中中国方面的调查7 件,日本方面13 件,中日联合调查8 件。详细内容请参见拙著《中日相互理解还有多远》,世界知识出版社近期出版。

④(日) NHK舆论调查部编: 《舆论调查资料集第5 集》,1989 年,第1099 页。

⑤引自岛根县立大学综合政策学部鹿锡俊研究班编:《从日本媒体看日中关系》,2002 年9 月。

⑥孙东民:《“中国威胁”挂嘴上解析日本媒体涉华报道》,载《环球时报》2003 年9 月1 日。

⑦高井洁司: 《东亚的政治摩擦与媒体构造》。引自岛根县立大学《东北亚合作中的中日关系》国际研讨会论文,2001年10 月。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