员欣依:从“安全困境”走向安全与生存

——约翰·赫兹“安全困境”理论阐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92 次 更新时间:2015-12-07 22:48

进入专题: 安全困境   约翰·赫兹  

员欣依  

【内容提要】 约翰?赫兹最早提出了“安全困境”的概念并形成了理论体系。借助无政府状态下国际关系的“国内类比”,他最早明确了国际关系研究的体系结构要素,并且强调国家间关系无关人性善恶,主要在于客观存在的国际体系特征,由此否定了经典现实主义关于国际关系必然冲突的悲观论调,为国际合作预留了空间。通过分析核时代的国际特征,赫兹将“安全困境”细化为“核武困境”和“生存困境”两种不同的类型,对应提出了“护持”和“普世主义”的理论应用,既给出了如何应对传统安全问题的办法,也对当下解决非传统安全问题具有启示性。冷战结束后,“安全困境”理论运用有从国际领域扩大到国内领域的趋势,它深刻影响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议程、研究范围等诸多方面。

【关 键 词】国际政治理论/约翰?赫兹/安全困境/现实主义



“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一词最早见于美国纽约市立大学国际关系研究生项目负责人约翰•赫兹(John H.Herz)教授的《理想主义者的国际主义与安全困境》一文。①此后,“安全困境”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广泛应用。一些国际关系学者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杰克•史奈德(Jack Snyder)、阿兰•柯林斯(Alan Collins)均对“安全困境”做了进一步的探究。其中,柯林斯系统总结了学界对“安全困境”的研究,提出了四种常见定义。②

目前,国内对赫兹的研究处于起始阶段,尚无赫兹专著的中文译本出现。③西方学界研究赫兹的学术思想有了一定成果,出版了纪念赫兹学术贡献的理论专刊,④但是,他们普遍认为赫兹“更为主动地改变了他的研究重心以反应不断变化的世界问题”,这使得他“没有创建任何思想学派,也没有吸收任何忠实的追随者”,因而他“根据新的现实调整自己思维的才华,既是一种优点,也是一个缺点”。⑤依据对赫兹的英文专著、报纸文章及学界研究赫兹学术成果等相关文献的研读,在整理和分析了相关原始档案之后发现:⑥赫兹学术活动的一生均以关切生存为始终,持续对“安全困境”进行思考并形成了理论体系。传统和非传统的“安全困境”问题越来越在如今的国际政治中凸显,研究此问题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旨在通过对赫兹“安全困境”理论的阐释,发掘蕴含其中的深刻理论洞见,唤起学界对赫兹国际关系理论思想的正视,并为解决国际政治中的“安全困境”问题提供有益借鉴。

一、“安全困境”的理论要素

在《理想主义者的国际主义与安全困境》中,赫兹谈到,人类有史以来就一直试图逃脱根源于无政府状态这一根本社会结构所导致的“安全困境”,这种结构是多个相互关联的群体所构成的政治生活的最终形式。在该结构中,各群体聚集一处,但最终没能组成某种更高层次的联邦。他进一步指出,只要存在无政府社会,“安全困境”就会自然产生。⑦赫兹对人类社会的认知与霍布斯在某种程度上一致,但他更强调环境因素对个体行为产生的影响,而非霍布斯所刻画的逐利、猜疑及追求荣誉等所谓人之本性。由于无政府状态存在,个人及群体为了保障自身不被攻击、统治或消灭,必须“十分在意如何确保自身安全”。为了享有安全,他们迫于无奈去谋求更多的权力,最可靠的方式就是增加自身力量,尤其是军事力量。但是,这种自保行为使得其他群体感到不安,“迫使后者从最坏处打算”,最终得出了符合逻辑的结果:“在一个充满竞争的世界里,没有人能够感到彻底安全,对权力的持续争夺产生了,不断累积的安全的恶性循环也就形成了。”⑧赫兹还强调“安全困境”以某种层次化的形式存在于人与人、群与群、国与国之间,而且基于客观环境的变化,“安全困境”有在不同层次转移的情况。

可以看出,赫兹所论述的“安全困境”应当包含以下四方面的理论要素:

第一,无政府状态是“安全困境”的先验假设。赫兹认为,无政府状态是指体系内不存在某种更高“权威”来规范、调节和限制行为体行为的社会状态。因为这种社会状态普遍存在于历史中,所以绝非可能是“失序”的社会状态。只要存在无政府状态,“安全困境”就会自然产生。这显然是对霍布斯以来国际社会“国内类比”的古典政治思想的继承,也能看到初现端倪的结构现实主义的理论框架。⑨

第二,“安全困境”中的行为体可以是个人、群体或国家。赫兹指出,“安全困境”可在不同层次行为体间发生,并不必然是指国家间存在的特殊情况。与结构现实主义将行为体限定为国家不同,赫兹的“安全困境”内含不同结构层次相互影响的状况,在面对外来威胁或影响时,较低层次的个人或群体间存在的“安全困境”会迫于外在压力消解,群体内会出现合作意向,原有低层级(如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安全困境”会向高层级转移(如国与国之间)。由此可见,在赫兹的“安全困境”概念中,体系理论与还原理论在本质上的争论——是关注体系层面还是行为体层面的影响——并不构成问题,它已经包含了对两者关系的某种辩证融通。

第三,“安全困境”强调行为体自保的本能与行为的良善意图。行为体之所以寻求权力扩张,其根本目标是为了加强安全感或出于自保,并无侵略意图。如果行为体具有侵略意图,那么它所处的就不是“安全困境”,而是试图改变现状以谋求更多的权力利益,这并不属于“安全困境”概念所描述的范围。显而易见,赫兹的“安全困境”内在地排除了出于不同目的急于改变现状的非体系维持者的行为。

第四,“安全困境”中行为各方的意图具有不确定性。体系中的其他行为体,由于无法确定行为者的行为意图是自保还是侵略,为了维护自身安全,只能从最坏处着眼,进行扩军备战,这反过来又会刺激行为体强化自保行为。正是各方对彼此意图不确定所产生的猜疑,使得一方行为体出于自保而执行的行为政策,最终产生了危及所有人安全的后果。

二、“安全困境”理论的内涵

赫兹对生存问题的持续关注派生出了对“核武困境”与“生存困境”的思考,从而揭示了传统现实主义权力定义的国家利益是一种“零和博弈”,即一方所得必是一方所失。他不仅指出这种利益定位方式的缺陷,还强调在相互依赖强化和生存利益一体化的时代,这种对利益的理解已经无法适应现实需要,必须做出改变。为了化解“安全困境”,赫兹提出了“护持”与“普世主义”两步走的现实策略,强调了“普世主义”对国际问题研究的概念界定可能产生的影响。

(一)生存关注

赫兹的同事托马斯•凯瑞斯(Thomas Karis)教授撰文指出,如果有什么能够使赫兹漫长的一生变得独特从而对后来的学者有所激励的话,答案就是鼓舞着他始终关注人类生存的那股激情。⑩赫兹终其一生对生存问题的关注是他“安全困境”理论发展的主线。如果不能很好地了解赫兹对生存的关注,就无法切实把握他紧扣生存问题展开研究的实质。

多舛的人生经历使生存问题成为赫兹持续关注的重点。赫兹于1908年生于德国杜塞尔多夫市的一个犹太中产家庭,父亲是地方法官。他先后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其童年产生了巨大影响,使他很小就懂得节约物力和珍惜资源。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的暴行逼迫他背井离乡,流离失所,独特经历使他深谙人情冷暖。赴美之后的艰难就业与生存之路,使他从青年时代起就对生存问题保持持久关切。核武器在广岛与长崎造成的巨大灾难和世界处于核恐怖均衡的现状,引发了他内心深处对人类生死存亡的思考。他经历了东西方冷战,目睹了德国的分裂与割治,并致力于为两德统一做出贡献。

“学者们的价值观和他们的亲身经历与个人性情,对于他们强调世界政治的各种侧面,以及对于他们殚精竭虑甚或孤注一掷地探索旨在消除昭然若揭的不义之举与残酷行径的方法,均产生了影响。”(11)这种影响体现在赫兹身上,正是他持续对生存问题的关注和从他父亲那里继承的理性现实主义。他对国际问题的关注注定从一开始就与个人及群体生存紧密联系。也正是对民族国家何以能够生存的深入思考,让他对无政府状态、“安全困境”及其他国际政治问题有了自身的解答,形成了独特的观察视角。

赫兹不断修正“安全困境”理论,提出当代最迫切的安全问题是人类生存问题的核心观点。“安全困境”着重强调了结构对行为体产生的影响。他从更高层次的人类整体结构视角出发,修正了传统现实主义及新现实主义(又称结构现实主义)的利益冲突、权力对抗及国际结构决定国家行为的观点,转而强调自由理想及观念转变等规范问题的重要性,并将其上升到与外部结构类似的地位。(12)他提到,基本生存问题迫使人类最大可能地开始审视自身行为。核武器的杀伤力和毁灭性,足以令具有自我关照和关注整体生存的人重新思考国际政治的流行理论和现行政策。赫兹同时指出,由于新科技将地球变得越来越小,联系日趋紧密及不断趋同的生活使得人们能够“以自己的脚试他人的鞋”,站在他者的立场上思考问题,因此就更易沟通和达成谅解,从而为解决全球性危机及人类生存问题打下了思想基础。当然,赫兹清楚地知道,形成这种思想和解决全球性问题并非一蹴而就,他所特有的悲观使他对于能否解决这些人类面临的严峻问题并不乐观。

正是对生存问题的持续关注,促使赫兹对“安全困境”不断进行更全面深刻的理论思考,从而成为“安全困境”理论发展的主要线索。

(二)两种“困境”

有史以来,“安全困境”所描述的状态几乎从未远离。到了原子时代,“安全困境”突出体现为“核武”和“生存”两种困境,两者相互掣肘,考验人类面对和处理困境的能力。

第一,“核武困境”的理论模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安全困境”最重要的表现形式是两大军事集团的“核武困境”,原因在于:(1)“核武困境”在战后具有极端紧迫性和强烈对抗性。有学者认为,从现实情况看,“核恐怖均衡”确实在某种程度上阻止了核战争的爆发,甚至有学者认为核恐怖均衡是能够保护人类安全的战略方式。(13)尽管赫兹部分认可他们的观点,但他认为轻易得出这样的结论是轻率和不负责任的。两大阵营意识形态的尖锐对抗使他们可能随时擦枪走火,意识形态对抗是某种具有“圣战”性质的对抗,它使超级大国极有可能选择使用核武器来维护自身或盟国的核心利益,古巴导弹危机及第二次柏林危机正是这种形势的体现。(2)“核武困境”具有爆发的突然性和意外性。赫兹批驳了相互威慑的合理性,认为相互威慑能够成立并发挥作用是有前提的,即各项因素都处于理性可控范围,但事实并不如此。现实存在不可控甚至是意外的因素,他列举了诸多可能引发核战的因素:错误的雷达信号、疯狂的个人行为、技术上的操作失误,等等。它们使核战的爆发具备了突然及意外的特性,人类对于偶然因素的控制通常是极不可靠的。(3)核武器的整体毁灭性迫使人们重新定义“武器”与战争。核武器使武器杀伤力和毁坏范围急剧扩大,有核国家变成了“进攻上的巨人”。同时,对手具有的相同攻击能力又使他们变成了“防守上的侏儒”这是核时代最大的悖论。(14)

核战争是没有赢家的自杀式战争,竞争对手的相互摧毁能力超出了任何一个国家具有的自保能力,人们必须在此基础上思考对外政策和行为。赫兹据此认为,“核武困境”是“安全困境”在原子时代的新演变,这是构筑原子时代理论建设的根本前提。至于如何解决“核武困境”,他认为不仅需要单纯技术和政策层面的改进,而且需要态度的根本改变,(15)即从现实主义对国家利益和权力的强调过渡到“普世主义”。

第二,“生存困境”的理论模式。与很多学者一样,赫兹也认为核武器不仅使得核战争甚至是常规战争都较之前不易发生了。(16)与他们不同的是,尽管赫兹强调“核武困境”,但更敏锐地揭示了严峻的“生存困境”。“生存困境”是指人类所面临的环境、生态及人口问题等在国际关系领域造成的长短期利益、生存权与发展权、科技进步与环境容纳力之间的众多困境的总和。赫兹提出:(1)“生存困境”的存在深刻地改变了国际关系,如何观察、解释并应对这一系列新问题在当下最为紧迫。在《民族国家与世界危机》一书中,赫兹论证“生存困境”在当下的重要意义。(17)(2)技术进步及信息普及化等新科技发展趋势对国际关系产生了变革效应,一方面,世界事务的主要参与者及规则制定者突破了地域局限性,世界其他国家及地区组织越来越多地融入和参与世界事务;另一方面,一个国际事件能够产生的影响也突破了有限的地理范围。国家内部的危机很有可能会影响其他国家,由此加强了国际体系内不同行为体间的联系互动,提高了国家间相互依赖的程度。(18)(3)在享受科技进步带来好处的同时,世界不得不面对科技发展带来的负面效应。赫兹认为,这些进步使世界陷入了人口爆炸、资源枯竭、环境恶化及军备竞赛引发的一系列关乎人类生存的困境。(19)这些问题无法在现有政治框架下得到妥善解决。人类生存环境急剧恶化,可能引发由抢夺生存资源而发生的武装冲突及基于生态的扩军备战与地区动荡。这些问题无法在单个国家主权领土范围内予以解决,需要多边甚至是国际社会的通力合作才能解决。赫兹认为,人类为了解决生存问题应根本转变态度与认知,从而为人类种群的延续提供基本保障。

(三)“两步走”方略

赫兹提出,为了缓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安全困境”的极端状况,应该实行“护持”和“普世主义”两步走的务实方略。

第一,“护持”策略。所谓“护持”(holding operation)战略是指两个对抗阵营及领导者在承认双方势力范围的基础上,不单方追求超越他方的优势,不侵害对方既有利益和已形成的势力范围,并在此基础上谋求减弱军备竞赛的强度,裁减武器。这是赫兹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形势提出的应急策略,是进入“普世主义”阶段之前不得已而为之的过渡性步骤。

赫兹认为,面对国际社会所处的极端“安全困境”,(20)在形成解决方案之前,参与各方都需要一段时间冷静下来,以便能够处于客观冷静和理智的状态解决现存问题。赫兹提出以下具体策略:(1)解决国际问题应该就事论事。也就是说,解决问题要考虑到具体时间和地点,随时随地予以解决,而非通过试图建立所谓的国际关系总体原则和完整的体系来加以解决。他认为,国际政治中的稳定和相对持久的体系只是国际关系某些特定时期的特殊产物。“护持”战略并不谋求改变两极均衡体系,其目的在于缓和紧张局势,维持现状稳定,避免触发新矛盾。(21)(2)明确双方势力范围。赫兹认为,对势力范围的划定必须以现状为基础,而且要得到双方认可。实施上应注意三点:其一,向民众解释清楚该政策的重要性;其二,对势力范围的认定并不等同于法律和道德层面的认可与批准,或是牺牲任何道德思想原则;其三,在达成一致的过程中,任何让步都应该是双向的。双方对“护持”的认同绝不意味着不允许发生变化,总的要求是超级大国绝对不能超过“护持”的目标底线。(22)(3)界定“侵略”标准。尽管界定“侵略”概念十分困难,但是有一个双方共同接受的“侵略”定义要比没有好得多,界定了“侵略”标准,人们就知道在何种情况下侵略者可能会遭到战争报复,狭义标准较宽泛标准更为可行。(23)(4)在战争不可避免或已经爆发的情况下,要尽量对战争的范围和烈度进行控制,避免有限战争最终演化为全面战争。有效实施“护持”战略,有必要考虑战争发生的可能性有多大,如何避免战争及如何限制战争所产生的影响。这是未雨绸缪的准备。(24)(5)相对于彼此不接触的“冷”战和武力手段解决来说,通过双方的协商和让步达成妥协是目前唯一可供选择的方式。赫兹强调外交手段在两极体系下的作用,因为两大集团间形成妥协意味着有必要将不同问题的解决关联起来,一方在某问题上的让步可以换取他方在另一问题上的让步。(25)

第二,“普世主义”。经过“护持”阶段,能确保先不爆发毁灭性核战,在维持“冷战和平”基础上,国际社会将有可能进入“普世主义”阶段。赫兹的“普世主义”是指人类的群体或整体意识,这种意识是人类在认识到核武器给自身造成的绝对危险后不得不接受的一种整体意识。(26)

依照传统现实主义理论的态度和标准,人们可以为了实现目标不计代价。赫兹认为,随着终极武器的出现,这些态度和标准已经不适合人类面临的新环境。在生存前提下,核武器将潜在对手的命运捆绑在一起,他们的关系不再是“零和博弈”,而是真正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因此,为了实现核时代的基本生存目标,所有行为体都必须采取普世主义的态度,它是实现共同生存目标的最基本前提。赫兹指出,“普世主义态度并不是在倡导利他主义原则,也不是指政策制定必须以道德原则为基础,而是呼吁用长期利益代替短期利益”,是人类应当采取的一种更加明智的态度。这里,赫兹所理解的普世主义是基于全球生存利益之上的。他进一步认为,人类只要能秉持这一态度,并据此解决当下世界面临的困境,国际社会中存在的“安全困境”就会缓和甚或化解,人类也就确立了解决“两种困境”的前提基础。(27)

那么“普世主义”何以能够实现呢?(1)赫兹描述了历史上存在的政治现实主义和政治理想主义这两种试图解释“安全困境”的思想方法。他认为有“融合两者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即“现实自由主义”,它既能认识到现实主义强调的给定事实和现象,又能融合基于政治理想主义信仰所产生的应对消极力量的观念。此处的“现实主义者”表明体系的建立或是政策的制定必须从接受现实主义对事实的洞察力开始,作为牢固基础和根基。“自由主义”是指将自由主义类型的目标和理念,“作为务实态度的引导”。他强调“现实自由主义”是以一种对乌托邦理想和极度残酷的现实主义倾向两者进行融合的面貌出现的。(28)(2)赫兹就“普世主义”的贯彻和落实寻找了实施者。他认为,凡是能够秉承“现实自由主义”思想的人都可以称之为“现实自由主义者”,他们是“普世主义”能够建立并推广的保障。他们一方面对国际社会现实及原子武器的杀伤毁灭能力有清晰的认知,了解传统的思维态度和方式所具有的局限性;另一方面,他们又有最终解决问题的理想热情。他们有可能是政治家、学者,最有可能的则是教育工作者。(3)赫兹提出了国际关系领域落实“普世主义”态度的具体方案。其一,他倡导建立国际政治二级学科“生存研究”。所谓“生存研究”是一门跨学科的专业,它涉及对人类生存相关问题的研究,如环境、军控、人口等,以不同专业的专家学者组成的研究项目组为研究主体,其目标在于以“普世主义”的整体意识解释现实问题并指导当政者的政策制定;其二,培养该二级学科的专业研究人员,同时,在相应的大学设立研究生项目,储备后续的研究人才,等等。(29)

三、“安全困境”的理论特色

无论就全面性还是深刻性而言,赫兹的“安全困境”理论都独具特色。赫兹从结构入手对国际关系传统理论的人性善恶争论困局的破解,以及他对冲突与合作关系的辩证看法,值得关注。

(一)从结构入手突破简单人性论困局

赫兹在对霍布斯和卢梭继承发展的基础上,从结构入手,着眼于突出无政府状态特性,超越了简单的基于人性善恶的国际政治理论假设。

摩根索将国家间冲突归因于人追逐权力的本性,他认为“对权力永无止境的追求,揭示了人类思想中的普遍品质”。他并不满足于将权力看成是在竞争性世界里实现其目的的一种工具,认为人心在进行日复一日的日常活动时,不敢正视政治的真相,必然对真相加以伪装、歪曲、贬抑、粉饰——个人越是如此,他就越是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的过程,在国际政治中尤其如此。(30)20世纪美国著名的神学家、思想家雷茵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将国际冲突现象归因于宗教上的原罪。传统现实主义者通常认为冲突主要由人及国家的自私本性引发,由于人性无法改变,所以冲突难以避免,和平只是短暂现象。(31)

赫兹并不完全认可霍布斯式的论证,尽管他承认确实存在人对权力、荣誉和利益的追求,但缺少了迫使其为自保而战陷入“安全困境”的无政府结构因素,这些并不必然使行为体彼此猜忌和不信任。他发现实践中存在众多体现防御意图的案例。(32)

以威尔逊法理主义为代表的理论盲目相信人性是善良的,理性可以发挥作用,寻求以国际法、国际规章与道德来约束无政府状态下的国家。赫兹批驳道:“安全困境”不因人的道德自律、法治理念,亦或仁爱之心就不复存在。人们之间基于恐惧的“安全感”缺失势必导致本能的自保行为。理想主义没能阻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和纳粹行径就是最好的例证。国际社会始终存在的冲突深刻质疑着这些理论学说。(33)

“安全困境”强调人性并无绝对的善恶。“人在本质上是爱好和平合作的还是征服侵略的,并非问题症结。我们需要考虑的不是生物学或是人类学意义上的因素,而是社会因素。”(34)此处,立论的基础明确落在了无政府状态这一结构因素上,赫兹认为是“权威”缺失的结构影响了个体彰显善恶。纵使是卢梭想象中的不存在善恶是非观念的独自生活的“野蛮人”,(35)如果处于霍布斯假设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永在的困境”状态,也会迫于结构压力不得已生活得“孤独、贫困、卑污、残忍而短寿”。(36)相反,个体如果处于有“权威”的状态,则会乐于合作与利他。因此,可以说正是“安全困境”的结构悲剧使得原本可能从未存在的“邪恶人”相互恐惧,最终产生最可怕的结果。

霍布斯无疑对赫兹产生了深刻影响,赫兹甚至认为自己与霍布斯都是“恐惧的孪生兄弟”。赫兹的“安全困境”概念存在着一种隐含的“人性非善非恶”假定,他也没能事实上摆脱关于人性的某种预设,进一步从一种更为客观、可求证的“人的需要”角度来理解该问题。

(二)辩证分析合作冲突关系

现实主义认为,冲突是国际关系的根本特征,合作是脆弱而不可靠的。无论是以摩根索为代表的传统现实主义还是以华尔兹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都将冲突作为国家间关系的基本事实。摩根索将冲突归因于政治人的人性恶,华尔兹将其归因于无政府结构。赫兹的“安全困境”对国际冲突与合作的认知,超出了传统现实主义划定的窠臼。

与典型现实主义者对待冲突的态度不同,(37)赫兹主要是基于体系结构特征来认识国际社会现实,更为客观地阐述这一问题。他指出,国际冲突的根本原因是无政府状态的存在,它与“安全困境”间的关系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从而使对冲突起因的探讨保持在人所能认知与破解的范围,而非“隔空打牛”对人性恶进行批驳。早在华尔兹论述结构因素之前,赫兹已经将目光投射到无政府结构对行为体产生的影响上。在无政府特性导致“安全困境”出现,行为体出于彼此猜疑和缺少安全感不得已陷入“被动”冲突这方面,华尔兹不过是继承和发展了赫兹的理论。赫兹认为,无政府状态及“安全困境”并不必然产生冲突,排斥合作。不同的外在情况可能产生不同的结果:行为体选择合作或不合作甚至是冲突。

即使国际社会真的处于霍布斯所谓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homo homini lupus situation)的自然状态,也不排除“社会合作作为社会生活另一种根本事实的存在”,(38)因为“狼的社会”也会有狼群内部的分工合作,合作是社会生活的另一种需求。当面对来自外部家庭或是其他部落的威胁时,家庭或部落就会停止内部权力争夺,彼此合作以应对威胁,维护自身团体利益。以此类推,当国家面临外部威胁时,也会倾向于克服内部不同利益集团间的冲突,走向合作。由于不同层级是共存的,面对外部威胁,不同行为主体为实现自身安全所从事的相互竞争活动,就会从较低层级的个人或群体转到更高级的群体中,较低层级内部相对容易出现合作意向。(39)这里,赫兹强调了体系内行为体间的互动状态。他既承认“安全困境”是行为体选择不合作的主要原因,又看到了行为体为应对体系因素影响所采取的行为可能导致行为体内部之间的合作状况。

赫兹在研究中注意到,在行为体存在普遍冲突的情形下,合作行为本身也会成为新冲突爆发的诱因,导致行为体选择不合作。他分析说,如果处在“安全困境”中的某些行为体选择与他方合作,从而获益较多,或者行为体中的一方由于加强了合作,使其国内政权更为稳定,就会增强其在竞争中的优势。那么,参与合作的较弱一方就可能出于避免“他方获益”超过自身而选择拒绝合作,以防止由于合作所产生的绝对获益给自身带来的相对获益的剥夺感。(40)赫兹在相对获益论争之前已经提醒人们注意由它所导致的不合作情况,并力图通过进一步分析“安全困境”的成因及提供化解办法来克服这些困难。

综上,赫兹“安全困境”对合作与冲突的认知与经典现实主义有很大的不同,他一方面不排除合作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不否认合作可能带来其他冲突诱因,从而超越了同时期现实主义理论对合作与冲突相互对立的普遍认知。他还认为,突出“安全困境”不是为了强调国际社会的冲突本质,而是为了提供一个更好地认识外在现实的理论化视角,以利于人们寻找避免陷入困境的办法。

四、“安全困境”理论的影响

冷战结束后,“安全困境”理论运用有从国际领域扩大到国内领域的趋势。比如,有学者研究全球化背景下“安全困境”的新发展,(41)有学者用它解释国内冲突爆发的原因,(42)也有学者关注“安全困境”在社会领域发挥的作用,(43)可见“安全困境”深刻影响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议程、研究范围等诸多方面。然而,它的主要作用更在于深刻影响了现实主义的理论建构,既是现实主义的理论起点,又是现实主义不同理论派别发展的演绎逻辑。

(一)奠定了现实主义理论起点

众所周知,在现实主义理论框架下,“安全困境”与无政府状态同等重要,都是现实主义理论最基本的概念,也是现实主义理论论述的逻辑起点及展开动力。挪威国际关系史学者托布约尔•克努成(Torbjm L.Knutsen)认为:20世纪50年代初,赫兹提出了很有影响力的现实主义假定,他用自然状态的简单类比重新设定了关键前提,弱化了现实主义的悲观色彩。“安全困境”认为,国家间的斗争来源于环境的竞争性质,而不是人类有缺陷的本性。正是这一自然状态类比,使得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质假定成为现实主义方法的新优势,并因而脱离了现实主义的悲观主义人性论。这一类比得到了华尔兹等人的赞同。(44)

尽管与此同时出现的还有巴特菲尔德用来描述相似现象的“霍布斯恐惧困境”,(45)但显然学界更为迅速地接受和使用了赫兹提出的“安全困境”一词。现实主义学者在进行理论推演和实践分析时,积极使用“安全困境”概念,用以指称他们早已熟知并在历史过程中反复出现的现象。赫兹“安全困境”概念的简洁和明确性得到了现实主义学者的一致认可,这使得“安全困境”与无政府状态一样成为现实主义通用的最基本概念。中国学者在分析安全问题及进行现实主义理论推演时,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使用“安全困境”这一概念假定。(46)

赫兹界定的“安全困境”概念明确揭示了影响主权国家间相互关系的深层结构性因素,由相互疑惧导致的两难局面,不仅是国际关系中的一种常见格局,而且是造成国家间紧张、冲突和对抗的一大生成机理。(47)现实主义学者对“安全困境”概念描述的社会现状现实存在没有争议,并在此基础上从不同视角及路径发展了各自理论,结构现实主义正是在赫兹提出“安全困境”理论基础上的一种再阐述。难怪有研究者认为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充其量不过是对赫兹“安全困境”概念进行的“一种更加系统化和哲理化的表述”,并没有什么特别新的理论创造。(48)

再比如,防御性现实主义与进攻性现实主义都接受并使用了赫兹的“安全困境”理论假设,其最主要的区分在于如何处理“安全困境”中存在的猜疑问题。从总体上看,赫兹将“安全困境”的形成同无政府状态联系在一起,为现实主义理论进一步的发展奠定了必要基础,但同时这一联系也使得现实主义阵营内部围绕“安全困境”的生成机理及其同无政府状态的关系问题产生了严重分歧。显而易见,这一分歧不仅是“防御性现实主义”同“进攻性现实主义”争论的焦点,(49)而且也使学界引发了关于“安全困境”生成机理及其后果的广泛争论。(50)

也有学者认为,赫兹的“安全困境”理论对于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再复兴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51)对杰维斯来说,“安全困境”概念同样具有深刻的影响。因为杰维斯与赫兹一样认为善良的意图是“安全困境”所以能够缓解的前提,也是人们理解后续“安全困境”以不同方式演变的关键。杰维斯在《安全困境下的合作》一文中就明确论证了赫兹所提出的“安全困境”概念中的行为者自保本能和良善意图,也正是基于所有行为者都是现状维持者的基本前提,杰维斯提出了“安全困境”下合作成立的不同假设,并在此基础推演了合作何以能够实现的情况。(52)

“安全困境”最显著的特点主要是它明确分辨出国际政治中的作用重大且较为持久的结构性因素(国际无政府状态)。它对促进20世纪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和进步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53)一方面,这一概念实际上将造成国家间冲突和对抗的根源主要归结为主权国家间无政府状态的存在,为20世纪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深入发展奠定了必要的逻辑基础。(54)

“安全困境”概念不仅揭示了影响国际政治的深层结构性因素,而且突出展现了主权国家间的相互关系所具有的悲剧性特征,所以,这一概念无论在当今还是在未来都至少提醒人们:任何持久的“国家安全”实际上都是某种程度的“共同安全”,因为现代世界中高度发达的相互依赖已经使得任何国家都无法单纯以增加军备来求得最终安全,即使某些国家能够暂时在军备上取得优势,但现代世界中日益加剧的技术扩散趋势从长远看必然使任何国家都无法享有永久的优势地位,而这意味着现代国家在安全问题上是相互依赖的。(55)

理论上,赫兹“安全困境”包含的那种对造成主权国家间冲突和对抗循环升级的“心理动力学”的描述,在很大程度上直接为华尔兹创立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所继承和发展。华尔兹在《人、国家和战争》中通过对卢梭的“猎鹿寓言”的揭示,正是无政府状态中个体间存在的相互疑惧对现代国际关系的巨大影响。他由此得出的对现代国际关系本质的判断,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他后来构建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一个首要的和基本的理论出发点。(56)

(二)成为了现实主义理论的争鸣基础

“安全困境”奠定了后续现实主义,如结构现实主义、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等流派内部理论争鸣的基础。所有现实主义的分支都首先承认无政府状态和“安全困境”的存在,在此基础上,出于对现状中不同因素的侧重与考量,它们产生了不同的意见与理论结果。

自赫兹提出“安全困境”概念后,美国国际政治学的新现实主义(或结构现实主义,防御现实主义)理论将它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之一。(57)华尔兹曾指出:赫兹创造了“安全困境”这一术语,用以描述国际环境。“安全困境”无法得到解决,只能加以或难或易的应对。(58)同时,华尔兹还引用赫兹“安全困境”理论中的“绝对的权力等于绝对的无力”观点,在其基础上进行了他后续的关于权力关系及大国与小国力量对比的论证。(59)

华尔兹对于赫兹文献的熟悉使得他很快就能够娴熟地就“安全困境”理论进行分析与辩证论述,这一理论对华尔兹厘清在《人、国家和战争》一书中形成的结构层次思想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作用。而正是以无政府状态和安全困境等结构性因素而非人性论为基石,结构现实主义才形成了国关理论界迄今为止最简约、最具科学性的国际政治理论。

赫兹的“安全困境”理论自然而明确地包含了人们如何认知由意图不确定所导致的猜疑的存在,以及人们如何对待猜疑的逻辑结果。进攻性现实主义与防御性现实主义之间所产生的持久争论,恰恰就是从对这一深层心理因素的不同认知和假定开始的。如果体系中的行为体往好的方面理解他方行动的意图,会倾向于采取防卫性的策略行为,以防他方误解,从而避免“军备竞赛”;如果往坏的方面理解,就会采取进攻性的策略行为,“先下手为强”,加剧彼此间的“安全困境”。

进攻性现实主义者米尔斯海默被认为是对赫兹“安全困境”概念的原始含义的真正继承者。(60)他指出,“‘安全困境’是国际关系文献中最著名的概念之一,它体现了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基本逻辑。该困境的实质是,一个国家用来增加自己安全的测度标准常常会减少他国的安全。”(61)米尔斯海默认为,只要国家生活于无政府状态中,就几乎毫无措施来改善安全困境,由于没有一个更高权威提供保护,对一国来说,最佳的生存之道就是获取最大化的相对权力,由此,“最好的防御就是一种有效的进攻”。

防御性现实主义侧重阐述安全困境的具体情况,杰维斯认为,检验“安全困境”有两个关键变量:防御性武器和政策能否与进攻性武器和政策进行区分;防御和进攻何者更具优势。他认为,“安全困境”并非全是危险的和无法避免的,历史上大部分时期的情况都是防御较进攻更有优势,并且一方力量的上升表面上看是增加了自身安全,但是由于他国同样对应增加自身安全的行为,实际上抵消了前者试图增加安全感的努力,甚至还会削弱前者原有的比较优势。所以,尽管存在“安全困境”,但国家之间仍然会采取包容性的安全政策。(62)杰维斯的分析首先基于对赫兹提出的“安全困境”中的疑惧与猜疑的善意解释,即“安全困境”是一种貌似的而非真实的存在。基于此,他进一步论述了如何缓解“安全困境”,困境下合作可能出现的情况及武器区分所具有的意义。此外,杰维斯还在此基础上,重新定义了“安全困境”,并扩展了“不确定性”下的政治关系中的心理学动力的理论应用。(63)

(三)丰富了现实主义的其他概念含义

如前所述,在赫兹之前,现实主义对于国际关系的理解基本始于对人性善恶的判断与对“自然状态”的简单预设。传统现实主义尽管强调无政府状态及“安全困境”现象的存在,但都将其作为先验的“自然状态”看待,并不重视结构对行为体的影响。正是“安全困境”概念的提出才使结构要素成为现实主义建构理论的明确因素。

“理论是有用的。它往往优于无意识地盲从当下盛行的偏见。”(64)现实主义强调国际关系冲突,认为它是一种强意识且无处不在,由此自助就变得尤为重要,合作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赫兹借助结构因素,斩断了冲突与合作无法并存的逻辑链条,使重新理解冲突与合作的关系成为可能。他突出强调了两点,其一是物质性的,即核武器的出现彻底改变了战争含义及形式,它使战争的胜负失去了原有的权力获取意义,变成了相互毁灭的铺路石,所以如何定义“冲突”也成为新的理论问题;其二是心理学意义上的,即使政府能够明了其他各方的“相对恐惧”,制定相应的政策,但谁都没有可能形成长期信任,去相信不会出现某个国家的领导人及其政策不破坏既定形成的现状。(65)所以,如何形成长期稳定的信任关系成为一个新的研究课题,指引着后来的制度主义者应用功能主义理论对此进行更为细致的研究。

另外,赫兹就战后的政治社会现实使得传统现实主义崇尚的均势与集体安全成为不可能的认识做出两点说明:其一,均势的基本要素随着两极体系的确立、核武器的出现及两大阵营间的意识形态对抗不复存在了;(66)其二,集体安全的要义在于集合所有行为体的力量与优势对付挑战体系的“侵略者”,由于两极对抗格局的形成及两个超级大国无论在军事、经济还是意识形态诸方面的优势,致使其盟国根本不可能从两极对抗中脱离出来。同样,由于实力上的悬殊,阵营外国家形成集体安全也变得不可能。

“安全困境”概念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得到广泛应用,对理论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更是现实主义流派的理论起点。赫兹终其一生对安全与生存问题的关注,不仅是指引他不断进行理论探索的动力,而且他创设的“两种困境”思想和“两步走”方略能为突破现实困境提供足够启示。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李义虎教授的指导,《国际政治研究》匿名评审专家提出了建设性修改意见,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当然,文中错漏概由笔者本人负责。

注释:

①John H. Herz,“Idealist Internationalism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World Politics, Vol. 2, No. 2, January, 1950, pp. 157-180; John H. Herz, Political Realism and Political Idealism: A Study in Theories and Realiti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1; John H. Herz,“The Security Dilemma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ackground and Present Problems,”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7, No. 4, 2003, p. 41.

②第一类定义主要关注“安全困境”导致的损害结果,强调一国行动如何无意间损害了邻国安全,代表学者是杰维斯和巴里•布赞(Barry Buzan);第二类定义主要关注“安全困境”的自我挫败性质,强调一国为了寻求安全采取的行为,却使自身较之前更为不安全,代表学者是美国乔治敦大学教授罗伯特•莱伯(Robert Lieber)和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教授巴里•波森(Barry Posen);第三类定义主要强调“安全困境”的不确定性。剑桥大学历史学家赫伯特•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威尔士大学国际政治教授尼古拉斯•惠勒(Nicholas Wheeler)和英国皇家学会院士国际政治教授肯•布思(Ken Booth)主要代表了对这一类定义的阐述;第四类定义则主要强调国家面对的绝望处境,无论一国采取何种选择,唯一的结果都是令人无法满意的解决办法。参见Alan Collins, The Security Dilemma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7。

③根据目前所掌握的的资料,只有毕业于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刘旭东博士做了译介工作。参见刘旭东:《融合与超越:约翰•赫兹的国际政治思想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④参见International Relations,2008年冬季专刊。

⑤[美]肯尼思•W.汤普森:《国际思想大师:20世纪主要理论家与世界危机》,耿协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5-127页。

⑥赫兹的材料大部分收藏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档案馆“German and Jewish Intellectual  migré Collection, M. E. Grenander Department of Special Collections and Archives,”(Science libraries,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Albany)档案编号将以S*B*F*的形式标注于引用文献后方,S=Series,B=Box,F=Folder,未出版文献加注“unpublished“。

⑦赫兹认为,从历史事实上看,无政府社会以不同程度存在于人类社会的绝大多数时期。

⑧John H. Herz,“Idealist Internationalism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pp. 157-180.

⑨所谓结构或体系理论,倾向于强调结构或体系对行为体行为所产生的影响。

⑩Thomas Karis,“A Life of Passionate Scholarship,”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22, No. 4, 2008, pp. 405-409.

(11)[美]罗伯特•基欧汉:《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与世界政治研究》,[美]罗伯特•基欧汉主编:《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郭树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12)这种对自身理论不断修正和勇于自我批判的精神,在被誉为现实主义代表人物的摩根索和赫兹、尼布尔等学者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13)[美]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83-189页。

(14)John H. Herz,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the Atomic Ag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9, pp. 168-169.

(15)John H. Herz,“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the Nuclear Dilemma,”in John C. Bennett, ed., Nuclear Weapons and the Conflict of Conscience,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62, pp. 15-38.

(16)[美]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第187页。

(17)John H. Herz, The Nation-State and the Crisis of World Politics: Essays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David McKay, 1976.

(18)John H. Herz,“The Impact of the Technological-Scientific Process o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The Nation-State and the Crisis of World Politics: Essays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p. 172-180.

(19)John H. Herz,“Political Realism Revised,”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25. No. 2, Symposium in Honor of Hans J. Morgenthau, June 1981, p. 182.

(20)John H. Herz,“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the Nuclear Dilemma,”pp. 15-38.

(21)John H. Herz,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the Atomic Age, pp. 251-258.

(22)John H. Herz,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the Atomic Age, pp. 259-263.

(23)Ibid., pp. 264-269.

(24)Ibid., p. 275.

(25)Ibid., pp. 291-293.

(26)Ibid., p. 309.

(27)John H. Herz,“Comment,”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25, No. 2, June, 1981, p. 238.

(28)John H. Herz,“Idealist Internationalism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pp. 178-179.

(29)John H. Herz,“Political Realism-Can It Survive the Global Survival Threats(Mar. 1992),”S6B20F13:“Some Observations on Engaging in‘Survival Research’,”S6B20F24:“On Human Survival. Reflections on Survival Research and Survival Policies,”S6B20F25.

(30)[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徐昕、郝望、李保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0页。

(31)[美]罗伯特•基欧汉主编:《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郭树勇译,第1-2页。

(32)John H. Herz,“The Security Dilemma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ackground and Present Problems,”p. 412.

(33)John H. Herz, The Nation-State and the Crisis of World Politics: Essays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David McKay, 1976. pp. 72-75.

(34)John H. Herz,“Idealist Internationalism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pp. 157-180.

(35)[法]卢梭:《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李平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49-58页。

(36)[英]托马斯•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梨廷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94-95页。

(37)汤普森在《国际思想大师》一书第二部分“权力与政治”中将赫兹认定为一个现实主义学者,但赫兹本人并不这么认为,如果非要给他一个身份定位,他更愿意称自己为现实自由主义者(Realistic idealist)。参见[美]肯尼思•W.汤普森:《国际思想大师:20世纪主要理论家与世界危机》,耿协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4-129页。

(38)John H. Herz,“Idealist Internationalism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pp. 157-180.

(39)Ibid., pp. 157-180.

(40)“绝对获益”是指行为体通过行为达成的结果在绝对值上超过了行为之前,体现了单个行为体获益在数量上的绝对增加。“相对获益”则不仅关注获益数量的绝对值增加,更关注己方相对他方获益数量比较值的增减。它强调的是行为体之间获益的相对值。通过合作,即使彼此的收益在绝对值上都有所增加,如果一方认为他方的获益超过了自己的获益,从而扩大了他方的已有优势,或者弥补了他方原有的劣势,从而对己方构成了威胁,就会选择拒绝合作。

(41)Phlip G. Cerny,“The New Security Dilemma: Divisibility, Defection and Disorder in the Global Era,”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6, 2000.

(42)Barry Posen,“The Security Dilemma and Ethnic Conflict,”Survival, 35/1, 1993; Stuart Kaufman,“An International Theory of Inter-Ethnic War,”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2, 1996.

(43)Paul Roe,“Misperception and Ethnic Conflict: Transylvanias Societal Security Dilemma,”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8, No. 1, January 2002.

(44)[挪]托布约尔•克努成:《国际关系理论史导论》,余万里、何宗强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51页。

(45)叶江:《“安全困境”析论:兼谈“先发制人战略”与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关系》,《美国研究》2003年第4期,第8页。

(46)吴征宇:《论“安全两难”:思想渊源、生成机理及理论缺陷》,《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3期,第32-37页。

(47)吴征宇:《论“安全两难”:思想渊源、生成机理及理论缺陷》,第36页。

(48)吴征宇:《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研究》,第72页。

(49)吴征宇:《论“安全两难”:思想渊源、生成机理及理论缺陷》,第35页。

(50)Alan Colins, The Security Dilemma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7; Henry Kissinger, A World Restored,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57; Randall Schweller,“Neorealism's Status-Quo Bias: What Security Dilemma,”in Benjamin Frankel, ed., Realism: Restatements and Renewal, London: Frank Cass and Company, Ltd., 1996.

(51)Casper Sylvest,“John H. Herz and the Resurrection of Classical Realism,”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08, Vol. 22, No. 4, p. 441.

(52)Robert Jervis,“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World Politics, Vol. 30, No. 2, January, 1978, pp. 167-214.

(53)Cornelia Navari,“Hobbes, the State of Nature and the Laws of Nature,”in Ian Clark and Iver Neumannn, eds., Classical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6, p. 27.

(54)Stefano Guizzini, Real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Routledge, 1998, p. 35.

(55)吴征宇:《论“安全两难”:思想渊源、生成机理及理论缺陷》,第37页。

(56)吴征宇:《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研究》,第81-83页。

(57)叶江:《“安全困境”析论:兼谈“先发制人战略”与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关系》,第8页。

(58)[美]肯尼斯•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第200页。

(59)同上书,第197-199页。

(60)Ken Booth, Nicholas J. Wheeler, The Security Dilemma: Fear, Cooperation, and Truth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p. 35.

(61)[美]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8页。

(62)Robert Jervis,“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pp. 167-214.

(63)Ken Booth, Nicholas J. Wheeler, The Security Dilemma: Fear, Cooperation, and Truth in World Politics, p. 41.

(64)[美]罗伯特•基欧汉:《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与世界政治研究》,第2页。

(65)Ken Booth, Nicholas J. Wheeler, The Security Dilemma: Fear, Cooperation, and Truth in World Politics, p. 40.

(66)均势的形成取决于有一定数量的国家行为体,他们能够自由选择是否结盟及与谁结盟;体系中还需要有一个“调停者”,通过自身的行为,维持均势的形成;所有行为体有一套共享的维持均势存在的知识体系与价值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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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国际政治研究》(京)2015年2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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