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在第十届国际油脂油料大会上发表演讲，本文根据演讲内容整理。

过去的高位增长主要靠比较成本优势

中国的经济形势说复杂很复杂，说简单其实也很简单。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我记得提出的目标是争取5%保住4%，中国要突破4%和5%这个比较低的增长，第一是靠农村，因为你只有吃饱饭才可以发展，第二是邓小平南巡之后把民营经济发展起来，这是中国经济冲上来的第二波。第三是1997年中国签署了协议，把妨碍中国开放的体制、政治因素适当解决。

中国经济迎来三波改革开放，形成10%左右的高速增长，最重要的是开放。为什么开放对中国那么重要呢？因为开放之前中国很穷，不开放就更穷，一开放发现穷也有竞争力。当时我们看不到一些东西，因为缺资本、想法和商业模式，一开放，高收入国家、市场经济发展的比较现代的国家、大量资本都会来。它们会来，因为要素越多的地方，投资报酬通常低，资本缺的地方投资的收益就高，资本技术一来，加上我们普遍低的要素成本，中国经济开始发力，谁也想不到中国会成为世界制造工厂。

资本技术的大量引进，成就了中国的制造业。从1979年到2008年，三十年间我们平均的增长是9.8%，2005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4年我们成为第三大经济体，2010年中国成为最大的出口国，2013年中国成为最大的贸易进出口国。当然更重要的是普遍提升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无论是哪一阶层，都在这一过程中得到提升。

那么提升靠的是什么？首先要劳动力便宜，但是中国可不是仅仅靠劳动力便宜就获得竞争优势，因为改革开放前劳动力更便宜，要是不让开发，劳动力便宜是没有用的。我们过去学苏联的体制，制度的成本很高，中国真正的秘密是要素价格低，体制通过改革开放降低了，再加上中国人肯学习。这三个元素加到一起成就了中国的优势，这个主要是成本优势。

高位增长为什么会下行？

到今天为止，我们所有的高位增长，主要靠我们比较成本优势，这种增长模式成就巨大，每一个中国人都承认这一点。高位为什么会下行？美国金融危机08年开始发生作用，但是都看低了，就是一万亿美元的不良资产，市场出问题，政府在左右，但是下一个问题就麻烦了，政府说什么就是什么，然后大量的发欧债，那么出现这些危机，你拿什么救？现在看来这个问题还没有好的答案，现在还在熬，看是否可以熬出头。所以这个低迷就套进去了，中国是靠出口产品为主促进增长，我们国内市场相对来说，第一位作用是出口驱动的高速增长，受到了影响。它们的进口减少我们的出口就减少，就是08年危机来的时候少了四万亿，这个数字看着是吓人的。每年出口是增长20%，结果那一年是掉了20%，这就是经济受影响的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国内的原因，高速增长中，我们成本优势丢得是很快的。所有价格在涨，人工、土地什么的，我们就是靠成本优势在这个世界运转，但是高速增长还是有很大影响。比我们晚一些开放的国家一样，印度、越南现在成本比我们低，开放得比我们晚，现在中国是夹在中间了，这是新的情况。

第三不差钱，为什么？因为有很多赚快钱的可能性。我们过去打拼多少年的实体经济，现在很多都卷进了地产里，你也不好指责，赚钱的速度摆在这里。就算教书的老师在北京买房，房价涨得比工资多，想法会没有变化吗？还有多少人会踏踏实实地干工作、研究技术、研究客户呢？这个也是让我们下行的一个原因。

最后一个因素是真实利率急升，引致“债务型通缩”。走市场一圈发现，现在企业、行业、地方经济不好，很多人要跳楼，就是因为不能面对自己。问题是这个此一时彼一时，现在想的没有之前想的好。我借钱买的房，结果房涨了两倍，我贷款把钱还了。问题是市场这个东西是多资源配置的，大家在市场环境里面是不稳定的，一翻脸就变成了下行。所以从2012年就说水落石出，成本、利息、产能过剩都压着你。现在十八大以后开始提出这个，如果钱好赚，大家开销、手都松得很，我们现在商场的问题也是，很多脱离了生产率的水平，这个东西不调整，好日子过习惯了，下行的日子不好过。

低潮的时候要反向思考

下一步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要指望宏观政策好一点、松一点就怎样。错的东西就是错的，底下很多房子，怎么消化？肯定是要打折才能消化，那么这个原来的一百万怎么出来，出来可能只有四五十万，经过这个环节，我们面对政府、企业合作，走出去就快很多。

我们成本中强调一条，不完全是市场竞争形成的，这里面还有其它的成分，但是还有一块成本是法定成本。有很多人说劳工成本涨得太快，我查了一下GDP长了2.6倍，中国所有工资长了8.8倍，税收长了16.7倍，我们的社保涨了28.7倍，土地出让金涨了64倍，这样我们的地卖得就贵了。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开始觉得美国有竞争力，他们说那里的电力比我们的便宜，为什么我们这里那么贵？其实这里很多是体制的问题，我们经过改革开放，有一些没有把体制成本降低，反而在持续增长，所有的费用都在增长，比如审批。国家政府上来就砍审批，这些都是高速增长的时候加进去的，这些也是产业和企业的竞争成本。

所以经济下行的时候我们要注意我们心理上的问题，低潮的时候要反向思考。中国的社保收费还很高，但是社保水平较低，中国大多数要靠自己努力，你不奋斗的话，现在放弃了，将来后悔也没有办法。所以这个时候尤其需要这些，中国经济要现在注意韧性，企业、行业要非常有韧性，坚韧不拔的韧，你再困难我们还能比80年困难吗？还能比90年的水平差吗？90、91的增长率也是很可怜的，当时邓小平要南巡就是这个原因。

你看到这些东西，一定要对未来有期待，中国多数还是比较好的，很多想过好日子，从哪里找动力呢？用“一带一路”的方向去看，就国内市场来说，不要被现在过剩的产能吓到，我们有很多产能是不足的。看我们的产品品质，那么多人跑到国外去买东西，中国第一位的不是新，而是做好，这样不会没有市场，否则为什么跑出去买？像指甲刀、菜刀、马桶盖，这些不是不会做，而是差了一点，如果把这样的变革凝聚起来，有的是市场。因为国内有一亿人口的中产阶层，为什么国内的满足不了，大量的要靠进口、出去扫货？这个产品现在国内已经有一些先进的厂商在做了，他们跟日本合作搭了一个平台，而且连锁开门面，像优创良品就是其中一个，好产品、品质好一点的东西有的是市场。另外从服务业看，我们很多方面都不便利，为什么网上这个冲击波这么大？因为它便利。我们对便利性要高度重视，因为这些提高就是人的时间成本提高了，你过去什么都可以慢慢来，现在不行。

所以无论是制造业的品质、服务业的提供便利，市场都非常广阔。07年到现在，发达国家的份额下降，新兴市场的份额上升，这两年新兴市场面临的挑战比发达国家大，特别是今年以来，贸易、经济增长得比发达国家差。但是底数摆在这里，而我们出口的是发达国家比较多，我们现在面临开发新市场的问题，我们去开疆拓土、去打下市场的力量还是远远不够，所以制造业走出困境，一定要跟市场匹配起来，这方面还有不小的发展空间。

未来的方向是控制成本和创新

现在很大一块是向西，就是我们古代丝绸之路的概念，其实就是面向很多新兴的市场国家，面向我们过去不熟悉的，这些国家市场不同，购买力都是现成的。我们还有外汇储备，有的是事情可以做，所以在低潮的时候不能认为从此就怎样了。开拓新市场跟开拓全球其他地区都有可能，我们要开发的不仅仅都是巴黎、纽约、伦敦。

我们这次访问华为很受教，中国的企业都有这劲，就不会整天等着谁来帮你。天下没有那么多容易的日子好过，全球竞争谁都想过好日子，但是就得打拼。我们都说人老了，老人家比例多了，但是我们人力的质量远远没有释放。我跟一些企业家访问团出去看深受启发，像手机这么薄，也是以色列人的贡献，存储信息量很大，你的手机可以做到那薄吗？这仅仅是一个故事而已，我们一个团的人去，然后在那讨论人凭什么在世界立足，就是凭人口的质量，像教育、训练、想法、专利。我们靠什么立足？我们靠人多势众，就不能从人家那学一点什么吗？所以我自己在思考教育方面，我们的教育改革要从教育思维开始，以色列最厉害的是教育，2014年教育占GDP的8%，不仅仅是教育资源投资的多，教育方式也不一样，以色列母亲问孩子不是考多少分，是你会问问题吗？从小训练的想法都不一样，这个现在看来是最重要的持续增长的生产率，因为不同的想法意味着不同的产品、满足不同的需求，而这个需求是开发出来的，没有做苹果我们也想不出来要做这个东西，开发出来才会成为它的买家。

所以简单地讲，我们未来的方向就是两个：第一是要让我们的成本优势延长，就是法定成本通过改革降下来。经济上早就这样提出了，所以现在十三五也好，短期看第一位的问题是先控制成本，企业在这方面大有可为。节约成本、控制成本、保证中国更长久的成本优势方面，我们有很多方面的东西可以做。在这个过程中，要创新很多，包括像深圳、北京的中关村，开放形成浓厚的创新意识。看到效果一定要时间，不是一喊创新就可以，不是一喊马上就出苹果、出下一个阿里巴巴。但是短期看要面对现实，正视下行，这是中国经济面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