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智利阿连德“社会主义道路”研究为例
智利阿连德政府的“社会主义道路”研究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阿连德的“社会主义道路”思想及“人民团结阵线”政府的改革实践，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在拉丁美洲传播史、拉丁美洲左翼政治思想史、拉丁美洲左翼政党发展史时绕不开的重要学术命题。
阿连德“社会主义道路”改革也是国外拉美政治史研究领域的“显学”。根据《智利史》作者雷克特统计，国际学术界每100本智利研究的学术著作，至少有50本集中在阿连德时期。阿连德的“社会主义道路”实践仅坚持了1000天，但研究这一问题的学术著作早已超过了1000本，从一个侧面彰显了阿连德“社会主义道路”研究的重要意义。
国际学术界关于阿连德“社会主义道路”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1973-1980年为第一个时期，本阶段，一些同情阿连德政府的左翼知识分子出版著作，尽管这些论著充满了革命激情，但大多站在道德制高点上，高度赞扬了阿连德“社会主义道路”的革命精神和进步意义，强烈谴责了皮诺切特发动政变的行径。这些著作激情有余但理性不足。
1980-2000年是阿连德“社会主义道路”研究的第二个阶段。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中情局揭秘了部分档案，美国国会也组织了一些调查，阿连德政府流亡到海外的高官出版了几本回忆录，这些著述都为深入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基础。国际学术界开始探寻阿连德“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真相。本阶段涌现出一批优秀的研究成果。尽管学者们的政治倾向有左、中、右之分，但他们从政治、经济、外交等诸多方面深入探究了“人民团结阵线”政府的兴衰。
21世纪以来，国外各大学拉美研究方向的博士生成为国际学术界研究该问题的主力军。国外学界有相当多的拉美研究博士论文以阿连德“社会主义道路”为选题对象，掀起了新的研究热潮。由于西方国家有高度发达的基金会，这些博士生一般都可以在论文写作前期前往智利搜集资料。他们的论文广泛利用了美国国会图书馆、各时期总统图书馆、中情局、美国驻智利历任大使回忆录、智利国家档案馆、阿连德时期智利高官回忆录、智利普通人的日记等资料，力求从美国和智利双方角度探讨阿连德“社会主义道路”实践的重要内容。这一批博士的著述资料翔实、论述扎实，他们逐渐成长为拉美政治史研究的重要后备力量。
国外学术界关于阿连德“社会主义道路”的研究特色有几个方面值得我们借鉴。
一、研究资料
丰富、翔实的资料是做好一篇博士论文的核心基础。国际学术界对该问题研究的资料来源已相当丰富。大致说来，美国方面的资料有：中情局解密档案、白宫政要和驻智利大使馆的来往电文、历任总统图书馆的馆藏资料、约翰逊、尼克松、基辛格关于智利政局变动的谈话记录、美国驻智利历任大使的回忆录、大使馆工作人员的访谈录、《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美国重要媒体的新闻报导和时事评论、中情局在智利和其他拉美国家散发的宣传册、黑板画、壁画等资料、寓居美国的阿连德政府官员的回忆录等。智利方面的资料有：阿连德在各个场合的讲话稿、阿连德本人的政治评论和博士论文，阿连德执政期间接受媒体采访的访谈录、阿连德时期智利政府的法律文件、政府公告、智利各左翼党派的文件、公告和会议记录、智利各左翼政党之间的论战文章汇编、智利左、中、右翼报纸的新闻报导和时事评论、阿连德政府部分高官晚年的回忆录、阿连德遗孀及其他家人流亡海外期间的重要演讲等。
翔实的研究资料只是写好论文的基础。认真严谨的学者会在占有大量资料的基础上，披沙拣金，去伪存真。同一历史事件，不同的经历者囿于政治倾向差异，往往会得出不同的见解。这就需要历史研究者能从纷繁复杂的资料中发现真相，做出合乎逻辑、能经得起读者推敲的结论。这也是最考验学者研究水平和学术功底的部分。国外的优秀论著，为了寻求真相，往往参考各种资料，详细考证并逐条订正后，才谨慎地得出结论。
二、学科方法
优秀的学术成果需要有宏大的学术视野，尤其要善于借鉴来自不同学科的学术方法和研究范式。阿连德的“社会主义道路”思想及“人民团结阵线”的改革实践是一个综合命题，涉及多学科的知识基础和研究视角。国外学术界之所以对该问题有较为成熟的研究，其重要原因在于学者们善于汲取并利用不同学科的养分。
根据笔者管见，国外学者在论述这一问题时，涉及到了历史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等诸多学科。
限于篇幅关系，这里仅举四例。埃德·考夫曼的力作：《智利阿连德政权的危机：新的视角》(Edy Kaufman, Crisis in Allende’s Chile: New Perspectives,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88.)，就深受国际关系学里的层次分析法启发，从国际体系、国内政治、决策集团和领导个人因素等四个方面探讨了阿连德“社会主义道路”改革失败的原因。纳德·因特萨尔的博士论文：《智利的政治发展——从民主社会主义到独裁》(Nader Entessar,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Chile, From Democratic Socialism to Dictatorship, Calcutta: K.P. Bagchi Company, 1979.)借鉴依附论的理论框架，做出了出色的成果。芭芭拉·斯特林斯的《智利的阶级冲突与经济发展，1958-1973》(Barbara Stallings, Class Conflic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le, 1958-1973,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运用了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跨学科方法，令人信服地揭示了1958-1973年间智利经济社会的变迁规律。马格莱特·鲍威尔的《智利的右翼妇女运动：妇女权力以及反对阿连德的斗争，1964-1973》(Margaret Power, Right-Wing Women in Chile: Feminine Power and the Struggle Against Allende,1964-1973, Pennsylvania: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2.)汲取社会学和女性行为学的研究范式，探讨阿连德时代智利右翼妇女的社会运动及其影响，让人耳目一新。
三、研究层次
优秀的论著需要宏观论述和微观叙事相结合，既有树木，又见森林。国外学术界对阿连德“社会主义道路”的研究已经超越了就事论事、泛泛而谈的阶段，逐渐开始深入细化。这里仅举两例说明。温·彼得独辟蹊径，选取智利纺织业龙头老大——尤里纺织厂的工人运动为研究对象，观察了阿连德政府征收该厂后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从一个工厂的生产经营情况、工人政治倾向、工人组织方式等角度折射出“人民团结阵线”政府建立公有制经济部门的成败得失(Winn, Peter, Weavers of revolution: The Yarur workers and Chile's road to social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科林·亨弗雷和贝尔纳·索吉借鉴口述史学的研究方法，采访了智利不同阶层的普通民众，从民众的视角点评阿连德改革带给智利普通人生活的变化(Colin Henfrey and Bernardo Sorj, Chilean voices: activists describe their experiences of the Popular Unity period, Michigan: Harvester Press, 1977.)。
综上所述，国际学术界关于阿连德改革的研究不仅著述颇丰，而且在质量上也不断推进到新高度。与国际学术界的巨大进展相比，我们还需要继续努力。
资料方面，要突破二手资料限制，不能炒冷饭、以讹传讹。尽管并非每一个拉美方向的博士生都有机会前往研究对象国搜集资料，但各种电子资源和数据库的广泛普及已极大改善了传统拉美史研究“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困境。拉美政治史研究要尽可能广泛地占有原始资料，鉴别优秀资料，摆脱过度依赖于某一种或某几种资料的困境。丰富的资料来源是做出优秀研究论文的基础。
学科借鉴方面，在立足历史学的基础上广泛借鉴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和方法。基于历史学，是因为我们做的是拉丁美洲史的研究论文;历史学研究的史学理论、史学方法是做好论文的基础;但广泛鉴别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是丰富研究路径，做出跨学科成果的必由之路。政治学、经济学、国际关系学、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都是值得借鉴的学科领域。只有广泛借鉴其他学科的优秀成果，才能办到博采众家之长，成一家之言。
研究方法和研究层次方面，要尽量细化研究对象、下放研究层次。新时期拉美政治史的研究要突破传统的人物生平史、政府施政纲领和文本解读层次，细化研究对象，实现研究层次的下放。我们可以深入分析某一历史阶段、某一政党、某一政治事件，以小见大、见微知著，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揭示拉丁美洲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
作者简介：贺喜，山西临汾人，历史学博士、中山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中拉青年学术共同体(CECLA)研究员、中国拉丁美洲学会理事、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会理事、研究方向是拉丁美洲政治、国际关系与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