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新军:“社会主义新人”大讨论与新时期文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2 次 更新时间:2015-11-12 14: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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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新军  

   “社会主义新人”曾经是革命时代文学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在左翼文学兴起的过程中,曾有无数的批评家激情满怀地呼唤“社会主义新人”的诞生;在“十七年”文学批评中,“社会主义新人”的概念曾被频繁使用;1964年后,随着激进的“兴无灭资”意识形态的推行,“新人”逐渐被“无产阶级英雄”和“共产主义战士”等关键词所取代,“文革”文学中极“左”的人物形象规范逐渐形成;20世纪80年代中前期,“新人”的概念再次被文学批评家广泛使用;90年代中期以来,“社会主义新人”的概念逐渐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中消失了,与此相关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少。

   但也有少数文章试图从“新人”的角度介入对当代文学史的考察:刘卫东的《从“新人”到“英雄”——社会主义新人理论的演变》(《文学评论》,2010年第5期)从历史叙事的角度,揭示出“十七年”文学中“新人”逐渐升级为“英雄”的过程;黄平的《再造“新人”——新时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调整及影响》(《海南师院学报》,2008年第1期)从“新人”的角度,揭示出“社会现实主义”文学规范在新时期调整过程中所遭遇的尴尬与最终失败的过程;史静的《作为超话语的存在:与“伤痕文学”相伴随的“社会主义新人”批评话语》(《海南师院学报》,2007年第1期)则从“新人”批评话语与伤痕文学的关系出发,重新审视20世纪80年代文学批评。笔者在考察80年代文学报刊时发现,当时关于“社会主义新人”的讨论,是与复杂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形势密切相关的,是与思想界、文学界革新力量与保守力量的反复较量紧密纠缠的。细致梳理“社会主义新人”讨论的展开过程、论争双方的主要分歧、代表性文本的主要特征以及“新人”逐渐淡出文坛的过程,有助于深化对新时期文学形成与发展过程的理解。

   一、“社会主义新人”讨论的展开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政策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由于各地思想解放的程度不一样,不少文学报刊,特别是军队系统的文艺报刊,还在继续宣扬“兴无灭资”和塑造“无产阶级英雄”,这显然不利于推动经济体制改革。为了尽快把文艺创作纳入为四化建设服务的轨道,邓小平在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的祝词中提倡塑造“社会主义新人”:“我们的文艺,应当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取得更丰硕的成果。要塑造四个现代化的创业者,表现他们那种有革命理想和科学态度、有高尚情操和创造能力、有宽阔眼界和求实精神的崭新面貌。要通过这些新人的形象,来激发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他们从事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创造活动。”①邓小平对“新人”的界定,与国家从阶级斗争转向四化建设的大政方针相一致,明显淡化了“无产阶级英雄”“共产主义战士”等概念过于鲜明的阶级性,剔除了其“兴无灭资”的意识形态功能,意在为拨乱反正和四化建设提供精神资源和动力支持。

   然而,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新人”的呼吁,并未引起文艺界广泛重视。在第四次文代会上,没有几个人积极回应“新人”的提法。周扬在报告中强调:“作家主要是描写各种人的生活和命运,刻画人物的复杂性格,表现人的丰富的内心世界,描绘人们在为现代化斗争中的精神面貌的深刻变化。我们的文艺要写英雄人物,也要写其他各种各样的人物,包括中间状态的人物、落后人物和反面人物。”②康濯在发言中重点为“大连会议”(“中间人物论”“现实主义深化论”)平反,并明确提出:“暴露、批评的作品,即使无先进人物也可以的,只要你写得分寸适应。”③秦似发言时也指出:“凡反映了社会和时代精神本质的东西,即使不写英雄,也伟大。”④第四次文代会后,各文艺报刊也没有积极宣传塑造“社会主义新人”。1980年,只有东北的几个刊物和吉林省文联对“社会主义新人”展开讨论,而多数文艺报刊对此并没有多大兴趣,有的甚至还持抵制态度。

   文艺界之所以冷淡“社会主义新人”,是因为“文革”时期的“根本任务论”殷鉴未远,而前不久,李剑的《“歌德”与“缺德”》又旧调重弹,鼓吹文学的主要任务是“为无产阶级树碑立传,为‘四化’英雄撰写新篇”。多数文学期刊担心的是提倡“社会主义新人”,不利于人物形象的多样化,不利于恢复现实主义传统。他们更关注邓小平祝词中“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不要横加干涉”等论述;更关注如何突破不能“写黑暗”“写真实”的禁区,如何增强文学的“批判性”。在1980年7月由《安徽文学》《清明》编辑部召开的“黄山笔会”上,作家们质疑年初剧本座谈会上的“社会效果”论,激烈反对以“社会效果”为名限制“写真实”、排斥“写伤痕”,他们呼吁把反封建作为文学的主要任务,呼吁继续展开对封建特权和官僚主义的批判。11月,《花城》《十月》《清明》等26家大型刊物在江苏镇江召开“全国大型文学期刊座谈会”,呼吁扩大编辑部的自主权,批评有的地区主管部门对刊物管得过死,对文艺创作干涉太多,会上甚至有人说“可以和中央唱对台戏”。12月,《雨花》《上海文学》《鸭绿江》《福建文学》等17家地方刊物联合召开“鼓浪屿会议”,主编们集中讨论的话题,还是如何对抗“左的”干扰,并提出在文学刊物受到政治干涉时,应该“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几次会议,在1981年反自由化和1983年清理精神污染中,都成为重点批判对象。

   由于文艺报刊对“新人”普遍冷淡,邓小平于1981年1月29日再次强调报刊在发表作品和评论时,“要热情歌颂社会主义新人、四化的创业者”,“揭露和批判阴暗面,目的是为了纠正,要有正确的立场和观点,使人们增强信心和力量,防止消极影响。关于反右派、反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和十年动乱的揭露性作品,几年来已经发表不少……今后这些题材当然还可以写,但发表过多,会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⑤

   在1981年批判《苦恋》时,中宣部明确规定:以后凡是揭露和批判性的文学作品,文学报刊必须送审。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作品与争鸣》于1981年4月15日召开“社会主义新人”研讨会,中宣部副部长贺敬之莅会讲话。此后,“新人”问题才“引起文艺界的普遍重视”,⑥《文艺报》与各地方文学刊物,或召开研讨会,或组织笔谈,或开设专栏,纷纷展开关于“社会主义新人”大讨论。汹涌澎湃的伤痕文学、批判文学的浪潮,终于得到有效的抑制。

   不难看出,“社会主义新人”大讨论,实际上是1979年“歌德”与“缺德”、“向前看”与“向后看”讨论的延续,在20世纪80年代中前期的文艺报刊上,刊发提倡“社会主义新人”的文章较多之时,往往也是批判伤痕文学、批判文学激烈之时。“社会主义新人”的积极提倡者,意在把文学从伤痕文学、批判文学的潮流中引导出来,发挥先进人物的正面引导功能。他们认为:主导文坛的伤痕累累的人物形象与批判现实的文学,虽具有批判“文革”的意识形态功能,但却不利于教育人民团结一致向前看,积极地投身四化建设;过多地反思历史的创伤,容易导致革命历史合法性的危机,过多地揭露现实的阴暗面,不利于增强读者对现实秩序的认同感,滋长对社会主义的怀疑和不信任情绪。而倡导塑造“社会主义新人”,正是为了扭转这个方向,使文学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

   正是出于上述逻辑,贺敬之说:“我们不能回避和掩盖阴暗面,社会主义文艺理应正确地发挥它对旧事物的批判功能。但是,我们必须重视积极的、前进的、光明的新事物。我们应当反映出新事物和旧事物的斗争,光明面与阴暗面的斗争,反映出光明必定战胜黑暗的历史必然性。因此,要充分肯定新生的、光明的事物存在,充分看到它的发展壮大。正因为这样,塑造社会主义新人——我们时代的光明和前进力量的代表者们的形象,就当然成为正确反映新时代的关键性的一环了。”⑦陆贵山则说,提倡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对防止或克服单纯暴露可能带来的迷惘彷徨和悲观失望的沮丧情绪是极为有益的”。⑧在1983年“清污”中,丁玲等老作家在学习《邓小平文选》的讨论会上,尖锐地提出到底提倡伤痕文学还是提倡“社会主义新人”的问题,胡乔木在动员“清污”时也曾明确表示:“文艺创作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所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果,同党和人民的要求还有相当的差距。”⑨上令下行,文学报刊也随之跟进,较多地刊发表现社会主义新人的作品。

   二、对“社会主义新人”的不同理解

   20世纪80年代初是个新旧交替、思想驳杂的时代,文艺界既有思想守成者,也有思想开放者。思想守成者主张继续批判资本主义思想,思想开放者主张重点批判封建主义的思想残余和官僚主义思想。因此,他们对“社会主义新人”的理解并不一致。

   在当时,积极提倡“社会主义新人”的,多是文艺界领导、老作家和思想相对保守的学者。他们对“新人”的界定较为严格,更重视“新人”的社会主义觉悟,强调“社会主义新人”应该与资产阶级思想划清界限。贺敬之认为“社会主义新人”“是在最后埋葬私有制度并清除它对人们精神上的影响这一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变革时期产生的”,“当然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新人,和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环境中产生的新人根本有所不同,前者总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和私有制的思想相联系,后者则是力求摆脱这种思想的影响”,“不论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文艺作品中,如果根本没有共产主义理想,是不可能成为社会主义新人的”。⑩自称“歌德派”的丁玲,在评价柯岩的长篇小说《寻找回来的世界》时说:“我听到有人曾经对某些作品的评论,好像只要主人公勤于职守,毫无怨言,默默无闻就认为是社会主义新人。我不以为然;我只认为那是正派人,是好人,是可以同情的人……但这不是社会主义新人。”她认为柯岩小说中的徐问、陆娴、黄树林才是“新人”,因为他们具有“自我牺牲”精神,“以马列主义为主导,以党的事业为重,办工读学校,改造我们年轻一代中的失足者而孜孜不倦,任劳任怨”。(11)张炯在谈论“社会主义新人”时,也看重“新人”与“舍己为人”的社会主义伦理道德的联系,他认为丁玲笔下的杜晚香是“社会主义新人”,因为她“不计报酬”“大公无私”,不断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从而精神上越来越崇高、美好。(12)蒋守谦反对离开社会主义觉悟谈论“新人”的新品质,他认为“具有现代科学文化知识,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富于实干精神、改革精神、创业精神等,都只有同具有社会主义思想觉悟这样一个根本的大前提联系在一起”,方能成为“社会主义新人”。(13)

   重视“新人”的社会主义属性,必然会看重“社会主义新人”与“无产阶级英雄”的历史连续性,不赞成过多地否定建国后“十七年”的革命文学传统。刘白羽在呼应邓小平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倡议时,仍然使用的是“无产阶级英雄”的概念,并通过追索马列文论与革命文学史的方式,论证创造“新人”的重要性,根本没有意识到“新人”与“无产阶级英雄”的区别。(14)在《文艺报》召开的研讨会上,不少与会者要求“新人”继续承担批判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的功能,不赞成以“新人”排斥“无产阶级英雄”,并主张把后者列入“社会主义新人”的范畴,把他们作为“社会主义新人”中最优秀的人。(15)这种观点,显然和当时不断肯定个人利益、价值和尊严的改革方向存在矛盾。在新旧意识形态转换过程中,注定会产生这一棘手的问题。张炯在1985年《红旗》杂志组织的一次座谈会上,就不无困惑地提出“什么是社会主义新人?80年代新人与50年代新人有何不同?什么是改革中的道德伦理?”(16)的问题。

而思想开放者对“新人”道德品质的界定较为宽泛,他们更强调“新人”新的思想素质,而回避资产阶级思想问题。1981年3月24日,周扬在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颁奖大会上所作的《文学要给人民以力量》的讲话中,把“社会主义新人”的品格界定为:“他应当具有社会主义思想和现代科学文化知识,他敢于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富于实干精神、改革精神、创业精神。”这显然是为了服务于改革开放的大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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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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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开封)2015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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