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剑:2020年,生育或许全面放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74 次 更新时间:2015-11-11 12:4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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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剑 (进入专栏)  

  

   从取消生育间隔、双独二孩、单独二孩,到现在的全面二孩,中国的生育政策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这意味着以往严格控制人口的政策已经一去不复返。新的人口形势要求我们必须作出改革,而为了这一步动作,民间呼吁了十余年。

   11月3日,中共中央正式公布“十三五”规划建议,全面二孩迅速成为民众关注的重点,而这也是目前为止计生政策的调整中最重要和影响最大的一步。人口学家、90年代国家计生委宣教司宣传处处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陈剑在与网易《路标》对谈时认为,虽然全面放开迟了点,但毕竟是放开了。他预言,最迟2020年将全面取消计划生育,取消卫计委。

   但是即便全面放开二孩,过去的实践已经证明民众的生育意愿下降,陈剑认为这种趋势是不可逆转的。时至今日,历史该如何评价这项影响几代中国人生育模式的政策?

  

   全面放开二孩:迟到的改革

   1,放开二孩在本世纪初就已成为普遍认识

   网易《路标》:到现在才全面放开二孩,是不是迟了点?

   陈剑:这个早就应该调整了。放开二孩在本世纪初就已经成为稍有人口学常识的人们普遍认识,已经不是人口学的高端学问了。

   2009年的时候,我在中国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上写了一篇长文,“加快人口政策从非常态向常态过渡,副标题是纪念公开信(指1980年9月25日党中央发表的《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公开信》被视为严格一孩的政策的开端)30周年。这篇章文章中提到,以一孩为主要内容的生育政策实行30年了,现在应当进行调整。《公开信》也说了,30年以后,如果环境发生变化,就应当进行改变。30年过去了,生育政策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应该改。

   这篇文章据传到了国务院领导手中做了批示,又转给国家卫计委,交给他们来处理,结果不了了之。因为这样的事情最终决策不是国家卫计委定的,一定是由中央来决策。人口增长有其惯性,不能仅仅看表象。对其内在规律的把握,需要人口学家,特别是人口统计学家说话。现在放开二孩虽然迟了点,但毕竟放开了。这是第一步,最终是要进入自由生育,把生育权还给家庭和育龄人群。现在仍然是计划生育时期,只不过政策进行了调整,生育口径放宽了。

   网易《路标》:现在说全面放开二孩,是基于性别比失衡、人口老龄化这些问题,所以它最终也不是说从一个人权的角度去调整这个政策。可以这么理解吗?

   陈剑:1990年的时候我在《中国人口科学》和《半月谈》内部版写过两篇文章论计划生育与人权的,可能是最早涉及这一命题的中国学者。过去我们完全无视人权理念,认为人权是西方的。后来逐渐有所认识,2004年写进庄严的《宪法》。中国改革开放37年,中国的人权事业有着巨大进步。中国的计划生育确实存在人权问题。但以往人们很少从人权角度来认识这个问题。因而对大月份引产等强制坠胎等行为,没觉得有什么,引就引了。现在人们愈益认识到这侵犯了人权,因而整个国家和社会的人权意识的提升,对计划生育的认识也就要求更高了。所以现在为什么讲计划生育确实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对人权的伤害。所以这次全面放开二孩,应当包含有这个因素。

   2,最迟2020年全面取消计划生育,取消卫计委

   网易《路标》:现在是全面放开二孩,你觉得可见的未来中有可能达到完全废除计划生育的阶段吗?

   陈剑:一定会实现。作为学者,我认为二孩政策早就应该全面放开了,现在也完全应当全面取消计划生育,实行自由生育,将生育权彻底交给家庭和育龄人群。我长期在实际部门工作,实际部门有自己的运行惯性和思维逻辑,其放开的过程一定是有阶段性的。先放开二孩,看一段时间,到底效果怎么样。如果最终生育率还是持续地下降,那才会进行下一步,彻底放开。现在看来,放开二孩后,很多人说得很热闹,但真正愿意生的人数是很低的,世界各国的经验都已证明了这点。

   中国2013年11月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符合条件的全国有1100万对,提出申请的只有169万对,占比15.4%生育,但最终生育的只有47万对,不足50万对,不足5%。现在全国符合全面两孩政策条件的夫妇约有9000万对,最终能落实的,真正放开二孩愿意生的,只占很小比例。这就体现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人们的生育意愿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我的观点是,至多5年,2020年一定会全面取消计划生育,政策彻底放开,取消卫计委。

   网易《路标》:这个是个很大的动作,会涉及到很多很多人的利益。

   陈剑:生育政策放到二孩,已经满足了绝大多数人的生育愿望。肯定还有想生三孩的人,但比重是极低的。所以从放开二孩到全面放开影响很小。

   现阶段是影响最大的时期。政策放开能满足绝大多数人的生育愿望,但是真正的效果其实是有限的,超低生育率水平是不可逆转的,全世界找不出一个例外。今后两三年内会有一些小反弹,但真正的影响非常有限的。

  

   计生政策历史:从提倡“晚、稀、少”到严格一孩的异化

   1,90多年前,为母亲健康,中国就提出了节制生育

   网易《路标》:计划生育政策有一个很长的历史演变过程,在建国初期,政府号召“光荣妈妈”,鼓励生育,甚至说反对大家堕胎。但是后来马上转变为倡导大家节制生育,这个变化的背景是什么?

   陈剑:严格说,就全国范围内没有这个时期。但是在中国的一些城市有过这些做法,这只是五十年代一个很短的时期。因为那时候中国全面学苏联,苏联是中国榜样,中国对外政策一边倒。而二战期间,苏联牺牲巨大,而且主要是年青的士兵。苏联急需要劳动力,所以他要鼓励生育。但中国不一样,1953年中国开始第一次人口普查,突然发现中国人口已经达到六亿多了,而不是通常所说的四万万五千万,所以这个口号很快就变了。也就建国初期这段时间。

   网易《路标》:那个时候出生的人口还是挺多的。

   陈剑:不完全都是因为鼓励生的。第一我们过去没有统计数据,过去讲的四万万五千万,其实是我们根本不了解具体的数据。另外战后,社会进入了和平时期,有恢复性的增长。这是一个很正常的过程。

   网易《路标》:后来提出节制生育,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转变?

   陈剑:其实节制生育不是解放后提出来的。在20世纪20年代就有很多学者提过节制生育这样的理念,提的比较多的就是节制生育对母亲的健康有好处。那时候还不是从国家的角度,而是从家庭的角度,对母亲和孩子的健康的角度提出来的。新中国刚建立时候,又有一些学者,如邵力子、马寅初也都提出要节制生育。在五十年代,1953年当时的政务院(也就是后来的国务院),就开始着手准备采用一些手段节制生育。1953年的时候,邓小平刚调到北京来,就参与了这样一些工作,做过一些指示。但是那时候只是提供一些避孕节育的方法,跟后面的计划生育是两回事。

   2,计生政策中期提倡“晚稀少”,政策执行温和,效果好

   网易《路标》:后来1971年的时候,就开始有了具体的数量指标,强调要有计划生育,提出“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这个变化是怎么产生的?

   陈剑:这个提法最早还是在六十年代,像山东的文登、荣成,就有这样的一些提法。这是从地方开始的,然后中央接过来。1965年,当时的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在上海搞试点,那时候取得了很大的成功。1971年7月,国务院转发《关于做好计划生育的报告》,把控制人口增长的指标首次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当时的口号就是“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叫“晚稀少”。这个政策前后施行近乎十年,到1979年,总体效果非常好。

   网易《路标》:当时是基层去落实这些政策的时候,落实的方法是怎样的呢?

   陈剑:主要是推广上海经验。一个是要有避孕节育的方法,那时候卫生部也推广一些比较好的避孕节育的方法。另外就是基层工作人员的落实,那时候在农村有赤脚医疗队,在工厂配备了专门从事计生工作的人,一开始都是兼职,比如说工会组织的成员,妇女组织的成员,他们一开始就是把这个工作落到实处。上海的经验为中国的计划生育做了贡献,很多的做法都是推行了上海的一些经验。中央提出计划生育,实际上是有利于妇女的健康的,很容易得到育龄妇女的积极响应。

   网易《路标》:那时候基层执行这些政策的手段应该还是挺温和的吧,没有像后来的野蛮暴力?

   陈剑:总体来说,这一阶段是“和风细雨”。那时候还没有完成任务的指标,所以都只是在提倡大家做一种选择,而不是像以后有严格的控制指标,有严格的规定动作。所以那个十年,我们叫和风细雨的十年,效果非常好,在人类生育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总和生育率从5.8降到1980年的2.24,这样的变化就是一个历史性的变化。

   3,为实现奋斗目标,一孩化政策形成

   网易《路标》:为什么后来就发生了变化呢?

   陈剑:这有历史的因素。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工作重心发生了转移,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国家领导人纷纷出国,视野开阔了,他们突然发现,这个国家与发达国家差距太大了,太落后了。邓小平、陈云那一代领导人的共识就是要尽快改变中国落后贫困面貌。

   所以邓小平提出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先是解决温饱,然后小康,最后到21世纪中叶,实现第三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第二步要实现小康,人均1000美元,就有个人均的问题,需要控制人口数量。于是当时就提出一个指标,必须把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按照这一要求,只能实行一对夫妇只能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所以这样的逻辑关系就形成了。

   这时人口学家出场了,他们提出了一些理论,包括中国理想人口,人口承载极限等理论。如果人口总量控制在12亿,要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就只能选择1或者1.5,所以一胎化成了一个必然的选项。这些理论现在看来都有明显缺陷,但在那时却是一种主流声音,由于与“科学”相伴,似乎非常有道理。

   1979年政策开始转向,实行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但这一政策的推行产生了很多的矛盾和问题。这时候新一代领导人胡耀邦上任后发现了这个问题。胡耀邦就有个想法,出一个公开信,其本意是在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中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让他们作为代表和示范,来推动这项工作的落实,而不是要求所有的公民都这样做。

   后来政策演变成只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胡耀邦本意是提倡,最后变成了一个必须完成的规定的动作。这是胡耀邦可能没有想到的。

   4,缺乏对人口规律的认识

   网易《路标》:中国人口学界是怎样的情况?

   陈剑:中国很长时间没有人口学。50年代初大学的人口学都已经取消了,所以中国那一代人没有学过人口学,不了解人口变化的规律。人口增长的表象和它的实际运行,有时差和不一致,有时我们看到的情形和它内在的规律所显示的内容很不一样,很多人不了解人口规律特征,只看到人口太多了,要严格控制。

从70年代开始,中国开始搞计划生育,实际部门开始接触人口和人口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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