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中英:全球化、社会变化与中国外交[1]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414 次 更新时间:2006-04-03 13:3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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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中英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 在对中国外交的研究中,社会变化或者社会问题的影响问题一直受到忽视。作者强调了外交政策中社会变化问题的重要性,试图提出而非回答一些问题。中国卷入全球化已经带来了基本的社会变化。在过去 20 多年中,全球化不仅改变了中国经济而且影响了中国社会。尽管如此,中国整体的外交政策仍然由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为中心的日程所主导,尚未有效地回应来自全球化的社会挑战。作者还就一系列问题(如中国到底如何形成系统的全球治理主张、如何保护全球化下的中国社会、如何调整中国的国际道义外交等)提出了一些看法。

  [关键词] 社会变化;全球化;社会保护;作为社会的中国;中国外交

  

  一 问题的提出:研究中国外交为什么不能忽视社会变化问题?

  

  对社会变化的研究(the study of social change or transformation)长期以来不在外交政策或国际关系研究的正统之列。这是一种严重的缺失。[2]现在是应该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而全面研究的时候了。本文讲的社会变化包含两个层次:第一个是民族或者国家层次上的,第二个是全球层次上的。

  经济和社会本来是同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全球化本来包括了社会变化,但许多人理解或者强调的“全球化”却仅仅是经济意义上的。换一个说法,社会变化可以用全球化来表达。不管人们如何定义或者理解全球化,全球化都意味着单个的民族社会不再是封闭的或者与外部世界联系较少的。实际上,在全球化时代,各个民族社会已经受到外部全球行动者的很大影响。

  社会问题在世界政治经济或者全球经济中日益突出。资本和市场力量驱动的全球化带来许多变化,包括社会生活的组织原则、权力和社会关系的变化。在国家层面,近年来,一些国家已经对全球化做出明确的反应,强调了全球化存在的问题,要求国家尽可能地保护社会、尽可能减少来自全球化的冲击。而在全球层面也兴起了世界性的社会运动,如“世界社会论坛(WSF)”的“反(抵制)全球化”。

  许多社会科学研究者在谈到“中国”时往往含义模糊,或者根本不去问“中国意味着什么”的问题,而多数国际问题研究者所指的“中国”自然就是国家意义上的“中国”,而严重忽略了作为“社会”意义上的“中国”。本文的“中国”不仅是“作为国家的中国”,而且是“作为社会的中国”。

  在过去近 30 年的时间,日益全球化的外部世界对国家意义上的中国和社会意义上的中国影响很大。中国社会对“国际关系”或者“国际问题”普遍感兴趣是这种影响的重要标志。通过对外开放促进经济改革是这个时期的一个重要特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被认为是通过进一步的经济开放而促进国内经济改革的重要举措。与此同时,中国国内社会变化的特征也越来越清晰。从全球化的角度看,中国社会变化最主要的方面是全球化的影响,笔者用“全球化在中国”或者“中国的全球化”来表示中国最主要的社会变化。

  同时,中国社会对世界变化的影响也逐步显现出来。在封闭的社会条件下,一个社会对外部世界的影响往往不是直接的,即使是间接影响,也是有限的。但是,今天的中国社会实际上已经是主动面向全球开放的社会,对外部世界的影响不仅是间接的,而且是直接的,并且具有越来越大的跨国性、全球性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要把社会变化的研究与对中国外交的研究结合起来,外交或者外交政策研究、国际关系研究就不能再忽略社会变化问题了。 把社会变化与对外关系联系起来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笔者认为,有兴趣的研究者可以深入研究以下问题:(1)探讨中国社会变化的外部原因,这里主要指全球化与中国社会变化的关系;(2)中国社会变化对外部世界的影响,尤其是中国社会变化所引起的外部主要国家和非国家行动者的政策变化;(3)中国对待全球化的立场和政策到底如何变化?

  目前,中国面临着严峻的社会挑战。本文试图从全球化与中国社会变化交互作用的角度从中国社会变化的角度思考中国外交的适应性变革及其可能方向。

  

  二 全球化对中国社会变化的“贡献”

  

  中国是一个全球化了的和继续在全球化的国家和社会。全球化已经和正在改变中国社会的运作方式。

  从市场的角度看,中国已经从封闭的经济体系转化为市场经济,已经属于世界市场的一部分,加入了全球生产网络。当前,市场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已经是主导性的。中国已经宣布,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从理论上讲,占世界人口 1/5 的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意味着中国社会与世界的结合更加密切。但是,中国参与的全球化仍然是部分意义上的。[3]

  从人口流动的角度看,市场改革促进了中国劳动力的国内流动性,也使少量技术性的劳动力进入全球市场。由于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的全球化属于资本全球化而非劳动力全球化,是资本强势而非劳动力主导,从而劳动力的跨国流动有限。中国在这次全球化中担当了劳动力的一个主要供应者的角色,中国不是向国外输出劳动力,而是通过开放让全球资本到中国实现与劳动力的配置。中国是世界上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之一。[4]全球资本与中国劳动力的结合是全球化的一个重要形式。[5]中国劳动力国内流动的方向是:从乡村到城市,从经济低增长、经济机会少的地区到经济高速增长、机会多的地区,从内地到沿海。这个劳动力流动路径基本反映了全球化下资本和劳动力在中国的结合状况。劳动力丰富的地区缺少资本,而城市的资本聚集密度最高。

  从经济统计的角度看,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外贸或者外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经是世界上最高的。2003 年,中国外贸依存度为 60%,2004 年达到 75%左右。这个数字真实地反映了外资在中国市场的过度存在。

  从技术的角度看,中国现在拥有世界上第二大“因特网使用人口”。接入因特网意味着与全球经济、全球社会瞬时联系在一起。就此而言,中国与世界的时空“距离”缩小了。

  从市场竞争的角度看,如同世界上其他任何市场经济体一样,在中国,全球化已经让许多个人和集团感到压力。国有企业的改革和重组导致一些人“下岗”,一些人则在新的市场竞争中失败了,一些缺少足够技能训练和能力不高的人则根本进入不了正规的就业市场。现在失业问题成为中国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青年就业形势严峻,未来数年青年新增劳动人口每年仍然保持在 1 500 万~2 200 万之间。[6]但是,中国的就业者和失业者多数缺乏足够的社会安全保障。

  从社会凝聚和分化的角度看,全球化下中国的社会分化越来越显著,不平等性加强了:一些地区、团体和个人与全球经济的联系越来越密切,而一些地区、个人和人群则被边缘化和被排斥化,除了被动接受影响,他们与全球化没有直接联系。各种不同渠道的研究结果[7]表明,中国的贫富差距正在不断扩大。一个国家作为“社会”的存在,是指社会的个体之间存在最起码的共识以及直接或者间接的社会契约。全球化实际上在分解着而不是凝聚着中国社会。

  从外国影响的角度看,美国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消费主义)和流行文化在中国社会无处不在。

  

  三 “谁的全球化”问题

  

  从社会变化的角度研究全球化和中国的关系,有一个问题无法回避,那就是在中国进行的全球化到底是谁的全球化?上面笔者也引用了目前许多中国人和舆论注意到的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问题,它最好不过地触及“谁的全球化”这个敏感问题。

  从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角度说,一般是不用问“谁的全球化”这样的政治学和政治经济学问题的。政治学或者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不同的地方在于,它不得不问如下的与“谁”字相关的问题:谁获得什么,谁受益,谁受损,谁是赢家,谁是输家等。如果不是把中国作为一个整体看中国正在分层化的中国社会与全球化的关系,就可以发现不同的中国阶层或者集团与全球化的利害不同。本文无法做这样的实证研究,但最近一段时间国内关于中国“全球化代价”的讨论则明显有助于理解这个问题。[8]这中间有一个政府、企业和外资、国内地区、不同的社会集团等之间的利益和害处的分配问题,在全球化深入进行的任何国家,这都是一个尖锐的问题。就中国的情况而言,外资是中国参加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

  仔细研究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以来中国主流的关于全球化的各种文字,笔者发现,全球化的中国理解一直严重缺少与全球化“配套”的本土化论述。最早是一直到现在仍然有影响力的中国与“国际接轨”论述。所谓“接轨”,实际上是中国适应世界。最近的则是“中国主要是全球化的受益者”这样的普遍看法。至于“中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的结论主要依据中国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不断进入的外资、不断提升的国际贸易地位和国内生产总值规模。

  现在看来,无论是“接轨”论还是“受益者”论,其实都可以看做是在全球化问题上的某种“幼稚病”。且不说接轨付出的高昂代价是否得到补偿或者回报,在“受益”的同时也付出了没有被计算进来的社会代价,单单从“本土化”的角度看,中国只是被全球化了,但却尚未深入进行对全球化的反应性和主动性的“本土化”。一般地说,全球化“化”掉的正是民族国家的主权、控制和影响,国家的权威在相当程度上转移给跨国公司。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全球化体验的初期阶段正是这样。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经历了这个阶段后,不管其受益大小与否,都要进入反思全球化的阶段,尤其是进行针对全球化而开展的本土化,试图在全球化中不被完全“化”掉而丧失自性。

  

  四 社会的“易受伤害性”和社会保护问题

  

  目前,全球化也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后冷战时代的多边秩序正被经济、人道、环境、政治等各种危机的交互作用所威胁。更严重的是,现在有一种力量,使这些已然不妙的状况变得更糟。这种力量归纳起来有两条:华盛顿经济共识和华盛顿安全战略。它们彻底摧毁了政府的积极形象,威胁着自由,限制着增长,阻碍着发展,抑制着善。”[9]

  由于中国参与全球化的规模和深度,中国已经是一个容易受到全球化的消极作用影响的社会。即使那些认为中国参与全球化非常成功的外国观察者也不得不承认,“全球化已迫使中国做出了非常痛苦的调整”,“中国人民正在经历的社会调整,其程度之严重,无论如何估量也不过分”。[10]可以把当前中国的社会问题当做是为适应全球化而付出的必要代价。问题是中国能否消化这种社会代价?

  然而,关于全球化在中国的消极面,国内的研究并不很多。在美欧的全球化研究(以及早期的“相互依存”概念)中,国家或者社会“容易受到影响、伤害、攻击的性质(vulnerability)”是个重要的概念。我们在全球化研究中对这个重要的概念却重视不够。

  最近几年,随着中国的社会变化,受到舆论和公众关注的问题是“弱势群体”问题。[11]中国弱势群体问题产生的根源非常复杂,但全球化应该也是其中一个新的重要因素。如同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全球化在中国的进行必然要产生“赢者”和“输者”的问题。当前,与其他国家或者社会相比,中国缺少在全球化中保护占社会多数的弱者的有效手段。

  在全球化中的社会保护问题上,或许欧洲国家可以为我们提供某些借鉴。欧洲国家/社会也受到全球化的冲击和影响。在其主流的舆论中,全球化中社会的易受伤害性不断被强调,而如何解决社会易受伤害性的问题则不断得到讨论。欧洲国家在 1945 年以后大都发展成为典型的、后现代意义上的福利国家。全球化的加强尤其是来自外部的经济竞争使西欧国家不得不改革社会福利制度,削减福利,社会受到了冲击和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解决社会的易受伤害(影响)性成为欧洲国家和欧洲联盟政治生活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我们从最近 10年欧洲的选举政治中可以清楚地发现这一点。归纳起来,西欧国家为易受伤害性人群提供的保护方案是:(1)尽可能地发挥国家在全球经济竞争中的重要作用,当然,这种作用不是旧式的欧洲“重商主义”,而是国家通过别的手段支持企业和个人增强国际竞争力。欧洲国家在一些重要领域还保留着政府干预的强大能力,例如在研究、教育、预算政策、税收、投资和产业方面。这些国家都要通过立法和补贴大力保护其农业和农村部门。在外交中,这些国家无一不主张和支持世界“公平贸易”。(2)通过国际制度进行保护。目前的国际制度(国际规则)仍然是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在新的国际制度塑造方面,欧洲国家力图使这样的规则更有利于解决本身的社会易受全球化影响的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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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6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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