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霆:十四行诗中国化的百年进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0 次 更新时间:2015-10-26 21:4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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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霆  

   十四行诗是欧洲一种格律严谨的抒情诗体,中国诗人关注并移植十四行诗始于新诗诞生之际。经过百年的不懈努力,中国诗人已初步完成了十四行诗由欧洲向中国的转徙,这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卓越成果。

   诗体建设:追求固定形式

   现代诗体包括连续形、诗节形和固定形三类。连续形的“形式成分较少”,按其性质来说是自由诗体;诗节形是指以诗节模式重复或变体重复方式建构的格律诗体;固定形是指“应用在整首诗中的传统体式”。我国新诗发生是以打破传统固定形旧诗体而创造连续形自由体为标志的,20世纪20年代前期新月派诗人为新诗创格,主要是探索诗节形格律诗体。固定形诗体积淀着丰富的审美因素,能够有效地处理某种题材和情思,它的出现标志着我国新诗体建设走向成熟。探索固定形诗体主要依靠输入和自创两种途径,而输入最有成就的就是移植十四行诗。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后期新月派诗人和京派诗人,他们“写着关于英诗体裁有相当了解的论文”,较为系统地采用西方固定形诗体写作,并迎来了汉语十四行诗创作的丰收期。

   在移植十四行诗是应照搬还是借取的问题上,我国诗人持“借鉴中改造”和“改造中创新”态度,切实站在民族化和现代化基点之上。从新诗发生开始,经过几代诗人的努力,十四行诗中国化进程历经早期输入期、规范创格期、探索变体期和多元探索期,终于使得汉语十四行诗成为我国新诗固定形的重要“品种”。在借取和改造的前提下,我国诗人移植十四行诗可分成两类:一类以借取为主,是在保留原格律基础上的“对应移植”;另一类以改造为主,是在保留原本精神基础上的大胆创新。通过借鉴与改造,我国诗人创作了格律的十四行诗、变体的十四行诗、自由的十四行诗,其共同指向是:在现代生活语境中,根据现代汉语的基本素质,在诗美发现与诗体构想中推进十四行诗中国化进程。

  

   新诗创格:双向互动的探索过程

   十四行诗中国化进程始终伴随着新诗发展进程,尤其是两者在创格过程中始终存在着双向互动的现象。这是一个有趣的话题。十四行诗输入中国之后,在白话诗成形时提供了新的语言范本,在新诗无体时提供了新的诗体范本,在诗质变革时提供了新的思想范本。至20世纪20年代中期新韵律运动兴起,新月派诗人集合起来为新诗创格,其中重要资源就是移植十四行诗。在新诗创格取得重要成果的同时,汉语十四行诗创格同样取得了重要进展,而且两者创格交织双向互动。进入40年代后,新诗积极探索民族化形式,十四行诗也开始在创格基础上探索变体,其共同指向就是民族化和现代化,这种探索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进入80年代以后,十四行诗的多元发展成为新诗繁荣的重要部分,十四行诗的变体创造成为新诗体建设的重要资源。十四行体中国化百年进程始终与新诗创格进程双向互动,其中涉及节奏单元、诗行结构、欧化格式、段式定位、音韵模式等重要创格问题。

   新诗现代品质的形成和演进,实质上是新诗的民族化和世界化的双向运动过程,是使横向借鉴和纵向继承两种不同方向的运动有机协调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新诗创格时向域外借鉴的诗体是很多的,为何唯有十四行诗能够流贯新诗史呢?这可以归纳为两点:一是十四行诗已经发展成为一种世界性抒情诗体,“这节奏、这旋律、这和谐等等,它们是离不开生命的表现,它们不是死的机械的空洞的形式,而是具有内容、有表现、有丰富意义的具体形象”,“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并不仅是如此这般的一种格式和图形,而是一种恰是如此思想感情的方式”。(宗白华《美从何处寻》)二是十四行诗与我国传统律诗间有着相似和相异之处,其相似性为移植提供了可能,其相异性则为移植提供了必要。因此,我国诗人在建设新诗体过程中独独青睐十四行诗,并在其创格时形成了双向推进现象。

   诗语转型:构建韵律节奏体系

   新诗借鉴十四行诗创格,着重体现在诗语的现代转型方面。早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徐志摩就认为,我国诗人试写十四行诗有利于探寻中国语言的柔韧性及语体文的浑成、致密,以及别一种单纯的“字的音乐”性。这就是说,试写十四行诗不仅在于推动中国十四行诗的发展,还将启示我们创造更加美好的新诗语言。这就是移植中的扩展功能。事实上,无论过去或将来,十四行诗对于模仿、创作固定形新诗确实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其局部借鉴和功能扩展所产生的影响却更为重要。

   移植十四行诗对于新诗语言完善的重要意义,有两个方面。首先,增加新诗语言的柔韧性,探索语体文的浑成和致密,其扩展功能表现在语言结构和诗行结构方面。西诗采用散文句式和白话话语,在语言结构方面弹性很大,具有语体文的浑成和致密。为了保证诗的逻辑和语法关系的明确性而不破坏格律,就不惜打破诗行在意义上的独立性。借鉴西诗的这种诗语是十四行诗移植过程中欧化的重要内容,主要表现为:跨行——意义或诗句从一行跳入下一行甚至下一段,放松了行列的严格性,多种形式的跨行完成了新诗从“句”到“行”的转变;聚行——从诗行音数整齐出发,允许行内存在几个短句,关联词语自由进入,延展了诗行结构;陌生化——超越形式文法组织诗语,增加语言的朦胧性和暗示性,章句构成法流动、活软。这些欧化新质素对于完善新诗语言意义重大,它增加了诗语的表现力和柔韧性,也增加了诗语的致密性和浑成性,并确立了语体文诗语的诗性形象。

   其次,探寻新诗语言的音乐性,其成果建构了新诗的韵律节奏体系。其一,概括出新诗的节奏基础是诗顿(音组),这一概括最早由新月派诗人在借鉴西诗(主要是十四行诗)音律后作出的。闻一多直接把十四行诗的音尺与我国传统诗歌的音逗联系起来,孙大雨写作含有整齐音数的十四行诗,并提出“音组”说。此后,诗人们最终确立了新诗韵律节奏体系的基础。其二,新诗创格讲究外在形式的均齐,这同引进十四行诗有关。十四行诗一般以四行为一个音乐段落,无论外形字句或内在节奏都呈现整齐原则。其三,新诗韵式多变,这也同借鉴十四行诗韵式有关。中国传统诗歌韵式单纯,而十四行诗用韵繁富,使得新诗用韵呈现多样化。新诗格律的探索虽然受惠于多种途径,但确实应该肯定,十四行诗对此产生过重要影响。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中国十四行诗史稿”(15FZW021)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常熟理工学院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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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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