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仲棠:中国古代有逻辑思想,但没有逻辑学

——答马佩教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53 次 更新时间:2015-09-28 23:3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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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仲棠  

   【摘要】广义的思维形式即思维形态不是逻辑学的研究对象,狭义的思维形式才是逻辑学的研究对象,就传统逻辑而言,狭义的思维形式是用概念变项或命题变项代替思维形态中的具体概念或具体命题的结果。由思维形态构成的理论是逻辑思想,逻辑思想是从逻辑思维发展为逻辑学的中介环节。名辩理论的出现证明中国古代有逻辑思想,不足以证明中国古代有逻辑学。

   【关键词】逻辑学;逻辑思想;逻辑思维;思维形式;思维形态

  

   拜读了马佩教授的《驳中国古代无逻辑学论——与程仲棠教授商榷》(《河南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简称“马文”)之后,是否答辩颇感犹豫,因为“马文”的论点论据多半属于中国古代有逻辑学论的老生常谈,在我发表的一系列论文[1]中已被解构,“马文”的反驳局限于我的《近百年“中国古代无逻辑学论”述评》(《学术研究》2006年第11期)一文,而对我在其他论文中对中国古代有逻辑学论的批评则没有任何反应。如果我也用老调重弹的方式作答,那就没有多大意思。促使我决意答辩的,是“马文”提出的一个“衡量中国古代有无逻辑学的标准”,那是一个流行的逻辑学定义,但定义中用以表示研究对象的关键词“思维形式”是有歧义的,人们可以作不同的解释,使得究竟什么是逻辑学,“马文”究竟以什么作为衡量中国古代有无逻辑学的标准,成为问题。这个问题是值得讨论的。中国古代有无逻辑学的百年争论之所以是非难定,撇开非理性的原因不说,就有一个纯学理原因,就是在基本逻辑观即对逻辑学的研究对象的看法方面存在重大分歧。随着争论的深化,将不可避免地引起不同逻辑观的交锋。按照我的逻辑观,中国古代有逻辑思想,但没有逻辑学;“马文”的衡量中国古代有无逻辑学的标准的后果,就是导致逻辑学与逻辑思想两个不同概念的混淆。下文就围绕这个主题展开讨论,以答复马佩教授。

  

   一、两种不同的逻辑观

   “马文”给逻辑学下了一个定义:“逻辑学就是关于思维形式及其规律的科学。”并说:“有了逻辑学的这个定义,也就有了衡量中国古代有无逻辑学的标准”。问题在于“思维形式”究竟何所指?对此人们历来就有两种不同的解释,即广义的解释和狭义的解释,实际上代表着两种不同的逻辑观。

   一种逻辑观是以广义的思维形式作为研究对象。广义的思维形式是指反映客观现实的思维形态,包括概念、命题(判断)、推理和论证,它们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体。匈牙利逻辑学家贝拉·弗格拉希就是这种逻辑观的一个代表,他同样认为:“逻辑学是关于思维的形式和规律性的科学。”[2](P17)何谓“思维的形式”?他解释道:“概念和判断就是思维的形式。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思维的形式’这个用语的。”[2](P18)并强调:“思维的形式根本不能同内容分开”。[2](P464)可见,他所谓“思维的形式”是指包含具体内容的思维形态。把思维形态当作逻辑学的研究对象,将不可避免地得出逻辑学有阶级性的结论。弗格拉希说:“逻辑学中应该包含着政治”,[2](P6)逻辑学的阶级性呼之欲出。在20世纪50年代对我国逻辑学界有过重大影响的苏联逻辑学家斯特罗果维契,就从思维形式的广义解释出发,得出结论:“形式逻辑也和任何科学一样,是有党性的”。[3](P330)

   另一种逻辑观是以狭义的思维形式作为研究对象。狭义的思维形式指不含具体内容的概念形式、命题形式(判断形式)、推理形式和论证形式,一般由变项与逻辑常项组成(简单的概念形式和命题形式可由概念变项或命题变项单独构成,不含逻辑常项)。就传统逻辑而言,狭义的思维形式是用概念变项或命题变项代替思维形态中的具体概念或具体命题的结果,所以撇开了思维的具体内容;同时,经过对变项的解释可以表示思维的“抽象内容”或“基本内容”。[4]

   思维形式的狭义解释是苏联哲学界在20世纪50年代初对逻辑学问题的讨论中提出的。此前,以广义的思维形式作为研究对象的逻辑观支配了苏联哲学界,从这种逻辑观出发,人们得出逻辑学是上层建筑因而有阶级性的结论,《哲学问题》杂志发表的《逻辑问题讨论总结》起了拨乱反正的作用,指出:“思维的形式和规律……不是基础上面的上层建筑,所以没有阶级性,而具有全人类的性质。”[5](P342)其根据就是对思维形式的狭义解释:在考察思维的形式时,“形式逻辑撇开了概念、判断、推论的具体内容”。[5](P349)这种观点在我国获得广泛的认同和进一步的发展。金岳霖主编的《形式逻辑》首先区分了“思维形态”与“思维形式”两个用语,把概念、判断、推理与论证称为“思维形态”,[6](P19)把不含具体内容的“思维形式”界定为形式逻辑的主要研究对象。该书对思维形式的狭义解释的一个重要发展是:把变项包括概念变项与命题变项引入思维形式的概念,当作思维形式的必要的组成部分;并且把以变项取代思维形态中的具体概念或具体命题,当作建立思维形式的基本手段。

   我拒斥前一种逻辑观,而认同后一种逻辑观。从我看来,广义的思维形式不是逻辑学的研究对象,狭义的思维形式(除非必要,下文将省略“狭义的”三字,我所谓“思维形式”均就其狭义而言)才是逻辑学的研究对象,有效的推理形式和思维形式的规律则是主要的研究对象。在思维形式的狭义解释下,思维形式的规律即逻辑规律是指命题形式中的永真式。一个逻辑系统的核心部分就是由一切有效的推理形式的集合和一切永真式的集合所组成的并集,对本系统的论域而言,这个并集中的每一个元素都滿足正确思维的必要条件。我给逻辑学下的定义是:“形式逻辑就是一门以满足正确思维必要条件的思维形式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科学。”[7](P388)我所谓逻辑学指的就是形式逻辑。

   “马文”所谓“思维形式”是有歧义的,有时就其狭义而言,有时就其广义而言;有时能指(字面)属于狭义,所指(意义或对象)却属于广义。所以,所谓“衡量中国古代有无逻辑学的标准”本身就包含双重标准。这就成了混乱之源。且让我们剖析几段引文:

   1.“马文”说:“两千年的传统逻辑发展史也足以证明,逻辑学是关于思维形式(概念形式、命题形式、推理形式、论证形式等)及其规律的科学。”这里所谓“思维形式”,从能指看,是就其狭义而言的。不过,只是表面文章,问题在于作者不了解传统逻辑的思维形式是用变项代替思维形态中的具体概念或具体命题的结果,所以全文没有一句提及变项,不含变项的所谓“概念形式”、“命题形式”、“推理形式”、“论证形式”,全部是空话。

   2.“马文”说:“既然推理形式只是逻辑学的主要研究对象,那么它次要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它们也只能是推理形式以外的其他一些思维形式:概念、命题、论证等。概念是思维的细胞,命题是推理的前提和结论,而推理又只是论证的部分、因素。因此,没有对概念、命题、论证等思维形式的研究,也就不可能有对推理形式的真正研究。”当作者论及“推理形式”时,指的是一种思维形式;当作者论及“概念、命题、论证”等“思维形式”时,指的却是思维形态。作者说:“概念是思维的细胞”。概念是一种思维形态,可以说是“思维的细胞”,但不是思维形式的细胞,概念变项才是思维形式的细胞。作者又说:“命题是推理的前提和结论”。命题也是一种思维形态,含变项的命题形式才是思维形式,构成具体推理的前提和结论的是命题,但构成推理形式的前提和结论的是命题形式。这两个说法表明:在作者的思想上,概念与概念形式不分,命题与命题形式不分。看来,作者有一个奇怪的设想:在逻辑学中主要研究对象是推理形式;次要研究对象是概念、命题、论证等思维形态。这就导致双重标准:在衡量有无推理形式的研究时,以思维形式的狭义解释为准;在衡量有无概念、命题、论证的研究时,则以思维形式的广义解释为准。双重标准必然导致矛盾。如果以概念作为推理形式的“细胞”,以命题作为推理形式的前提和结论,那么推理形式就变为具体推理,所谓“推理形式”不过空有其名。如果“推理形式”名符其实,那么它的构成部分或者以它作为“部分、因素”而构成的整体,就不能是思维形态。所以,“马文”关于逻辑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推理形式的观点,与次要研究对象是概念、命题、论证等思维形态的观点互相矛盾。

   3.“马文”说:“认为唯有像西方传统逻辑那样,既用自然语言,又用一定的符号公式来论述推理形式,才能算是对推理形式的研究,这也是一种片面性。对推理形式的论述可以有不同形式,西方传统逻辑的论述方式是一种形式,中国古代逻辑完全用自然语言来说明推理形式也是一种形式。”“马文”提出“对推理形式的论述可以有不同形式”,可以有西方形式和中国形式,就等于提出推理形式有双重标准,即西方标准和中国标准。难道推理形式也有中西之分?推理形式是逻辑学的核心概念,如果推理形式有双重标准,那就意味着逻辑学也有双重标准。何谓推理形式?金岳霖主编的《形式逻辑》的看法值得参考,该书指出:“推理形式是用概念变项或判断变项去代替具体推理中的具体概念或具体判断的结果;推理形式是由概念变项或判断变项所组成的一组判断形式。”[6](P141)这是推理形式的定义,也就是推理形式的普遍标准——放之四海而皆准。在传统逻辑中,变项是用形式语言表示的,[8]逻辑常项是用自然语言中的逻辑词表示的,所以,用变项去代替具体推理中的概念或命题,就可以得出其推理形式(并非一定用公式表示)。我称由形式语言和自然语言混合构成的语言为“半形式语言”,指出“传统逻辑所用就是半形式语言”。[7](P393)“马文”说:“中国古代逻辑完全用自然语言来说明推理形式也是一种形式”。这不过是以讹传讹的老生常谈,用不含变项的自然语言只能表述不含变项的具体推理,而不可能刻画含变项的推理形式。

   综上所述,“马文”实际上混合了两种不同的逻辑观,一种以广义的思维形式作为研究对象,另一种以狭义的思维形式作为研究对象。不过,后一种逻辑观形同虚设,作者在衡量中国古代有无逻辑学时,实际上是以前一种逻辑观作为标准,所谓“思维形式”指的是思维形态,而不是以变项取代思维形态中的具体概念或具体命题的结果。无怪乎“马文”说传统逻辑是有阶级性的,[9]这是把思维形态当作研究对象的逻辑观的不可避免的结论。时至今日,还要辩论逻辑学有没有阶级性的问题,令人悲哀。我无意奉陪,只想发出一个“天问”:在中国逻辑学界,阶级性的幽灵何以祛之不去?

  

   二、逻辑思想:从逻辑思维发展为逻辑学的中介环节

   “马文”的一个重要观点是:“普通思维发展成熟乃是产生逻辑学的必要而充分的条件”;而“成熟有三个标志”,即“能够熟练地运用普通思维的各种主要思维形式”、“‘百家争鸣’的存在”、“辩证思维的产生”。这是一个充分必要条件假言命题,等值于:普通思维发展成熟(即具备“三个标志”),当且仅当逻辑学产生。当前件“普通思维发展成熟(即具备‘三个标志’)”为真而后件“逻辑学产生”为假时,这个假言命题就是假的。下文将举出历史事实,证伪这个命题。

按照“马文”的“三个标志”,远在亚里士多德创立逻辑学之前,希腊人的“普通思维”已经发展成熟。这个断言的真实性无须引用希腊哲学史上众所周知的事实作烦琐的论证,只要将柏拉图(公元前427--347年)和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322年)所处的两个时代加以比较就不难明白。柏拉图的时代属于前逻辑学时代,因为逻辑学尚未产生;亚里士多德开创了逻辑学时代,被公认为“逻辑学之父”。能不能说,希腊人的“普通思维”在柏拉图时代发展不成熟,在亚里士多德时代才发展成熟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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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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