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威烈:伊斯兰文明与世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90 次 更新时间:2015-09-25 17: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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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威烈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名誉所长

   内容提要:进入21世纪以来,“伊斯兰”成了国际政治生活中的一个常用词,其在传媒上出现频率之多、受人重视程度之高实属罕见。究其原因,一是伊斯兰教发祥地的中东已成为美国全球外交战略的重点,其中的一些核心国家(如伊拉克、伊朗、叙利亚)被列为美国打击、改造的主要对象。二是生活在东亚文化圈和以美欧为代表的西方基督教文化圈的人们对伊斯兰教及其文明了解不多、知之不深,加之多年来又受到美国“主流舆论”的影响,因而存在各种各样的认识偏差。在全球化进程深入发展、国际体系处于转型的形势下,伊斯兰世界作为具有全球影响的战略力量,其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因此,加深对国际关系中伊斯兰文明的认识,辨析伊斯兰文明体系与当今世界的关系,并从错综复杂的中东局势中努力地把握伊斯兰世界的发展主流,应是东西方学界需要长期重视和跟踪的重要问题。

   谨以此文,祝所有穆斯林学人古尔邦节快乐!

   伊斯兰是当今世界重要的文明体系之一

   中东是人类古代文明的摇篮,在四大文明古国中占据其二:古埃及文明和两河流域文明。在产生世界三大一神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后,苏美尔文化、亚述文化、古埃及文化、赫梯文化等古代文化就被覆盖和替代了。三大一神教凭借其倡导的信仰和价值观,保持了其各自持续发展的活力,构成了至今仍对人们思想理念和行为方式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文明体系。

   伊斯兰教产生于公元7世纪,被穆斯林奉为先知、圣人的穆罕默德(570~632)从610年开始在阿拉伯半岛宣教,到公元630年战胜了多神教徒,在麦加确立起了政教合一的统治权。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不同之处在于,基督教公元1世纪起源自巴勒斯坦,曾长期遭受到罗马帝国的迫害,直到公元4世纪才被定为帝国国教,成为社会的支柱,把哲学、政治、法学等都置于神学的控制之下,①而伊斯兰教却是推动构建阿拉伯国家、民族、文字和文化的源头。换言之,没有伊斯兰教,就没有阿拉伯民族、阿拉伯文字和阿拉伯文化;没有伊斯兰教,也就没有伊斯兰国家、伊斯兰世界、伊斯兰文明和文化。正因为如此,伊斯兰教对国家制度、社会发展的影响是既深且广,难解难分的。直至今天,了解或研究中东伊斯兰国家,无论哪个领域都无法忽略或漠视其中的宗教因素,换言之,解读中东,掌握伊斯兰教的基本知识乃是必由的路径。

   伊斯兰文明体系的形成经历了从公元7世纪至公元13世纪中叶一段漫长的岁月,亦即是在倭马亚王朝、阿拔斯王朝和法蒂玛王朝等这些伊斯兰历史上最鼎盛、辉煌的时期逐渐完成的。它的源头大致有三:其一是经过整理、完善的阿拉伯语言文字、以诗歌为主的文学和以音乐为主的艺术。其二是吸收融入了外来文化,如希腊的哲学和自然科学,罗马的政治和法律,波斯的历史和文学艺术,印度的数学、天文学、医学和宗教哲学,中国的四大发明等。其三是伊斯兰教的经学,如古兰经学、圣训学等。可见,伊斯兰文明是紧密结合阿拉伯--伊斯兰国家政权的实践,通过对内外文化的兼收并蓄、继承创新才登堂入室,得以构建成为博大精深的世界性文明体系的。

   伊斯兰文明之所以堪称体系,是因为它的学科架构极为宏大和周全。具体而言,它包括:(1)自然科学:数学、天文学、医学、化学、物理学等;(2)人文科学:自然哲学、宗教哲学、逻辑学和伦理学、历史学、地理学、语言学、文学、艺术等,其中宗教学尤为发达,如形成了古兰经学、经注学、圣训学、凯拉姆学、教法学、诵经学等许多分支学科。从历史角度看,伊斯兰文明体系为人类社会的进步确实做出过卓越的贡献,“它将东西方文化熔为一炉并发扬光大,在古代科学文化向近代科学文化的发展中,它起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作用,对亚洲、非洲、欧洲和中国文化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②简而言之,它既向当时的国际社会提供了数量可观的公共产品,又在东西方文化的互动、传播方面居功至伟。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源自于宗教的伊斯兰文明体系,其中的宗教学部分不仅数量极多(据一些阿拉伯国家学者估计,自有阿拉伯文字以来,伊斯兰宗教研究的著作大约要占到阿拉伯全部书籍的1/3),而且伊斯兰教对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影响也不容小觑。对于这种存续在1400多年伊斯兰文明体系历史中的色彩强烈的宗教性,我们必须予以高度重视。

   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伊斯兰文明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具一格的文明体系。伊斯兰教崇拜的安拉(真主)“是唯一受崇拜者”,③《古兰经》明确宣示,安拉是天地万物的创造者,是绝对独一的,安拉既无匹配,又无对手,也无子嗣,任何东西都不与他相似。安拉“前无始,后无终,是表(极显著的)也是里(极隐蔽的)”,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听,无所不能,一切大权均属他所有,天地万物皆是他存在和伟大的“迹象”。伊斯兰教作为彻底的一神教,不像基督教那样可以将上帝或三位一体人形化,而是规定人们的理智和思维只是达到认识安拉的一种媒介。因此,从哲学角度看,安拉乃是穆斯林们的“绝对真理”,信众对他的认识是永远不能穷尽的。穆斯林长期生活“在这样一个信仰的光辉照耀之下,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天地,自己的出版物,自己的历史传统,自己的语汇体系与诗歌谱系,自己的工艺、建筑以及与颂经有着密切渊源的音乐、歌曲,直至自己的教育体系”。④他们的信仰虔诚而执著,这种历经岁月沧桑形成的精神力量不是任何外力所能摧毁或改变的。

   二是伊斯兰文明的成就和贡献,这既是广大穆斯林始终引以为荣的业绩,更是伊斯兰社会千百年发展进程中形成的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物质基础。中东穆斯林们在抵抗外来侵略和占领、消除政权腐败和社会不公时,总是习惯于举起伊斯兰的旗帜,要求通过净化信仰以解决世俗生活中的各种矛盾。然而,在阿拔斯王朝后期亦即伊斯兰文明的鼎盛时期,逊尼派大多数教法学家认为,创制⑤教法体系的大业已经完成,从而导致了“创制之门关闭论”。及至阿拔斯王朝被蒙古铁骑所灭,教法学继续发展的客观条件不复存在,教法学家们又进一步强调只能遵循前辈教法学家的主张和著作而无权进行创制。事实上,创制是推动伊斯兰文明发展最重要也最具活力的教法制度之一,创制之门长期关闭,就无法对新时代、新情况、新问题做出合乎《古兰经》、圣训总精神的解读,就易造成信众核心价值观中时代精神的缺失。深入一点看,“伊斯兰复兴”的口号如不与创制结合起来,就很容易走上复古的道路,在现实环境中将遭遇到巨大的阻力。

  

   伊斯兰文明体系与世界

   “13世纪,伊斯兰教腹背受敌,东方有骑马射箭的野蛮的蒙古人,西方有身穿甲胄的十字军。”⑥ 1258年,阿拔斯王朝的首都巴格达被旭烈兀的铁骑攻陷,王朝覆灭,但伊斯兰文化并没有被毁灭,相反,旭烈兀的后裔倒成了虔诚的穆斯林,并为复兴这一文化,贡献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⑦不过,此后大一统的伊斯兰政权的掌权者已不是阿拉伯人,而是奥斯曼土耳其人。从奥斯曼一世(1259~1326)于1299年独立建国,到奥斯曼末代苏丹穆罕默德六世于1922年被黜的600年里,随着帝国在这期间的不断扩张,伊斯兰教虽然促进了它在世界范围的传播,伊斯兰学术文化(如教义学、教法学、历史、地理、文学等)也都有所发展,但就文明体系而言,其中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对世界的贡献不但鲜有亮点,而且被经历了文艺复兴、工业革命的欧洲文明不断地甩在后面,拉开了距离。原先就明显缺失的社会科学部分,更是由于概念陈旧滞后而难以得到发展。奥斯曼帝国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军事性集权国家,政府注重军事技术、军事组织及维护中央官僚集团领导地位的制度建设,虽先后搞过一些改革,如“新秩序运动”(1789~1839年)、“坦志麦特(意为‘改革’)运动”(1839~1856年)和“立宪运动”(1876~1909年),以尽力维持帝国长时间的统治,但这些制度改革只是有选择地出现在部分领域,许多关键制度和传统秩序(如国家土地制度、城市行会组织和对私人积累资本的限制等)均未被触及。⑧应该说,奥斯曼政权在与西欧国家的发展比赛中,明显缺乏灵活性,既不务实也不适应科学、技术的巨大变化和进步,伊斯兰文明体系在那段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失去了强势地位。

   及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奥斯曼帝国版图被西方列强瓜分,中东阿拉伯国家又沦为英、法等国的殖民地、半殖民地,那里的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始终是主要矛盾。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二战结束后中东国家获得独立、解放。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的冷战时期,中东成为超级大国争夺的重要舞台,伊斯兰国家面临发展经济、实现现代化、解决阿以争端、抵御外来势力的渗透和扩张等诸多挑战。同时它们之间又存在贫富差距和政治体制、教派、民族、领土等矛盾。持续不断的战争和冲突导致了中东地区陷入了长期动荡。冷战后特别是九一一事件以来,对中东事务握有主导权的美国,其政策又严重失衡。这些外部、内部因素不时阻滞着中东国家的和平发展,进而也严重影响了伊斯兰文明体系本身的与时俱进。

   对于这段历史,阿拉伯国家的学术界和穆斯林民众,都很痛心疾首。他们把奥斯曼统治时期称为伊斯兰文明文化的衰落期、黑暗时期,对西方殖民的统治更是深恶痛绝,引为耻辱;他们对滞后于全球化的现状也心知肚明,承认当今的阿拉伯世界、伊斯兰世界已处于十字路口,改革已成为必需。他们中的改革家一次又一次地呼吁、倡导“阿拉伯复兴”、“伊斯兰复兴”,实际上都已察觉到伊斯兰文明体系的边缘化地位,感受到与其他民族成就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已濒于一道真正的鸿沟--文明和科学的鸿沟”。⑨

   这种文明间的差距客观上反映了伊斯兰文明体系与以美欧国家主导的现当代国际体系不相适应,表现出与当代国际体系渐行渐远的趋势。伊斯兰国家在长期遭遇中形成的“受害者”角色定位很难在短时间内完成向“参与者”角色的转变。其中固然有它们自身改革滞后的原因,但西方国家对待它们的态度--是出于利益驱动视它们为打击、改造对象,还是积极帮助它们融入现存国际体系--则更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如何对待世界主流文明间的关系,西方学者其实早有所论述。《历史研究》一书的作者阿诺德·汤因比就曾指出:“在西方社会扩张气焰嚣张之时,这些地区的本土文明遭受压制而黯然失色。现在,东南亚、印度和非洲的非西方社会也开始重申它们独立的政治和文化地位。如果再加上伊斯兰世界核心地区的民族国家,我们就会清楚地看到,1945年以后国际关系的重新组合已经提出了一个已经被搁置了250年的文明之间的接触问题”。⑩这里的“250年”是指奥斯曼人于1683年第二次进攻维也纳失败,伊斯兰势力向西方文明的最后一次进军终结。遗憾的是,汤因比提出的“现代西方和其他现存文明之间的接触”这个“当代历史重大主题”,在相当长时间内,被冷战的意识形态之争、世界霸权之争所淹没,直到1993年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问世,才真正引起了国际关系学界的重视。

尽管对亨廷顿的观点、结论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看法和争论,但他毕竟提出了一个以文明为主题的“看待全球政治的框架和范式”,并且承认“冷战后时代……权力正在从长期以来占支配地位的西方向非西方的各文明转移。全球政治已变成多极的和多文明的”。(11)从国际关系的行为体层面看,除了主权国家,亨廷顿强调了行为体的多元化,把当今世界的重要文明体系也包括了进去。在研究大国关系对国际体系转型的作用的同时,他提出了要重视主要文明体系中的核心国家。这显然是有积极意义的。此外,文明冲突论的出现,进一步打破了传统概念上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的界限和壁垒,使当前极其活跃的国际关系学科内涵更加明显地向人文科学领域延伸和扩展。不懂得现代化、权力、财富、制度、效率、速度、发展、科学、技术、竞争、经营与管理等,固然无法从事国际问题的研究,然而,不懂得宗教、文明、价值观等这些无法用财富、批量生产的技术来代替和统计的要素,也无法对当今世界和有关地区错综复杂的现实矛盾和发展趋势做出科学、客观的诠释和判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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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国关国政外交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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