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菁:人权概念的语用学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5 次 更新时间:2015-09-17 15:0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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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菁  

  

   摘要:人权本身是一个复合性概念,其在不同语境中呈现出不同的面向。语用学是指对语言的理解和运用,它强调对话语研究的情境性。基于语用学的人权概念分析,可以将人权放置到历史语境、文化语境、政治语境、制度语境中,考虑到人权概念所内涵的变迁性、习俗性、双重性与实践理性特征,对法治中国语境中人权概念的理解。需要综合考虑中国传统社会历史积淀、中西法律文化融合、中外政治话语纷争以及中国人权制度化实践等几个方面的因素。在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大背景下,进一步明晰不同语境中的人权概念,有助于加深对人权的理解,从而有益于深入推进法治目标的实现。

   关键词:  人权;语用学;法治中国;实践理性

  

   对于人权概念的研究著述可谓汗牛充栋。只要思考人权问题,首先便要对人权的概念做出界定。正是因为人权的流行,使人权这一语汇具有了太多的意涵,无论在内涵还是外延,古今中外的思想家均是各有主张。可以说人权也具有一张普洛透斯式的脸庞[1],变幻莫测。语用学就其本义而言,一般是指对语言的理解和运用,它强调对话语研究的情境性,即如何通过语境来理解与使用语言。[2]尽管不同学者对语用学的定义各有千秋,但其核心内容均在于“语境”和“意义”。现代哲学、心理学从语言学中借用这一概念,并业已发展成为各自分支学科。在法学领域,自维特根斯坦开启语言分析哲学在法学领域运用的大门之后,对法律用语的语境分析的重要性日渐突显。“人权”这一特定用语在法学语境下的含义与在日常生活或政治领域的意义便有明显的不同。一些学者在研究人权问题时,往往将历史传统、文化习俗、政治诉求与制度实践等领域内的人权意义混合分析。本文将对人权概念的具体使用语境进行简要梳理,以厘清不同语境中人权的不同涵义,并在此基础上深化对当前法治中国语境中人权概念的理解。

   一、历史语境中的人权概念:变迁性

   人权观念与人权概念的形成,可以追溯至古代希腊、古代罗马时期的自然法思想,经由中世纪基督教神学世界观维系,并为近代启蒙思想家的自然权利理论所发展,于“二战”后逐渐在世界范围内获得广泛运用。其中比较具有典型意义的两个历史时期即古代自然法思想对人权的孕育,以及近代古典自然权利理论对人权的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人权与自然权利、人权与基本权利相互交织的概念谱系。

   (一)古代自然理念中的人权含义

   在人类社会早期的自然理念中,人主要是相对于自然的、既主动又被动的存在。人权的对称范围是一切宽泛的可能涉及的事物,主要是自然,也包括他人、统治者,以及神灵等不确定范畴。其意义在于使人类认识自身的主体性。

   理解古代人权的含义首先需要回归到自然法之中。自然法的概念源于“自然”[nature]。“自然”在古代是一种神秘的指称。由于科学技术尚不发达,人类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仍然十分有限,因此,对于自身无法解释的、认识限度之外的一切客观现象都将之统称为“自然”。古希腊哲学家早期即用此指涉“物质世界”或整体的“物质宇宙”。这种朴素的自然思想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早期思想家开始将人类对于生活的美好愿景、人类社会生活习惯等因素附加于有形的物质宇宙概念之上,从而使得“自然”被赋予了道德品质。因此,古代的“自然”一词不仅指代着客观规律,还意味着一种伟大的神圣性,乃至一种上天赋予人类的生活关照。[3]在这一意义上,“自然”既是唯物的,又是唯心的,它沟通着客观实在、神的意旨与人文关怀,从而可能孕育着人权最早期的萌芽。

   古希腊哲学思想发展到后期,便出现了“自然法”[natural law],希腊思想家不仅开始直接使用这一称呼,而且还初步确立了自然法的分析方法与内容体系。自然法思想诞生伊始是与自然规律紧密相关的,客观事物的发展变化是顺应着某种客观普遍法则的,这一法则是永恒的,至高无上的;人类社会的发展也必然存在一种神秘的规律。于是,古希腊思想家将客观的“自然”规律引入人文社会领域,用“自然法”来指代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在古希腊后期至古罗马初期兴起了一个重要的哲学派别,即斯多葛学派,据考证,他们明确提出了“自然法”这一概念,并将其界定为“正当理性”[right reason],用以指导人类社会生活。[4]

   古代的自然法理论所关涉的是对城邦国家利益至上的维护,个人被视为天生的政治动物而依附于城邦。西方学者萨拜因以公元前322年亚里士多德的逝世作为西方政治哲学连续性的一次中断[5],认为至此,城邦国家时代开始隐退,个体的独立意识得以萌发。古罗马打败了古希腊,同时古罗马的法学家也继承了古典希腊时期优秀的哲学与法学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了人与人之间平等的观念。美国著名学者爱德华·考文[Edward Corwin]指出,“自然法”与“正当理性”的结合是人类平等的前提基础,这使得此后的自然权利及人权理论成为可能。[6]

   古代的自然理念孕育了人权的观念,此时人们已经开始意识到了人作为人的某些好处、欲求、利益。在这一语境中,人权的概念尚未正式形成,其人权的含义也明显并不同于当代。自然法理论中的人文关怀和对理性的呼唤昭示了人类对权利的诉求,因此可以说,在古代自然理念中的人权是一种粗糙的、朴素的人类权利观,体现着人类对自然的最原初的好奇与崇敬。在科技迅猛发展的当代社会,当人类迷失于光怪陆离的喧嚣城市时,重返古代自然理念审视人类对人权早期的希冀,不难发现人类在改造自然世界的同时,也改造了人类自身的信念,其中即包括对人权观念的改造。

   (二)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人权含义

   近代资产阶级以自然权利、人权作为革命斗争的理念与口号,其所针对的对象主要是基督教统治者及国王。其意义在于为逐渐成长起来的资产阶级争取更多的权利乃至夺取政治权力。

   中世纪后期,商业的发展促使民族国家进一步形成,主体间的地位平等与意志自由成为其题中之意。14-16世纪的文艺复兴为人类社会贡献了一种以人为中心的全新的世界观,其后的宗教改革运动使异教徒的自然权利开始受到关注。17、18世纪启蒙运动的思想家,提出了既不同于古代世界倡导的以集体方式行使的自由与民主,也不同于中世纪神启下的正义观,而是通过自然状态的假设,主张独立于国家社会的个体的自然权利。

   近代自然权利理论的产生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的。由于封建君主及教会对人民进行残酷严苛的压迫,西方社会中新兴的资产阶级出于税赋等原因,对于君主统治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与客观生活实际相适应,在理论研究方面,人们开始探究人类的起源以及人类的固有权利。对此,马基雅维利、霍布斯等学者基于人性残酷的一面提出了自己的自然状态与自然权利理论,而洛克、卢梭等学者在此基础上对自然权利理论进行了改进和发扬,并对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以及法国大革命等一系列欧洲国家政治体制改革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这些革命中,取得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者将他们所尊奉的自然权利及人权理论庄严地写入人权宣言及宪法之中。此时的人权,既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口号,是推翻封建君主专制与中世纪教会专制的有力理论依据,也是人们对未来社会生活的美好憧憬。人权的含义由古代自然法时期人的权利中朴素的自然理性[相对于无序而言],向自然权利理论转变,此时的自然权利已经具有了针对于主权和神权的特殊意涵。

   二、文化语境中的人权概念:习俗性

   人权是人类文明的产物,它与其所处国家或地方的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文化是人权存在的客观精神环境,是人权本质属性的归依;另一方面,人权也是文化的价值起点,是文化追求的主观目标之一。因此,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人权体现出不同的习俗性,导致其概念也具有了不同的涵义。这种文化的差异性是我们在研究人权问题中应当充分考虑的因素。忽视各民族习俗而妄谈一种理想的统一性人权是不切合当代国际社会客观发展实际的。[7]

   文化语境中的人权概念是指人权在不同文化环境中,基于该地区传统价值观念、生活习惯、知识基础及客观社会经济条件所形成的具有习俗性的、关涉人类价值的精神文明成果。东西方的人权概念具有其固有的文化背景,在这种背景下,人权也被赋予了各自的特定内涵。[8]这种差异体现在人权涵义的多个方面。人权通俗而言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权利。而在不同文化语境中,对于“人”这一概念,即人权的主体的理解就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此外,在人权的内容、人权的实现方式等方面也均体现出相应的文化差异性。

   (一)人权主体的文化语境差异

   对于人权主体的文化语境差异,在东西方文化对比中有着较为明显的表现。西方人权概念较之东方人权概念体现出鲜明的个体性,这也是之所以会产生“集体人权”与“个体人权”这两个相互对应范畴的原因所在。西方人权含义中的个体性要素渊源于其久远的文化历史环境。对个体权利的重视可以上溯到古代希腊与古代罗马时期哲学家的思想,而这种思想又是以地中海沿岸早期商品交换的发展为客观经济基础的。平等交换与契约自由的商品经济原则奠定了西方文化基础中对自由与平等追求,因而也使得其人权观念中对自由权、财产权的保护予以特殊重视。这种个体人权一方面要求保护私人权利不受他人侵犯,更重要的一面在于要求国家公权力的行使要以保护个体权利为限,不得侵犯个人的天赋人权。而在东方国家,其文化观念则体现出较浓厚的集体性色彩。例如中国,自夏商周以来,便形成了相对统一的国家意识,个人为了国家与民族的统一处于臣服状态,甚至以忠君报国、为国捐躯为家族至高的荣耀。在这一意义上,民族国家是一个整体,国存人存,国破家则亡,因此忽略集体人权的个体人权观是与东方国家的传统文化观念相背离的。

   (二)人权内容的文化语境差异

   西方文明发展进程中对于个体权利的张扬,使得个体自由成为一种至高的人权价值诉求。这一方面是出于反对封建君主专制、教会神权压迫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因此,发达国家,主要是大部分西方国家,对于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的重视是其理解人权概念的一个显著特征,这一特征无论是在不同西方国家的《人权宣言》、《权利法案》,还是后期西方诸国的宪法中均有体现,甚至也体现于《世界人权宣言》之中。而大部分东方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由于客观经济发展水平有限,人民基本生活状况尚且堪忧:在人权内容体系中,倾向于更多地关注经济、社会与文化相关的权利,尤其是其社会成员基本的生存权与发展权。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对公民基本生存权、发展权的强调,并不等同于对公民政治权利的漠视。只是不同国家出于不同文化历史背景而在人权内涵上有不同侧重而已。

   (三)人权实现形式的文化语境差异

此外,人权实现形式在不同文化语境中也具有差异性。人权实现形式通常可以理解为人权观念、人权文本的形成及其转化为人权实践的过程所运用的方式、方法与手段。某些西方国家人权的制度化进程是以一种自下而上的革命式方式实现的,是资产阶级革命者浴血奋战取得的成果。将人权写入宪法的人,正是那些曾经以人权为武器的人民,他们通过反抗压迫的天赋人权取得政权,并借助人权巩固政权,人权概念早已深入人心。而对于一些未经历资产阶级革命的国家,人权概念本身是一个舶来品。这种观念移植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知识精英主导的。相对于革命推动式的人权实现方式,智识阶层先天温和软弱的特点,使得人权在这些国家中的实现形式既非完全自下而上的革命式,亦并非是自上而下的政府推进式,它一方面需要迎合上层统治者政治认同,另一方面需要唤起下层社会民众的心理认同。在这一实现过程中,其人权观念务必需要与该国本土的民权、基本权等概念相融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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