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爱泼斯坦 著 吴万伟 译
从斯巴达到芝加哥，被人称为懦夫可能是最令人痛苦的侮辱。
两个犹太人站在纳粹执行死刑的射击队面前。指挥官走近第一位犹太人，询问他是否希望蒙住眼。他说，“去地狱吧，你这个纳粹蠢猪！”说着，一口痰啐在军官的脸上。第二个犹太人悄悄地对第一个犹太人说，“嘘！别啊。你会惹他发火的。”
故事中第一个犹太人勇敢吗？第二个犹太人是懦夫吗？或令人发笑地谨慎？至于纳粹军官，有一队士兵站在他身后助威，他才是真正的懦夫，不是吗？
这些问题其实并不那么容易回答。《韦伯斯特新世界辞典》对懦夫的的定义是“一个缺乏勇气的人，尤其是他丢人地无法控制恐惧，因而竭力躲避危险和麻烦”。按照这个定义，这些人都不是懦夫。第一个犹太人当然不是懦夫，第二个犹太人也不是懦夫，他不过是求助于从前奏效的传统权宜之计。至于纳粹军官，其行为不是懦怯而是邪恶和残忍。懦夫或许比人们想象的要少得多。因为现代心理学理论和医药的实质性推动，懦夫现在越来越少了。
一直存在的文化是致力于培养勇气，也可以说是避免成为懦夫。最著名的是斯巴达文化。斯巴达的勇士文化致力于培养年轻人，目的可以说就是让他们适合上战场的需要。按照普鲁塔克的说法，斯巴达的男孩都要接受无情竞争的生存法则的考验，目的就是克服恐惧和灌输勇气。这种生存法则包括食物短缺，这意味着鼓励他们去偷吃食物。如果被逮住，就要遭到鞭笞，只有成功的小偷才能躲过惩罚。（如果与取得战争胜利所需要的生存技能相比，斯巴达训练的伦理学显然处于低得多的位置。）普鲁塔克写道：斯巴达男孩的整个教育“旨在培养聪明地服从、面对压力坚韧不拔、并在战争中取得胜利。”如果从自身条件看，这种训练方式是成功的，其成功体现在温泉关之战（Thermopylae），那里300名斯巴达士兵在一小组希腊人的帮助下阻止了数万波斯人一连几天的进攻，直到所有斯巴达人最终战死沙场。在斯巴达人看来，最值得尊崇的人就是战死沙场的人。斯巴达的大部分诗歌要么赞美为国牺牲的烈士，要么表达对懦夫的蔑视。
日本有崇尚荣誉、服从和自我牺牲的武士传统，这是另外一种投身于勇气的文化，且一直持续到20世纪。宁死也不丢人地活着是日本军人道德的组成部分。二战时期的敢死队是这种文化的象征。神风敢死队飞行员驾机冲向盟军舰船，简直就是人肉导弹。（有个讲述神风敢死队飞行员的老笑话，他已经执行12次飞行任务，但因为死亡意愿不充分而遭开除。）那些为美国使用原子弹结束战争的行为辩护的人已经指出，若不这样做，日本人绝不会投降。
在某些运动如足球和曲棍球中，英勇无畏不怕身体受伤的传统根深蒂固。芝加哥熊队的道格·普兰克（Doug Plank）在八年里常常有类似自杀式的进攻，根本不考虑安全问题。他说，一个人若要在全国足球联盟比赛中打球，必须首先抛弃的就是自我保护意识。曲棍球是一项运动，带着伤痛比赛根本没有人在意，因为人们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行为。我曾经观看过芝加哥黑鹰队的比赛，一个运动员在第一场脸部受伤，需要缝33针，但在第3场，他就又返回场地比赛了。高血清素类的运动如登山、高空跳水或者高空走钢丝，如果胆小根本就无法进行。对于我们多数关心疼痛、羞耻和死亡本身的人来说，懦夫就在门外等着。
直到最近之前，斯巴达式训练（已经减弱了千百倍）在美国男孩子的教育中还占主导地位，父母开始监督孩子的玩耍。我自己的童年（10岁到14岁期间）是在运动场度过的，参加当时美国最著名的三大球类运动。其中两项运动棒球和足球为懦夫提供了充分的机会。（棒球还没有像现在这样成为接触游戏）在棒球中，运动员有一种恐惧，担心被迅速投掷过来的球打在头部或脸上，或者担心被跑垒员碰伤，当时孩子们并不戴头盔。在足球中，恐惧呈现出被凶狠阻截的形式，或错过应该做出的阻截动作，或扔掉球跑掉以防被抓住而狠揍一番（这里的时髦说法是“听见脚步声”）。此外，还有爬树，骑自行车时玩一些惊险动作，在下雪的街道上勾住轿车后盖，或在五毛店里顺手牵羊偷点儿小东西。如果动手打架，在有人叫战时走开就是一种耻辱。
懦怯也被称为“胆小退出”，往往受到蔑视，而勇气则受人敬佩。在布恩中学（the Boone School）操场上的最勇敢者是马蒂·索玛菲尔德（Marty Sommerfield）。马蒂个子不高，协调能力很好，在比赛中非常机智（在中学时，曾赢得过西屋科学奖），但是真正让他出类拔萃的，是他的勇敢无畏。他在追赶飞过来的球时会撞到墙上，或奔向大街去抓界外球。我记得至少有两次，他因为没有戴头盔跑回时遭受脑震荡。虽然不是好斗分子，但在年龄稍大些后，他敢于挑战比他高五六英寸的孩子。拳击的时候，他敢挑战比自己重40到50磅的孩子。虽然我从来没有为自己在运动场上胆小懦怯而感到内疚，但我知道我和马蒂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别。我会考虑疼痛和受伤的前景；马蒂索玛菲尔德显然从来没有考虑过。
我没有阅读过汤姆·布罗考（Tom Brokaw）的《美国最伟大的一代》，但我认为让布罗考觉得伟大的一代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面临牺牲生命危险的人。我钦佩参加这场战争的英雄，也钦佩那些在此后的战争中面临死亡的战士。即使想象力最不丰富的人也肯定能想到，他若上了战场会如何表现。我考虑这个问题很多年了。正如英国人说的那样，我会吓得尿裤子还是令人钦佩地经受战争的考验？我根本不知道，如果知道我曾经勇敢地在战场上面对死亡，在大街上行走的感觉该是多么美妙啊。
克里斯·沃什（Chris Walsh）的《懦夫简史》考察了过去200多年懦夫的本质变化。他是对军事史非常感兴趣的大学老师，他的研究重点是美国，正如国歌所说，我们是勇敢者之家。沃什注意到，有关懦夫的文献不多，那“不是令人愉快的话题”。原因之一是“设想别人懦怯能够推动我们去设想自己的懦怯”。但是，懦怯作为羞耻的附属类别是一种道德范畴，所有这些范畴都值得我们研究，因为它们是难以解决的人性难题。沃什写道：“更清晰地思考懦怯能够帮助我们更具批判性地、更加切合实际地思考恐惧，并思考社会该如何应对恐惧”。沃什写得很清楚，体现出对这个话题的透彻把握，并带有一种嘲讽的味道。
《懦夫简史》的焦点集中在军队里的懦夫。作者写道：“懦怯的士兵仍然是懦夫的典型代表。”沃什考察了“胆小鬼”（coward）这个词的细腻含义。他区分了勇气和鲁莽，胆怯和谨慎。虽然懦怯的含义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发生变化，但这个词保持不变的是，它仍然具有侮辱人的力量。在美国，政客和记者称驾驶飞机撞上五角大楼和双子塔的恐怖分子是懦夫。当然，在他们自己眼里，恐怖分子是战士，准备好为真主安拉献身。其行为中根本没有与懦怯有关的恐惧。非常不讨人喜欢的午夜政治搞笑节目主持人比尔·马赫（Bill Maher）在电视节目中表明了这一点，他说我们美国人用巡航导弹杀死塞尔维亚人，我们才是真正的懦夫，没有更多额外的指控。在这两个案例中，懦夫这个词用错了。恐怖分子不是懦夫，但是他们是不容置疑的恶魔，因为他们对杀害无辜民众没有任何良心上的不安。至于用导弹和无人机杀人却没有任何风险，懦怯还没有真的进入现代战争技术的新进步里。毕竟，无人机不过是电脑驱动和操纵的投掷得更远的标枪而已。
这里的严重错误源于这样一种观念，即所有恶霸在本质上都是懦夫。沃什引用的《牛津现代英语用法辞典》中，福勒（H.W. Fowler）注意到：“懦夫和恶霸等同的观念在大众的意识里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没有任何恐惧迹象的人或者行为也常常被称为懦夫，仅仅因为这些人利用了自己的强势地位或者庞大力量的优势。”我父亲在我六岁时给我买了拳击手套，常常在客厅里与我练习拳击。他喜欢说欺负人的人，个子越大，摔倒的时候就越疼。我认识到，这个说法在物理学中或许有一定道理，但问题是我当时就想如何将他们击倒呢。
文学上对懦夫的描述开始于莎士比亚，他刻画的人物福斯塔夫（Falstaff）认为“谨慎即大勇”。在《辛白林》（Cymbeline）中，他写道：“富足与和平产生懦夫”。大诗人但丁在《地狱篇》中将懦夫放在地狱的前厅。他们拒绝在生活中采取立场，害怕生活本身。“这些倒霉鬼生前一直庸庸碌碌，如今则是露体赤身，在这里被毒蝇和黄蜂狠狠叮螫。他们一个个血流满面，而血又和泪掺合在一起，流到脚上，被那令人厌恶的蛆虫吮吸饱尝。”（《神曲》地狱篇第3首---译注）关于懦怯的伟大美国小说是斯蒂芬·克莱恩（Stephen Crane）的《红色英勇勋章》，故事背景是在美国内战，沃什引用了上面的很多内容。另一方面，约瑟夫·海勒（Joseph Heller）的《第22条军规》则只被引用了一个段落。接着是一部为懦夫辩护的小说，实际上它论证说战争从表面看是荒谬的，任何战争，甚至反对希特勒的战争都不值得让人为之牺牲。如果相信这一点，那就阖上论述军队懦夫的书吧。
沃什汇报说，懦夫的羞耻通常是在革命战争期间由神职人员宣扬出来的。回避羞耻的动机总是抗拒懦夫的大威慑。在此领域，羞耻有多种形式，从害怕让战友失望到害怕给家人带来羞辱。荣誉和维护面子一直是克制懦怯的法宝。在书中，沃什重印了英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海报，上面显示一个男人，儿子在他面前的地板上玩耍，女儿在怀里问他：“爸爸，你在伟大战争中做了什么？”一个鲜明的对比是，他也重印了越南战争时期的海报，美国民歌手琼·贝兹（Joan Baez）和她的妹妹和米密·法里娜（Mimi Farina）都暴露大腿，下面是一幅标语牌，上面写着“女孩对说不的男孩说行”，这是对拒绝当兵者的奖励。
在内战中，沃什回忆起，军事法庭大约有500件指控懦夫的案件。最后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因为当逃兵而被行刑队枪决的美国士兵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埃迪·斯洛维克（Eddie Slovik）。在这场战争中，有大约15，000名德国人因为当逃兵而遭枪决，据说因为同样的原因，斯大林时代的俄国人被处决了数万人。
英国和美国军事法庭审判逃兵大幅度减少，原因是懦怯的概念从道德范畴转向医学范畴，换句话说，懦夫被视为病人而不再是罪人。用沃什的说法，即便没有在整体上清除懦夫行为上的耻辱，至少大大减少了“道德和医学之间的联系”。毕竟，人们不能指控患上弹震症的人是懦夫，当今时代对宣称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 PTSD）的士兵，没有人不感到同情。这种病很早就成为美国心理学会《诊断和统计学手册》的心理疾病名录中。在美丽新世界部门，沃什提到有人正在研制一种战胜恐惧的药物。在当今崇尚治疗的年代，人们在尽一切可能消除懦夫是道德失败者的观点。
曾经无所不在的崇尚军人勇气已经不再处于显著地位。沃什提醒我们，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指控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是“懦夫崇拜”的领袖；乔治·史密斯·巴顿将军（George S. Patton）在精神科病房扇两位住院军人耳光引发了公共关系危机，他指控他们装病。大作家海明威给出版家查尔斯·斯柯利布纳（Charles Scribner）写信，指控詹姆斯·琼斯是个懦夫，因为在小说中提出这个话题。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在冷战期间称阿德莱·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是“绥靖分子”。今天，当政客暗示有必要增加在中东的军事存在时，至少左派会不屑一顾地嘲弄他们一番，使用的术语是非常不屑的“胆小鬼鹰派”。
不是所有勇气都有军队背景。沃什提到甘地和马丁·路德·金，前者是非暴力抵抗的创立者，后者是美国最著名的非暴力抵抗的支持者。两人都越来越多地宣称暴力是比懦夫更少邪恶。（甘地曾参加布尔战争。）那些有勇气面对战场之外的暴力的人，至少在我看来，是与成功地在战场上做到这一点的人一样令人印象深刻。20多岁时，我生活在南方，在阿肯色州担任反贫困项目的负责人。我遇见一个比我小两岁的年轻人比尔·汉森（Bill Hansen），他是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地方分部的主任，当时那是民权运动的前沿机构。汉森娶了一位黑人妇女，当时这是违反本州法律的行为，他曾经因为静坐和抗议示威被捕不少于45次；有一次，一位监狱受托人认为他是种族叛徒，打破了他的下巴和几根肋骨。还有一次，在小石城吃午餐时，一个黑人用餐者在我拿起支票簿后，他留下了小费；但是当我告诉他托洛茨基从来不付小费后，他拿起了放在桌子上的75美分。比尔·汉森不是很幽默的人，如今在尼日利亚美利坚大学担任国际关系和比较政治学教授，我非常钦佩他的身体勇气，至今仍然如此。
女性也被要求不顾身体安危的勇气吗？军队有些妇女在游说上司派她们参加战斗任务，有些已经参加战斗了。如果这个过程持续下去，懦怯可能很快成为男女两性都面临的议题，或许已经是这种议题了。在这点上，沃什写道：“有资格懦怯也就有资格勇敢”，我猜想他的意思是勇气在很大程度上是避免懦怯。在军队背景之外，应该说任何经历过怀孕的痛苦和生孩子的疼痛的妇女都不能被当作胆小鬼。
当然，不是所有的勇气都在身体领域。在最后一章，沃什简要谈及阻碍爱情、创新能力、道德想象力的懦怯等。他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代的德国人，就大屠杀而言，是“难以回避的沉默懦怯的代表”。与此一致，在我看来，所有的死亡集中营幸存者都可以被称为勇敢者，因为在他们经历的可怕折磨后仍然顽强地活下来，并没有放弃生命。亨利·詹姆斯的小说《丛林野兽》就是犹豫不决的懦夫的例子。哈姆莱特也有同样的懦怯，在这点上，沃什引用克尔凯郭尔的话非常恰当：“懦夫最害怕的是决心，因为决心即刻就会驱散迷雾。懦夫更喜欢密谋合作的力量是时间，因为无论时间还是懦怯都没有理由匆忙做出决定。”
1979年，我的朋友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在芝加哥大学做杰斐逊讲座，话题是当今大学里的政府干预问题。讲座结束后，我站在讲台上离他很近的地方，一位年轻人走过来告诉他，他能对当权者说出真相是多么勇敢。爱德华说：“我一点儿都不勇敢，在南非与种族隔离制度做斗争才是勇敢的行为。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才是英雄。我在演讲中的发言并没有引发被追杀的风险。不仅如此，我做这个演讲还得到了一万美元的演讲费。”
但是，懦怯在思想生活中能够而且常常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由于懦怯，知识分子和大学教授越来越不愿意逆潮流而动，不敢与时代格格不入。当今这种懦夫是那些捍卫大学里的政治正确或者进行政治正确的课题的人。或者那些不敢大声批判高等教育研究中的受害者研究的糟糕质量的人。在当今大学生活的很多方面，避免特立独行已经成为常态。
我唯一一次指控为懦夫的人是我在西北大学英语系的同事，也是交往20多年的老朋友。他支持一位激进的妇女，此人之前曾经反对言论自由。我告诉他，我觉得他这样做只能有两个理由：一个是他害怕在系里或大学里与其他老师疏远；第二，他同样害怕失掉研究生们的支持。他问，“你是在说我是懦夫吗？”我回答说，“因为你不否认，我猜想是的。”从那以后，我们就再没有说过话，很可能永远绝交了。
译自：Who You Calling a Coward? By JOSEPH EPSTEIN
https://www.commentarymagazine.com/articles/who-you-calling-a-cowar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