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飞龙:统一战线、联合政府与抗战政体建构(现场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2 次 更新时间:2015-09-04 08:5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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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飞龙 (进入专栏)  

   非常高兴参加弘道书院今天这个会,我的发言主题是“统一战线、联合政府与抗战政体建构”,侧重从政治宪法学角度解释国共两党在这一阶段的建国竞争与抗战正义问题。姚中秋教授在开幕导言中指出抗战史宏大叙事中儒家的缺位,希望这个会对此有所补充和建构,而前一单元诸多发言人也确实在细致呈现抗战时期典型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这种以知识分子为中心的抗战精神史钩沉甚至重构当然是有重要意义的,但我认为对政治精英的聚焦以及对政治史与宪政史的重新解释可能更加贴近“抗战中的国家精神”这一主旨。当然,精神史的焦虑反映了一个关于抗战思考的焦点性问题,即在一场不对称的现代侵略与反侵略战争中,到底是什么样的精神元素在支撑中国人民的抗战?抗战中的国家精神或抗战精神的基底是什么?是民族主义?儒家的大一统精神与家国传统?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一元论的解释必然偏颇,而合力论又可能显得和稀泥。

   研讨至此,我们有一个基本共享的问题意识:抗战惨胜,建国惨败,到底为什么?这里的建国惨败指的是战后旧政协的失败、内战的爆发及延续至今的两岸政治分裂,抗战未能为战后民主建国奠定坚实根基。回望70年前那样一次非常伟大又非常令人惋惜的制宪建国机遇,我们可以看到其中的国家精神并没有生成,制宪共识根基不牢,终于破裂。我的发言试图从政治宪法学和宪政史的角度,更多是从内部国家建构和制宪的视角观察抗战八年对于中国立宪建国的结构性或者枢纽性的影响。

   我基本的结论是:抗战八年是在抗战之前已经存在的、以国共两党为主要政治军事集团力量所进行的长程建国竞争的继续,为二者提供了客观上更加公平或者更加具有历史检验性的建国机会,是国民党的训政政体与共产党的统战政体之间的博弈,结果是共产党取得了政治、军事和文化上的相对优势,奠定了其在战后旧政协、解放战争、新政协的政治参与和主导性根基。

   八年之后,我们发现共产党从起点上的新四军、八路军总数不过四万、装备很差、偏安西北的局促状态发展成横跨大江南北、人口过亿、军队过百万、政治上有很强的战后建国的理论储备包括毛泽东的《联合政府论》以及跟民主人士通过统战管道建立的政治合作关系的新兴政治。国民党同期的国家能力、党政军协同能力、敌后根据地的政权建构等反而处于相对下降的状态,从而在战后实力对比上尽管有大量美式装备支撑,实际上仍是在走下坡路。我觉得共产党抗战前跟抗战后八年的蜕变,原因上可能很复杂,但是你不能简单地说是它钻了空子,是历史侥幸,而要客观看待在抗战条件下国共两党实际进行的建国竞争与根据地政体建构博弈。当然,共产党在抗战中肯定有着抗日和自我发展两个面向,二者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而共产党自身似乎也始终存在这样一个内部共识:只有抗日才能求发展,只有发展才能更好地抗日。当然,这里还有一个潜台词,就是只有真正发展了,才能应对战时摩擦风险和战后内战风险。从一个革命党的政治生存理性而言,这似乎又是颇可理解的。为了更好地寻求政治发展,共产党在抗战时期亦适度搁置了前抗战阶段相对严酷的教义和敌我区分原则,以“抗战正义”为战时的政治指导原则,在根据进行了相对扎实的民主政权建设,比如三三制等,而且为应对战时舆论战和战后建国方案竞争,共产党从根据地建政经验到理论论述上都较为相对聚焦于民族国家利益和民主宪政原则,形成了抗战中独具特色的、具有一定民主性质的抗战政体,与同期国民党的训政政体形成鲜明对比,客观上深远影响到民心向背和战后政治对决之前途。可以说,没有抗战提供的建政经验,所谓共产党的党政军建设,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能一直是一种边缘性政治现象。抗战真正使共产党从中国政治的边缘走向中心,这是中国现代史的重要转折点。

   在这里,我试图从时间意识的角度定位8年抗战史与22年的国共建国竞争史的关系,1927—1949年是严格的国共竞争史。1927年之前,共产党在政治上并没有非常强烈的以党政军协同的方式与国民党一争天下之意志,而是成功地被孙中山改造之后的国民党吸收到体制之内,进行所谓的国民大革命。国共两党分裂是以“四一二事件”作为分界线。“四一二”意味着国民党从原则上吸纳、整合共产党的民族性政党变成了一个排斥共产党及其他左翼力量的阶级性政党,是政治整合上的一种倒退。两党从此分道扬镳,各树旗帜,长程而全面的内战和竞争由此展开。抗战8年便镶嵌在这一长达22年的国共竞争周期中。这种竞争不因抗战而打断,实际上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更加激烈地开展着。中国现代史上存在两个党国,其中国民党的这个党国传统或建国路线是非常清晰而稳定的,从早期孙中山的《建国大纲》到1931年的《训政约法》到1936年的“五五宪草”,再到1943年的《中国之命运》,军政为背景与支撑,训政为政治主调,国民党一党法统为政权结构内核,直到1947年宪法才在法律文本意义上结束了训政政体。训政以及训政框架下国民党政治主导权是一以贯之的,而且非常坦率地写在《训政约法》里。我把国共两党抗战时期的政治竞争概括为训政政体与统战政体的竞争。。

      训政政体以国民党政治主导权作为核心特征的。即便在战后的旧政协谈判中,本来是修改“五五宪草”,后来说制定新的“宪草原则”,其中《建国大纲》是否要被抛弃或终结是一个很大的争议性议题。共产党方面,我觉得抗战给共产党一个历史机会,使得它能够暂时摆脱原来狭隘的、由拿来主义的列宁主义加上阶级革命的左翼政治路线所带来的前抗战的“建国纲领”(体现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严酷实践中),开始尝试着或者体验性地、实际也不得不为政治生存而进行的民族性的政治建构,即根据地的民主政体建构。所以我们会发现,抗战八年里共产党较少调用共产主义的政治教条以及原来在苏区所严格进行的敌我区分的原则和操作,而较多地采取一种更加适合抗战大局的、同时跟国民党进行民主政治竞争的策略,包括根据地的三三制建设。这两天我偶然看到中央电视台的《太行山上》,讲129师东下太行山,进入被日军扫荡过之后的空白地带,在冀南建立一个抗日民主政权,政权挂的牌子叫什么?——中共冀南行政主任公署。这个主任公署不是共产党委任的,而是三三制原则下民主选举产生的。作为地方行政组织,它的合法性何在呢?显然不是来自于国民党的中央政府的委任,否则后者就不会另行委任鹿钟麟为河北省主席并一一指派各县县长了。根据地政权的合法性在于:第一,这是抗日政权,而抗日是当时具有最高合法性的政治宪法原则;第二,政权产生形式是民主选举,具有正当性和民意基础。这里有“一国两制”的雏形。共产党以这样的方式与国统区或者国防政府之下国民党的训政模式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个对比效果,在当时抗战大的氛围中,包括知识分子、底层民众、两党军队甚至一个家庭分别在国共军队里服役的兄弟,都会产生直接对比和影响。这也是抗战结束之后人心向背的经验性根源。  

   本来,八路军作为一个外来性的军队进入冀南之后怎么样建立在当地的主导权,以及为什么当地地方势力服从共产党、接受它的政治架构或者地方性的宪制建构呢?我概括为一种抗战正义策略:第一,高扬抗战原则,占据道德制高点;第二,稳定提供秩序公共品,如面对当地矛盾,剿灭顽固不化的土匪,严厉打击汉奸,武装调停不同派系的矛盾,提供地方性和平生活秩序。当时各种抗日的义勇军、建国军等,以抗日为名大发横财,分割地产,局部陷入无政府状态,属于政治上的极恶情形。八路军通过这种抗战正义的多种策略的运用,并且适当地加入一定的军事行动,不服的就武装收编,以这种方式很快打开了局面,稳定了秩序,自然为民众所信服。后来到根据地时期,由共产党主导的“三三制”的开放的抗战政体或者抗战政权、抗战根据地的建构,尤其毛泽东中共七大报告《论联合政府》以及旧政协和新政协,是共产党开辟之“统战政体”的延续和发扬。

   我觉得旧政协、新政协之间有连续关系。在旧政协框架之下,是由国民党主导战后建国的秩序,因此在政协即便达成了宪草修改原则,蒋介石仍然可以宣布其不是制宪会议,因此通过的决议不具有正式的法律效力。三年之后的1949新政协是什么意思?由共产党主导的建国路线,是抗日根据地“统战政体”在经验上的扩展与提升,毛泽东在他的理论储备里概括为“新民主主义”,陈端洪教授概括为“第三种形式的人民共和国”,介乎原来严格的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主义教义政体)与国民党(含第三条道路)资产阶级共和国路线之间的中间路线,实际上是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转变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之下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不是单一阶级专政。这里的“革命阶级”之正当性资格来自于抗战,你不参加抗战,你就不是革命阶级。抗战之后,你必须承认人民民主。这里面,人民民主并不是一般所理解的西方自由民主,而是宽泛的大民主,在毛1940年代的政治理念创作中有所表达。1940—1945年是毛进行民主宪政思考最集中的时期。他能够在抗战中后期依赖较为成功的根据地经验以及战后竞争的需要,提炼出适合中国本身阶段性的民主宪法纲领,这个纲领集中论述于1945的《论联合政府》,实现于1949年作为临时宪法的《共同纲领》。

   因为有这样的准备和经历,我们会发现抗战八年的建国成败不能一概而论,不能以1945年国共谈判分裂和解放战争两岸分治而简单否定抗战八年对中国建国路线探索的意义。我觉得仍然有可以肯定和发掘的地方。抗战八年到底靠什么能够成功?以及对政治建构和制宪产生了什么影响?如果没有抗战八年根据地民主政权建设的基本经验,“旧政协、新政协”这条路是走不通的。至于新政协权力巩固之后又共产党重新回归传统教义,在新的政治条件与处境之下进行新的宪制选择,那是另外一回事,但并不能由此回去否定这样的一种过程探索的积极意义。所以近些年颇有一些学者、与体制内有渊源的人提出要回归中共的七大路线,是其来有自的。成败与可能性姑且不论,但这一主张是有历史渊源和基础的。所谓七大路线指的就是新民主主义与联合政府。七大路线不是拍脑袋出来的,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建构,而是抗战八年根据地民主政权建设的基本经验,而我们发现这个经验是抗战八年给共产党留下的最宝贵的政治遗产。一定要推定是什么样的渊源导致它取得政权的成就,走上了中国政治舞台中心的话,我们会发现不能简单地推归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因为这种成就的取得是以更加实事求是的服务于抗战大局、以政治生存理性在中国所获得的实际理论成果和制度成果,是以对前抗战时期教条化的马列主义的超越作为前提的。当然,这一成就也很难说是儒家或三民主义的。  

   另外,同期对比意义上,国民党的抗战建国之路就没有走通。1937年所实现的国民政府统一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解释为不完全的政治契约,指的是国共两党仅仅在抗战意义上达成政治共识,没有任何制宪或者政治重组的其他共识,所以才导致战后重新通过契约方式制宪建国的失败。沦陷区双方的政治竞争与摩擦充分体现了这一契约的不完全性。国民党在政治竞争上的相对劣势可以这样来看:首先,国民党正面战场早期的表现不好;其次在政治上,党政系统被摧毁之后重建的方式,有的时候是非常被动的,大量启用在政治军事上不太合格的人员;再次,有些方面还在模仿共产党,比如搞游击战术,搞政权建设等;最后,与根据地人民的关系没有实质性改善,提供秩序公共品的能力相对薄弱。当时出现过根据地一个县有三个县长,共产党概括为敌、我、顽三方。抗战早期国民党也有过向共产党军队派遣政治工作人员以及发放军饷的工作,但这种军队国家化的工作没有进行下去,这里有复杂的政治因素。共产党军队利用敌占区更加公平地与蒋战区进行政治模式的竞争,都举抗战大旗。最后变成共产党人的路线延续下来了。国民党的路线没有很大的起色,而且受到当时学生、两地分别建政结果的影响。因此,经过抗战八年,两种政体的竞争,整体上以共产党扎扎实实在根据地进行抗战所形成的联合政府、“三三制”基础上的人民民主的模式,对国民党训政政体的胜利而告终。而这样的告终,对未来中国发展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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