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文辉:钓鱼城的尴尬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32 次 更新时间:2015-08-09 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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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文辉 (进入专栏)  


【一】

东海有钓鱼岛。北京有钓鱼台。重庆有钓鱼城。

我知道钓鱼城,或者说,我特别留意到钓鱼城,大约是过去检读过姚从吾的论文《元宪宗(蒙哥汗)的大举征蜀与他在合州钓鱼城的战死》、《宋蒙钓鱼城战役中熊耳夫人家世及王立与合州获得保全考》、《余玠评传》的缘故。姚是我列入了《现代学林点将录》里的人物,专研北方边疆民族史,尤重在蒙元史研究,我原来设法配齐了他的著述,以上诸文皆见于台湾版《姚从吾先生全集》第六册。

十三世纪下半叶,蒙古的“银河帝国”已然雄霸天下,其铁蹄继续在欧亚大陆横冲直撞。在西方,已兼并了波斯全境,兵锋及于中欧;在东方,不仅囊括了中原地区,亦已征服云南,对南宋形成侧翼包抄之势。由于江淮一带水道纵横,不利骑战,蒙古的方略大抵是效晋人故智,企图先取巴蜀,再顺江东下江南。这样,四川当时就成了蒙古人首要的军事目标,第四任大汗蒙哥(元宪宗)更率军亲征,足见其势在必得。可结果是,蒙古大军受阻于钓鱼城,近半年屡攻不克,至公元1259年,蒙哥竟死于钓鱼城前线,此次大举伐宋遂无功而返。

这是南宋后期非常重大的事件,也是南宋乃至整个中国史上抵抗外敌极有光辉的一页。

关于南宋的抗击蒙元,海外的刘子健写过一篇《背海立国与半壁山河的长期稳定》的大文字,他以为:“如果从欧洲史上看,蒙古人攻无不克。而南宋对抗蒙古,前后有四十多年。和波斯印度等各国来比较,南宋绝不能算弱。不但是军事力不弱,而且政治的黏着力相当强,一直抵抗到最后,不用说别的,这团结力比北宋就强。以往史家,实在没有理由来忽略这‘虽败犹荣’的事实。”而南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在军事地理上,四川作为江南的崎角始终苦苦支撑,其作用是相当关键的。在《宋蒙钓鱼城战役中熊耳夫人家世及王立与合州获得保全考》一文里,姚从吾干脆就认为,钓鱼城一役“延长了南宋的国祚二十余年”;而且,因了蒙哥的暴卒,“忽必烈得以早日即位大汗,很开明的采用了契丹人管理长城以内汉地的成法,正式推行两元政治:‘以汉法治理汉地,用蒙古法治理蒙古’。使中国自三代秦汉到南宋的传统文化,在蒙古族整个统一了全部中国以后,不但未受大量破坏,反而得到意外的尊重。”


【二】

去年,我们带着小朋友回太太的老家,重庆辖下的南川。于是就想起了钓鱼城来。一查,原来距离不算太远。某日承连襟开车,加上他的一位朋友,陪我到钓鱼城游逛了半日。

总的来说,真正可观的物事无多,但偶有触发,倒也不虚此行。

钓鱼城位于今重庆市合川区东南的钓鱼山上,三面临江,倚山为城,形势自是异常险峻的。包括钓鱼城在内的四川山城防御体系,系余玠治蜀时,采纳冉琎、冉璞兄弟之议而建,其中钓鱼城一战回天,自然声名最大。至今城中真正属于南宋时代的古迹多已湮灭,但后世重建的城垣尚在,可见当日城防的大概。城上地势较平坦,面积也广,足以积粮驻兵,故能以区区弹丸之城而长期抵御蒙古的无敌之师。

我们登钓鱼城,是绕过正门,从西门上去的。最先就在西门外见到一座小丘,号称“蒙哥瞭望台”,传说蒙哥就在此观望钓鱼城,至中炮受伤而死。关于蒙哥之死,在史学上久成公案,多有异说。过去的地方史料多谓中炮而死,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编写的《钓鱼城史实考察》一书即承之;而官方史料则多谓患病而死,姚从吾的《元宪宗(蒙哥汗)的大举征蜀与他在合州钓鱼城的战死》一文即承之。姚的学风踏实,特别重视甄别史料,我更愿意相信他的看法。

大汗一死,帝国的最高权力顿成真空,元军自然无心恋战,此后二十年,钓鱼城始终坚守不下。事实上,继任大汗的忽必烈后来不得不转变战略,避开了四川,避开了钓鱼城,自中路直取襄阳。此后,襄阳一隅遂成为天下之要,至1273年沦陷,南宋门户大开,都城临安即无以维持。而临安1276年城陷之后,钓鱼城仍未弃守,直到1279年,宋军在崖山作最后挣扎的前夕,始开城降元。

关于钓鱼城的抗元史迹,以我所见,仍以姚从吾的考述最为详实。后来买到的《钓鱼城史实考察》、《钓鱼城历史学术讨论会论文资料集》、《钓鱼城志》之类,史料反复陈述,多乏新意,自等而下之。在这方面,我无力专攻,也就无甚可说。我真正发生兴趣的,并非钓鱼城的“古代史”问题,倒是钓鱼城的“现代史”问题;准确点说,我想探讨的并非钓鱼城抗战本身的历史细节问题,而是钓鱼城抗战作为一种历史记忆的传播、利用和构建问题。

当日在登山临水之际,我在不疑处有疑,浮出一个念头:钓鱼城有如此辉煌的史迹,怎么到了后世,声名却不甚响亮呢?尤其是国民政府以“陪都”重庆为中心抵抗日本侵略的年代,利用近在咫尺的钓鱼城宣扬抗战,甚至将钓鱼城搞成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不是很顺理成章的事吗?

至今钓鱼城的护国门内,还保存着蒋介石1943年的题词“坚苦卓绝”。(据说文革期间,隶属钓鱼城的某生产队被派去清除“反动派”的题词,村民懒得将题字一一凿掉,便用石灰将题词遮盖,写上革命标语。这样倒使蒋的题词得以保存下来。)尽管如此,蒋总统也只是到此一游,打了一回酱油,他怎么没有凭藉其领袖地位,登高一呼,号召全国人民学习钓鱼城精神呢?

回到广州以后,我网购了一批钓鱼城的历史资料,检点写于抗日期间的文字,所得也不多。据王利泽主编的《钓鱼城诗词释赏》所收,诗什约有十首;据西南师范大学历史系、合川县历史学会编的《钓鱼城历史学术讨论会论文资料集》提供的线索,正式的论文有邓子琴的《南宋时代重庆在国防上之地位》、张清海的《钓鱼成抗元事迹简述》,另有郭沫若的《钓鱼城访古》、方豪的《钓鱼城抚今追昔录》,则是带有学术意味的游记。似乎只有这些了。

钓鱼城的黯淡声名,跟它的光荣历史,显然是不相符的。


【三】

可歌可泣的钓鱼城事迹,在最当纪念的时候,到底没有多少人纪念,在最当成为历史焦点的时候,到底没有成为历史焦点。什么缘故呢?

我首先想到的,是钓鱼城抗敌的终局。钓鱼城的抗敌再“坚苦”,再“卓绝”,南宋最终还是灭亡了,则钓鱼城终究不是一个吉利的抗战符号吧。(可是,按此逻辑,文天祥、林则徐又何尝是吉利的抗战符号呢?)

还有,钓鱼城最终是不战而降的。钓鱼城坚持到南宋都城陷落两年多之后,在赵宋王朝灭亡已成定局的情形下,俯首屈膝而能救济一城数以万计的军民性命,在现代战争观而论,不失为有荣誉的投降。(在日本电影《傀儡之城》里,小小的忍城以未足两千之众,不屈服于丰臣秀吉的两万大军,直到主公北条氏的本城小田原陷落之后,才接受北条氏之命而降,几乎成了凯旋式的投降。而论时间论规模,钓鱼城的抵抗较之忍城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但从民族主义的惯常话语来说,投降毕竟是投降,这个结局是不完满、有污点的。

钓鱼城之降,由主将王立拍板,而居间疏通的关键人物,则是熊耳夫人——她原是蒙古方面成都总帅李德辉的亲妹,在战乱中为宋兵俘虏,又成了王立的义妹。于是郭沫若在《钓鱼城访古》里就说:“王立者贰臣降将,他的所谓‘义妹熊耳夫人’也分明是一个女间谍,这是毫无问题的。然而偏偏有胜清乾隆年间的吏目为之歌功颂德,使王立、熊耳,与王坚、张珏同受禋祀,可见清朝的顺民教育是怎样的彻底了。”他咏钓鱼台的诗末两句“贰臣妖妇同祠宇,遗恨分明未可平”,也是指此而言。还有,《钓鱼城历史学术讨论会论文资料集》所收的一篇文章也提及:“抗日战争时期,有人把王立降元和国民党汪伪降日,相提并论,将王立视为叛徒,撵出‘忠义祠’。”主将如此,怎么歌颂钓鱼城才好呢?更何况,是正逢对日作战,需要将“投降派”批倒批臭的时候呢?

除此之外,我想,恐怕还有另一个较隐蔽的因素。

在抗日战争前后,“民族”是个敏感词。大敌当前,“中华民族”到了危急存亡之秋,很自然地,需要在意识形态上鼓吹内部团结,党派问题固然要尽量弥合,民族问题也要尽量遮掩;在此背景下,历史学家实有一种严重的学术焦虑,不免有违背“价值中立”的倾向,自觉不自觉地为时世服务、为政治服务。具体在汉族与边疆民族(少数民族)的关系问题上,他们更容易从学术角度尽量淡化甚至抹杀其冲突方面,而突出其团结方面。比如,傅斯年早就提出“中华民族是整个的”;后来顾颉刚接受傅斯年之见,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口号,影响尤为巨大。(我在网上略为检索,就找到周文玖、张锦鹏《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学术论辩的考察》、黄天华《抗战前后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论争》两篇长文,对此问题皆有详实总结,有兴趣者不难覆按。)

而再落实到蒙古问题,情形就更复杂、更敏感了。向来国家间的交锋,主动者多会利用敌方内部的族群矛盾做文章,即挑动分离势力生事,以影响其团结,打击其力量,“阿拉伯的劳伦斯”就是闻名的显例。日本侵华时,也颇用此策,比如煽动蒙古王公独立,以削弱国民政府的统治。(德穆楚克栋鲁普亲王即与日人合作,后来更出任了所谓“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的首领)。于是,“成吉思汗”作为蒙古族群的象征,就成了当时中、日双方都极力争夺的历史符号。当日军逼近绥远地区,国民政府乃将成吉思汗陵移至甘肃,并进行正式致祭,更将成吉思汗称为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而共产党方面对此也完全支持。(我手头有大陆伊克昭盟成吉思汗研究所编印的《成吉思汗陵研究文集》、台湾蒙藏委员会编著的《成吉思汗纪念专刊》,都可见此类论调。)

有了这重关系,钓鱼城的寂寞,就更容易理解了。

钓鱼城本是最适宜的抗战地标,可是,在古之外敌已成为今之同胞的时候,在需要将成吉思汗奉为“民族英雄”的时候,在我们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时候,大书特书一个顽强抵抗蒙古人的历史遗迹,却又成了最不合时宜的了。这就是钓鱼城的尴尬。但这也是历史的尴尬吧。


【四】

说到这,还想回到蒙哥之死的事。

前头说到,蒙哥死于钓鱼城外,或许“醒目”的读者已会感到疑惑:啊,蒙哥不是给独臂杨过弄死的吗,不是死在襄阳城外吗?

在《神雕侠侣》第三十九回,蒙哥御驾亲征襄阳,包括江湖侠客在内的宋军难敌十余万蒙古强兵,杨过遂擒贼擒王,直取蒙哥;蒙哥见势头不妙,乘着万中选一的“飞云骓”绝尘而去,杨过眼见追赶不及,就以飞石击中“飞云骓”,随后避过蒙哥射来的箭,“飞步抢上,左手中早已拾了一块拳头大小的石块,呼的一声掷出,正中蒙哥后心。杨过这一掷何等刚猛,蒙哥筋折骨断,倒撞下马,登时毙命。”

关于此情节,金庸在回末的注里作了解释,三联书店的本子说:“依历史记载,宪宗系因攻四川重庆不克而死,是否为了中飞石,史书亦记载各异。但蒙古军宋军激战最久、战况最烈者系在襄阳,蒙古军前后进攻数十年而不能下。为增加小说兴味起见,安排为宪宗攻襄阳不克,中飞石而死,城围因而得解。”广州出版社的新修版仍大同小异,只是增添了一点说明:“合州,为三江会合处,又称合川,今重庆市。”这里,可以说有些低级错误。钓鱼城所在的合川,向为重庆西北方的门户,今属重庆市,但离市区也有五十多公里,是不能等同于重庆的。更严重的问题是,从上下文来看,金庸似乎完全不知道钓鱼城,否则,怎么可能不稍微提一下这个著名的抗元历史坐标呢?

这是相当难以理解的。以金庸对中国史的了解,似应知道钓鱼城的,惟千秋之史事无穷,一人之闻见有限,偶有盲点也不足奇;可是,《神雕侠侣》的发表已超过半个世纪了,居然就没有人跟金庸说过,蒙哥攻打的是钓鱼城而非重庆吗?

金庸在注里引录了《元史·宪宗本纪》的原文,但删节得七零八落,让人不明所以。其实原文大体如此:“丁卯,大渊请攻合州,俘男女八万余。……丁丑,督诸军战城下。辛巳,攻一字城。癸未,攻镇西门。三月,攻东新门、奇胜门、镇西门小堡。……乙未,攻护国门。……癸亥,帝崩于钓鱼山……”元军攻下合州之后,进而围攻钓鱼城,“一字城”、“镇西门”、“东新门”、“奇胜门”都是钓鱼城的防御地点,而蒙哥明明是“崩于钓鱼山”,也即钓鱼城下的前线——但这关键的一句,金庸的引文却成了:“癸亥,帝崩。”“钓鱼山”竟没了踪影。这可说是割裂了辞句,也扭曲了文义。

金庸不知道钓鱼城,是很可惜的。我臆想,假若金庸知道钓鱼城,恐怕他就不必生造蒙哥死在襄阳的情节,而会将《神雕侠侣》大结局的地点放回到合川钓鱼城吧?这样的话,故事既吻合史实,也更有营造情节的空间。要知道,以钓鱼城那样绝异的地形和场景,该是多么好的一个舞台,可以让郭靖、杨过大显身手啊!

金庸错过了钓鱼城。钓鱼城也错过了金庸。

郭沫若的《钓鱼城访古》一开头就说:“自己是四川人,很惭愧,连钓鱼城这个辉煌的古迹,以前却不曾知道。”那么,金庸不知道钓鱼城,就更不算什么了。不妨说,郭沫若不知道钓鱼城,代表了钓鱼城古时候的冷清和尴尬;金庸不知道钓鱼城,则代表了钓鱼城近世以来的冷清和尴尬。


【五】

顺带说个题外的事情。

想来是为了烘托江湖侠士的义勇,在金庸笔下,宋军的那个襄阳主将是“懦怯惧敌”的;这作为小说家言虽无不可,但自史学立场,却应当为他一辩。这位主将,在三联版里叫吕文德,在广州版里叫吕文焕,两位都是历史上实有的人物,文德为兄,文焕为弟,皆非“懦怯惧敌”者。

吕文德有贪鄙之名,有妒贤之迹,但以他为重心的军事集团,几乎是南宋晚期仅有的中流砥柱。蒙哥围攻钓鱼城时,恰好是他率军自重庆进击,虽不利而退,但仍牵制了元军,鼓舞了钓鱼城守军;同年他又转战襄阳,有力地抵抗了忽必烈部。

至于吕文焕,自1267年以后为真正的襄阳主将,在孤立无援下坚守了六年之久,最后在回回炮破城在即之际,才被迫降元。南宋的孤臣遗老们,虽不能谅解其降敌,但也同情其苦战,据《昭忠录》载,谢枋得就说:“文焕守襄六年,古无有也,势穷援绝,遂失臣节。议者遽加以叛逆之名,今沿江诸郡有能守六日者乎?”

如此,襄阳的结局,也正是钓鱼城的结局,吕文焕的角色,也正是王立的角色。正是因此,金庸才将吕文焕塑造成无勇无能之辈吧。

过去香港有位历史小说家董千里,今已声名零落。最近看了他一本七十年代台湾版的《读史随笔》,其中《襄阳守将吕文焕》一篇说道:在强弱悬殊的战况下,襄阳城能长期死守不失,已堪称奇迹,而吕文焕实为了不得的人物,金庸将他刻画为“贪生怕死的不堪小人”,甚不公允。这么说来,在《神雕侠侣》的早期版本里,襄阳主将本就是吕文焕呢,新修版只是恢复旧观而已。


【六】

去了南川之后,亲友饭局不断。有一天在饭席上,我说起想去钓鱼城看看的时候,有位当老师的亲友就说:钓鱼城去得人多,不好玩,我们这里有个马脑城,更值得去!

上网一查,果然有重庆的报道说,南川东南有座马嘴山,过去是川黔间的必经之道,山上有座龙岩城,又名马脑城,与钓鱼城同属于南宋时的山城防御体系,为重庆南方一大屏障。蒙哥猛攻钓鱼城时,曾分兵攻打龙岩城,以期对重庆形成夹击之势,但围攻两月,不克而退。

马嘴山是南川首席名胜金佛山的支岭,我们驱车在城外周游时,曾专门绕至山脚,但据说未及开发,徒步登攀甚危险,只得作罢。

一般来说,关于地方历史名胜的学问,难得有高明者,即使重要者如钓鱼城,编辑于八十年代的《钓鱼城历史学术讨论会论文资料集》也少有精彩。但我回来后,搜索到一篇唐冶泽的《重庆南川龙岩城摩崖碑抗蒙史事考》,居然颇见水准。此文不仅考述了城上残存的南宋碑文,更比勘史料,勾稽出元军进击龙岩城的将领和路线,结论也很平实,只是说:“平心而论,此战只是蒙军小股偏师(仅一千余人)路过一地方小城发生的一次小规模战斗,虽然蒙军未占到什么便宜,但也未对蒙军行动或战场形势造成明显的影响,其重要性不应过高估计。”此意当是可取的。

龙岩城还有另一件值得夸耀的事,发生在北洋军阀时代。当袁世凯悍然复辟帝制,云南率先宣布独立,并组织护国军主动出击。蔡锷领军入川,所向皆下,唯独忠于袁世凯的一个连却死守龙岩城,护国军围攻四月也无可奈何。后来守军撤退时,连长赵冕特意刻了一个《川军驻守碑记》。——当然,按现代以来的政治标准,不论国、共哪一边的政治标准,这一“驻守”绝不算什么光荣事迹,甚至是“阻挡历史的车轮”之举。这却是龙岩城的尴尬了。

可是,作为军人,当古往今来的大变局,政治上的是与非,历史上的进步与反动,又怎么可能都弄得明白呢?能够忠于所事,逆时而动,不抛弃,不放弃,那也未尝不值得敬重。

这样,就不妨说,钓鱼城之降,龙岩城之不降,都有值得我们同情的地方。钓鱼城的尴尬也好,龙岩城的尴尬也好,终究是历史的尴尬,都透露出历史的复杂性和丰富性。而历史的意味,往往也正是体现在这些尴尬的细节之中吧。


附记:

方豪《钓鱼城抚今追昔录》一文,承谭伯牛找到电子版,特此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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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黎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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