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洋 王义桅:科技进步与全球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44 次 更新时间:2015-08-04 21:5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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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洋   王义桅 (进入专栏)  

   本文在对全球问题的概念作出界定基础上,通过分析科技发展的历史特点和科技进步的内在矛盾,阐述了全球问题与科技进步的紧密联系,重点探讨了科技进步与全球问题产生和激化的内在机理。从而指出:科学技术的发展目标与人—社会发展目标的背离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全球问题的解决有赖于科技发展与人类社会的全面进步。

     一、全球问题:概念与内涵

   全球问题是当今全球社会所面临的一个极其棘手和紧迫的问题。其中的某些部分如环境污染、人口问题等已为普通大众所熟知。但在学界,对其概念界定还存在模糊之处。其一是对全球问题的产生时间存在着不同看法。有学者认为,在人类社会的初始时代,全球问题就伴随着人类一起成长,这可以从世界各种文明、各个地域的宗教、神话和传说中关于整个人类的终极命运的描述和预测中得到验证。如圣经中关于世界性洪水泛滥,《启示录》中关于许多重大的世界性灾难,以及中国道教中所包含的虚无主义思想,都是人类社会在危机笼罩下的一种反映。(注:(苏)阿•丘马科夫:《全球性问题哲学》中译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页。)另有观点认为, 地理大发现和工业革命是全球问题的肇始。地理大发现使全世界在空间上连成一片,而工业革命带动了商品生产关系在全球的扩张,使全世界在物质生产上融为一体。第三种看法则认为全球问题是在20世纪中叶,伴随着新技术革命而出现的。其要点是全球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各方面都深深地交织在一起,相互促进也相互牵制。(注:徐崇温:《全球问题与“人类困境”》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一章有关论述。)

   其二是关于“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的概念混同。从概念的外延上说,“全球化”是在“事物的普遍联系”中发生的,而“全球问题”则是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特殊部分和结果。“全球化”进程至少可以追溯到哥伦布发现美洲和随后的工业革命;而全球问题的出现则晚得多,确切地说,起始于本世纪中叶。(注:徐崇温:《全球问题与“人类困境”》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一章有关论述,第5—6页。)从内容上看,全球化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进程,(注:关于全球化的本质,王逸舟列出两种观点:一、全球化是一个客观历史进程;二、全球化乃是与西方主导的现代化同步的过程,或称“西化”过程。这里取第一种观点。参见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一章“全球化:概念与动力”。)它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有积极的作用,也有消极性影响;全球问题则侧重其消极性一面,罗马俱乐部称之为“全球危机”或“人的困境”。他们如此描述全球问题:“人类好像在一夜之间突然发现自己正面临着史无前例的大量危机:人口危机、环境危机、粮食危机、能源危机、原料危机等等。旧的危机已波及全球尚未消除,新的危机又接踵而至。这些危机是难以克服的,人们企图孤立地克服其中任何一个的各种尝试都只能取得暂时的收效,并且往往顾此失彼……人类必须正视现实,大量的危机已经构成世界发展中遇到的一种‘危机综合症’,应该把这些危机作为一个整体,进而采取互相协调的多种措施加以解决。”(注:米萨诺维克、帕斯托尔:《罗马俱乐部研究报告之二——人类处在转折点》中文版,中国和平出版社1987年版,第9页。)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全球问题具有以下特点:1、 全球规模的普遍性;2、涉及人类根本利益的深刻性;3、各组成部分之间错综复杂的相关性;4、发展前景的不可预测性。 概括地说:“全球问题就是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和复杂性,涉及全人类利益并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密切关注,通过协同一致的国际行动来加以解决的问题。”(注:徐崇温:《全球问题与“人类困境”》,第11页。)

   全球问题是全球化进程中人类社会所面临的最大挑战,而战后新技术革命与全球问题的产生和激化有着独特的关系。阿•贝切依认为,全球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之一,在于人对科技的依赖,他们“把自己的命运越来越多地托付给自己的大脑,即是说,托付给自己的技术能力,并通过这种能力来改变环境”(注:阿•贝切依:“全球问题的发端”,载《全球学研究与展望》,王兴成、秦征鳞编,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页。)。在当今以个体经济利益为基础的社会中, 对物质财富的无限追逐造成了对技术的片面追求。其结果是,科学技术在某种程度上变得无法预测和不可控制;科学技术的目标与人的发展目标,即人的全面、自由、和谐的发展产生了偏离,导致所谓“技术的异化”。正如赫曼•康恩所说:“文明已卖身于科学、技术和工业——一项可称为‘浮士德式’的交易。”(注:赫曼•康恩:《未来两百年世界的展望》中文版,台湾志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216页。)因而, 对科学技术的重新认识就与对现行全球社会经济体制的深刻反思联系在一起,成为我们全面深入地理解当今全球危机的关键。

     二、从“婢女”到“恶魔”——科技进步的悖论

   “科学应该是人的婢女”。俄国思想家车尔尼雪夫斯基于上个世纪末说的这句话集中反映了近代以来直至“二战”前夕人类的自信、天真和对科学所报有的无限信心与希望。人们普遍相信,科技发展的目标就是人类发展的目标,人有能力控制科学技术;科技革命带来的无穷力量使人们看到了一个极其光辉灿烂的人类前景。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震惊了整个人类,唤醒了人们的忧患意识。随后,新技术革命的突飞猛进,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带给人类“未来的震荡”。人们发现,伴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人类突然面对着一系列日益严重的危机:资源短缺、物种减少、环境污染、人口膨胀、社会两极分化……层出不穷的新技术、新发明在给人类带来越来越多的物质福利的同时,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社会和环境问题,并且已经到了危及人类的生存发展的境地。这一切仿佛证明,科学技术已从当初人类的“婢女”蜕变成为危害人类的“恶魔”。许多人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对科技作为一种异己力量的忧虑:拒绝使用电话、汽车等现代化工具,渴盼回到中世纪,或者沉湎于各种宗教幻想以寻求解脱,或者呼吁社会生产实行“零增长”……

   全球问题的凸现迫使人们更加深入地思考人与科技的相互关系:在全球危机的阴影下,科技文明将向何处去;在未来的世纪中,科学技术将把人类社会引向何方?

   科学技术作为人类实现自身目标的一种手段,由于人的推动而获得发展。但由于人类科学观念的差异和科学技术发展中本身固有的矛盾,使得科学技术在带给人类福音的同时也显示出对社会越来越大的破坏力。对科技进步作一个逻辑上的重新认识,可以发现科学的社会功能受到内在矛盾的制约。

   (一)科技进步的非均衡性。从社会发展的历史看,在全球社会形成以前,人所面对的世界系统中,事物之间的联系非常微弱,相对孤立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可以按照它们各自的特性,以个人、集体或国家为单位,在局部领域单独加以解决。这种分散的体系决定了从中发育而成的技术体系具有同样的特征。各门科学和学科各自相对独立地发展,彼此之间缺乏横向联系,也缺乏整体的统一性;而且由于其中的某些学科能带来更直接和明显的利益而得到片面发展,这就使各学科发展变得极不平衡。例如,社会科学相对物理学和化学,就显得非常落后。(注:杰•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页。)从而导致科学技术体系的无效率,致使近代“大科学”局面迟迟难以形成;另外,文明成长的差异以及科学技术越来越作为文明进化与传播的决定性力量,更导致科技乃至社会进步的“马太效应”和全球社会的“两极分化”。发达国家凭借高科技优势更深入地盘剥科技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使用并消耗着大部分自然资源而让落后国家地区承受其污染和治理代价,这就是当今全球问题凸现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科技进步的短期效应与长期效应的矛盾性。本世纪60年代,风行一时的“绿色革命”确实部分地解决了农业生产不足的问题,然而大量使用化肥、杀虫剂和塑料薄膜却造成了土壤生产力的下降和污染的恶化并使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最终结果是:从短期看,粮食短缺问题稍有缓解;但从长远看,人们不得不付出更大的代价来消化由此带来的种种恶果。为了解决某些迫在眉睫的问题,人们常常陷入类似饮鸩止渴的困境。因此,新技术和新发明给社会带来的短期与长期影响不一致的矛盾始终客观存在。这固然与人的急功近利心理(尤其在落后地区)和社会体制不完善(尤其是私有制根源)密切相关,但把科技作为器物的实用主义倾向无疑是导致这一矛盾的内在原因。

   (三)科技进步的福利二重性。人对于技术的设想空前美妙,无形中把技术对社会的影响只限于对人有利的一面。几乎每一项新技术,在某一方面给人及社会带来福利的同时则可能在另一方面隐藏着巨大的负面效应。诸如核技术这样的尖端科技,我们很难将其在开发能源方面的正效应与其作为毁灭性武器及污染源方面的负效应作出定量的比较。这说明科技的背景是价值中立性,有其自身的演化规律,“善御之自强,不善御之则自伤”。

   (四)科技的高成本化。技术进步以加速度进行的同时,其所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也在以加速度递增。在伽利略和牛顿时代,科学和技术在某种程度上还只是少数科学家们独自试验和冥思苦想的产物;现在,重大的技术创新和理论突破倘无大批科技工作者的通力合作和巨额投资将无以为继、无缘奢求。科学技术的高成本化及社会化大生产发展是导致自然资源枯竭的内在根源。

   (五)科技的政治军事化。随着科学从神的奴役中解放出来和近代西方文明的迅速扩张,科学技术便成为推进全球化发展和殖民侵略、导致全球文明冲突与融合的重要革命性力量。近代以来,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因素不断凸现并越来越影响着上层建筑,导致其意识形态化功能日益增强。科技力量对战争手段的创新与转化便是世界大战得以爆发的必要前提。冷战期间,科技发展由于军事工业与军备竞赛的推动而日益显示出其政治军事化效应,成为综合国力较量的制高点。当今的科技发展已成为影响人类安全与发展进步的根本性力量,成为战争与和平等全球问题产生、激化与解决的肇始与希望。

   科学技术的这些内在属性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显示出其巨大的社会反动性,从而构成科技进步中的两难处境。这种根本性矛盾便是科技进步与全球问题这一命题的实质所在。

     三、科技进步与全球问题的产生与发展

   H•弗罗洛夫认为,全球问题包括三种类型:第一、 国际社会方面的全球性问题,涉及社会经济体系、国家等这样一些社会共同体的相互作用,如和平与裁军问题、南北问题等。第二、社会人类学方面的全球性问题,涉及人同社会的关系,如人口问题、教育和文化问题、妇女问题等。第三、自然——社会方面的全球性问题,涉及人与社会同自然的相互作用,包括资源问题、能源问题、粮食问题、环境问题等。(注:(苏)H•弗罗洛夫:《人的前景》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94页。)所有这些问题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人类文明的未来。全球问题归根到底是人的问题,不仅仅是由于人是整个社会最基本也是终极性因素,而且还因为人创造了科技文明,是科学技术的主体。

   但是,人对科学的认识并不是充分的和一致的,这归因于以下事实:人类社会存在着不同的民族国家、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的集团利益、不同的社会发展状况……这种政治制度、文化意识和经济利益的分裂状态,客观上造成了对科学技术研究和利用上的游离与放纵。对发展的迫切要求,对科技的盲目崇拜,使人越来越沉迷并无端受制于科技的进步与发展。科技进步与人的发展日益形成目标上的分离,便是全球问题的实质。

因此,人和人类社会与科技进步之间的互动关系,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分析全球问题产生和发展的基本视角,具体来说,以下几个原因是主要的。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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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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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内蒙古社会科学》(呼和浩特)1998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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