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吉鲁 著 吴万伟 译
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和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虽然对极权主义超级国家的结构及其动用权力控制国民的方式有不同认识，但基本的信念还是一致的。两人都认为西方老牌民主正在快速走向一个历史时刻，他们心甘情愿地抛弃高贵的承诺和自由民主理想，进入极权主义颠覆自由、正义和政治解放等现代理想的险恶空间。两人都相信西方民主已经陷入病态，政治服务于死者而非生者的利益，公平正义已经被抛弃。两者都毫不含糊地认识到文明的未来正处于被彻底征服的边缘，或者如汉娜·阿伦特所说的“黑暗时代”。
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和其他后代批评家认为奥威尔和赫胥黎相互对立，因为他们未来反乌托邦社会的认识是其各自独特的， (1)但笔者相信通过重新考察乔治•奥威尔的反乌托邦小说《1984》和阿道司•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认识到当今新自由主义的崛起，笼罩在美国社会的像厚纱一样的极权主义的黑暗阴影能够被掀起一道裂缝。不是认为两个反乌托邦版本相互厮杀，更有成效的方法或许是认为它们具有互补性，尤其是在当今这个时代，若用安东尼奥•葛兰西的话说就是“危机恰恰就在于这样一个事实：旧的走向死亡和新的还没有出生，在这个过渡期出现了各种病态症状。”(2)
两位作者为极权主义元素的融合提供了深刻见解,这些元素是构成新的、更杂合化的极权控制形式,与其说是小说倒不如说是21世纪逐步展开的颇具威胁性的迹象。消费者幻想和威权控制,“老大哥”情报机构和私有化快乐的贪婪欲望,以及惩罚性国家的崛起—将越来越多的行为和监禁机构的投资视为犯罪，这些机构都是为了生产暴力而组织起来--民主公共空间崩溃，陷入狭窄的、以市场为导向的私有化轨道——所有这些现在都构成了独裁主义的新秩序。
21世纪的老大哥
奥威尔的“老大哥”最近有了一个新的化身，那就是告密者如切尔西·曼宁、杰里米·哈蒙德和爱德华·斯诺登暴露出的政府滥权和企业间谍活动。(3)所有这些人都透露政府对其情报业务撒谎,非法监视数百万并非恐怖分子也没有任何犯罪行为的人,政府从每个可以想到的电子来源收集数据,这些数据被存储并可能用于压制异议者,勒索或只是恐吓那些努力追究企业和国家权力责任的人。(4)奥威尔为读者提供了一个现代国家的图像，其中隐私不再被视为公民美德和一项基本人权,也不再被认为是衡量一个民主国家是否健康和繁荣的强有力标准。在奥威尔的反乌托邦中，隐私权受到严重侵犯,但无情的侵犯隐私行为指向比侵犯个人权利更严重和恶劣之事。在奥威尔看来，隐私权主张代表了一种道德和政治原则,就是依靠这种原则来评估新兴极权国家的性质、权力和严重程度。奥威尔的警告旨在揭示20世纪中期极权主义的恐怖、语言的腐败、普遍愚蠢的生产和国家针对公民采取的不停歇的间谍活动。
考虑到新监控国家产生的威胁，面对当代新面孔的“老大哥”奥威尔也会感到目瞪口呆的吧。
奥威尔打开一扇门,让所有人都看到“噩梦般的未来”,其中日常生活变得越来越严厉,成为监控和控制国家的对象。在这个社会里，“无知就是力量”的口号变成主流媒体、教育和文化政治的指导原则。 赫胥黎像奥威尔一样对无知被当作精英的政治工具感到关切,他们通过监控和禁止书籍、异端观点和批判性思考本身实现愚民政治。但赫胥黎相信，社会控制和传播愚昧是当权者依靠快乐和转移注意力等干扰性政治工具引进来的。赫胥黎认为，这种情况也可通过使用药物和基因工程来实现。但真正的药物和现代性后期的社会规划出现在宣扬快感和白痴文化的娱乐业和公共教育学产业中，最明显的迹象就是新自由主义、明星文化和从好莱坞电影和视频游戏到主流电视、新闻和社交媒体等用来指挥和控制的文化机构的融合体。
奥威尔的《1984》中的老大哥在2015年版中已经被升级了。正如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指出的那样,如果从前的老大哥控制传统的封闭小圈子如军营、监狱、学校和无数其他大大小小的“圆形监狱”,“升级版的老大哥关心的不仅是无所不包和隐私死亡,而且镇压异议者和扩大政治排斥的范围。(5)把人们排斥在外是拉长了脸的老大哥，他现在巡逻边界、医院和其他公共场所就是为了辨别出“不适合”所在位置的人，禁止他们出入“所属之地”或者更好的是最初就决不允许他们接近。”(6)
这是为什么老大哥把年轻人抗议活动驱逐出他们试图占领的公共场所的原因。这是坚持将种族纯洁性观念和美国例外主义作为创建国家的驱动力的超级民族主义者老大哥，这个国家就像穷人的露天监狱。这是人格分裂的老大哥，一方面预兆了黑暗的专制世界，1%精英控制经济和使用准军事化警察力量；另一方面,他们撤退到封闭的社区中，这些社区有特警一样威武的保安把守。
警察的军事化
现在配备了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战场上的武器的地方警察部队越来越军事化,它们已经改变了警方与公众打交道的方式。警察已经变成了战场上的士兵，就像对话和社区治安已经被军事化的做法所取代，完全与警察接受的制服犯罪训练不成比例。例如《经济学人》报道：
1980年代每年动用特警队的次数是3,000次，但现在是每年约50,000次。有些城市在犯罪率高的地区用特警队进行日常巡逻。巴尔的摩和达拉斯使用特警队处理参与扑克游戏的冲突。2010年,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向涉嫌为未成年人服务的酒吧派遣特警队。同年，全副武装的警察突然袭击佛罗里达州奥兰多的理发店,他们说是要搜查枪支和毒品但最终逮捕了34人，理由是他们“无证理发”。亚利桑那州马里科帕县派特警队到吉瑟斯·略韦拉（Jesus Llovera）的客厅,因为他涉嫌组织斗鸡。(7)
最近，在密苏里州的弗格森和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出现的显示警察滥用暴力的事件之后,地方警察快速军事化对贫困黑人社区的影响简直就是专制社会出现的可怕的典型的暴力特征。 例如,根据马尔科姆X草根运动的题为“贫民窟风暴行动”做的最近一份报告说：“2012年，警察、保安或自封的义务警员非法枪杀了至少313名非洲裔美国人…… 这意味着黑人每28个小时就被一名警官杀死。”“米歇尔·亚历山大（Michelle Alexander）解释了惩罚性国家的种族主义本质，她指出：“今天有更多的非洲裔美国成人被控制进行再教育——在监狱或拘留所，或处于缓刑或假释——这比内战开始之前10年即1850年被囚禁的人还多。”(8)
同时，国家针对有色人种穷人、女性、移民和低收入成年人使用的的真正暴力几乎不被提及,除非它是惊天大案根本不容忽视,如埃里克·加纳因为非法销售免税香烟而被一名纽约警察窒息而死的惨状。或者弗莱德·格雷（Freddie Gray）的案子，仅仅因为与警察有眼神的交流，他的脊柱被打断,喉头被打碎。这些情况都不是例外。对太多的黑人来说,警方已经将他们的社区变成了战场,那里像士兵一样巡逻的警察的行为随意而不受惩罚。
恐惧和孤立是新版本的老大哥。恐惧受到管理和支撑，因为新自由主义观点被正常化了，它被当作社会的普遍条件而被接受，完全需要个人来处理，它与专制社会普遍存在的政治和道德恐慌没有任何关系,而且被用来激发个人对他人的恐惧。在监控国家,恐惧被错误地移出政治领域，专制政府出现，人们关心的是生存恐惧,或者担心不能出人头地,失业和日益众多的没完没了的人带来的危险。旧秩序死了,新的秩序挣扎求生。这种情况常常产生可能制造恶魔的阈限空间。他们太愿意绑架、拷打和监视守法公民而侵犯公民自由。(9)安东尼奥•葛兰西曾经建议,这样一个过渡期并不能提供任何政治保证,但它至少提供了一些姿态，让人们重新设想“要做什么”以及如何做,谁会去做。(10)
新式监控
奥威尔的《1984》继续作为精彩的重要的隐喻，显示了作为新世纪头十年特征的全球监测、专制主义和压制异议者等。如果和当今在监控民众时所能使用的众多手段相比，奥威尔指出的旧模式监控包括他的警告如麦克风和用来观看和聆听的巨大屏幕的危险性等的局限性令人吃惊。考虑到新监控国家带来的威胁，看到当今更新版的“老大哥”，奥威尔也可能目瞪口呆，因为它的应用范围和所谓的技术“进步”是他难以想象的东西。这些技术对公民的个人隐私和国家主权实施的控制所带来的危险都要比从前大得多。
奥威尔的黑暗形象是政府的压迫而赫胥黎的黑暗形象则是干扰。
尽管奥威尔有生动的想象力,但“他从来没有想象到美国国家安全局(NSA)会收集到每天数十亿元次电话和两亿条短信的原始数据。奥威尔不可能预见到政府会阅读我们的邮件内容和文件传输,以及使用社交媒体进行的实时聊天。”(11)爱德华·斯诺登和其他批评者指出国家侵犯隐私权的危险是正确的,但是他们的分析应该更进一步，即把公民遭监控的问题与“网络化社会”的崛起连接起来。即权力的全球流动和甚至颠覆国家控制的极权主义思潮的出现。(12)在奥威尔看来,支配是国家强制实施的和产生不懈压迫等高压手腕和使用令人窒息的语言,这种语言清空了任何异端观点,抹去了历史记忆,歪曲了事实真相。奥威尔认为,在国家恐怖主义的高压下，个人自由处于丧失的风险中。
在奥威尔的世界,个人自由和隐私遭到外部力量的攻击。相比之下,赫胥黎认为自由和隐私是心甘情愿地放弃的，这是柔软威权主义诱惑的一部分,其庞大的机器批量生产出需要、欲望和身份认同。这种新模式的说服诱惑人们追逐商品,通过大规模生产容易消化的娱乐、一次性用品和新科学进步而使人们越来越幼稚化，因为任何可靠的能动性意识都遭到了削弱。批判性思考的条件被淹没在带来即刻满足的有限快感中，这些快感源于技术的使用和消费实践,而这些即便不是消灭至少压制了思考的可能性本身。奥威尔的黑暗形象是政府压迫，而赫胥黎的黑暗形象则是干扰、转移注意力和隐私被改造成廉价的和耸人听闻的公开展示。在不同时间写作的尼尔波兹曼担心电视带来的反智主义破坏性影响,他站在赫胥黎的一边，相信压迫现在处于娱乐一边和美国公众娱乐至死的倾向。(13)他尝试对赫胥黎和奥威尔的反乌托邦愿景做出区分值得我们注意。他写道:
奥威尔警告说,我们将被外部强加的压迫所打垮。但在赫胥黎的设想中,根本不需要老大哥剥夺人的自主权、成熟度和历史感。在他看来,人们会逐渐爱上他们受到的压迫,崇拜那些剥夺他们思考能力的技术进步。奥威尔担心的是那些禁书者，赫胥黎则担心根本就没有理由禁书,因为没有人想读书了。奥威尔害怕那些会剥夺我们信息的人，赫胥黎则担心给我们这太多信息的人,从而把我们贬低为消极动性的利己主义者。奥威尔担心真相被掩盖，我们看不到。赫胥黎则担心真相会淹死在不相干的信息海洋中。奥威尔担心我们会成为俘虏文化...正如赫胥黎在《重访美丽的新世界》中所说，对反对暴政一直保持警惕的公民自由意志论者和理性主义者“未能考虑到人们对干扰的嗜好几乎到了无限的地步。”赫胥黎补充说,在《1984》中，人们被带来痛苦的事情所控制。在《美丽的新世界》中，他们被带来的快感所控制。简而言之,奥威尔担心我们厌恶的东西会毁了我们。赫胥黎则担心我们热爱的东西会毁了我们。(14)
赫胥黎的深刻见解在数以百万计的人心甘情愿地交出个人信息引起回响，无论是社交媒体催生的怪异社会性促投诚还是向新的监控国家致敬。主要服务提供商现在使用的新监测技术把焦点集中在多样化的消费者群体，商家从一个网站到下一个网站,从一个地缘政治区域下一个地缘政治区域,甚至跨越多种屏幕和数字设备有针对性地收集大量个人信息。
阿里尔·多尔夫曼（Ariel Dorfman）指出：“社交媒体用户乐意放弃自己的自由和隐私,总是出于最仁慈的陈词滥调和原因”，(15)同时不断地网上购物,更新Facebook和发短信。事实上,监控技术现在出现在几乎所有公共和私人空间,如街道、商场、办公场所、甚至学校的摄像机以及在机场零售商店、体育赛事等入口的无数扫描仪。他们作为控制机器的功能因为能见度越来越高而变得正常化。 此外,包罗万象的企业和国家监控的世界得到我们无止境的个人设备的帮助，这些设备通过GPS跟踪定位系统记录我们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选择、每一种乐趣。
相互串通起来监控我们
与此同时,奥威尔有关“老大哥”的警告不仅适用于威权主义监控国家,还适用于支配性金融机构和企业,他们将多样性监控模式变成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特性。公司使用新技术从社交媒体收集数据来追踪消费习惯,为我们提供匹配我们欲望的消费品,利用人脸识别技术提醒商店销售人员我们的信用评级。海蒂·鲍格霍辛（Heidi Boghosian）指出：如果在奥威尔的《1984》中体现的无所不在的国家监控应用在每个家庭拥有的双向电视机,然后在“我们自己的现代适应性修改后，它的象征就是我们口袋里随身携带的具有定位跟踪功能的手机，以及我们身上穿的衣服里镶嵌的微芯片。”(16)
我们被监控不仅变得正常化而且变得很诱人，其方式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注意。
在这个实例中,监控国家不仅通过数据挖掘倾听、观看和收集大量信息,据说是为了识别“安全威胁”。它还让公众逐渐适应和接受商业性监控技术的入侵,或许更要命的是接受私有化的商业化的价值观泛滥到生活的各个角落。 换句话说,几乎完全失去隐私的最危险影响不仅仅是政府未经授权地收集信息：我们还必须关注遭受监控不仅被视为正常化，而且变得很诱人,因为公司提升了使用新数字技术和社交网络的消费者的快感指数——尤其是模拟社区经验。
许多人,尤其是年轻人现在抛弃隐私，越来越多地需求种种需要分享生活中的个人特征的服务。虽然奥威尔的视觉触及这种控制类型,他没有预见的东西有显著不同。根据皮特·卡什莫尔（Pete Cashmore）的说法,虽然奥威尔的“思想警察未经允许追踪你的行迹，有些消费者现在在网上分享其一举一动时没有任何不舒服的感受。”(17)国家和企业文化设施现在相互勾结让每个人都开始社会化的过程——尤其是年轻人——进入安全与商品化支配下,他们的身份、价值观和欲望与这样一种文化纠缠在一起，这种文化里有商品化的嗜好、自我帮助、热衷治疗和社会冷漠症。除了国家安全局、联邦调查局和其他15个情报机构的秘密领域外，情报网络现在还出现在大企业如迪斯尼和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的世界。爱德华·斯诺登揭露的棱镜计划显示,国家安全局也从世界上最大的互联网公司,包括苹果、谷歌、雅虎和Facebook等收集个人数据。在国家安全局的高级律师看来,互联网公司“充分认识到监控机构收集数据的宏大规模。”(18)
事实是,奥威尔和赫胥黎对现代极权主义国家的讽刺性描述已经被全球性新自由主义秩序的物质和意识形态标志改变和肢解得几乎面目全非了。他们隐蔽地为植根于隐私权和受教育权的民主理想辩护。他们渴望人人都是有自治能力和有批判能力的思想家。正如我们可以想象的那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奥威尔和赫胥黎的反乌托邦寓言从“现实主义小说”变成了“现实生活纪录片”,如今更是变成“真人秀”,隐私和自由在一个永久的不间断的全球交换和流通时代已经被彻底改变了。也就是说，在当前时刻,隐私权和自由已经被自恋文化的诱惑和赌场资本主义的欲望所篡改。这种欲望是无休止地将每种关系都变成商业行为把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受到市场力量的制约，一切都在政府和企业监控体制的警惕的目光范围内。
在暴力场景的狂轰滥炸下，人们不仅对暴力和残忍感到麻木,而且开始逐渐认同独裁主义世界观。
在这样一个缺乏关怀、同情和保护的世界，个人隐私和自由不再是通过它们与公共生活、共同利益或源于认识到人类生活脆弱性的脆弱性的联系而相互连接起来和不断复苏。文化丧失了其作为公共记忆、公民素养的载体的力量。它不再是特定社会秩序中的历史教训，其中最糟糕的资本主义不受任何限制，消费主义伦理学“使得任何共享的共同利益或目标的达成都变成不可能之事。”(19)随着惩罚性国家的崛起和故意遗忘在更大的文化中盛行,面对从前属于个人隐私的领域越来越多地遭到数据挖掘和操控,我们看到的反应不过是一种令人陷入瘫痪的恐惧和冷漠。而隐私概念本身在“广泛展示全景监控实践”下已经成为过时的东西。(20)随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或多或少地屈服于这种阴险的文化转变,没有什么东西能阻止集体冷漠的广泛传播，人们对监控文化和极权主义权国家的发展无动于衷。
赫胥黎和奥威尔最担忧的可怕局面合起来成为历史健忘症的死区,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任何一种新电子设备，无论它可能带来什么样的风险，因为这些技术授权公司和政府有资格和途径了解他们的选择和运动。详细的个人信息从娱乐领域流动到极其严重的领域都被纳入到资本积累和政策制订的空间里。这些信息被收集和出售给商业和政府机构为，他们出于商业目的或担心可能威胁社会秩序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机构权力而追踪民众。在监控和大规模抓人的制度下，权力现在不仅奴役了身体还奴役了主体性本身,因为国家控制的威胁现在和新形式的诱惑被动性躯体的欲望结合起来：电子技术、无处不在的商业化景观和让人变得麻木和迟钝的名星文化。
私人保安公司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正如鲍格霍辛文献非常详细地展示的那样，在现代生活的这些日常便利之下,是美国军事化国家和私人保安公司日益增长的奥威尔式伙伴关系。每天都有新证据表明警察国家的出现产生了更加成熟的监控方法，为的是实施对民主的异端观点的最重要工具的大规模镇压：“新闻媒体、政治积极分子、民权鼓吹者和有良心的体制内人士揭发企业的不法行为和政府的权力滥用。”(21)鲍格霍辛指出：“通过声称任何人质疑权威或发表不受欢迎的政治言论都是潜在的恐怖威胁,这种政府企业伙伴关系嘲弄了公民自由。”(22)没有什么地方是比美国的公立学校更明显的证据。年轻人被教导成为一代嫌疑犯,他们受到种种约束，有武装警察和保安人员在场,有缉毒犬和监视设备记录他们的一举一动,更不用说在某些情况下,记录下他们在情感上对某些教学实践做出的反应了。
告密者不仅受到政府的惩罚,他们的生活在此过程中也被私人监控机构和与其协同工作的大公司彻底给颠倒过来了。例如,美国银行调派了15到20名银行官员和付定金聘定何威律师事务所，以便设计“种种方案攻击维基解密和记者格伦·格林沃尔德（Glenn Greenwald），他们认定此人可能要泄漏危害该银行声誉的信息。”(23)值得重复的是,奥威尔设想的监控和极权主义国家如果和企业国家监控体系的出现并列，就会看起来温和很多了，因为这种监控体制试图利干预可以想象到的任何一种交流方式,要收集没完没了的元数据存储在全国庞大的情报存储站点，有可能使用这些数据来清除异议者的任何残余。(24)
除非人们开始认真对待在美国压迫的主观基础，否则不会发生任何改变。
赫胥黎预期,任何批判性分析都必须超越对滥用权力的描述，转而探讨当代新自由主义现代性是如何创造了一种社会秩序，其中个人成为专制主义的帮凶和同谋。也就是说,不自由到底是如何被内在化的? 国家和企业控制的机构、文化机构、社会关系和政策对社会陷入赫胥黎预测的自我生产的黑暗中做出了什么贡献？是如何做到这些的？换句话说,压迫性政治的教育本质是什么？它如何成功地赢得美国公众的认可? 最重要的是,我们怎么能挑战它和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挑战它? 压迫的本质变得越来越灵活多样，不仅使用残酷的暴力而且有占主导地位的教育、说服和权威模式。在公共教育学的帮助下,依靠消费机器和公共关系策略生产和传播,一个越来越强大的镇压体制通过市场的均质化力量支持了越来越多的人拥抱专制文化和警察国家。
在暴力场景的狂轰滥炸下，人们不仅对暴力和残忍感到麻木,而且开始逐渐认同独裁主义世界观。美国人类学者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表明,警察“几乎成为流行文化中想象的身份认同的痴迷对象…… 看电影或看电视节目都邀请他们用警察的视角看这个世界。”(25)但不仅仅是暴力场面引领人进入残忍的世界，在这里冷酷无情不仅是协调关系的主要力量而且是快乐的终极来源；还有不受约束的个人主义概念被产生出来,这种个人主义消解社会纽带，将社会责任和道德考虑的领域中清除任何可靠的能动性概念。
沉浸在消费、商品化和显示的私有化轨道中,美国人通过间接的方式参与到专制国家的邪恶快感中。暴力已经成为社会的组织力量，这种社会是由破坏性的私有化观念驱动下的，因而想法很难被提升到公共领域。在此情况下,政治被掏空了实质内容，因为它现在支持以市场为导向的社会,这种社会已经背弃了社会价值观、公众信任和公共关系是民主社会基础的观点。破坏社会纽带的这种暴力毁掉和消解社会义务的本质，因为自由变成一种自我发展而非社会责任的练习。 这种颠覆性的能动性的社会和批判模式模仿的不仅是激进想象力的死亡,而且是汉娜·阿伦特提出的著名观点“平庸之恶”,即极权主义的根源是一种没有头脑、没有思考能力和一种骇人的冷漠,“只是不愿想象他人在经历什么。”(26)
遭遇独裁主义的威胁
通过融合赫胥黎和奥威尔的见解,任何可靠的批判性分析都有必要采取目光放长远的观点,将当代时刻放在一种新的历史紧要关头的背景下,其政治统治已经被企业主权取而代之，消费主义成为公民的唯一义务,真正重要的唯一价值是交换价值。不稳定性已经取代了国家所提供的社会保障,正如国家更关心建造监狱和将美国公众幼稚化而不是为所有公民提供高质量的教育机构和医疗服务。美国不仅仅是根据赫胥黎暗示的那样逐渐被忘却；它也被推入专制国家的黑暗深渊。
奥威尔写了反乌托邦小说,但他相信人性的善良最终将足以让个人形成集体抵制的模式,他只能在极权主义幽灵萦绕在头脑中时想象。赫胥黎更多得益于卡夫卡的不稳定、绝望和毫无希望的观念。在赫胥黎看来，主体已经丧失了他或她的能动性,已经变成科学制造的产品，是只知道保持一致性的白痴。进步已经变成了它的反面,科学需要从自身束缚中摆脱。西奥多·阿多诺所指出,“赫胥黎的失败之处在于他没有抵抗意识。”在阿多诺看来,“赫胥黎的整个概念的弱点是它让所有概念都无情地动起来，但是仍然将他们武装起来抗拒变为自身对立面的倾向。”(27)因此,抵抗的力量不仅仅是被低估而且变得无效无能。
惩罚如今已经不知不觉地进入控制着美国公众的几乎每一家指挥机构。
企业国家监控和安全机制的独裁性质只能在将其无所不在的触角和更广泛的控制和惩罚文化联系起来时才能充分理解。这种安全机制“迫切渴望监视、监听、监视监测、记录并保存地球上任何一种形式的交流”(28)，而这种控制和惩罚文化则包括有保安在走廊巡逻的公立学校,超级大监狱的兴起，地方警察部队的超级军事化，为秘密监狱辩护和国家批准的海外酷刑,和越来越多地把提出异议的行为贴上美国的恐怖主义行动的标签。(29)这是奥威尔的叙述的组成部分,但它还远远不够。企业动机支配下的新独裁政府采用更微妙的策略将公共记忆去政治化,鼓吹日常生活的军事化。除了削减公立和高等教育的资金和攻击福利国家等努力之外,正在进行的大范围攻击还跨越了文化中鼓励公众问责权力的所有领域。如果这些公共机构遭到破坏,培养塑造性文化的地方将消失殆尽，正是这种文化能够能够教育人们挑战困扰美国的种种不公正以及源源不断制造这些不公正的背后力量。
新自由主义暴政的成功带来的特别挑战是它消解社会纽带，因为这种纽带意味着对他人的责任感，构成政治意识的基础。在新的专制国家,人们面临的最严重威胁之一不仅仅是受制于昆汀•斯金纳（Quentin Skinner）所说的“任意权力”的指令而是不能义愤填膺地起来反抗，“当我的自由受到侵犯,不仅仅是有人阅读了我的电子邮件的事实而且是这样一个事实，即有人想看的时候就有权这样做。”(30)这个形势相当严峻,如果人们不再有兴趣抗拒这种权力。正是这种极具破坏性的政治冷漠文化的广泛传播使得正义和自由的基本原则陷入危险之中,而这正是健壮的民主赖以维持的核心内容。民主想象力已经被转化成为一台数据机器,这台机器带领居民进入新自由主义梦想世界，里面是幼稚如呀呀学语者的消费者和被剥削的劳动大军，他们的最终目标是积累资本和动员个人进入融合了奥威尔的老大哥和赫胥黎的麻痹情绪的“唆麻”（一种无副作用的致幻剂，类似现在的尼古丁）的监控惩罚国家的美丽新世界。
除非人们开始认真对待美国压迫的主观基础以及如何做才能让这个议题变得有意义,否则不会发生任何改变。那就是让人们成为具有批判能力和改造能力的人。正如查尔斯•特庇（Charles Derber）解释的那样,要想出现任何可靠的抵抗观念，知道“如何表达可能性并且真实和令人信服地传达这种可能性似乎至关重要”。(31)当前的专制政权通过新的和有说服力的情感而被强化,在这种情感中人们屈服于资本主义制度和普遍的求安全愿望。这不仅压制独立思考,而且构成通过从学校和媒体到互联网的多样化文化机构的新思考模式。 拒绝将美国改造成为21世纪专制社会的根本问题必须关注政治的教育本质——也就是说,人们的观念是什么以及个人与集体性格和能力是如何被塑造成为愿意的或抗拒的行动者。
最后我想推荐五个倡议。虽然不完整,它们可能会帮助年轻人和其他受压迫群体挑战当前压迫性的历史紧要关头。我的重点是高等教育,因为这是当前遭受强有力攻击的机构,因为它还没有完全屈服于奥威尔式国家。(32)
抵抗者的资源:恢复激进想象力
首先,需要激进想象力的复兴。这种呼吁是“复兴民主”的更大工程的组成部分，“因为有证据表明,在全国范围内已经没有了民主,如果“民主”意味着在影响共同体的重大决策中的大众参与的话。”(33)民主意味着有权力挑战那些劫持了民主的个体、金融精英统治集团和大型企业。至少,这意味着拒绝接受极简主义的民主观念，即选举成为民主参与的衡量标准。更重要的是争取公共场所和领域的斗争，这样的空间能够制造出一种构成性的文化，美国公众可以想象民主自治的种种形式，如“关键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34)
南卡罗来纳只是美国种族主义顽固存在的最明显例子。
朝这个方向迈出的一步是年轻人、知识分子、学者和其他人继续捍卫高等教育作为公共利益的地位,尽可能抗拒金融精英持续不断地攻击，他们试图用工具性话语看待教育的使命，将教育视为资本的工作站。这意味着反对保守派领导的运动，如终结终身教授岗位、将学生定义为消费者,削减高等教育资金支持，通过将大部分老师变成兼职者从而摧毁教授自治的可能性。高等教育既不应该屈从于战争国家的要求也不能仅仅满足于企业的工具性需要。事实上,这应该被视为一种天然权利而非特权。高等教育遭受的攻击最明显地体现在亿万富翁如查尔斯·科赫与大卫·科赫（Charles and David Koch）资助学术领域和院系的种种努力,他们试图影响学术政策，像年轻人灌输所谓的新自由主义和自由市场教义。
右翼政客在州一级实施的高压政策也非常明显。例如,在佛罗里达州,州长里克·斯科特（Rick Scott）的教育特别工作组已经引入教育立法,将降低某些有利于企业的专业学费,以便“引导学生转向就业市场需求大的专业。”(35)在威斯康辛州，州长斯科特·沃克（Scott Walker）起草了一份提议,清除大学使命声明中的公共服务哲学,大学的目的是解决问题和改善人们的生活。他还划掉了“追求真理”这个短语，用大学的目标是满足“国家的劳动力需求”等字眼取而代之。(36)但如果结合他仇恨工会,特别是组织起来的教育工作者，沃克对高等教育作为公共利益的蔑视就更容易理解了。否则我们如何解释他公然将工会抗议者比作残酷的恐怖分子和像ISIS成员那样的暴徒,难以解释为什么他一直企图取消威斯康辛州公立大学的终身教授岗位，清除共同治理的任何痕迹。(37)
新自由主义对高等教育的奥威尔式攻击的另一个令人震惊的例子体现在控制北卡罗来纳州理事会的共和党成员推动的政策上。最近，该理事会投票裁减了减少了46个学位项目而使高等教育受到削弱。为这种裁减辩护的一个成员评论说：“我们是资本家,也要看需求是什么,我们必须针对需求做出回应。”(38)驱动这种对高等教育进行市场挂帅的攻击的意识形态被该州共和党州长帕特·麦克罗里（Pat McCrory）明确表示出来。他在一次电台采访中说：“如果你想搞性别研究,很好,那就去私立学校好了。但如果不能帮助学生找到工作，我就不愿意补贴这种专业了。”(39)这不仅仅是野蛮的经济工具主义的例子，而且是制造学术文化的秘方，这种文化鼓吹不动脑子和容易接受汉娜·阿伦特所说的极权主义的那种愚蠢。
塑造教育方面的反向叙述
第二,年轻人和进步人士需要创建机构和公共空间，其中教育作为反向叙述的核心内容，它旨在揭露、质疑和克服常识性假设，这些常识为许多人提供了等同于压迫的意识形态和情感网络。支配控制不仅是结构性的，我们还需要看到位于任何政治核心的主观性根源和教学法机制，只要这种政治的目标是教育人，改变个人和集体意识,促成基础广泛的社会形态。与此相关，从工会到艺术家、教育家和青年团体和协会等多样化社会运动的联盟需要开发一系列的替代性的公共领域，年轻人和其他人可以在此变成文化生产者，他们不仅能够提出自己的民主话语而且能够揭露从警察暴力到金融精英暴力等一系列仍然持续的不公正现象。
拒绝视为犯罪
第三,美国已经变成这样一个社会，州政府和联邦政府的权力对大多数美国人变得具有惩罚性却有利于金融和企业精英。惩罚如今不知不觉地进入控制美国公众的任何一个指挥机构,其影响已经被穷人,尤其是黑人、年轻人和老年人感受到了。美国数以百万计的年轻人被关押在监狱和拘留所,他们大部分人都是因为非暴力犯罪被关起来的。辛苦工作了一辈子的工人受到惩罚，因为其养老金被减少或取消。穷人的医疗救助被剥夺，因为右翼政客相信穷人应该为其健康承担经济责任。就这样医疗救助没有了。
美国是少数几个允许青少年作为成年人被审判的国家,虽然有无尽的故事说明青年人被虐待、殴打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因为野蛮对待而导致自杀。如果我们环顾美国社会，就会发现日常的行为也被列为犯罪。如果你拒缴停车费,就可能坐牢。如果你是学生却违反着装规定，就可能会被警察戴上手铐,被指控犯了罪。 对暴力的疯狂迷恋伴随着国家机构的无法无天日渐加剧。特别是,民主话语已经将年轻人排除在外。他们成为新一代用完即扔的一次性用品，既缺乏就业机会又没有像样的教育和希望，不可能指望获得父母继承下来的那种未来。
此外,越来越多的青年遭受了精神痛苦和明显的抑郁症,尤其是上大学的、负债累累的和失业者，这种人的数量呈指数级增长。许多报道声称：“美国年轻人遭受的焦虑、压力、抑郁、甚至自杀日益严重。”例如，“每五个年轻人和每四个大学生中就有一个……患有某种精神疾病。”(40)根据一项调查,“年龄在18到24岁年轻人中有44%说他们的压力过大。”(41)其中一个因素可能是年轻人的就业机会太少。事实上,据世界银行说，15岁至24岁的美国人的失业率高达15.8%,是所有年龄段的失业率6.9%的一倍以上。(42)面对理查德·森内特（Richard Sennett）所说的“无用幽灵”,反对青年的战争提醒人们意识到金融资本已经抛弃了任何可靠的民主愿景,其中包括支持未来几代人的愿景。反对青年的战争已被视为国家恐怖主义的核心元素,是当前新自由主义政权的关键组成部分。
收复解放道德
第四,随着新自由主义乌托邦的主张和承诺已经变成奥威尔式和狄更斯式噩梦,美国继续屈服于政治腐败的病态,财富重新分配的方法越来越集中到1%的精英手中，监控国家崛起，采用刑事法律体系处理社会问题。与此同时,奥威尔有关专制未来的黑暗幻想仍然持续，很少遭遇强大抵抗，因为学生和低收入的有色人种贫困青年陷入低强度战争中，他们成为新自由主义话语的人质，因为在这种话语中所有制度性问题都被转化成个人责任问题。社会问题的个体化是当今专制政权使用的最强大意识形态武器之一，必须有人敢于挑战。
在奥威尔影响下,道德失去了解放的可能性，堕落成一种病理学，其中痛苦被当作道德失败来谴责。在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新达尔文主义指导下，终极娱乐形式就是看到他人遭受痛苦和遭受羞辱,尤其是那些认为无用的没有力量的弱势群体，他们不再是同情的对象反而是嘲笑和寻开心的对象。这种情况的最明显证据就是听见美国政客层出不穷地鄙视穷人的言论，说他们是不需要福利但要提高道德水平的乞丐。
这种叙述也可以从保守派学者如《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那里听到。在布鲁克斯看来,贫困是穷人缺乏美德、中产阶级规范和良好道德准则的问题。(43)布鲁克斯认为,穷人和弱势群体的问题可以“通过道德教育和自力更生……高质量的人际关系和强烈的家庭纽带来解决。”(44)在这种话语中,财富和收入的极端不平等、飙升的失业率、停滞不前的经济增长和数百万美国工人的低工资统统被忽略。布鲁克斯和其他保守派人士很方便地忽略的是毒品战争的种族主义性质,针对贫穷的黑人社区的刑事司法制度,警察暴力,黑人青年的大规模失业,低收入社区教育质量低劣，和大规模监禁对有色人种社区产生的恶劣影响。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在反驳穷人所需要的只是中产阶级道德的美德和良好的韧性这个观点时说得非常有道理。(45)他写道:
所以，仍然看到评论员重弹老调让人非常沮丧。他们认为穷人的贫困是造成自己的,只要他们像中上阶层的成员那样行动就很容易摆脱贫困....把所有问题都归咎于价值观，然后耸耸肩膀表示无可奈何，这是非常恶劣的忽视。穷人不需要道德说教,他们需要更多的资源,这些是我们可以提供的东西，如更好的经济机会,以及力所能及的培训、补贴、提高最低工资等等。(46)
开发用来批判和表达可能性的语言
最后,任何试图清楚阐述赌场资本主义世界的众多人的苦难、剥削、腐败和痛苦的尝试都必须开发出用来批判和表达可能性的语言。简单地指出美国社会出现了什么问题是不够的；同样重要的是要让人们认识到自己的处境，这样的话语不仅激励他们更具批判性而且鼓励他们行动起来。在某种程度上,这表明这样一种政治，它能够做出全面的分析，提出“不依赖于孤立问题”的斗争策略。(47)只有通过对广泛权力关系和联系的理解,美国公众才可以克服不知情的实践、孤立的斗争和孤立的和自暴自弃的单一政治议题斗争模式。
这意味着开发出能够将孤立和个性化问题与更广泛的自由概念联系起来的分析模式,意味着提出能够将私人问题转化为更广泛、更系统性的机构性问题的理论框架。简而言之,这意味着开发出从历史和关系角度把各点连接成面的分析模式。这也意味着发展更加全面的政治观和改革观。这里的关键是翻译的概念,即需要把私人问题转化为更广泛的公共事务,努力了解系统性的分析模式如何帮助将一系列问题串起来以便能够建立起呼吁激进民主的统一战线。
考虑到左派山头林立的碎片化状态，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目标。正是因为各自为战，他们无法提出广泛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总目标，用以囊括从极端贫困、破坏环境、永久性战争国际的出现、投票权反转、公务员遭受攻击、妇女权利和社会福利以及侵蚀激进民主的可能性一系列其他问题。赌场资本主义在物质领域和象征领域的支配机制已经深入到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争取激进民主的任何成功运动都必须发动一场反对这种专制主义整体模式的斗争，而不仅仅是孤立地攻击其反民主精神的具体行径。
专制国家的最黑暗一面是不仅滋生国家暴力、侵犯公民自由、惩罚性国家和残酷文化并为这些行径辩护,而且创造出一种文化,其中暴力成为解决重大社会问题的唯一可用的媒介。美国社会充斥的残酷文化因为主流媒体、流行文化和娱乐产业中泛滥的暴力场景而不断被强化。 在此情况下爆发了崇尚暴力和惩罚无辜者的文化，被边缘化的人和无辜者成为仇恨犯罪和国家恐怖主义的受害者。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的伊曼纽尔非洲卫理公会教堂的九名黑人教徒被一名21岁的白人男子戴伦·鲁夫（Dylann Roof）杀害。他声称他想“重启内战”,再次开始一场将种族主义、无法无天和暴力文化致命组合起来的内战,使得暴力绝对安全，美国民众不再将其视为暴力。
这种制度暴力现在正渗透到美国生活的几乎每个领域，它已经不再有能力给人视角上的冲击,不再有能力让人做见证和思考产生暴力的条件。暴力现在成为美国的理想，通过生产战争、士兵和所谓的监控国家机制而被称赞。最重要的是,暴力为娱乐业和新闻业提供了养料,因为暴力是产生快感,满足窥阴癖者,激发起人性中最黑暗的本能的方式。与此同时,美国文化中充斥着多层次的实际暴力和象征性暴力,它们削弱公众价值观，进一步强化了残忍文化和把快乐建立在别人痛苦之上的自以为是和冷酷无情。
奥威尔和赫胥黎都想象不到有如此喜欢暴力的反乌托邦社会。
在此情况下,政治陷入腐败并且支持批准种族主义暴力的意识形态条件和赞美而非谴责这种暴力的军事化机构文化。如果考虑到仍然飘扬在南卡罗莱纳州哥伦比亚首府国会大厦上的南方邦联旗帜，这个宣扬白人至上的旗帜和戴伦·鲁夫挥舞的旗帜，还会有人对南卡罗来纳不可思议的屠杀感到吃惊吗？(48)这个城市的道路是以邦联将军的名字命名的,这里的仇恨犯罪是不被报道的。南卡罗来纳只是美国种族主义顽固存在的最明显例子而已。
这种根深蒂固的传统有其政治上的辩护士，这可以从保守派如泰德·克鲁兹（Ted Cruz）、兰德·保罗（Rand Paul）等人最初不情愿撤掉南卡罗来纳州议会大厦上的邦联旗帜上看得很清楚。这个旗帜“代表了奴隶制、种族主义和叛国”。(49)弗兰克切奇（Frank Church）指出,这种道德懦弱反映了这个政党的病症，不仅拒绝起来反对种族主义和作为党的部分基础的脑筋转不过弯来的偏执狂,而且无法摆脱其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和牢牢抓住种族仇恨不放的特征，这是极权主义政治中普遍存在的现象。
甚至9人在教堂被杀的惨剧都不能激发共和党总统竞选人的良知。他们只是在南卡罗来纳州州长尼基·哈利（Nikki Haley）出来发表了含糊其辞的讲话后才发表反对邦联旗帜的言论。毫无疑问她度过了一个漫长的周末，在精心算计如果不撤去旗帜可能会对本州造成的经济破坏，以及“宗教自由”法律可能将企业和教会抵制的浪潮引向印第安纳州。哈利在6月22日开口说话之前,唯一明确呼吁撤下邦联旗帜的的共和党大佬是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但他无需面对2016年共和党初选选民。在哈利加入要求撤旗后,我们看到令人尴尬的场面,多数人都认为的共和党三位领先的候选人杰布·布什、卢比奥和斯科特•沃克都声称他们一直都同意哈利的意见。在这样一个根本无需思考的问题上都表现出如此的缺乏真诚和懦弱无能，他们还有什么资格入主白宫？(50)
考虑到邦联旗指向的暴力历史和种族主义宣传，邦联旗帜的争议绝非无关紧要的小事——这是道德见证和收复公众记忆的大问题。这个辩论最终是一种转移注意力的策略，把不受管制的枪文化及其残忍后果,试图拒绝投票权,种族主义色彩的大规模监禁国家的兴起,警察的准军事化，监控国家的崛起,警察嗜杀暴力泛滥和黑人社区越来越贫困等紧迫议题掩盖起来。将南卡罗来纳州和其他州的邦联旗帜取下来并不是表明取得种族进步的标志，如果后面这些议题不能在有关美国社会暴力和种族主义泛滥的辩论中明显处于突出的位置。
暴力已经成为像一个失控的风暴在美国社会横冲直撞。除非目前基本上被意识形态、教育、经济和宗教极端分子控制下的腐败的政治、文化和以市场体制被彻底打破,否则这种暴力肆虐将持续下去。在此之前流血冲突将会继续,暴力场面将继续充斥美国影视文化，美国社会的军事化也将继续下去。奥威尔和赫胥黎都想象不到有如此喜欢暴力的反乌托邦社会。
美国社会未来会是什么样子? 在赫胥黎看来,它可能很好地模拟一种噩梦的形象,在这个世界，无知成为政治武器和快乐,是一种控制形式,所能提供的不过是骗人的满足感，如果不是自欺欺人和自暴自弃的话。在比较乐观的奥威尔看来,可能是一个更加开放的未来和历史，不愿意兑现他如此高超地想象的反乌托邦社会。他相信那些生活在压迫下的人有能力想象其他选择，超出专制国家的指令思考,并提出愿意收复政治解放领地的充满活力的集体抵抗形式。在赫胥黎看来,筋疲力尽的悲观主义之中还存在希望；在奥威尔看来,乐观主义的希望必须受制于理性认识。到底奥威尔正确还是赫胥黎正确，只有等待时间的验证。但是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历史是开放性的，可能性的空间总是比现在展现空间的更大。
注释：
1. Neil Postman, 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 Public Discourse in the Age of Show Business, (New York, NY: Penguin Books, 1985, 2005).
2. Antonio Gramsci, Prison Notebooks, Ed. and Trans. Quintin Hoare and Geoffrey Nowell Smith,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1. p.276.
3. I take up in great detail the nature of the surveillance state and the implications the persecution of these whistleblowers has for undermining any viable understanding of democracy. See: Henry A. Giroux, "Totalitarian Paranoia in the Post-Orwellian Surveillance State," Truthout (February 10, 2014). Online:http://www.truth-out.org/opinion/item/21656-totalitarian-paranoia-in-the-post-orwellian-surveillance-state.
4. For an excellent description of the new surveillance state, see Glenn Greenwald,No Place to Hide (New York: Signal, 2014); Julia Angwin, Dragnet Nation: A Quest for Privacy, Security, and Freedom in a World of Relentless Surveillance (New York: Times Books, 2014).
5. Zygmunt Bauman and David Lyon, Liquid Surveillance: A Conversation(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2013).
6. Zygmunt Bauman, Wasted Lives (London: Polity, 2004), pp.132-133.
7. Editorial, "Cops or Soldiers: America's Police Have Become Militarized," The Economist (May 22, 2014). Online: http://www.economist.com/news/united-states/21599349-americas-police-have-become-too-militarised-cops-or-soldiers
8. Michelle Alexander, "Michelle Alexander, The Age of Obama as a Racial Nightmare," TomDispatch (March 25, 2012). Online: http://www.tomdispatch.com/post/175520/best_of_tomdispatch%3A_michelle_alexander
9. Heidi Boghosian, Spying on Democracy: Government Surveillance, Corporate Power, and Public Resistance, (City Lights Books, 2013).
10. Instructive here is Manuel Castells, Networks of Outrage and Hope: Social Movements in the Internet Age (Cambridge: Polity, 2012).
11. Marjorie Cohn, "Beyond Orwell's Worst Nightmare," The Huffington Post(January 31, 2014).
12. See, for example, Manuel Castells,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Malden: Wiley-Blackwell, 1996) and Zygmunt Bauman, Collateral Damage: Social Inequalities in a Global Ag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1).
13. Ibid., pp. xix-xx
14. Ibid., Postman, 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
15. Ariel Dorfman, "Repression by Any Other Name," Guernica (February 3, 2014).
16. Boghosian, op cit., p. 32.
17. Pete Cashmore, "Why 2012, despite privacy fears, isn't like Orwell's 1984", CNN(January 23, 2012). Online: http://ireport.cnn.com/docs/DOC-770499
18. Spencer Ackerman, "US tech giants knew of NSA data collection, agency's top lawyer insists," The Guardian (March 19, 2014). Online: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4/mar/19/us-tech-giants-knew-nsa-data-collection-rajesh-de
19. Ibid. Boghosian, p. 22.
20. Jonathan Crary, 24/7 (London: Verso, 2013), p. 16.
21. Mark Karlin, "From Spying on 'Terrorists Abroad' to Suppressing Domestic Dissent: When We Become the Hunted," Truthout, (August 21, 2013).
22. Ibid., pp. 22-23.
23. Arun Gupta, "Barrett Brown's Revelations Every Bit as Explosive as Edward Snowden's," The Guardian (June 24, 2013).
24. Bruce Schneier, "The Public-Private Surveillance Partnership," Bloomberg (July 31, 2013).
25. David Graeber, "Dead Zones of the Imagination," HAU: Journal of Ethnographic Theory 2 (2012), p. 119.
26. Ibid., p. 48.
27. Theodor W. Adorno, "Aldous Huxley and Utopia", Prisms, (Cambridge: MIT Press, 1967), pp. 106-107.
28. Tom Engelhardt, "Tomgram: Engelhardt, A Surveillance State Scorecard,"TomDispatch (November 12, 2013).
29. I take up many of these issues in Henry A. Giroux, The Violence of Organized Forgetting (San Francisco: City Lights Publishing, 2014); The Twilight of the Social(Boulder: Paradigm Press, 2012), and Zombie Politics and Culture in the Age of Casino Capitalism (New York: Peter Lang, 2011).
30. Quoted in Quentin Skinner and Richard Marshall, "Liberty, Liberalism and Surveillance: a historic overview," Open Democracy (July 26, 2013).
31. Charles Derber, private correspondence with the author, January 29, 2014.
32. Stanley Aronowitz, "What Kind of Left Does America Need?," Tikkun, April 14, 2014 http://www.tikkun.org/nextgen/what-kind-of-left-does-america-need
33. Ibid.
34. Ibid.
35. Lizette Alvarez, "Florida May Reduce Tuition for Select Majors," 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9, 2012). Online:http://www.nytimes.com/2012/12/10/education/florida-may-reduce-tuition-for-select-majors.html?_r=0
36. Valerie Strauss, "How Gov. Walker tried to quietly change the miss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The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5, 2015). Online:http://www.washingtonpost.com/blogs/answer-sheet/wp/2015/02/05/how-gov-walker-tried-to-quietly-change-the-mission-of-the-university-of-wisconsin/
37. Monica Davey and Tamar Lewinjune , "Unions Subdued, Scott Walker Turns to Tenure at Wisconsin Colleges,"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4, 2015). Online:http://www.nytimes.com/2015/06/05/us/politics/unions-subdued-scott-walker-turns-to-tenure-at-wisconsin-colleges.html?_r=0
38. Andy Thomason, "As Degrees Are Cut, Critics Continue to Decry Dismantling of U. of North Carolina,"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May 27, 2015). Online:http://chronicle.com/blogs/ticker/as-degrees-are-cut-critics-continue-to-decry-dismantling-of-u-of-north-carolina/99587
39. Ibid.
40. Therese J. Borchard. "Statistics About College Depression," World of Psychology (September 2, 2010). Online:http://psychcentral.com/blog/archives/2010/09/02/statistics-about-college-depression/; Allison Vuchnich and Carmen Chai, "Young Minds: Stress, anxiety plaguing Canadian youth," Global News (May 6, 2013). Online:http://globalnews.ca/news/530141/young-minds-stress-anxiety-plaguing-canadian-youth/
41. Paul Luke, "Seriously stressed-out students on the rise on post-secondary campuses
Burdened by debt and facing a shaky job market, many students feel overwhelmed,"The Province (April 21, 2014). Online:http://www.theprovince.com/business/Seriously+stressed+students+rise+post+secondary+campuses/9756065/story.html
42. See 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SL.UEM.1524.ZS
43. See, for instance, David Brooks, "The Nature of Poverty," The New York Times(May 1, 2015). Online:
http://www.nytimes.com/2015/05/01/opinion/david-brooks-the-nature-of-poverty.html?smid=tw-share&_r=0
44. Sean Illing, "Why David Brooks Shouldn't Talk About Poor People," Salon (May 1, 2015). Online:http://www.slate.com/articles/news_and_politics/politics/2015/05/david_brooks_shouldn_t_talk_about_the_poor_the_new_york_times_columnist.single.html?print
45. For an excellent rebuttal of the politics of resilience, see Brad Evans and Julien Reid, Resilient Life: The Art of Living Dangerously (London: Polity Press, 2014).
46. Paul Krugman, "Race, Class, and Neglect," The New York Times (May 4, 2015). Online: http://www.nytimes.com/2015/05/04/opinion/paul-krugman-race-class-and-neglect.html?_r=0
47. Ibid.
48. Ta-Nehisi Coates "Take Down the Confederate Flag - Now," The Atlantic (June 18, 2015). Online: http://www.theatlantic.com/politics/archive/2015/06/take-down-the-confederate-flag-now/396290/?utm_source=SFFB
49. Frank Rich, "The Confederate-Flag Debate Spotlights the GOP's Moral Cowardice," New York (June 24, 2015). Online:http://nymag.com/daily/intelligencer/2015/06/confederate-flag-debate-shows-gops-cowardice.html
50. Ibid., Frank Rich, "The Confederate-Flag Debate Spotlights the GOP's Moral Cowardice."
译自：Orwell, Huxley and the Scourge of the Surveillance State By Henry A. Giroux
http://www.truth-out.org/news/item/31639-orwell-huxley-and-the-scourge-of-the-surveillance-state
作者简介：
亨利·吉鲁，麦克马斯特大学英语和文化研究系公共利益研究所所长和麦克马斯特保罗·弗莱雷批判教育学教学创新和卓越研究院院长。他也是瑞尔森大学杰出客座教授。最新著作包括《教育与公共价值的危机》（Peter Lang 2011）、《青年的反抗:收复民主未来》(Paradigm 2013)、《美国的教育赤字和反对青年的战争》(Monthly Review Press, 2013)、《新自由主义反对高等教育的战争》(Haymarket Press, 2014)、《有组织遗忘的暴力:超越美国的扼杀想象力机器》(City Lights, 2014)、《赌场资本主义时代的僵尸政治》,第二版(Peter Lang 2014)、《可抛弃的未来:景观时代的暴力诱惑》与布拉德•埃文斯合著(City Lights Books 2015)、《新专制时代的危险思考》(Paradigm Publisher 2015)。《多伦多星报》提名亨利·吉鲁是改变我们思维方式的12位加拿大人之一。吉鲁是《挖掘真相》（Truthout）董事会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