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庆平:关于口述史的五个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42 次 更新时间:2015-06-17 21: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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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庆平 (进入专栏)  

  

   "口述史"是目前历史学领域引人注目的新趋势和重要前沿,各个方面的"口述史项目"层出不穷,各种形式的"口述史热"也方兴未艾。继我在《湖湘论坛》2012年第3期上发表《关于治史的六点体会》之后,学界有些同仁希望我针对"口述史"的现状,围绕历史研究的学术精神与学术规范,借鉴史学前辈的重要论述与成功经验,并结合自己多年的历史学习与研究经历,再撰文谈谈"口述史"中的几个问题。

   "口述史"分口述史学和口述史料,本文的"口述史"侧重于口述史学,是指主要以口述史料为依据撰写的历史,是采访者与口述者经过对话交流而合作完成的。而口述史料是与文献史料、实物史料并列的三大史料之一,是通过口述方式收集的史料,有录音和文字两种形式。在现代社会,口述史料的文字形式也要有录音作为依据。

   一、口述史的源起

   口述史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源起都很早。在中国,远古的神话传说就是通过无数先辈的口述,为我们后人保存了远古先辈生活、生产、军事、祭祀及治水等各种活动的记录。如盘古开天辟地、精卫填海、女娲补天、羿射九日、大禹治水、黄帝蚩尤之战等。周朝设有专门为史官搜集人们言谈内容的书记:"动则左使书之,言则右使书之"。司马迁在写《史记》时,不仅通过"读万卷书"搜集文献史料,而且通过"行万里路"搜集口述史料。他将五帝的传说正式载入《史记·五帝本纪》。他在《太史公自序》中回答有人问"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时说:"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以达王事而已矣'"。《史记·刺客列传》最后谈及荆轲刺秦王的史料来源时说:"始公孙季功、董生与夏无且游,具知其事,为余道之如是。"《史记·李斯列传》开头关于李斯观察和议论"厕中鼠"和"仓中鼠"的生动逼真的描写,《史记·项羽本纪》中关于鸿门宴人物言谈举止、音容笑貌的栩栩如生的描绘,应该也是司马迁采自当时的口述史料。正如顾颉刚先生所说:"凡是没有史料(文献史料)做基础的历史,当然只得收容许多传说。这种传说有真的,也有假的;会自由流行,也会自由改变。改变的缘故,有无意的,也有有意的。中国的历史,就结集于这样的交互错综的状态之中。你说它是假的吧,别人就会举出真的来塞住你的嘴。你说它是某种主义家的宣传吧,别人也会从这些话中找出不是宣传的证据。你说它都是真的吧,只要你有些理性,你就受不住良心上的责备。你要逐事逐物去分析它们的真或假吧,古代的史料传下来的太少了,不够做比较的工作。所以,这是研究历史者所不能不过又极不易过的一个难关。"

   在西方,《荷马史诗》、《马可·波罗游记》都属于口述史书。尤其是《荷马史诗》,作为口述史所要追溯的重要源头,或作为一种古老的可以咏唱的英雄史诗,其形成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口耳相传年代。实际上《荷马史诗》是许多民间行吟歌手的集体口头创作,经过荷马整理,至公元前8世纪后逐渐定型为战争传说,至公元前6世纪以文字形式记录下来,至公元前3世纪后由亚里山大里亚学者编订而成。《荷马史诗》中有关特洛伊木马的传说已为现代的考古研究证实。修昔底德写《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大量采用口述史料,并运用缜密求真的科学方法,怀疑某些口述史料的可信度。他说:"关于战争事件的叙述,我确定了一个原则:不要偶然听到一个故事就写下来,甚至也不单凭我自己的一般印象作为根据。我所描述的事件,不是我亲自看见的,就是我从那些亲自看见这些事情的人那里听到后,经过我仔细考核过了的。就是这样,真理还是不容易发现的。不同的目击者对于同一个事件,有不同的说法,由于他们或者偏袒这一边,或者偏袒那一边,或者由于记忆的不安全。"伏尔泰的著作曾参考了包括个人回忆在内的很多生动形象的口述史料。马克思的《资本论》也引用了来自报刊、白皮书和回忆录的丰富翔实的口述史料。

   唐德刚先生被认为是现代最早从事中国口述史的专家,他说:一般学者总以为口述史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内文斯先生一人提倡起来的,殊不知它是我国历史学里的老传统。早在秦始皇统一六国的末期,发生了荆柯刺秦王事件。这一件所谓"图穷匕见"的暗杀案,从开始到结束,不过短短几分钟。当时在场者除荆柯与秦王外,还有一个医生夏无且在侧。数十年过去了,当事人也都死了。历史学家司马迁要写这段历史,为了发掘历史的真象,他可能请教了夏无且医生的老朋友公孙季功和一位董先生。他俩都听过夏医生亲口说过这件暗杀事件的始末,现在司马公再访问他俩人以明真象。最后他才根据这个访问纪录,写出那比较可靠的惊心动魄的《刺客列传》来,这就是我国史籍中最早的"口述历史"。唐德刚先生还当面对内文斯说:"你不是口述历史的老祖宗,而只是名词的发明人,口述历史是中国和外国都有的老传统。"

   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史是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的。按美国口述历史协会一份报告的说法:"口述史是在1948年作为一种记录历史文献的现代技术而确立自己的地位的,当时哥伦比亚大学的历史学家内文斯开始录制美国生活中的要人们的回忆。"内文斯还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创建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研究口述史的专门机构--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成为世界公认的口述历史重镇。1967年,美国口述历史协会正式成立。1980年,美国口述历史协会提出了一套评价口述历史的标准,规定了口述历史工作者和口述历史机构的义务。20世纪80年代,现代口述史的理论和方法开始介绍进中国。前期主要是译介和评述西方口述史的理论和方法,90年代后开始探索和建构中国口述史的理论和方法。1996年,国际口述历史协会正式成立,两年一度的国际会议已先后在瑞典、巴西、土耳其、南非、意大利、澳大利亚和捷克共和国召开。

   有人依据关注点的变化,将现代口述史的六十多年分为四个阶段:一是"二战"后,回忆文体(作为"人民史"的来源)的复兴。二是从1970年代末开始,对记忆与主体性的"后激进"探索日益发展。三是从1980年代末开始,更关注历史学家的采访者与分析者角色。四是1990年代以来的电子革命。

   姚力先生将近年国内口述史著作分为五类:一是带有社会学、人类学倾向的口述史。如《走近鼓楼--侗族南部社区文化口述史》等。二是立足文学的口述史。如《太平湖的记忆--老舍之死》等。三是自传体口述史。如《黄药眠口述自传》等。四是政要人物口述史。如《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等。五是普通民众口述史。如《中国知青口述史》等。

   二、口述史的争论

   关于口述史的争论主要有三:一是关于口述史定义的争论。内文斯说:"口述史是用现代科技产物录音机、录像机来实现口述语言、声音、形象的保留,是有声音,可倾听,可观赏的历史。"杨立文先生说:"口述历史最基本的含意,是相对于文字资料而言,就是收集当事人或知情人的口头资料,它的基本方法就是调查访问,采用口述手记的方式收集资料,经与文字档案核实,整理成为文字稿。"

   里奇说:"口述历史是以录音访谈的方式搜集口传记忆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个人观点。"斯塔尔说:"口述历史是通过有准备、以录音机为工具的采访,记述人们口述所得的具有保存价值和迄今尚未得到的原始资料。"王海晨等先生认为,里奇和斯塔尔的界定对口述史的本质特征揭示不够,而过分强调获取口传记忆的录音工具有欠科学,同时界定概念的目的也不明确。唐德刚先生写《李宗仁回忆录》,李宗仁口述史料只占15%,而剩下的85%是从档案馆、图书馆、报社等处找来的。王书君先生写《张学良世纪传奇一一口述实录》,90万字中张学良的口述不到15%。"如果口述史料只在口述史著作中占15%以下,还有没有必要冠上口述史的名字?如果口述史著作都是这样的,如何理解口述历史的独立性?这就给口述史理论家们提出一连串的问题,如何来定义口述历史?"

   程中原先生认为:口述史是"亲历者叙述的历史"。虞和平先生认为:"口述历史主要是指非亲历者或知情者写作的历史回忆录。"樊洪业先生说:"口述历史是口述史料。推动口述史工作,目的在于推动为科学史研究服务的史料建设,而不是要建立一门独立的史学分支。"王宇英先生反驳说:"这种看法是不科学的,口述史料与口述历史是有严格区别的。""口述历史是研究者对口述史料的加工、整理、研究和提升,而不是访谈史料的简单复原,应该有脚注、旁注、尾注等。'口述历史'是一份要求很高的工作,记录者要熟悉口述历史的通行规则,还要有丰厚的历史知识素养和文学修养。"

   杨雁斌先生认为:口述史学是"总体史学"和"新社会史"双重影响下的产物。口述史学在加强群体研究和精英研究的同时,把更多的目光投向了人民大众。汤普森认为:口述史给了我们一个机会,把历史恢复成普通人的历史,并使历史密切与现实相联系。口述史凭着人们记忆里丰富得惊人的经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描述时代根本变革的工具。王宇英先生说:"口述史"概念屡遭滥用和误用,自述、自传、回忆录、访谈录等与口述史著作混为一谈,甚至戏说著作也挂起了"口述史"的幌子,如浙江文艺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40个三国人物的口述历史》。

   二是关于口述史料与文献史料关系的争论。翦伯赞先生指出:"政府的文告是最不可靠的史料,因为历代的统治者都是满口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好话说尽,坏事做完。但是有了琐言一类的杂史,则民间言语,亦获记录,而此种民间言语,则最为可信。杨雁斌先生认为:口述史料的最大特点是翔实、完整和生动,因而具有较强的资料互补性和灵活性。通过这些史料,历史学家们不仅能够"看"到历史,而且能够"听"到"活生生的历史"。常建阁先生认为:"以往大部分历史资料,均查之于图书馆、档案馆,所谓'无一字无来历',实际上是无一字不是来自文献。文献资料之与口述资料,一个死,一个活。文献资料不能再生,口述历史则有源头活水。一个是'读'历史,一个是'听'历史。读者与文献的关系,只能是读与被读的单向关系,文献不会说话,作何理解都是读者的事。口述资料不同,不光受访对象有声音,可以与同一对象反复对话,而且还可以就同一主题与不同对象重复对话,反复验证结论,不断地去伪存真,去芜存菁,其结果,可以使得研究结论越来越接近历史的真实。口述史的开展为历史研究特别是当代史的研究,开辟了可以自由驰骋的天地。史学工作者可以从与世隔绝的深院,走向鲜活生动的民间。"赵乃林先生认为:"文献史料和实物史料固然重要,但如果缺少口述史料,仍不能如实地反映历史,尤其是重大的历史事件。""由于政治的原因,以及战乱、自然灾害、社会变革,造成文献史料和实物史料的缺失和断档,但是这些历史断档时期仍然有亲临历史者存在,那么,这些人的口述史料无疑是最好的补充。另外,文献史料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文件政策出台不可能详细记载,有些细节,不可能被相信。而一些当事人的口述史料则可以对这些历史事件、政策发生和出台的前前后后进行详细的阐述和描写,这使我们对文献史料能有更深的理解和认识。"闫茂旭先生认为:"回忆录、访谈录作为补充与辅助,既可与文献资料相互印证,搞'二重证据',最大程度地解释历史问题;又可以增加学术研究的直观性和生动性。如对普通人的采访、对中下层民众的访谈,可以为以笔述为主的历史研究提供大量文献资料中所缺少的社会史资料。当代中国史是一门特殊的历史学,因其当代性而具有关怀现实的落脚点。亲历者的回忆和访谈能够激活我们对现实问题的深度感悟。"

   19世纪前,口述史料是西方历史著述的重要依据。19世纪中叶后,德国兰克学派将文献记载作为研究历史的唯一依据,认为没有文献便没有历史学,从此文献考证成为西方历史研究的主要内容。早期从事现代口述史的学者大都主张:口述史料优于文献史料。因为"在采访中,人们有许多机会来检验口述者的忠诚、能力和知识。但当我们阅读时,我们只能盲目地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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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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