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灿荣 刘世强:奥巴马执政以来的中美关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33 次 更新时间:2015-06-12 1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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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灿荣 (进入专栏)   刘世强  


内容提要:在美国内部权力更替、国际金融危机蔓延和全球性挑战凸显的背景下,中美关系整体上保持了积极、稳定的发展势头。尽管双方在功能性问题领域争吵不断,两国间的战略性困难也可能因力量差距的缩小而进一步加剧,但深厚的利益基础、广阔的合作空间和复合的对话机制使得中美间的矛盾和问题相对可控。在总体稳定的框架内不断波动,将是未来一段时期中美关系的基本特征。奥巴马的首次访华对中美关系进行了战略再定位和政策再保证,中美两国正在开启走向战略互信、共存合作的新时期。


自奥巴马执政以来,中美关系整体上呈现出积极、稳定的发展势头。中美两国高层互动频繁,经贸联系不断增强,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方面合作顺利,在其他国际和地区事务中也加大了政策协调力度。首轮战略与经济对话既提升了中美关系的战略内涵,也增强了双方的政治互信;奥巴马的首次访华则进一步确定了两国关系的总体框架和发展方向。然而,围绕经贸、人权、气候等功能性议题,中美之间仍然矛盾不断;因权力过渡而带来的政策波动在双边关系中也时有体现。但总体而言,奥巴马执政以来的中美关系开局良好,支撑中美关系稳定的因素也不断增多,为未来双边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 良好的开局

过去30年来,中美关系存在一个基本规律,即每当政治权力从一个政党转换到另一个政党,新政府总是借批评前任政府的对华政策来凸显自己的地位。政治权力的更替造成了中美关系的周期性波动,凸显了双边关系的不成熟和脆弱性。但是,奥巴马执政以来,中美关系成功地避免了政党权力转换的怪圈,开局良好。究其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中国积极的政策应对。在奥巴马执政前,中方就与他的决策班子建立了良好联系。奥巴马执政之后,双方在官方和民间层面进行了密切接触。从国际系列峰会到战略与经济对话、从议会外交到商贸、能源、军事外交,两国交流次数之频繁、范围之广、层级之高、内涵之深,不仅在中美关系史上不多见,而且在当今国际关系中也属罕见。①尤其是两国首脑到目前为止已经举行了三次首脑会晤,不仅建立起两国元首之间良好的工作关系和个人友谊,而且确定了双边关系发展的总体基调。在具体的政策议题上,中国也加强了同美国的政策协调。围绕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中国采取了温和渐进的态度,并不寻求对现有金融体系的革命性颠覆,这在客观上有利于维持美元既有的主导地位;在反恐、核扩散、气候变化、军事交流等议题上,中国也采取了合作姿态,为维持中美关系的持续稳定提供了政策保障。

第二,中国国家实力的增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国家实力不断增强,战略影响逐渐显现。北京奥运会显示了中国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和现代化成就;而从抗击汶川地震到应对金融危机则反映出中国超强的抵御灾难和抗打击的能力,这反映出中国国家能力的全面提升。美国的实用主义特性使其不得不正视中国实力的增长。2009年11月14日,奥巴马在日本东京就亚洲政策发表演讲时强调美国欢迎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美国不寻求遏制中国,“一个强大而繁荣的中国的崛起将为国际社会注入力量”。②奥巴马的讲话实际上反映了中美力量对比的变化,中国实力的增强为双方更加平等的交往提供了物质基础。

第三,中国和平的对外战略。自邓小平确立“韬光养晦”的外交方针起,中国通过在对外事务中的积极合作为国内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中国的力量增长并没有改变其对外战略的和平性质,和平发展战略及关于建设和谐世界的主张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外交的合作、和平原则。也就是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奉行的是“国际体制内崛起”的道路,即在既定的规则框架内寻求利益增长和空间拓展。正如王缉思教授所言,尽管美国是唯一能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内部稳定施加压力并造成实质性损害的国家,但是寻求与美国的合作关系仍是中国的优先政策选项。③这使得美国战略界将对华政策的基调定位为把中国纳入现有的国际体系。利益攸关方、两国集团(G2)、四国集团(G4)都是这种政策思维的体现,意味着美国对中国的接受度有所增加。

第四,金融危机的正面效应。金融危机的爆发使美国的金融霸主地位受到损害,并累及它的实体经济,引发其他发达经济体同时出现了经济衰退。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强大财政刺激和金融支持下保持了经济的稳定增长,成为阻止世界经济继续下滑的重要推动力量。然而,全球经济未来的发展依然充满着不确定性,世界经济存在长期停滞甚至再次倒退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经济的持续复苏依赖中国的积极合作,美国对华的利益需求将相应上升。此外,在未来的全球经济政策协调、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和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等问题上,中国仍然是美国必须依靠的重要力量。这无疑为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提供了动力支撑。

第五,奥巴马政府的外交变革。奥巴马上台后提出了“巧实力外交”的政策设想。希拉里·克林顿在2009年1月13日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就其国务卿提名举行的听证会上说,美国现在面临的安全威胁要求新一届政府必须诉诸巧实力,设法巩固原有的联盟,形成新的联盟,以便打开美国外交的新局面。④“巧实力外交”思想在政策手段上要求摒弃过去那种军事优先和武力相向的简单做法,综合运用软、硬实力来实现美国的外交目标;在政策基调上则突出合作意愿和软性姿态,注重倾听他者意见,倡导基于多边主义的国际合作和伙伴关系。从中美关系的角度来看,伙伴关系的定位有助于中美关系维持稳定,建立更具实质性的合作框架。

第六,奥巴马的决策班子。政策的实行有赖于具体的决策者,他们的知识经验、认知偏好和个性特征是影响国家对外政策选择的重要变量。⑤在奥巴马的决策班子中,“知华派”“中国通”占有重要比例。⑥如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助理高级主任杰夫里·贝德曾担任过国务院中国科科长与负责亚太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积累起和中国打交道的经验;常务副国务卿詹姆斯·斯坦伯格行政资历丰富,在克林顿时期担任过副国家安全顾问、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等要职;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是深谙亚太事务的学者型政治家;新任驻华大使洪博培与中国政治经济关系密切,具有对华商贸往来背景并领养了一名中国女儿;再加之朱棣文、骆家辉两位华裔部长及众多的中国问题顾问,奥巴马对华政策团队阵容之强大可谓前所未有。他们或多或少都有与中国交往的经历,精通中文,对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和复杂性有着更加深刻的认识,趋向于对华采取理性务实的姿态。


二 矛盾和问题

尽管中美关系开局良好,但两国间存在的长期性矛盾并没有消除:双方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依然很大;围绕欧亚大陆和西太平洋的地缘竞争在客观上仍旧存在;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的战略困境有可能因国际权力转移而有所加剧;因中国实力增强和日益自信而带来的两国模式的竞争会进一步凸显。⑦与此同时,在国际金融危机、全球气候变化等现实背景下,一些新的问题领域有可能影响中美关系的发展。概言之,未来中美关系的挑战可分为以下几类:

(一)议题争端。首先是贸易问题。在金融危机背景下,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迅速抬头。这使中美在经贸领域的摩擦增多,贸易环境趋向恶化。统计显示,2009年1至9月,美国对中国发起贸易救济调查14起,涉案总额达58.4亿美元,同比大幅上涨639%。美国商务部2009年11月24日做出终裁,以中国油井管存在补贴为由对相关产品实施10.36%至15.78%的反补贴关税制裁,涉案金额约27亿美元,成为迄今为止美对华贸易制裁的最大一起案件。中美贸易摩擦显示,不管两国政治关系是否良好,在涉及经济利益的问题领域,美国一定会以其自身的利益为重。其次是人权问题。人权是长期影响中美关系稳定的政治议题,美国在不同时期对华有着不同的人权关切。克林顿时期,美国关注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小布什时期则强调宗教自由,特别关注地下教会领袖的命运;奥巴马政府可能会更加关注少数民族的权利,其中主要是西藏问题。尽管中美强调应相互尊重对方对于发展模式的选择,但人权问题仍将会对未来的中美关系造成冲击。第三是中国的军事现代化问题。随着中国军事现代化的迅速进展,美国对中国军力的担心会不断上升,将可能加大要求中国加入美俄裁军谈判的力度,在军事透明方面的压力也会进一步增强。第四,在气候变化、新能源等问题上中美竞争与合作并存,竞争层面主要表现为美国将更多地将责任推给中国,双方在减排的基本原则和责任分担上将争吵不断。第五,在东亚地区合作上,美国高调宣布重返东南亚,有明显针对中国的战略意图;如果中日韩按照鸠山首相“东亚共同体”的设想进一步推进地区合作,美国则更加担心其被排除在亚洲合作进程之外。最后是台湾问题。尽管中美两国在遏制激进台独,维持台海稳定上保持了有限的合作,但台湾问题仍然是影响中美关系稳定的关键问题。

(二)政策协调。美国的制度设计在保持权力相对均衡的同时也造成了政策协调的困难。除了不同政府部门之间的相互制衡之外,来自公共舆论、新闻媒体和利益集团的力量也影响着政府的政策制定。一方面,这样的制度安排有利于防止权力集中和专制倾向对公共利益的损害,但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决策低效。至于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美国将面临两方面政策协调的困难。首先是美国政府内部的协调。奥巴马的决策班子政治明星云集,他们强势的个人性格和政治背景有可能造成“互不服从”的局面,达成妥协和塑造共识的难度有所增加。更为困难的是奥巴马决策班子与国内其他政治势力的协调。特别是最近在奥巴马与民众蜜月期结束、支持率下降的背景下,原来慑于奥巴马高民意支持率的政治势力开始提高调门,来自内部的政治制约将造成奥巴马对华政策的摇摆。

(三)责任分担。近年来,随着美国对外政策的战略性失误及金融危机的破坏性影响,美国已经意识到其战略地位下降和新兴力量崛起所带来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国的崛起。美国采取的应对政策是对内通过新能源开发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通过社保、医疗改革实现更加公平的社会结构,通过金融体系改革消除弊病,恢复美国的金融领导地位;对外则通过“巧实力外交”进行责任外包,通过“接触”“倾听”和“磋商”换取他国对美国的政策和财力支持。中国是美国“巧实力外交”的主要对象,责任分担的矛盾在中美关系中会比较突出。尤其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国的战略地位得到极大凸显,美国要求中国配合美国应对全球挑战的压力将进一步增加。

但是与美国的期望值相比,中国并没有做好责任分担的相应准备。在物质上,中国的力量结构仍然很不平衡,不足以支撑进取性的对外政策;在心理上,精英和民众的集体认知是中国依然是发展中国家;在制度上,中国也没有建立起国际责任承担的完善安排。客观而论,中国是一个兼具多种双重身份的国家,中国既将自己定位为发展中国家,又在具体利益层面与发达国家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中国既是一个迅速发展、物质力量不断增长的大国,又是一个内部充满挑战、外部战略环境堪忧的大国。因此,在相当长时间内,中国的优先政策议程都是应对内部治理挑战,在外交上主要还是采取防御姿态,外交目标是为国内问题的解决创造良好国际环境,而非在外部“开疆拓土”,创制新的国际体系。

(四)战略猜忌。长期以来,人权、台湾问题、意识形态、经贸摩擦等议题主导着美国对华政策。随着中国力量和地位的显著改变,美国对华政策逐渐由以前分散的议题转向中国崛起这一宏大命题上来。中国如何实现崛起及美国如何评估中国的崛起,开始成为影响中美关系发展的最重要因素或主线。⑧经过长时间的良好沟通与有效合作,中美两国对彼此已经有了相当的了解,但战略上的相互猜忌仍是困扰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非西方的中国崛起对西方主导的全球秩序意味着什么?中国未来的战略目标和政策走向如何?中国将如何运用其不断累积的实力?诸如此类的问题使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疑虑上升,反映在政策手段上就是既要努力促使中国遵守国际准则、融入国际体系,以美国利益为准绳规范中国的行为,说服中国做出正确的选择,又要采取“防范”或“围堵”战略,减少中国崛起可能给美国带来的负面影响。⑨美国常务副国务卿斯坦伯格最近提出的中美“战略再保证”正是基于中美两国缺乏战略互信而提出的政策设想。⑩其目的是美国在公开接纳中国崛起的前提下,要求中国做出不挑战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秩序的战略承诺。同样,中国对美国的战略意图也抱有怀疑。美国对华友好政策是长期性的合作取向还是危机事态下的权宜之计?美国和平演变中国的战略野心是否会继续下去?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军事行动是否在对中国进行战略包围?这些都是中国在对美决策时需要慎重考虑的问题。中美战略互信的缺失使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充满不确定性,并可能诱发战略层面的对抗。

(五)第三方问题。第三方问题主要指的是中国周边的国家普遍存在对华不信任感,它们都倾向于借助美国的力量来牵制中国。比如俄罗斯最近在伊朗核问题上一改以前的政策立场,跟随美国对伊朗进行制裁,不能排除这一变化源自它对中国的畏惧;日本最近动作频频,设法推动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支持日本;东南亚国家在南海问题上也尽力让美国卷入,推动南海议题的“国际化”。所有这些来自第三方的问题都是影响未来中美关系的重要变量。


三 中美关系发展的稳定性因素

上述问题只是中美关系的一个方面,事实上中美关系经过30多年的发展已经相当成熟,利益的高度融合、广阔的合作空间和复合的对话机制使得这些问题相对可控。与此同时,在新的全球背景和双边关系结构下,支撑两国关系发展的“稳定器”和“压舱石”也不断增多,为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可靠保障,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双方共同利益的扩大。中美在客观上存在着大量共同利益,而且这种共同利益还在发展之中,体现在双边、地区和全球等各个层面。在双边层面,中美经贸关系持续扩大和深化,达到空前的相互依存程度。中国是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三大出口市场、第二大进口来源地和第一大国债持有国,美国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国、第一大出口市场和第二大直接投资国。(11)据中国海关统计显示,尽管受到金融危机冲击,2008年中美贸易总额增速降至中国加入世贸组织7年来的最低点,但两国全年的贸易额仍然突破了3000亿大关,达到3337.4亿美元。(12)不管双方在经贸领域存在多少冲突,巨大的贸易总额足以说明两国在经济层面的相互需求和利益共生关系。此外,在社会领域,中美两国人民对对方都有良好的印象,保持着频繁交往的积极势头。在地区层面,中美在朝核危机、稳定亚洲金融和经济格局及维持东亚地区整体稳定等方面,具有共同的利益要求。在全球层面,中美在诸如反恐、防扩散、气候变化与其他环境问题、能源安全、航道安全及维护全球自由贸易等议题上,也拥有广泛的合作空间。

第二,美国对中国的重视逐渐长期化。20世纪70年代,基于对抗苏联霸权扩张的共同利益需要,中美两国摒弃了意识形态敌对,实现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从而使世界战略格局向“大三角”转型。冷战结束后,美国决策者对是否仍然在战略上需要中国产生了动摇,美国对华政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始终徘徊在遏制还是接触的两个政策取向之间。(13)在政治话语上,这种徘徊表现为对中国行将崩溃的预期一度充斥美国的媒体;在具体实践上,则表现为中美关系一度陷入议题对抗和危机不断的脆弱时期。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上升,美国逐渐认识到中国崛起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及中美关系的战略内涵。国务卿希拉里在听证会上表示,“中国在改变世界版图方面正扮演着关键性角色,美国在寻求与中国建立积极和合作的关系。”(14)美国总统奥巴马在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开幕致辞中直言,中美关系将塑造2l世纪。(15)这意味着美国对华的重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这种重视将随着中国战略地位的进一步凸显而持续增加。可以说,重视中国已在美国战略界形成共识。正是在这一共识的作用下,美国逐渐提升了中美关系在其外交布局中的战略地位,并将其定位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这既为中美关系确立了重要基调,也有利于未来两国关系的发展。

第三,中美建立了良好的沟通机制。随着中美关系的发展,两国之间需要解决的问题越来越多,合作的领域越来越广,这就需要两国之间开展越来越频繁的互动,并将这种互动机制化。(16)两国迄今已建立6大类60多个对话和磋商机制,涵盖政治、经济、军事、执法、科技、教育、能源、环保、航空等方面,(17)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在布什政府时期,中美之间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和双边问题进行了6次高层战略对话和5次战略经济对话。为了进一步提升中美关系的战略内涵,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两国领导人于2009年伦敦20国峰会期间达成共识,将原来的战略对话和战略经济对话合二为一,建立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于2009年7月27至28日在华盛顿成功举行,这不仅为两国在战略层面进行沟通提供了新的平台,也起到了消解双方战略猜疑、培育政治互信的作用。中美关系的日益制度化使一些问题可以通过相应渠道而得到解决,也能避免因某一问题领域的争端而导致两国关系出现倒退。这也是中美关系不断走向成熟的主要表现。

第四,中美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经过30年的经济发展和实力积累,中国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尤其是步入新世纪以来,中美之间的能力差距迅速缩小,其速度之快超出了普遍的预期。按汇率计算,1981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仅为2926.08亿美元,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是31268.50亿美元,双方的差距达10.7倍;到2008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4016.14亿美元,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则为142646亿美元,两国的差距缩小到3.2倍。(见表)国家能力并非仅仅由国内生产总值衡量,还应包括政治整合和动员、学习适应、抵御风险等方面,而在这些方面中国正在迎头赶上美国。中美力量对比的变化意味着美国单方面改变中美关系的能力下降,而中国主动塑造两国关系的能力则相应上升。中国对美外交的重要目标在于维持两国关系框架的总体稳定,尽量减少美国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干扰。因此,中国在双边关系中可定义为稳定因素,中国力量的增长在逻辑上有利于两国整体关系的稳定。

第五,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敏感度逐渐下降。自2008年5月20日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执政以来,两岸之间的博弈由主权之争回归到治权之争,总体形势趋向缓和,和平与发展成为两岸关系新的主题。当然,台湾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美国武器售台仍然刺激着中国人的神经,特别是在指挥、情报、训练、人员培养和体制等软性合作方面,美台已经达到准军事同盟的程度。2008年10月3日,美国政府通知国会,决定向台湾出售包括导弹和攻击直升机在内的65亿美元的先进武器和军事装备,导致了中美军事交流的一度中断。但总体而言,美国在涉台问题上将继续奉行一个中国政策,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中美在遏制激进台独的问题上仍会保持战略默契。这意味着台湾作为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和最具爆炸性的问题的可控度不断增加;两岸关系的改善也使得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的冲击力度大为减小。

中美在过去30年主要年份的国内生产总值总量对比(单位:亿美元)

1981年1990年2000年

2005年

2008年

世界119742.97228230.22319419.22450902.98606898.12

美国31268.50 58030.75 98169.75 124218.75142646.00

中国2926.08 3902.78 11984.78 22357.50 44016.14

资料来源:IMF《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2009年4月。

第六,中美关系形成了新的关系结构。在中美关系正常化后的相当长时期内,中国对美国的需求大于美国对中国的借重。中国在维持国际环境稳定、吸引资金技术、加入世界经济体系等诸多方面有求于美国。苏联解体和冷战的结束使得原本不对等的中美关系结构更加失衡,步入经济发展快车道的中国对美国的利益需求进一步上升。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及美国对外政策的战略性失误,中美之间的关系结构开始发生改变,即中国对美国的需求趋于稳定,而美国对中国的需求明显上升。“9·11”事件、伊拉克战争及国际金融危机等一系列事件则加速了中美崭新关系结构的确立。具体而言,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中国作为问题排在问题清单的后面,而作为帮助者却被放在前面。在美国战略家看来,中国的力量和模式都意味着中国对美而言是一个问题,但这不是迫在眉睫的威胁,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打击恐怖主义、防止核扩散、安抚愤怒的俄罗斯和伊斯兰等在美国的外交议程中则更为紧迫。相反,美国决策者在解决上述问题时都离不开中国的政策支持。这一崭新的关系结构无疑有助于中美关系的稳定。


四 对奥巴马访华的基本评估

2009年11月15日至18日,奥巴马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这是奥巴马执政以来的首次访华,使他成为上任首年就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访问时间和行程安排反映出美国新政府对华的重视程度;从访问的实际效果来看,奥巴马的访问取得了成功。奥巴马通过访华获得了有关中国的多重信息。上海之行使奥巴马亲眼目睹了中国的现代化成就;与青年学生交流使奥巴马得以了解中国社会的活力和观点的多元;在北京的访问有助于奥巴马与中国领导人建立个人友谊和良好的工作关系;游览故宫和长城则使奥巴马体会到悠久的中国历史。访问期间,中美领导人就双边关系和其他共同关心的问题进入了深入、坦诚的会谈。双方不仅对中美建立30年来的两国关系给予了积极的评价,而且为两国关系未来的发展确定了总体框架和发展方向。从两国元首会谈后的记者招待会和《中美联合声明》来看,中美关系已经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两国正开启共存合作的新时期。概言之,中美关系在如下层面取得了积极进展:

第一,中美在战略层面进行了再定位。战略定位是对国家关系性质的基本判断,决定着一国政策手段的选择范围及国家关系的整体取向。冷战结束至今,中美之间的战略定位几经变化,逐渐由模糊走向清晰、由双边走向全球,反映了两国关系发展的曲折性,以及随着国际环境和力量对比变动的适应性。由于对抗苏联的共同利益基础不复存在,中美在后冷战时代一度陷入战略定位的困惑期,导致两国关系危机时起、波折不断。1997年江泽民主席访美,中美两国确定了“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定位,为中美关系在克林顿执政后期的发展确立了基调。小布什上台之初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者,威慑和遏制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主线,中美关系一度出现倒退。“9·11”事件后,恐怖主义成为美国的首要战略威胁,基于中国在反恐问题和全球事务上的重要性,美国政府改变对华战略定位,将中美关系视为坦诚、建设性的合作关系。(18)2005年9月25日,时任美国常务副国务卿的佐立克发表对华政策演讲,将中国定义为“负责的利益攸关方”,美国新的对华政策框架逐渐形成。(19)胡锦涛主席2006年春访美时提出中美不仅是“利益攸关方”,更是“建设性合作者”。2009年4月在伦敦20国峰会上,中美两国领导人一致同意建立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奥巴马访华后的《中美联合声明》重申了这一战略定位,并提出采取切实行动稳步建立应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关系。(20)至此,中美两国在战略层面进行了再定位,为两国关系的未来发展确立了新框架。

第二,中美开始探讨两国的共存合作问题。美国战略家总是喜欢套用历史上大国崛起的模式——大国经济力量的增长必然导致对外军事扩张和体系性战争的爆发——来看待中国的发展。(21)反映在政策选择上,美国尝试了孤立、遏制、西化等手段试图阻止中国的发展。但中国崛起的事实使他们感到,美国面临的“真问题”不是如何延缓中国的崛起,而是在接纳中国的同时如何引导中国的政策行为,并建立合作性的中美关系框架。在《中美联合声明》中,“中方表示,中国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致力于推动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美方重申,美方欢迎一个强大、繁荣、成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中国。”(22)这无疑为双方的共存合作提供了政策保证。进而言之,能否照顾彼此的核心利益关切、能否扩展新的合作空间、能否进行有效的危机管控将是政策保证的具体标准。如果在这3个层面取得实质性进展,中美就有可能打破历史上“挑战—战争”的悲剧循环,开启权力和平转移和大国共存合作的新时代。

第三,中美在功能性议题上进行了范围广泛、内容具体的合作。《中美联合声明》对两国在未来一段时期内的政策基调和合作领域做了具体阐述。在政治军事领域,双方确认两国领导人互访、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对保持中美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的重要作用,积极评价了中美两军交流合作,并采取具体措施推进两军关系未来持续、可靠地向前发展。此外,双方同意在反恐、刑事调查、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加强磋商合作;在经济领域,双方重申将继续在宏观经济政策领域加强对话与合作,维持开放的贸易和投资环境,并致力于共同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积极解决双边贸易和投资争端;在科技领域,双方积极评价《中美科技合作协定》签署30年来两国科技合作与交流取得的丰硕成果,同意加强在载人航天飞行和探索方面的对话,并在民用航空领域开展合作;在人文交流层面,双方原则同意建立一个新的双边机制促进两国的人文交流,美方将启动一个鼓励更多美国人来华留学的新倡议,今后4年向中国派遣10万名留学人员;在全球问题领域,双方就亚太地区安全、核不扩散、朝鲜半岛无核化、伊朗核问题、南亚地区安全、联合国维和行动等达成了一致意见;在气候变化与新能源领域,双方认识到气候变化对全人类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挑战,同意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和各自能力的基础上,推动哥本哈根会议取得突破。在此基础上,中美双方达成了推动两国清洁能源联合研究、启动中美电动汽车倡议、促进大规模碳捕集与封存合作研究和应用、启动中美可再生能源伙伴关系、和平利用核能等议程。

第四,中美在争议性问题领域中的分歧仍然存在。在军事透明度问题上,双方列举了具体的交流与合作计划,旨在加强双方开展务实合作的能力,增进对彼此意图和国际安全环境的理解;在人权和发展模式等问题上,双方承诺本着平等和相互尊重的精神处理有关分歧;在台湾问题上,中方重申了自己的核心利益,美方则表示奉行一个中国政策,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并欢迎海峡两岸建立更加积极、稳定的关系;在东亚地区事务上,中国继续坚持开放地区主义的立场,欢迎美国作为一个亚太国家为本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做出努力。可见,中美对众多争议性问题进行了开诚布公的讨论,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彼此间的战略猜疑。但是,如果跳出《中美联合声明》的文本框架,仍能清晰地看出中美之间的深刻矛盾。比如,美国政府官员与达赖进行会面仍然是难以阻止的政治现实;美国对台军售也不会因其政权更替而终止;中美在军事透明化、市场经济地位和贸易保护主义等问题上的分歧仍将持续存在。


结语

在美国内部权力更替、国际金融危机蔓延和全球性挑战空前凸显的内外背景下,中美关系也步入了“而立之年”。在过去30年中,国际战略格局和中美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中美关系已经成为世界上最重要和最复杂的双边关系。就重要性而言,两国的力量结构和战略地位决定了能否处理好中美关系不仅关系到两国人民的福祉,而且影响着21世纪的世界格局。就复杂性而言,中美两国一方面拥有深厚利益基础和广泛合作空间,另一方面也面临着各种挑战;双方认识到建构互信对两国关系发展至关重要,但战略上的相互猜疑却从来没有间断。

奥巴马执政以来,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和复杂性进一步显现,两国在保持整体关系框架稳定的同时,在功能性议题上却争吵不断。同时,在新的全球背景和双边关系结构下,中美又面临着新的合作空间和挑战。因此,妥善处理两国间的争端和分歧,拓展双方的共有利益和战略共识,成为中美关系面临的核心问题。奥巴马的首次访华及《中美联合声明》对中美关系进行了战略再定位和政策再保证,双方真正开始了理性正视问题、共同应对挑战的有益尝试。


注释:

①袁鹏:《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与中美关系的未来》,载《国际展望》,2009年第3期,第5页。

②Jesse Lee,"In Tokyo,Our Common Future," http://www.whitehouse.gov/blog/2009/11/14/tokyo-ourcommon-future.

③Wang Jisi,"China's Search for Stability with America," Foreign Affairs,Sep/Oct,Vol.84,2005.

④Nomination Hearing To Be Secretary of State,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09a/01/115196.htm.

⑤近年来,有关领导人特性的研究取得了大量理论成果。相关研究参见E.Singer and V.M.Hudson,eds.,Political Psychology and Foreign Policy (Boulder,CO:Westview Press,1991); J.Post,ed.,The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of Political Leaders (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3); R.McDermott,Political Psycholog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3).

⑥有关对奥巴马外交政策团队中的“知华派”介绍,参见蒿琨:《奥巴马亚太外交团队的特点和执政理念》,载《国际资料信息》,2009年第7期;余万里、王文:《知华派在美国政坛的崛起》,载《党政论坛(干部文摘)》,2009年第1期;王鸿刚:《从“知华派”崛起看中美关系走向》,载《广州日报》,2009年3月26日;美国侨报:《奥巴马对华政策团队集结出发》,http://www.usqiaobao.com/zhuanlan/2009-05/29/content_218768.htm.

⑦袁鹏:《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与中美关系前景》,载《外交评论》,2009年第1期,第3页。⑧袁鹏:《中美关系:新变化与新挑战》,载《现代国际关系》,2006年第5期,第30页。

⑨刘阿明:《中国崛起:美国的认知与反应》,载《现代国际关系》,2006年第10期,第29页。

⑩James B.Steinberg,"Administration's Vision of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Keynote Address at the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Washington,D.C.,September 24,2009,http://www.state.gov/s/d/2009/129686.htm.

(11)甄炳禧:《合作共赢的中美经贸关系》,《国际问题研究》,2009年第1期,第16页。

(12)参见中国海关总署,http://www.customs.gov.cn/publish/porta10/tab7841/info157538.htm.

(13)周琪:《认识共同利益是中美关系发展的关键:中美建交30周年回顾》,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11期,第16页。

(14)Nomination Hearing to Be Secretary of State,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09a/01/115196.htm.

(15)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_office/Remarks-by-the-President-at-the-US/China-Strategic-and-Economic-Dialogue/.

(16)吴心伯:《世事如棋局局新:纪念中美建交30周年》,载《国际问题研究》2009年第1期第13页。

(17)杨洁篪:《新世纪的中美关系:在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成立仪式上的演讲》,http://www.fmprc.gov.cn/chn/pds/wjb/wjbz/zyhd/t479411.htm.

(18)张三男、刘卫东:《试论当前中美关系的战略定位》,载《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9年第6期。

(19)Robert B.Zoellick,"Whither China:From Membership to Responsibility?" Remarks to National Commit tee on U.S.-China Relations,New York,September 21,2005,http://www.state.gov/s/d/rem/53682.htm.

(20)《中美联合声明》,2009年11月17日,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9-11/17/content_12475620.htm.

(21)相关的研究参见A.F.K.Organski,World Politics(New York:Knopf Publishers,1968); Robert Gilpin,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 Robert S Ross,"Beijing as A Conservative Power",Foreign Affairs,Vol.76,No.2,1997;罗纳德·塔门、亚采克·库格勒:“权力转移与中美冲突”,载《国际政治科学》,2005年第3期;约翰·米尔斯海默著:《大国政治的悲剧》(正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22)《中美联合声明》,2009年11月17日,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9-11/17/content-12475620.htm.


原文来源:《美国研究》(京)2009年第4期 第39-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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