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本茨而言，那个理想主义的时代并没有过去，当一个梦如此精美迷人，那么醒来就非常痛苦。同样，对于巴勒斯坦人来说，梦的开始也异常艰难。

一个犹太家庭的开拓之旅

本茨家族第一代复国运动的先驱者是摩西·本茨。1918年，他离开奥地利登上了开往以色列的船只。据家族的口头传说，摩西在上岸的第一件事就是被人偷了钱包，然后他就不名一文地来到了圣地耶路撒冷。在门阿彻米那（Menachemiya）摩西开始安家落户生根发芽。多亏了一个法国慈善家的资助，他分得了房子、土地。身体强壮而沉默寡言的摩西喜欢骑着马在约旦河谷溜达，他有一匹黑色的公马叫做“爵士”，一匹白色的母马叫“菲利卡”。后来，一辆大篷车每周一次地来到河谷放电影，摩西开始喜欢上了电影明星约翰·韦恩和加里·库珀。

现在，摩西的孙子切·本茨带领家人继续祖先的脚步。他今年已经40岁了，浪漫的犹太复国主义风潮在以色列渐渐消散。切开始感到非常迷惘，他不断地追问“犹太人到底是什么”，但村子里的人不能回答。

三年前，切·本茨和他的妻子以及4个孩子迁居到内察利姆（Netzarim），这是一个深深嵌入加沙并靠近前线的居民点，大约有50幢房子。居民进出时都乘着防弹车。本茨喜欢留在这里，因为他视之为神赐予犹太人的土地。但是这片土地却被大约100万巴勒斯坦人包围，这些人在1万以色列军队的“看护”下几乎像大监狱里的囚犯，许多人生活贫穷，更多人无所事事。

从今年8月17日开始，防弹公共汽车已经不能自由进出定居点了，因为沙龙的单边行动就要开始执行，加沙的8000人必须迁出定居点。在以色列全民公决中52%的人同意了沙龙的计划，然而对于正统的犹太教徒本茨来说，撤离把犹太复国主义那代人的理想完全切断了。“我的祖父可能在坟墓里哭泣。”他对美国《新闻周刊》的记者说。

这些撤离的居民将会被安置到南部沙漠地区，远离加沙。每户的补偿金额高达30万美元，但是如果是被强制撤离，那么补偿标准就只有1/3。对于那些来加沙是为了廉价的土地和便宜住房的人来讲，这些补偿诱惑动人。但是对于那些心怀复国理想的家庭（这在加沙占多数）而言，他们的目的本来就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给生命一个意义。财富和现代化生活并不是他们的唯一追求，如果是，他们为何不住在伦敦或者纽约？“作为一个作家，我生活在自己的语言里，”37岁的以色列当红作家塔迦·葛瑞解释道，“当我用英语交谈，就如一个人跛脚一样。这是我的身份象征。我除了故乡哪儿都不去。”民族主义者确实难以理喻，但道理却并不复杂。

虽然很多人曾经预测撤离将会使以色列发生“内战”，但冲突却比预想中要小许多，除了投掷鸡蛋、牛奶袋和焚烧汽车轮胎外，定居点居民没有以暴力反抗军队（因为他们的子弟就在军中服役）。“很多人在无奈中被士兵抬走，他们以这种微弱的方式来表示自己并未主动撤离，等于给了上帝一个交待:我没有辜负神的意愿。”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殷罡研究员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如此评价了这种反抗。

沙龙，拉宾的命运？

历史就是这样弄人:1994年，约旦河西岸，刚脱下军装的“铁血将军”沙龙和这些定居者一样，也曾以自己“血肉之躯”挡在推土机面前，阻止拉宾政府拆除非法定居点的行动。最终，沙龙也在汗水和泪水中被军警拖走。

当年最反对奥斯陆协议的鹰派领袖，现在似乎摇身一变成了口衔橄榄枝的和平鸽，而且比他的任何一个前任走得更远——即使是最温和的拉宾、佩雷斯政府，当年都不敢这么大规模地拆除定居点。

定居者死死拽着身后的栏杆，叫喊着“叛徒”、“纳粹”，声嘶力竭；被斥责的以色列军警则努力将他们的手掰开，拉拽着将定居者拖走……回望身后的家园，许多军警和定居者最后都抱头痛哭。看着电视中的直播画面，77岁的沙龙泪流满面。

有胆量深入阿拉伯人腹地“屯兵”的犹太人，大多是坚定地抱着“大犹太国”理想的复国主义者，尤其在加沙地带，他们有强烈的宗教信仰。在他们看来，加沙和约旦河西岸一样，都是上帝赐给犹太人的“应许之地”，绝不能让外族占领。　　

1978年的戴维营协议产生了拉比·卡亨（他创立了犹太人防卫同盟，1990年在纽约遇刺身亡）和一批紧跟其后的极端分子;1993年奥斯陆协议签订后，一个极端分子用枪对准了毫无防备的拉宾。这个夏天，极端分子又发布了一个“死亡诅咒”，目标直指沙龙。这些粗野的诅咒并不是沙龙特别担心的，据一个安全官员讲，官方更加关心来自军队自身内部的暗杀:训练有素的狙击手和其他心怀不满的士兵。“每一个年满18岁的男子都是以色列军队的毕业生，”一个安全部门高官说，“漏洞无处不在。”

阿巴斯，美梦的开始？

以色列人撤离加沙定居点，最高兴的当然是巴勒斯坦人，8月12日，数万名巴勒斯坦人在加沙城的一个渔港集会，庆祝以色列从加沙撤离。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发表了豪情万丈的讲话:“从这儿，从这个地方（开始），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人民正在走向建立一个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38年被占领土一朝“解放”，很多人都把注意力放在了以军的撤离上，他们很容易忘记这样一个事实:一个人口拥挤的狭长地带，几乎没有任何自然资源;一个虚弱而腐败的中央政府;一个枪杆子林立却缺乏整合的安全部队。这就是撤离后的加沙，正是巴勒斯坦自治政府面临的最大问题。

早在一年前沙龙就提出了撤离计划，但巴勒斯坦官方却缺少一个宏大的接管以色列留下的财产的计划。直到7月，巴以双方约定，以色列需把定居点的公共建筑完整保留给巴方，以方负责将石棉等有毒物质从定居点清除而巴方则负责处理碎石，并回收建筑材料。但是支撑加沙经济的基础设施如温室和蔬菜大棚，以色列悉数尽毁。

蔬菜大棚和公共建筑现在看起来远不如在加沙恢复“法律和秩序”的重要。以军撤走以后，加沙成了欢乐的海洋，街头插满了各色各样的旗帜:有法塔赫的四色旗，有哈马斯的黑旗，有杰哈德的绿旗，还有印着“解放巴勒斯坦民主阵线”缩写字母的红旗。这些五颜六色的旗帜从一个侧面说明，巴各个派别正争相使出浑身解数，要在加沙大干一场。

殷罡表示，加沙地区能不能做到“一个权力，一杆枪，多种声音”是撤离后阿巴斯政府面临的最大挑战。由于哈马斯的建国目标和民族权力机构不一样，前者是要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巴勒斯坦国，后者是要建立一个世俗的巴勒斯坦政权。他们能不能合成一股力量，现在还有待观察。而巴勒斯坦民众对执政的民族权力机构本身也多有不满，尤其对政府官员的腐败。他们期待阿巴斯领导的政府能够在300多平方公里的加沙，建立公正、高效、廉洁的政府。

阿巴斯的安全顾问贾布里勒·拉朱卜说:“这是个考验。我们需要让全世界相信，我们是应该建立一个国家的，这个国家会成为该地区的稳定因素。如果我们失败了，历史是不会原谅巴勒斯坦人的。”

哈马斯的出击

在西岸一幢名叫“米色大理石”的小楼里，通过一个小小的透明电梯直达3楼，就到了大名鼎鼎的谢赫·哈桑·尤素夫的办公室。他是哈马斯的高级领导人同时也是这个组织在西岸的发言人。去年的11月，尤素夫才从以色列的监狱里出来，因为他曾资助过自杀性袭击者。在他的接待室里，张贴的不是人肉炸弹者的遗像，而是哈马斯的训条。

哈马斯的面孔就像其西岸发言人尤素夫一样难以琢磨。在清真寺每个周五的礼拜上，尤素夫总是歇斯底里地号召信众们以铁血的手段回击以色列。但是当他在办公室里招呼访客时，他却友善地品起了豆蔻香味的咖啡，向来访者聊起哈马斯与欧盟的外交接触，直至宣称要向布什派出特使，解释哈马斯并不是一个恐怖组织。

“我们不但能够证明我们能够成功地抵抗以色列，”他微笑地说，“而且能够在政治上俘获巴勒斯坦人的心。”

哈马斯在和阿巴斯（当然还包括以色列）玩一场相当有耐心的游戏。在今年春季的选举中，哈马斯在加沙和西岸横扫票仓，成为了能够和法塔赫相抗衡的力量。而在明年的议会选举中，哈马斯正磨刀霍霍准备复制这种胜利。

8月23日，一位哈马斯高级领导人明确表示，“加沙不能只有一个决策者”，同一天，哈马斯向新闻界透露，巴以冲突升级的5年来，以色列共遭到400多次各类武装袭击，其中超过半数是由哈马斯组织发起的。哈马斯的潜台词是“江山是我们打下的，应该由我们来坐江山。”

但是殷罡毫不客气地指出:“没有哈马斯的火箭炮和人体炸弹，加沙早就回到了巴勒斯坦的怀抱，反而是他们把和平进程推迟了10年。”

“生活就像一个不断变化的链条。”以色列副总理西蒙·佩雷斯如是说。曾经风行着梅卡瓦坦克（以色列主战坦克）和人肉炸弹的地方突然安静了下来，但对于本茨而言，那个理想主义的时代并没有过去，当一个梦如此精美迷人，那么醒来就非常痛苦。同样，对于巴勒斯坦人来说，梦的开始也异常艰难。

单边行动计划

单边行动计划是指在巴以和谈失败、中东和平“路线图”计划实施受阻的情况下，以色列单方面实行“脱离”巴勒斯坦人的计划。2003年11月，以色列总理沙龙首次提出“单边行动”计划的意向。根据这一计划，以将单方面从其在1967年中东战争中占领的部分巴勒斯坦土地上撤出，重新部署以国防军，并重新确定部分犹太人定居点的位置，建立一条以色列更容易防守的“安全边境线”。(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