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以“赵越胜沙龙”为代表的诸多文化沙龙是当时文化精英的培养皿和发声地。曾经参与赵越胜沙龙的人，回忆那个年代的那些沙龙往事时，都带着对自己青春的垂涎。
周国平的散文里那种浪漫化的沙龙生活勾人向往，因为“生活”盖过了“沙龙”，阅读者会记得沙龙参与者的名字和他们在吃着什么、玩着什么，至于他们为什么聚在一起，又为什么要以沙龙的名义相聚，只能用猜测和想象去完成一场求证。作家柯云路在小说《新星》、《夜与昼》、《衰与荣》里，描绘了上世纪80年代文化圈子的生活图景，但他并不愿意人们去对号入座。在2006年的畅销书《八十年代访谈录》中，甘阳提到过赵越胜——为甘阳在八十年代的哲学研究提供历史佐证。
赵越胜和他的沙龙似乎还“活”在别人的回忆里，偏偏回忆总是被回忆者修改与过滤，于是他成了一个“浪漫”、“热情”、“睿智”的人偶。
穿花睡衣的潮人
“你看到他的文章以后，你就爱上他了。”歌唱家范竞马深爱赵越胜，却不是因为读他的文章，而向人介绍赵越胜时，一开头只能用文章来打破陌生的尴尬，“当时有诗歌朗诵会等等，我只是一个默默的旁观者。”
范竞马在北京进入沙龙是在1982年，当时他刚刚从四川音乐学院毕业，是一个年轻的助教。“沙龙当时对我最大的诱惑就是：那里有吃的。当然他们说的也很精彩，让我很佩服。他们看那么多书，对我来说如饥似渴，一方面是真正的食物进到肚子里——他们说的时候我就可以趁机把东西都吃光，另一个方面是精神方面对我是一种补充。”范竞马所指的充满“诱惑”的食物，在那时不外乎西瓜、冰棍、馒头。
“穿着花衣服在家里接待客人的，在我印象里赵越胜还是第一人。”作家柯云路在第一次参加赵越胜沙龙时，对赵越胜的睡衣印象深刻，“我们那时候穿的都是一个颜色，都很素。他(赵越胜)很西方范儿，说话时也夹带英文，特别热衷于谈存在主义哲学。他可以说是一个哲学家，也是一个艺术哲学家。”当时的沙龙参与者甚至都忽略了赵越胜的身份，“是一个非常纯的沙龙，基本上就是聊天。他是个干部子弟，特别好客。”与朋友谈着话，赵越胜一定会设计一下接下来怎么招待朋友们吃顿饭，“很义气，也可能钱花得光光的，还要想着给朋友帮这个那个的忙。他也谈政治和改革，但是重点在哲学和与哲学相关的艺术。他还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发烧友，搞音响，我经常听说他又搞了一套什么什么的音响，可能是当时中国最时兴的，新潮。”柯云路不否认：赵越胜这样的沙龙领袖，在上世纪80年代的社会中是少数人，但却是一种潮流和风尚，吸引人们去追逐和效仿。
“那时候穿睡衣是很酷的，那个时候的人哪有‘睡衣’的概念。”不仅没有“睡衣”的概念，当时的沙龙因为缺少通讯工具，组织过程也与“浪漫”相悖，范竞马回忆，“那个时候人很随便，可能半夜敲门就去了，12点、1点，那个时候没手机也没电话，打电话要打到楼下传达室，让传达室老头儿去叫去。那个时候找人都是：我找一个人去了！骑车45分钟到一个小时，拍门，一看人不在。”在范竞马的描述中，他自己是一个小人物，是一个不是“知识分子”的青年。而在周国平的《我的心灵自传》中，赵越胜的择友标准明确化了：“每次举办‘帕提’，他(赵越胜)对来宾的选择十分严格，决不许一个俗人混入。他的标准是有没有文化，倘若他说某人‘没文化’，那人便从此不在他的视野里了。他说的文化与学历无关，不外是性情趣味之类，凭直觉就能感应到的。”
“文化”有着极度自我的判断标准，但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文化沙龙里，众多出入赵越胜沙龙的人的名字在之后中国文化圈的十几年里，响亮且远播：周国平、范竞马、甘阳、陈嘉映、柯云路、苏炜、徐友渔、阿坚……
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下乡第一天的时候，村民用几百对避孕套吹好的气球来迎接我们——村子穷到十二三岁的姑娘都没有裤子穿，避孕套是免费发放的，不用钱。”在读大学、到北京之前，范竞马下过乡，在四川大凉山干过农活。而柯云路中学毕业后，也在山西插过队，“那个时候的很多年轻人，城市精英、文化精英，他们中的很多人也像我一样，有过插队经历，他们并不是高高在上的精神贵族，他们也上山下乡、插队，又回到城市，经受过各种人生的坎坷，家庭受冲击、自己受冲击，各种各样的经历，比现在社会的年轻人经历要曲折得多”。除了柯云路和范竞马，甘阳等人的自述中，也都曾经提到上山下乡的经历。
“他们的‘锐意改革’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上，都是有根的，不是纸上谈兵，都是扎根在中国，对中国积重难返的文化弊端感触甚深。”柯云路所表达的，是对当时文化沙龙参与者身份的一种敬意——沙龙并不是精神贵族娱乐休闲的场所，也不是书生展示才华的讲坛，尽管他们在其中既享受了聚会的乐趣，也使用了讲坛的平台。
文化沙龙对中国未来的探索，并不仅仅是知识分子的一厢情愿，其作用与影响，在中国此后的二十年里得到了印证。“中国八十年代的文化主调也是理想主义、激进的自我批判，以及向西方思想取经。从年龄上看，美国的六十年代人与中国的八十年代人相差并不大，”在《八十年代访谈录》的序言里，査建英将中国文化在上世纪80年代的特质，和60年代的美国做了简单的比较，而这也并非她一人的想象与结论，“李陀认为：八十年代问题之复杂、之重要，应该有一门‘八十年代学’。”
在上世纪80年代末，各种文化沙龙相继结束，沙龙的参与者各自选择了不同的出路，赵越胜离乡赴法国。
“我们何时再唱歌”
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某一天，范竞马在赵越胜沙龙里，朗诵起欧阳江河的诗歌——这个场景曾经被很多参与其中的人提起，可是就算范竞马本人，也无法用记忆拼凑起具体的时间、场景，记忆是零散的，但是关于记忆的情绪线索却是清晰的：“那帮人都是朋友，想怎么说都行，很精彩的。我崇拜他们，崇拜得五体投地，甘阳啊，周国平啊。欧阳江河，我读他的诗都激动，我都朗诵他的诗，完全是自发的，他的诗打动我，有力度，有穿透力。”
在赵越胜沙龙的众多参与者中，范竞马与赵越胜近年来还经常来往。“越胜出国以后，到现在就经营丝绸生意，那么大一个人物，他不做学问了。想想看，你的思想基础、知识王国建立在中文的基础上，跑到一个和中文完全没有关系的社会，你在中国再是个人物，说话再酷，到了国外，对方就只说：‘你懂吗？’小孩都跟你这样说话。”当范竞马在法国的丝绸店铺看到赵越胜时，欣慰于赵越胜在丝绸下面藏了书籍，店里没客人的时候，赵越胜就拿出书来看，并且还伴有音乐，“我觉得他的人生是很有意义的，他完全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在上世纪80年代末分别后，柯云路再“见”赵越胜，是在媒体上看见他的名字。“我不是一个会刻意寻找历史的人，如果命运安排我们重逢了，我们会聚在一起，谈我们现在的事情，也不会光回忆过去，现在肯定有现在的话题。”而在2006年査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出版之际，苏炜、周国平等人，在面对这本书时，最先回忆起来的竟然是赵越胜沙龙，尽管赵并不是这本书中的主角。
“我希望自己能用歌声把大家再聚起来。” 范竞马希望有一天，他一唱歌，原来的老朋友再汇聚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