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汀阳 陈嘉映 周濂:中国与现代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30 次 更新时间:2015-05-08 13:1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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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赵汀阳、陈嘉映、周濂三位老师在中央民族大学举办的“马克思主义学院第三十四届青年学术论坛”上所做对谈。主题为“中国·现代性”。
  主讲:赵汀阳、陈嘉映、周濂
  主持:邓明艳
  时间:2015年3月14日
  地点:文华楼一层学术报告厅

  
  主持人:很荣幸,我们中央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青年学术论坛邀请到了陈嘉映老师和赵汀阳老师。各位到场的老师和同学,都是两位老师的粉丝。关于两位老师们的成就我就不多做介绍。今天两位老师要对谈的主题是“中国·现代性”。这也是我们这一个学期的系列青年学术论坛的主题。
  说起中国与现代性,与其说这是两个涵义已经相对明确的概念,倒不如说是这一百多年来所有说汉语的人无法逃脱的共同命运。这个命运到今天依然悬而未决。如果未来的走向取决于我们对于命运自身的理解,我们也可以说这一百多年来汉语学术和思想最基本的任务就是要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也即如何理解它。
  据我的理解,今天请到的两位老师当初选择思想这条道路的初衷,多多少少和这个问题有一些关联。因此很荣幸我们请到了这两位充满智慧和见地的思想者,来给我们做这一学期思想之旅的开场。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
  我来介绍一下今天的对谈形式。我们把今天的开场留给赵汀阳老师。他将以半个小时的时间来大致陈述他的观点。然后由陈老师对赵老师进行发问,赵老师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回应。接着我们就来到今天最为精彩的“三方会谈”的环节,我们将在这个环节引入青年学者中最优秀的周濂老师。三位老师以彼此提问的方式展开交流。最后我们将留出半个小时的自由讨论时间给各位老师和同学。下面我们有请赵老师开始陈述他的观点。


  第一环节
  赵汀阳:所谓现代性就是不断的革命性
  赵汀阳:现代的特殊性在于它是一个自觉引导自身和设计自身的时代,所以区别于自然演化的传统社会。现代性开发了人类对自己所处时代的刻意反思,以前祖祖辈辈按照传统生活,一般不会不断检讨自身:我们这个时代怎么了?怎么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今天的时代不知道是仍然属于现代还是后现代,或者已经进入了全球时代,但已经具有全球性。全球性是现代性的结果,所以我们仍然在反思现代性。
  关于现代性,有很多路径去接近这个概念,但不管哪一种路径都是片面的,因为“现代性”意味着整体生活的改变,是整个社会的结构、政治、经济、法律、伦理到文化、艺术和学术的改变,现代性就是不断的革命性。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够描述整个社会的革命性变迁。每一个学科只能描述一个小部分,我也只能非常片面地谈论现代性。
  有许多种关于现代性的叙事方式。
  首先,现代性发展出一种对现代性运动进行自身肯定的叙事,这是对现代性本身的肯定性反思,也就是为现代性的自我肯定给出理由。这种宏大叙事一般称为“进步论”。这种叙事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是从中学就学到的故事:启动现代性的动因发生在欧洲,所以按照欧洲历史的叙事线索,先有一个黑暗的中世纪,后来出现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科技革命,诸如此类。总之历史不断进步,历史有了一个全人类最终都能获得幸福的远大目标。
  不过,关于历史的目标,人们的看法有所分歧了,其中一种主要的看法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马克思主义,它相信进步到了最后是共产主义,从此人人过上自由幸福的生活;另一种主要观点是自由主义,它相信社会能够在理性的指导下进步,直到各方面都非常完善,人人都过上了自由幸福的生活。当然,这两种历史终结论对自由幸福的理解有所不同,但同样是对现代性加以自我肯定的进步论。进步论叙事基本上是现代神话叙事,甚至是现代神学。
  另外一种现代性叙事通常称为“批判理论”,是对现代性进行质疑性或检讨性的反思,它试图发现现代性的内在问题和困境。批判理论大概可以说起源于马克思,因为马克思开创了针对资本主义的社会批判。批判理论在马克思之后又有新进展,有尼采、本雅明、法兰克福学派一直到今天欧洲的激进思想家群体,尽管他们思想不尽相同,但都是激进的,包括福柯、德里达、齐泽克、巴迪乌、皮凯蒂等等。
  批判理论或激进反思的叙事,在批判态度上许多都与马克思有关系,但观点却未必同于马克思。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想论证他想象的历史最终目标,后来的批判理论却未必同意马克思想象的历史终点,但他们思考的问题确实经常回到马克思。皮凯蒂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他的《21世纪资本论》就是马克思的回响。
  现代性批判的一个重点是抓住资本主义问题,更准确地说是资本问题。其实马克思从来没有用过“资本主义”这个词汇,“资本主义”这个词汇是桑巴特1906年还是1909年提出来的,记不清了。马克思讨论的是资本、阶级、剥削等等现代社会制造出来的不平等和社会分裂问题,另一个特别重要的批判成果应该是福柯所发现的权力与知识的互相建构关系。批判理论与进步论形成对立,它试图拆掉现代神话。
  如果说进步论给现代性编造了一个神话叙事,那么批判理论就是一种反神话叙事。
  除了以上这两种现代叙事,还有一种相对晚近的反思性叙事,不妨称为“历史发生论”的叙事,它既对编造现代神话不感兴趣,也对撤销现代神话不感兴趣,它关心的是现代是如何发生的,或者说,现代的一切事物是怎么来的。
  这种研究主要属于历史学家或者采用历史叙事的各种专家,比如说布罗代尔,主要是从物质生活、经济生活、市场和商业等等这些事物的细节演变去分析现代的形成。还比如罗斯托,他对现代的反思也很有特点,他发现现代主要是由技术发展和商业的配合推动的。他有一本书就叫做《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就是分析技术与市场的配合。
  一般谈到现代的关键就想到资本主义经济或者民主政治制度,他认为真正导致现代性的不是某个关键事物而是事物之间的配合。比如他分析到中国为什么没有现代性,尽管宋朝的技术准备已经与西方现代性的技术准备差不多,但是为什么中国的技术准备没有推动现代出现?原因是中国人根本没有尝试去那样做。这个问题很有趣,为什么没有人去做现代的努力?他相信问题是缺乏经济刺激,技术没有市场的配合。
  近几十年很多历史学家不满足于把现代追溯到文艺复兴或者启蒙运动,因为仍然不能解释现代性的根源,所以对中世纪产生了巨大兴趣,纷纷回去研究中世纪,相信现代的根其实埋在中世纪里。这些研究非常多,比如说英国的麦克法兰, 他通过中世纪英国的一些账单,教堂的一些记录,一些契约文书和商人留下来的各种记录而发现个人主义生活方式在英国11世纪就已经形成,还不排除更早的可能性。这个发现否证了个人主义是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产物,而是远远早于启蒙运动。
  还比如,吉莱斯皮对中世纪的研究也非常有意思,他的研究表明现代的基本思想问题和内在紧张大致都可以溯源到中世纪的“唯名论”。还有比如说勒·高夫,他的研究说明了中世纪对劳动和时间的理解与现代观念的差异和密切关系。法国哲学家德布雷,他和我合著过一本书《两面之词》,他提出的“媒介学”也是一个很有说明力的角度,研究的是历史上各种工具用品的影响。他把一切工具类的东西都叫做媒介,电灯、电话、火车、汽车等等都算,他相信媒介是展开生活的手段,比观念重要得多,这很有道理。比如说钟表、抽水马桶、高压锅、镜子、火车、电话一直到今天的互联网,我们的现代生活是靠这些媒介来展开的,而不是靠几个观念就能够展开的。
  所有这些都说明,现代史不仅仅是思想史,不仅仅是革命史,同时也是日常生活的历史、工具和媒介的历史、物质生活的历史的叙事。
  历史发生论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可以尽量不对事情进行冒失的价值评价,而只研究一切事情是如何发生的。我很同情以这种侦探的方式去理解现代性。但我不是历史学家,我只能以哲学的方式去做一点与侦探类似的研究,也许可以说是对现代性的“存在论分析”。现代社会的制度设置、游戏规则以及各种价值观,都包含着理念先行的设计,是有观念蓝图的。这与古代传统社会自然而然发生的秩序不一样。
  赵汀阳:“意识形态”如何被发明出来?
  传统社会大概接近于海耶克的自发秩序概念。现代性的自觉设计自身规划意味着一个存在如何被制造的问题,虽然不是“无中生有”的初始存在论问题,却也是一个发明存在的问题。现代的那些存在是如何被发明出来的?其中的理由是什么?这是我感兴趣的问题。
  我做过的一些努力类似于对现代的发明进行“基因测序”,试图测出它的基因来源和结构。
  比如说“个人”这个概念。尽管麦克法兰证明了英国11世纪已经有了个人主义生活方式,但“个人”概念的建构仍然是在现代完工的,就是说,个人的主体性、法律承认的个人权利体系、自我的自治意识都是在现代逐步建构出来的,最终使“个人”成为现代生活的标准或者准则。古代人只是身体性的个体,或者说物理性的个体,但不是作为政治性或精神性存在的“个人”。个人概念对于解释现代性非常重要,它是现代生活最基本的存在论单位,因为个人是现代一切利益的最终结算单位。就是说,利益最终落实到个人上来结算,不像古代可能落实到一个共同体来结算,比如家庭、家族、社群、教会之类。个人概念是决定了现代生活面貌的存在论单位。
  我主要从“边界”的概念去理解个人。个人通过边界而与他人划清界限,从而能够成为利益的结算单位,也就成为行为主体,进而成为价值判断的主体。那个把自己封闭并且保护起来的边界就是个人权利(rights)。个人权利组成了人的政治边疆或边界,划定了自己支配的私人领域,并与他人的私人领域隔开,互相不能侵犯,其中结构与一个国家、一个城堡是同构映射的(mapping)。
  这样的个人概念奠定了现代的“动力”概念——只有归自己所有的利益,至少是对自己明显有利的利益才是利益。于是形成所谓的“经济人”。其中道理就在于和别人划清界限的边界,个人利益与他人是不与共享的,边界规定了仅仅属于我的内部存在。于是必然追求排他利益的最大化,现代经济学就基于这个基本设置,现代的经济运作才成为可能。追求利己最大利益的有边界的个人对它自己的私人领域和个人利益拥有主权,就像一个国家拥有主权一样。对一个自己的空间具有完全支配性的绝对主权意味着对自己私人生活的独裁。于是,现代社会的个人意味着每个人都是一个小小的独裁者,在自己的小天地内是独裁者,尽管许多人不喜欢别人也是个独裁者。这是现代性的一个悖论。
  我还分析过另一个与现代性有关的课题。现代的政治形式从哪里来的?许多是从中世纪来的,从基督教来的。我分析了基督教在政治上的“四大发明”:一个是传教布道的方式发展成为现代的宣传。
  顺便一提,世界上第一个正式的宣传部是梵蒂冈在1622年由教皇格里高利十五世创立的。有深远影响力的宣传一定需要编造一个历史观,预告未来。没有人知道未来,因此未来是最大的忧虑,而一个自称预知了未来的总体历史观就具有引领作用:都跟我走,那里有个不再需要思考的历史终点。不管是自由主义的历史终结还是共产主义的历史终结,都是一个声称的未来预告。宣传通常还需要高大上的道德形象的设计,比如耶稣这样的,以及圣徒、道德榜样、模范之类。
  第二个政治发明是从忏悔或告解发展出来的。到教堂忏悔然后牧师加以心灵指导,发展到现代就成了“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是一种心灵管理术。管理肉体是容易的,有鞭子有枪就够了,但对于心灵就无效了。而如果把心灵管理起来,人们就会自愿被支配了。心灵管理术实际上是一种洗脑,其效果就是把人的心灵体制化。
  第三个发明是由教众发展成为现代的群众。教众有同样的信仰,万众一心就是群众(mass),(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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