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文豪:“五四宪法”基本权利的国家建构功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3 次 更新时间:2015-05-01 00:4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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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文豪  

   【摘要】完成社会主义国家建构是支配“五四宪法”的核心目标。在此目标的支配下,“五四宪法”的基本权利规范蕴含明确的政治指向和强制色彩,它不仅具有公民权利的属性,而且要配合政治现实的需要。“五四宪法”将革命建国的目标法律化,基本权利规范相应要服从以国家建构为核心的政治过程,发挥对不同群体的价值规训与统一功能。然而,片面强调革命建国的政治目标,则使宪法实践出现畸形。当我们走出革命的国家观,国家正当性的依据就要从革命胜利这一历史事实转化成宪法成立这一法律行为。为此要倡导基本权利的主观权利功能,构建个人与国家受宪法和法律支配的新型秩序。

   【关键词】国家建构 “五四宪法” 基本权利 主观权利 宪法秩序

  

   一  引言:基本权利的国家建构功能

   宪法作为“一个地域内的政治统治在法律上应该服从的那些规则”[1],总是要从其固有的历史传统、文化心理和政治实践的土壤中生发,在对各种外来的理念思想、制度经验和可能图景的不断反思与扬弃中成长。在中国,现代意义上宪法实践的历史不过刚满一个世纪,但正式颁行的宪法或宪法性文件不下十部[2],期间更是经历了从资本主义宪法到社会主义宪法的转型。在中国宪法发展百余年历史的中间节点颁行的1954年宪法(下称“五四宪法”)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不仅因为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而且因为它开启了宪法立国、宪法治国的新途。因此,思考中国宪法的发展,“五四宪法”是一个具有特殊典型意义的观察对象。

   客观来说,“五四宪法”的制定过程具有相当程度的民主正当性,字词文句的精雕细琢也足显科学精神,其文本规范迄今仍有现实意义。然而,这部制定良好的宪法仅运行三年就被束之高阁。这让人唏嘘,也值得我们深思。反思的角度可以无限多,本文主要从“五四宪法”中的基本权利规范出发,探讨其背后的观念与功能体系。本文将要论证,在完成社会主义国家建构的核心目标导引下,“五四宪法”的基本权利规范既体现了立宪主义的精神,也有与“革命建国”相适应的权力逻辑。国家建构目标的导入使基本权利规范蕴含了明显的政治指向和强制色彩,使基本权利不仅具有公民权利的属性,而且要服从和服务于政治现实的需要。为此,基本权利保护有赖国家权力的自谦、自觉和主动运行,同时公民应当抽象地看待基本权利,以与国家和集体协调一致的方式行使基本权利,使个体的基本权利具有团体权力的效果。

   “五四宪法”第85条至第99条规定了的基本权利类型颇为丰富,相比德国、美国、日本等主要国家的宪法文件并不逊色,但其效力有自身特点。在一般意义上,宪法规定基本权利的首要目的是防范国家公权力的侵犯,即所谓防御权功能,这是各种类型的基本权利均具有的一种功能。某些基本权利还具有请求国家给付的受益权功能以及客观价值秩序功能。这三种功能都表明,基本权利是向国家提出的主张,对应的总是国家义务,“是对国家行为的限定和约束”[3]。不过,“五四宪法”的基本权利规范对上述三种功能的体现并不明显。“五四宪法”主要以宣告式规范来规定基本权利,即采用“公民有……的权利”的句式,宣示国家对基本权利负有积极的保护义务。除人身自由和住宅采用了“不受侵犯”的表述外,其他条款并没有突出禁止国家非法干预的内涵。其实,即便这两项基本权利,仅从“不受侵犯”的表述亦难直接得出国家的消极义务。

   某种意义上,“五四宪法”中的基本权利的防范对象和义务主体不是国家,而是个人。不是公民通过基本权利来防范国家对个人的干预,而是国家防范个人对基本权利的侵犯。在外形上,这种功能结构与德国的“基本权利第三人效力”(Drittwirkung)理论有近似之处,然而本质大不相同。“第三人效力”处理的问题是,当公民面对个人而非国家的干预时,得以援引宪法上的基本权利条款寻求保护,从而使得包括国家与社会组织、私人在内的各种主体都受到基本权利的约束。而在“五四宪法”中,基本权利的功能着眼于国家的积极保护义务,国家赋予公民基本权利,也为之提供庇护。由于国家与个人等社会主体的根本利益在理论上是完全一致的,个人利益的实现就取决于其与国家的协同程度。作为基本权利主体的公民,其个体身份隐匿于国家之中,公民的基本权利实践实际上转化为国家的权力运行。这使得“五四宪法”中的基本权利呈现出一定的权力色彩。

   具体来说,“五四宪法”中的基本权利规范主要通过如下方式发挥国家建构功能。第一,基本权利的主体是限定了的,公民固然是宪法写明的权利主体,但受到人民这一政治概念的制约。成为基本权利主体意味着国家对其政治地位的认可。第二,基本权利的行使目的不在于约束国家,实际上宪法的功能也主要不是限制国家权力,而是构造国家。基本权利仍具有对抗性,或者称为防御权功能,但对抗与防御的对象不是公权力,而是那些对立阶级的个人,即国家的敌人。第三,基本权利的功能受制于立宪目的,即便某些权利规范具有拘束公权力的可能空间,也要受制于国家目标而服从和服务于公权力意志,从而作为一种私人化的公权力而致力于维持国家秩序的稳定,发挥团结群众的政治动员功能。

  

   二 双阶的国家建构:从政治立国到宪法建国

   从立宪发生学角度来说,作为经历长期革命战争之后制定的新型宪法,“五四宪法”的价值体系和制度设计脱离不了特定的时代背景。1954年制宪是在《共同纲领》并未面临根本困境的前提下启动的。如果说《共同纲领》是对政治立国的确认,那么“五四宪法”就是宪法建国的实践。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折的政治关口上,“五四宪法”承前启后,与《共同纲领》共同书写了国家建构的双阶逻辑。

   (一)新中国立宪的革命逻辑

   自1908年《钦定宪法大纲》颁布以来,中国历次立宪活动都伴随特定的政治诉求。早在清末,立宪法、兴议院的核心目的就是治乱富国、强兵自主。“事实上,‘富强’不仅是一百多年来中国社会革命和改革的关键词,更是法制变革的驱动力,也是立宪与行宪最为重要的动力之一。”[4]清末维新派代表人物郑观应的叙述很有代表性:“有国者苟欲攘外,亟须自强;欲自强,必先致富;欲致富,必首在振工商;欲振工商,必先讲求学校、速立宪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5]以此可见,法律系统的变革是经济变革和政治变革的先导,是服务于经济并从根本上服从于政治需要的。

   新中国政权建立在革命胜利的事实基础之上。建政初期的立宪活动除延续革命主题之外,进一步地将国家建构纳入其中,通过革命建立国家成为“五四宪法”要服从和服务的政治诉求。宪法是对民主事实的确认,而民主则来自于打破了旧世界的成功革命。革命成功是制宪的实践基础,巩固革命胜利的果实从而建国是宪法要完成的任务,这一认识在制宪者的思维中具有支配地位。毛泽东就此指出:“世界上历来的宪政,不论是英国、法国、美国,或者是苏联,都是在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实之后,颁布一个根本大法,去承认它,这就是宪法。”[6]反之,如果革命尚未取得完全胜利,则制宪就是不必要的。

   之所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五年间未颁布宪法,其原因就在于革命的不彻底性,比如大陆上的军事行动还没有结束,土地改革还没有完成,人民群众还没有完全组织起来等。但到1954年,国家权力已经“掌握在有组织有领导的人民手里”。[7]此时制定宪法,看起来已基本具备革命胜利的基础了。但是,1954年的中国仍然属于新民主主义社会,距离社会主义社会的目标还有不小的差距。为何选择此时制宪?对此,一种代表性的观点是,“五四宪法”是中共中央接受斯大林多次建议后的结果。这种看法并非完全没有道理,毕竟来自莫斯科的“建议”是制宪时间线上的重要节点。[8]但这只能算作不具有实质拘束力的外因,更为根本的原因可能在于执政党对制宪与国家关系的认识发生了变化:制宪非但无需以国家经济基础改造的完成为前提,而且可以为实现这一政治任务提供积极帮助,宪法不但可以充任国家建构完成的证明书,而且可以充任国家建构完成的促成者。实际上,在1949年7月的一次会谈中,斯大林在回答刘少奇询问应当准备制定的宪法“是否是指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时,答复道“我说的是现阶段的宪法”[9],已经清楚的表明,制宪所确认的革命胜利只是阶段性的,宪法将为继续革命提供动力。

   (二)“五四宪法”的政治功能

   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是权力结构和利益格局的彻底变动。在1953年6月15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批评刘少奇等人提出的“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等观点时明确指出:“过渡时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革命斗争还要深刻。这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场革命。”[10]裹挟在这场洪流中的“五四宪法”,无论是在制定还是在实施的全部过程中,革命都是其支配力量。通过革命完成建国使命是“五四宪法”的一个重要功能,甚至说是首要功能。

   “五四宪法”首先揭示了革命在建国中的决定性地位,其序言开篇以历史逻辑叙述国家的来源:“中国人民经过一百多年的英勇奋斗,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1949年取得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因而结束了长时期被压迫、被奴役的历史,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种革命叙事赋予新政权以历史的正当性,同时也表明,“英勇奋斗”不仅赢得了建政,而且也将贯穿于执政之中,建国初期“胜利地进行了改革土地制度、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分子、恢复国民经济等大规模的斗争”便是如此。同样,宪法的正当性亦来自于革命胜利的事实。

   其次,“五四宪法”以国家根本法的方式开启了新的革命。制宪不是为了终结革命,国家建构本身其实就是一种革命,制宪意味着开启了非战争形式的新的革命历程。“在中国,立宪并非仅仅是对革命成功的一种承认和正当性描述,而是革命进程的一部分,立宪并非意味着革命完成了,事实上是暴力革命虽然完成,但社会领域的革命仍只是刚刚开始。”[11]宪法序言中明确提出了“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完成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和反对内外敌人的斗争”的目标,这种斗争本身就是一种革命。制宪之前是革命立国,因此制宪是确认革命事实,立宪之后是革命建国,因此行宪是保障革命进行。如果我们拉长国家建构的视线,那么1949年新中国宣告成立可以在政治意义上视为立国时刻,但它尚未召出“宪法时刻”。如果我们以正当性与合法性的两重标准来衡量国家建构,那么1949年的宣告解决的是国家“出生”问题,由此国家具有了正当性,确认这一事实的法律文件是《共同纲领》,而“五四宪法”的制定解决的则是国家“名分”问题,由此国家具有了合法性。这样,《共同纲领》与“五四宪法”共同完成了政治立国与宪法建国的两步曲。作为《共同纲领》的延续和发展,“五四宪法”依然要履行《共同纲领》作为“建国的政治基础”[12]的职能。周恩来在1953年1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0次会议上的报告中就明确讲到:“宪法草案的规定,可以使全国人心更加安定,政治基础更加巩固,各种建设都能在政治领导的巩固基础上来进行。”[13]进一步巩固国家的政治基础显然成为制宪者们为“五四宪法”嵌入的历史功能。

   (三)过渡目标在“五四宪法”中的落实

当然,“五四宪法”不是对《共同纲领》的简单复写,毕竟它要承担促成国家建构完全实现的新使命。毛泽东在制宪讨论时指出:“这个宪法,是以共同纲领为基础加上总路线,是过渡时期的宪法,大概可以管十五年左右。”[14]为了尽快完成国家建构任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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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环球法律评论》201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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