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泰:说科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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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泰 (进入专栏)  

   一百年前,清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四(1905年9月2日)上谕,接受直隶总督袁世凯、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六位大臣的吁请,“自丙午(1906)科为始,所有乡试、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也就是说实行了1300年、对于中国社会和中国人影响极深的科举制度,就此终结了。

   1.科举之废与晚清形势

   这个决定似乎有些突然,连主持科举的礼部对此也一无所知。礼部的官员刚刚费了好大的力气破除迷信,准备重修已经很残破不堪的贡院,没想到贡院从此就没用了(当时有个说法,修贡院不吉利,明代修贡院而亡国。实际上明代最后一次修贡院是在万历二年,离明朝灭亡还有八九十年。所以一直任其破败;庚子事变后简直不能用了,庚子之后,癸卯(1903)那一科会试是在河南开封举行的,原因很多,北京考场——贡院——不能用,也是原因之一。后来北京贡院拆毁最早,一进民国就成为居民区了)!

   废除科举是件大事,因为它面对的是上百万的读书人和一千多年深入人心的影响。戊戌变法时,康梁虽然也提出“兴学校”,但没有敢提“废科举”,那时只提“废八股”(也许这是个策略,因为学校与科举不两立,学校兴,科举必废)。“八股”已经作了五百多年,可以说连新的题目都出不来了(清代八股文题目都要用“四书”原文),八股文的“截搭题”(上句之尾与下句之头凑成的题。如“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可以截搭为“说乎有朋”)的荒谬,使得这种文体已经弄到人神共愤的地步。

   戊戌变法在老佛爷的干预下失败了,“新政”几乎被扫荡殆尽,但戊戌政变后仅两年就是庚子事变,经过事变、转危为安的老佛爷,性格有些改变,用唐德刚先生的话说就是,“气焰也低了,私欲也少了;年纪也大了,把握也小了。自此军政大事,也不敢乱作主张了”(《晚清七十年》),对于社会上的变革要求逐渐能够感应了。当时热衷新政、兴学校的地方官,都切实感到“学校养士”与“科举取士”之间存在着巨大矛盾(宋朝徽宗时,搞“三舍法”,以学校培养学生为主要入仕途径,也一度废科举)。庚子之后,朝内外大臣中主张废科举的人很多,如极有实力的袁世凯就是一个。但他不是科举出身,容易为人诟病。长期任湖广总督、科举探花出身的张之洞也是个积极分子,他首先提出要在十年之内废科举。当时的军机大臣是遇事模棱两可、人称“琉璃球”的王文韶,他在废科举问题上却态度坚决,持反对态度,而且毫不退让,并扬言“老夫一日在朝,必以死争之”;另一个军机大臣是荣禄,他是满人,非科举出身,不好表态。拖到1905年5月,王文韶因老病离开军机处,主张立即废止科举的袁世凯看准了机会,联合端方,又拉上张之洞等,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废除了科举制度。

   2.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人员流动

   造成科举遗绪延绵不绝的原因很多,首先是因为科举历时太久,如果从知识阶层通过一种制度安排来有机会进入统治阶层说起,几乎近三千年。

   春秋以前,社会的管理层或说统治层,都由士以上的贵族构成。此时期,只有贵族才有资格进学校,拥有知识,具备管理技能。春秋以后,原来的贵族社会管理体系解体。以孔子为代表的学术下移,有教无类,使得一批不是贵族的人们掌握了文化,成为新的知识层人士,从而获得了进入管理层的资本。因此,《管子》中对社会制度管理层人员来源的设置就产生了变化。“士”之子恒为“士”,但农夫之子中的“秀者”也可以擢升为“士”(后来还有主张通过军功进入管理层的设计——法家的主张)。这就破除了社会阶层之间、特别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不能流动的制度藩篱,其意义是很大的。此时的流动是社会转型造成的,还远不是制度安排和设计的结果。

   汉代建立了“察举”制度,这使得社会成员之间的上下流动制度化了。后来“察举”腐败了,曹魏时改用“九品中正制”(由中正官主持的地方评议)。再后“九品中正制”也腐败了,于是,隋朝诞生了科举。

   科举制可分前后两阶段:第一,唐五代阶段,基本上是考试与推荐相结合,有点像“文革”中选拔工农兵大学生,开卷考试,其录取与否与其名望有关,而名望多来自有权有势者的推荐。进士科考试内容不太确定,一般说来比较重视对策和诗文;第二,宋代和宋代以后,采取密封、誊录制度(考卷经过誊录),基本上依照考卷决定去取。考试内容则以经义为主。明代以后,“经义”发展为严格的八股文。

   3.向寒门开放的科举

   科举制度出现不久,就成为王朝官吏的主要来源。特别是宋代和宋代以后,其制度设计的精神就是把入仕之途尽量向社会下层开放。“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不是一句空话,许多历史学家做过这方面的统计。例如,北宋能入《宋史》的官员46?1%来自寒门,从南宋两个年份的进士题名录来看,非官员家庭出身的进士一个占56?3%,一个占57?9%(转引自何怀宏《选举社会及其终结》)。就拿明清一直坚持的以八股取士来说,也可证明这是为贫寒人士开放考试之门。“八股”文的题目都来自“四书”,学做八股只要熟读“四书”就得之大半。如果考试以策论为主,就非要博览群书不可,那时没有图书馆,寒士到哪里去找书?《儒林外史》中写了一个匡超人,他没有发达时还是农村劳动青年,是一边干活,一边读书的。他读的无非也就是“四书”以及八股选本之类常见书,也能考中。范进是中了进士的人,但连苏轼都不知道是何许人,大家笑他无知,这正说明他的极贫困的家世,没有可能去涉猎广博的知识,但他同样也能中举、中进士、做官。而且其取中的概率往往比博览群书的士人还要大,因为他只懂圣贤书,只会做八股,不会被其他学问干扰。

   科举使得许多人一登龙门,身价百倍。这一点在《儒林外史》中有着生动的描写。范进在中举的当天连饭辙都没有,抱着一只鸡跑到集市上去卖。可是随着中举报单的到来,银子有了,土地有了,房子有了,奴仆有了,真是一步登天,这怎么能不激起人们的艳羡?就是“进了学”——考中秀才,这个科举中的最低层次的功名,在当时也是不得?

   4.加强皇权的科举

   科举制度的思想背景是“选贤任能”和选拔人材于寒俊之中。这种思想意识产生于西周和春秋时期,代表了沉沦下僚的士人们的期待。他们还编造了或改造了一些历史故事,来说明选贤任能的必要。如伊尹说汤,成为商的开国元勋,而伊尹只是个媵臣(陪嫁的奴隶);殷高宗(武丁)从筑城的奴工中发现了贤人傅说;周文王师事姜太公;齐桓公相管仲;秦穆公以五张羊皮换取奴隶百里奚而命为相等。这些有的是传说,起于春秋间,有的是把历史改造了,如太公望乃是姜姓部族,进攻殷商时姬周与许多部族联盟,姜氏是其中的重要的一姓,儒家把它改造为一个落魄的隐士成为帝王师的故事。

   这种拔擢下层人士进入最高统治层,其作用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增大最高统治者的权力。中国改朝换代频繁,最高统治者打天下时都要联合能够联合的力量,但坐天下后,以前的联合者必然要分享权力,成为最高权力的威胁者;太平时期也是如此,掌握权力过久的大臣也是最高统治者权力的威胁。解决威胁的最好办法,就是不断地拔擢小臣以取代权力日增的大臣。小臣被拔擢,则感激涕零,一定会兢兢业业地做好工作。小臣怎么来?西方一些统治者是提拔自己身边的亲信(包括一些侍从、奴隶),宋徽宗提拔高俅也与此类似。这不仅缺少规范,而且被选拔者的道德品行(不逢迎拍马很难被在上位者赏识)也受到怀疑,从而为人们所鄙视。而科举制本质上是一种制度化的选拔小臣的方式,它相对公正,凭才能和学问参加考选,因此被选中者不仅不会被人们鄙视,反而为人们所尊敬、推崇。出身于社会下层的小臣进入统治高层,确实带来了新的气息,是官僚层的新鲜血液(钱穆先生就无限夸大了这一点)。然而要记住,小臣不是下层民众推举的代表,他们只是了解下情,可作为施政的参考。他们是小臣,与最高统治者距离悬绝,是匍匐在统治者面前的。如果他们的思想意志与决策者差距太大,他们并没有改变决策者的能力,甚至不会有这个愿望,小臣只能改变自己以适应朝廷。因此,在小臣不断地替代大臣的过程中,皇权成为绝对的权威。科举制的产生不是抑制皇权专制的,恰恰是增进皇权的,当然,它也有一定的调节作用,使皇权不至于向畸形方面发展。

   5.制造平等幻想的科举

   举制是最高统治者遴选小臣的制度,它是个选官制度,可是在史书中往往把科举与教育放在一起。孔子谈到老百姓富了以后怎么办,那就要“教之”;孟子表述社会理想时,常常提到“庠序之教”。可见,教育在儒家看来是达到理想社会之必由途径,科举似乎因与教育密切相关而伟大。三代两汉的统治者的确比较重视教育,《汉书》中有“循吏传”,所谓“循吏”就是重视教育的官吏(与其相对立的“酷吏”是力主严刑峻法的)。汉代最有名的循吏文翁之所以被人们称道,就是因为他在蜀中做地方官时积极办学,把当时最先进的中原文明推广到尚是荒蛮状态的蜀中。

   自科举制完善以后,这种情况变了。京师以及各地还有学校,但作用越来越小。统治者的新策略是用科举拉动人们的学习热忱。办学、办教育不再是朝廷首先关注的政事了,因为科举遴选的标准成为士人们努力奋斗力争实现的目标,其读书作文都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不用再施加外力。而且这个目标的实现不一定非要经过学校的正规教育,自学完全可以达到。州府县名义上的学校,在明清中后期只是管理秀才的衙门,对他们很少负有培养的责任。所谓的教谕、教授、训导,也不再是教师(但人们还称他们为老师),而只是管理秀才的学官。人们读书大多是靠自学,或者自费到州府县里私人或官家开办的书院听课学习。像汉代那样由千里之外负笈求学的现象很少见了。但应该说,明清时代培养人才的方式,更与小农经济相适应。这到底是进步还是退步呢?

   科举考试制度是面对全社会(除了少数吏人和操贱业的人士)的,这个制度设计使得通过科举考试从而出仕做官不再是少数人的事,虽然能够通过科举进入统治阶级圈子的是少之又少,但它的社会动员面却是非常广阔的。凡是有志进取,都可以投入其中。因为在人们心目中,它是平等地对待每一社会成员的。这是一场小投入、高回报的骗局。

   科举选官,对皇帝来说是选奴才。统治者把教育纳入科举考试的轨道,它不仅把读书人固定在这个轨道上,而且成为整个社会认可的价值尺度。直至今日,老百姓还是佩服“考出来”的人(传统上有三个认可:血统、打天下、考出来的)。

   在科举制度下,统治者成了受教育者的当然老师,实现了君师合一(类似中世纪的“政教合一”),这也是加强皇权专制基础。此时考生看重的已经不是真正传授给他知识的老师,而是主持考试的考官了。自己的文章内容和风格都要适合考官的口味,这样对于知识的评价标准,实际上是掌握在统治者手中了。科举中最高级的考试是殿试(清代在太和殿或保和殿),名义上是皇帝主持的,因此通过殿试(殿试只是为通过会试的进士定名次)的进士都是皇帝的学生,自称为“天子门生”,并以此为荣。皇帝不仅是这些官员的首脑,也是思想上的老师、统治者。

   统治者通过科举死死把住入仕的关口,也就是做官的门坎,通过淘汰确立了教育合格标准。你不符合我的需要,不死心塌地臣服于我,你就不要做官。读书人只有通过这个入仕关口,才能确定自己士大夫的身份。这样即使不外出做官,在家耕读,他也是乡绅。因此,通过科举带动教育的做法本质上是个奴化教育,并由此确定了一元化的价值观。在这一元化价值观面前,人们似乎是平等的。

   6.科举与八股文

明清两代的科举考试主要用八股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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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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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发现另一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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