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泰:谈谈隐士文化

——《采菊东篱下》自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65 次 更新时间:2015-04-10 09:1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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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泰 (进入专栏)  

   桌子上一杯乌龙茶,散播着阵阵幽香,靠在沙发上有意无意地面对电视,享受着退休之后的那份悠闲。我突然想到,退休是不是与退隐有点类似呢?远离了名利场的是是非非,没有了职场上的鸡争鹅斗,而且有口安稳饭吃(当然远不是所有的老人都能这样,我是托居住在大城市的福了),不必为温饱操心。有空闲时,想干点什么就

   干点什么,不干也没有人催了……如果胸襟宽阔些、为人通脱些,心闲身安,晚年可以说是人生的享受。古代的隐士们所追求的不就是这些吗?

   一

   也许正像佛教所阐释的人生难以摆脱苦谛,为了追求内心的平和安乐,隐居也是人类社会中某些人的一个选择,因此许多国家都有隐士的故事。记得我上小学四年级的语文课本(当时用的还是1940年代的课本)里就有一篇欧洲的关于隐士的故事。这是一篇批评隐士的文章,文章认为脱离社会的隐居是不可能的,文明社会所有人的一切都打着社会的烙印,你要生存、要生活就要仰仗他人、仰仗社会。当然这是对的,可是我觉得这有些无的放矢,因为隐士——起码中国的隐士追求的不是百分之百地摆脱他人与社会,他只是想摆脱社会上的一些自己不能适应的纷争,选择自己能够适应的生活方式。例如传说中最早的隐士许由,他是唐尧时的能人,很有才德,帝尧曾多次向他请教国事。尧年老了之后,想把君位传给这位谙熟国事的智者。正在放牛的许由听到这个消息后,坚决拒绝,而且赶紧跑到颍水河边洗耳,免得被这些世俗的话污染。可见隐者许由虽然懂得一些治国的道理,但他不喜欢治国实践中种种纷争,所以他逃避从政,但并未要全部脱离社会。这是中国隐士文化的起点。

   传说中的著名隐士们(被人们称为“高隐”)几乎都有拒绝高位引诱经历,“高位”有时是高官,有时甚至是君位。隐士们为人清高,视世间的名利如粪土,非要到世外漱石枕流不可。这几乎成了一个公式,正像现今要表彰一位有成就的“海归”,必须要说他如何拒绝了海外高薪、如何爱国一样。

   我觉得这不真实。其实,真正的隐士的大多数还是适应不了外部环境,从而选择了自我疏离的人生态度。这些人是平和的,与世无争的,为了生存他们也要默默无闻地工作,以获取生活资料。正像鲁迅所说要“朝砍柴,昼耕田,晚浇菜,夜织屦”(《且介亭杂文二集·隐士》),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像后世走终南捷径的假隐士那样作秀。这些真隐士大多没有名字流传下来,如《论语·微子》中提到的“避世之士”长沮、桀溺闷头种地,声名不彰,只是偶然遇到子路,有了那段问答,才被载入《论语》,为后人所知。而且这二人也仅仅是留下了名字,其“贵姓”(虽然先秦男子不称“姓”,但并非无“姓”)?其“氏”如何(先秦贵族男子必有“氏”)?都不知道。其他如讽刺过孔子的“楚狂接舆”、“荷蓧丈人”等,连个名字都没有留下来,如果不是与圣人孔子有了接触,谁知道那时的民间有此等高蹈之士。可笑的是《韩诗外传》为了抬高隐者还创作了一个故事:

   楚狂接舆躬耕以食,楚王使使者齎金百镒,愿请治河南,接舆笑而不应。乃夫负釜甑,妻戴织器,变易姓字,莫知所之。

   仿佛只有统治者加以青眼之人才有价值,这又是用做官来高扬“接舆”的老套,可是这位高隐只是从孔子的车旁一过,便消失了,谁也不知道他姓甚名谁,只好以“接舆”(从车旁一过)称呼他,而到了韩婴手里“接舆”成了他正式的名字,为了逃避做官还要“变易姓字”,真是可笑。这是战国以来士人的惯技,仿佛隐居世外的士人,个个才大如海,只要出仕就可以治国平天下。可惜的是隐士们都弃名利如敝屣,高卧不出,弄得大家只能仰望长叹:“先生不出,如天下何?”然而,这只是个美丽的谎言。隐士大多是弱者,他们自知适应性较差,没有铁打铜熬的神经,因之对刺激性强的争斗采取躲避的态度,不是不为,是不能也。应该说,孔子比较理解他们,认为“天下有道”(社会比较安定和谐)的话,他们也会与其他士人一样过正常生活的。

   二

   隐士毕竟还是“士”,有一定的文化,如果没有文化、或文化过低(所谓“低”随着时代不同也有差异),那就是一般老百姓了。有文化就难免有文字著作流传于世,另外,由于隐士生活及其思想意识的独特性,生活的简约和为人的低调也是扰攘红尘热浪的一副清凉剂,因此很为社会关注,成为文学艺术描写对象,这些就构成了隐士文化。隐士文化中特有的生活与审美理念,对于士人和社会,对于文学与艺术创作有着广泛的影响,中国传统的山水诗和文人画中所反映的大多是隐士的眼光与情怀。恕我孤陋寡闻,在我狭仄的知识范围内,似乎除了儒家文化圈内,还没有听到过另一文化圈中也有隐士文化,并对自己文化的发展有深刻影响。隐士文化展现了士人内心世界的另一面,使人感到在人的短暂一生中有许多生活方式是可以选择的。

   传说中的上古的隐士许由、巢父、务光之类,大约是不可靠的,那时“士人”这一阶层还没有分化出来。没有士,哪里来的隐士呢?《易经》中专为隐者设了一卦,即“遁卦”,以隐者的吉凶为喻,占卜吉凶。《易经·蛊》的爻辞中又以“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来颂扬隐士。如果承认《易经》产生于周初,那么隐士在商周之际已经是一个被人们关注的群体了。从商末周初到20世纪中叶(此时隐士阶层彻底被消灭)整整三千年。

   三千年,隐士作为一个阶层存在着,如按人头说何止万千。其中最杰出者有二人,一是庄周,一是陶渊明。有人问老子为什么不算?他不是骑着青牛出函谷关,向流沙走去,不知所终了吗?然而,这些带有传说性质,老子这个人是谁,连司马迁都确定不了,何况我们二千多年以后的人。另外,老子的著作《道德经》中为有权者想得太多,有的地方还流露有杀机,不像是世外人之语,宛然一个强势人物,至少他想做强者,以弱克强。这与庄子甘居弱者不同。

   庄周虽然被认为是老子的继承者(其实老子内在精神的继承者应该是韩非),又做过漆园吏的小官,但他对人生采取的是守势的,不是个进攻型的人物。庄周从心底认为自己是不能适应当时社会的。他受不了“与物相刃相靡”的折磨,更怕成为“衣以文绣,食以刍叔(草与料豆)”被牵入太庙作牺牲的老牛,因此他是看破了荣华富贵背后的风险(所谓回报越高,风险越大)、安于贫困,彻底出世。他看透了人间纷争真相,从激烈转向平淡。《庄子》的“内七篇”说了许多打穿后壁之言,为后代做真隐士者提供了心理支撑。

   陶渊明自云“少无适俗韵”,个性很强,连给长官打躬作揖都会引起内心的战争,可是他经济负担可能比庄周大(儿子就有五个),不得不为贫出仕。最终还是“觉今是而昨非”,赋《归去来辞》而归隐。此后虽然不能说再没有“贫富长交战”了,但他终于融合于大自然的雍容和煦之中,感到这才是自己的归宿。陶的突出之处在于真诚,他为贫出仕,不以做官为可耻;他不能适应而归隐,也不以隐居为清高。他没有矫激,没有假面,安时处顺,享受人生。他虽然不适应俗世,但也不自外于人世。总之,陶渊明的真诚成为后世有操守的文人士大夫处理仕隐的样板。陶渊明被认识是逐渐的,直到宋代他才成为文人士大夫为人处世必不可少的一面。不仅隐者追求“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陶渊明式的达观;就是奔走于官场的人们也把陶氏的“归去来”当作人生休憩的一站。

   庄、陶二人相隔六七百年,完成了核心隐士文化的创造,成为中国士大夫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

   自1950年代以来,我们建立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数亿人口,每个人都有一个定位,人人生活在“世内”,再没有世外之人了。不仅城市不可能,农村也断绝了所谓“隐逸”人的生存环境。

   1949年初,民主人士柳亚子应共产党之邀北上,他与毛泽东交谊很深,又极度自信,以为毛主席将把国事托付与他,可是当他到北京后一看,发现完全不是这么回事。牢骚满腹,他写诗给毛说“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分湖就在柳的老家江苏省吴江县黎里镇,柳家世居于此,他想回乡隐居了,作一个像东汉严子陵(与东汉开国皇帝刘秀交好)一样的世外高人。柳亚子先生不懂得这次不是往昔的改朝换代,他想做个太平社会的逸民是完全不可能了。虽然历朝历代,都有一些点缀升平隐士(明初,朱洪武时例外)。

   我们试想,如果柳亚子先生回到老家,土改会不会带上地主帽子?如果侥幸躲过此难,以后的各种运动中他将何以自处?退一万步说一切运动都没有事,柳先生要不要加入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参加不参加各种运动?参加不参加五十年代中叶的农村的生活集体化,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本来士人归隐的目的是追求朝市争斗之外安谧宁静的生活,希望得到精神与身体的双重放松。可是此时农村比城市的生活节律还紧张,对个人生活干扰的力度比城市还要大!当然,柳亚子并没有回到吴江。毛主席的回赠诗中有句“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于是,1949年3月29日,柳亚子由六国饭店搬进颐和园益寿堂,优哉游哉地观鱼于昆明湖畔。当然受到如此优待的柳先生还不开心,因为这与他的初衷不合。然而,在我们这些旁观者看来,柳老先生大约是解放后唯一的可以不问世事并特许的、住在皇家园林的“隐士”了。

   隐士这个阶层至此完全消失,隐士文化当然就此断绝。其实人性是多样的,社会应该是多元的,文化也应该是多层次的。自从改革开放以来,现在社会、文化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因此给人性带来更多的解放。我想过去的小农社会里产生过隐士,当社会行政化之后,隐士被消灭了;现在行政正在日益退出社会,还原社会自生性、自发性,社会又像个社会了,这样即使有了新隐士我们也不奇怪了。许多退了休的老人遨游山水,探访名胜,唱歌跳舞,结伴联欢,习书作画,怡情悦性,不再把身外事看得过重,所谓“高位不如高薪,高薪不如高寿,高寿不如高兴”,这种态度是不是深得陶渊明生活的三昧?

   我这本小书所收录的文章都是退休之后写的,写自己愿意写的东西与遨游山水、探访名胜一样是令人高兴的事。名为“采菊东篱下”,因为我自来向慕陶渊明的心态: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我觉得老人读此会感到心有戚戚的,虽然我不饮酒,但脱离了名缰利锁,超然的心态自会悠然而至,不用刻意追求。当然,这种心态是有养老金为基础的。

   传统的隐士文化出自小农社会,工商社会里会不会还有隐士的存在?这很难说。过去大家都是穷人,几乎没有个人财产,干一天活,吃一天的饭;现在有了社会分层,一生吃穿不尽的人有的是,这为某些人士隐居,提供经济基础。听说南方有些成功人士打造退居的园林,像模像样地模仿起消失了近百年的文人士大夫了,不管你说他东施效颦也好,说他作秀也好,说他“土”、没有文化也好,但确实是个新鲜事。几十年了,没有见过。再过几十年,当暴发户的二三代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真诚归隐者出现?这有待于二三十年后做观察分析了。隐士不是什么祥瑞,只是一种特殊心态、又有物质基础的人生活的选择。

   总之,只要生活在不过度束缚人性的社会,符合人性某个侧面的事物都会出现。俗话说“一龙生九子,九子各不同”,人性各如其面。工商社会与农业社会相比,竞争更为激烈、节奏更为紧张,人性更易于被格式化,这更会使一些性情痴重者难以承受。这些人如果吃穿不愁,就没准选择避世的生活。听说,日本卫生部的一项调查显示,日本的现代隐士急剧增长,且年龄越来越小。这类人不愿见其他人,拒绝沟通、行为低调、沉迷网络,对外界漠不关心,隐于常态社交空间之外,习惯爱理不理的孤僻形象。据统计人数有三百万之多,香港也有类似的情况。目前,人们把这些当作社会病态看待。实际上,这些人也是不能适应现实生活节律,对社会、人群采取了疏离态度。看来,工商社会更容易出隐士,只是暂时还没出隐士文化。中国传统的隐士文化或许能给他们一些启发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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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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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博览群书》2009-0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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